中国医疗体制的过度市场化和官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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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民生问题...

[from Darren Qiao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医疗产业论坛”上跟整个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一样，医疗服务领域不可能没有竞争，不论是叫公立还是非公立，势必是在竞争领域里进行的。怎样把握竞争，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哪个国家敢夸口说这个事情处理好了。

我们听说英国的医疗服务做的非常到位，只要有病我就给你看，结果出现其它国家的人把病人扔在英国的机场就自己跑掉，让英国医疗单位负责这个人的长期救治。这像是个笑话，是极端情况，但同时要看到在英国的医疗体制里，有时一个上社保的医疗服务，可能要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日本的情况是，只要你在日本的国土之内，走进任何一家医疗单位，先说你有什么病，人家都给你治，最后有个结算系统处理财务上的问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到的情况是他们越来越强调财政的支撑力不可持续。所以，这也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模式现在就可以长久维持下去。

如果有竞争机制加入进来，怎样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导向配合呢？

举个例子，前些年陕西最基层的农村里曾经推行过村医的政府采购制。政府有一笔给医疗的钱，这个钱要配一个机制，“村医的政府采购”就是把财政的钱和市场上私人主体的潜力结合在了一起。农村是中国现在最缺医少药的地方，陕西又是欠发达地区，它的村级实际医疗水平肯定是不高的，但它过去毕竟存在着哪怕没有执照，在村子里也有一定认可度的“村医”。我们可以在资质上做认定，哪些人确实不适合当村医，就不考虑他；有些人确实适合当村医，应该考虑。当然，准不准还有待日后证明，至少可以先把他放入村医名单，同时要求他在村里给人看病必须遵守什么规范。半年或者一年得有一个考评，看这人是否胜任。如果胜任就继续做，不胜任的话得有一个程序把他排除出去，诸如此类。

这个机制隐含的就是政府投钱的同时，也在追求把钱花得比较好、比较有绩效的保障机制。同时也意味着村医的服务可能会和更高一层（比如乡一级)的“公立卫生院”形成一种潜在竞争关系。如果一般人比较满意、信任村医，治好他们就不去卫生院了，卫生院的生意就少一些；如果他们不信任村医，哪怕再走十里、二十里路，也一定要到卫生院看病。这种竞争关系如果处理得好，似乎有一定的良性作用，不能完全否定。但最好形成规范性引导，这样的情况不能绝对化，但政府可以作为一个指导。

比如在北京就有一个对比：北京有大量医疗资源，很多社区医院和不太出名的医院现在是吃不饱的。一旦有病，很多病人都愿意跳过他们，直接跑到有名的医院去。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不去社区医院，都是直奔儿童医院而去，哪怕排几个小时的队挂号。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在竞争的同时，可能需要有引导，有竞争、有引导，有一些机制方面的追求。

最后还有两句话，中国的医疗体制存在什么问题：一个是过度市场化。得承认确实有一些畸形的东西。开大药方、片面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甚至是不给红包就不给你好好服务；另外一个是“过度官场化”，这实际是相当严重的。高端的就不说了，这是中国国情，就说低端的。中国农村的很多卫生院，说起来它是最基层的，应该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处理自己的医疗服务行为。但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情况：那里的卫生院里设了“高干病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你问农村还有什么高干？他们反问：我们这儿就没有高干了？上面有上面的高干，我们这儿也有我们自己的高干。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就叫做“过度官场化”。这两个角度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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