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应对眼前的“外患”和“内忧”

福多多

徐洪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外患内忧”的双重挑战。“外患”主要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内忧”主要是房地产泡沫严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增加。“外患内忧”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首先，考察国际经济形势，未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现在下结论显然为时尚早。仅从眼下欧洲启动7500亿欧元的拯救计划来看，一定是遇到大麻烦了。7500亿欧元相当于1万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10月美国推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规模。这件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去年底以来，欧元对美元急剧贬值，实际推动了人民币对欧元升值；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对欧洲出口；同时，欧元危机必然影响到美国金融机构和美国经济恢复，进而间接影响我国对美国出口。这对我国经济恢复无疑是非常不利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前期的一些盟友——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等，最近纷纷加入到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大合唱”；不难预料，近期里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愈演愈烈；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外部经济环境。

其次，从国内情况看，今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新政”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房地产股和银行股“领跌”于大盘，我国证券市场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股票市场一路走熊；与此同时，主要城市房地产交易量急剧萎缩，如果因此影响到地方财政平衡和经济增长，甚至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地方财政危机，则可能导致前期刺激经济政策前功尽弃，经济恢复可能出现“反复”、“逆转”或“二次探底”。此时，继续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是必然选择，决策部门可能会“以静制动”，也就是既不会贸然加息，也不让人民币贸然升值，而是维持现有利率和汇率水平。这样一来，我国房地产泡沫可能继续膨胀和蔓延，可能会积累更大风险并导致严重后果。

如果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中央银行不得不加息或采取其他紧缩性措施；或者屈服于外部压力，人民币被迫升值。加息显然是紧缩，升值也是一种紧缩，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实行“双重紧缩”，这必然从内外两个方向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房地产“硬着陆”将会打击经济增长，而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前途扑朔迷离，此时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冲击我国出口；结果很可能导致经济逆转或“二次探底”。还有一种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可能引发经济滞涨，也就是在“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和“外部输入”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经济增长出现严重下滑。这样看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确面临着两难选择。

如何打破僵局和赢得主动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加大供给管理力度。一要增加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增加各级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供给。目前，住房消费者不愿意买房，房地产开发商不愿意建房，又回到了以前的互相“对峙”和“僵持”状态，这对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和经济稳定都极为不利。二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公用事业投资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显著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三是打破国有资本垄断，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激活民间资本活力和扩大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四是采取减税措施，特别是要减少民营中小企业税负和中低收入者税负；要放水养鱼，不要竭泽而渔。

第二，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一是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将上市公司国有股中的50%股份直接划拨给国家社保基金，迅速提升我国社会保障能力。二是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向型加工工业落后产能，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三是改革僵化的“用汇”制度，鼓励商业银行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借汇、发放贷款，支持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和“走出去”，加快我国海外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建设，分散外汇储备风险和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四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建立鼓励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大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支持。

第三，继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灵活采取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要严格管住货币，也就是将广义货币M2增长控制在17%左右的水平；同时采取“非对称加息”政策，避免居民储蓄存款出现负利率；目前可考虑维持银行贷款率不变，适当压缩银行息差水平。信贷政策方面，保持银行信贷投放节奏平稳；同时采取“有保有压”政策，发挥信贷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财政政策方面，进一步增加转移支付，缩小收入二次分配的差距；税收政策方面，适当调整税负结构，减少中小企业负担，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税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