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开创难忘的新中国科技“黄金时代”

福多多

时代背景

聂荣臻元帅是开国元勋，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指挥领导肇建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主帅。1955年7月，被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6月，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此后不久，先后建议成立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并兼任两委主任。

新中国诞生初期，百废待兴，尖端科技一片空白；国际上，敌对势力利用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对我国双重施压。为冲破封锁，提升国力，1956年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以发展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所需要的尖端科技为重点，新中国科技事业进入了开创、奠基和发展的新阶段。

——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为新中国科技事业描绘出第一个蓝图，为中华民族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石。

——为打破敌对势力的“核讹诈”，催生了发展“两弹”的决策。“两弹一星”的成功标志着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

——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为中国的科技事业确立了基本政策和规则，邓小平同志称之为“科技工作的宪法”。

……

从聂帅接手科技工作到文革前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不但产生了“两弹一星”这样举世瞩目的成果，还创造了宝贵的“两弹一星”精神，同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科技管理经验：如大力协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以及科技行政两线管理等，由此铸成了我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1956年，在共和国百业待兴之时，聂荣臻元帅带着“科技强国”的夙愿，当起了科技主管，分管新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

赫鲁晓夫曾断言：“中国10年、20年不会拥有原子弹。”但不到5年时间，一朵象征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便在茫茫戈壁升起。

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在聂总直接领导下，是我国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十年，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成绩巨大。”原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这样说。

“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这样说。

基础薄弱，人员短缺，外有封锁，内有饥荒，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能够突破那么多尖端技术的难关？

今天一顶“帽子”，明天一个批斗，在知识分子遭受鄙薄的日子里，是什么让他们温暖有力，奋发拼搏？

这个让众多科技工作者们念念不忘的“黄金时代”，是如何铸成的？

大力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

突出重点，组织全国大协作进行攻关，这是在经济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科学事业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聂帅)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1989年12月29日，聂帅90寿辰，钱学森发去贺信，信中对聂帅的科技管理方法如是评价。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起步时困难重重，但聂帅始终扭住“两弹一星”的目标不放。在开始“两弹”研制工作不久，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了专家，停止援助，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留下的是“看你们收拾这一堆废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20年也干不出来”的嘲讽。

聂帅没有放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表示要“集中全国力量，立足国内，突破‘两弹’技术”。

1961年，经过3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正酝酿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随之而起。聂帅坚决反对“两弹”下马，“搞不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聂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听到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语。

在聂帅的坚持下，文革的风暴没能挡住“核聚变”的步伐。1966年8月，聂帅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两弹试验基地和一些科研单位要推迟开展文化大革命，得到会议同意，“两弹一星”的研制因此得以继续进行。

研制“两弹一星”，涉及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多个行业，至少有5600多种新型材料需要学会制造和生产。旧中国留下的仅有381个科研单位，9000名左右的科技人员。因此，组建研究机构并调集科技人员进行攻关，就成了聂帅工作的重点。

随后，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等管理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为了抽调急需的各类人才，聂帅亲自找有关单位反复协商求援。但当时科技人员短缺，科技人员在哪个单位都是宝贝。“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在聂帅为五院调集人才而召开的会议上，就有人这样念叨。

在聂帅执着精神的感动下，陈赓大将主动从哈军工调来了一部分专家、教授，通信兵部、三机部等部门也给予了支援。

当时，组织科研队伍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首先是从全国有关部门和高等院校、研究院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包括国内有经验的专家和出国留学归国人员，如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王淦昌、朱光亚等；其次是从有关高等院校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并从中选送一些人出国培训)，为各研究院补充年轻人才。各研究试验机构的领导班子和其他行政人员，则主要是从部队调来的经过战争考验的优秀干部。

为了确保不断补充优秀的年轻人才，聂帅还推动调整、新建了一批国防技术院校，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中国科技大学。据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院士回忆，中国科技大学的组建从无到有不过三个月时间，包括“筹建工作，校舍、招生、教工及教学等一桩桩、一件件事”聂帅都过问和落实。

聂帅的女儿、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聂力说：“在聂帅大力协同思想的影响下，各单位急国家之所急，不管人和物，只要能用得上的就全力支持。”如在原子能和航天技术有关项目上，中国科学院硬是调动了全院约一半以上的人力投入到技术攻关中。

人有了，劲往哪里使？

国防科技发展规划中关于原子能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等五个方面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被列入十二年规划12项任务的前列。

聂帅决定，以落实十二年规划为契机，以任务带科学，狠攻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这些攻关集中了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五个方面的力量，按不同专业，组成十六个专业组，这就是所谓的“五个方面军，十六支攻关队”。

当时，上海在工业基础、科技人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研设施等方面的条件比较好。聂帅十分重视发挥上海科研基地的作用，多次把攻克科技难关的任务交给上海有关单位。在聂帅提议下，上海从1958年开始陆续进行了探空火箭、人造卫星、半导体硅晶体管、铀235分离膜、地对空导弹等国防尖端项目的研制、试验工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组织攻关这种方式，是父亲领导科技工作的一种新创造。”聂力说。

其实，集中智力攻关，从十二年规划的制定就开始了。为制定出一个恰当的科学技术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和攻关目标，1956年，在聂帅的召集组织下，几百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聚集京西宾馆，前后用了近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规划的制定。

“首先是要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要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全面安排，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1958年12月，聂帅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对如何搞好大力协同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集中必要的力量，加强最急需、最关键的科学技术部门或学科，是迅速提高的好办法。”

大力协同在宏观上要求全国一盘棋，在微观组织内部要求在统一目标下相互结合。1961年12月，聂帅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要“搞好几个三结合，不断突破技术关”，“在工厂内部是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在工厂外部，是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结合。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

这种方式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事实上，这种大办协同、集中攻关的思想在基础科学领域也成果卓著。1982年获得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和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就是典型。

胰岛素研究项目确定不久，由于种种原因，面临下马危险。聂帅知道后，立即鼓励说，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齐心协力大协作。正是根据这种精神，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三四十位科学工作者，经过六年多不懈努力，终于取得成功。

知人善任，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

“我在聂总领导下工作了近30年。这是我一生幸福的30年。”和聂帅一起创造那个“黄金时代”的钱学森对聂帅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厚感情。他一辈子住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拒绝了无数次搬家机会，只因为这个房子是聂老总分给他的。

“我体会聂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风民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1958年，从国家科委调到聂帅办公室担任秘书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这样回忆。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被轻视和歧视的，别人也都认为“不好管”，但聂帅却把他们看得非常宝贵，尊重他们，关心他们，被称为“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

聂力到现在还记得，1958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滴水成冰。有暖气的家里很温暖，但父亲却很不安，因为他牵挂着五院刚从各地报到来的科学家们。建院初期住房紧张，有的技术干部甚至住在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我不满意，我要告诉五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聂帅去五院视察后严肃地对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说。

“科技鱼”、“科技肉”这些一度被批判的字眼，在许多科学家的记忆中却是那样美好和温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单位和试验基地生活一度十分困苦。身处茫茫戈壁的东风基地的官兵只能用沙枣、甘草叶、骆驼刺掺着玉米面、青稞面制成的代食品充饥。长期营养不良，使得许多人得了夜盲症，身体浮肿。

聂帅得知这些情况后，果断向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的领导同志求援，请他们尽快设法给予支援，划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食油、水果等。

“这批鱼、肉、大豆、海带都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聂帅对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说。

这项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东风基地的科技干部至今都忘不了，聂帅特批给他们每人每天二两黄豆，连基地司令员、政委都没有享用过。“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分了一两，就开除我的党籍。”五院的政委刘有光拍着胸脯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他们的工作服务。”聂帅的话语教导着每一个科技干部要真正做好为科技人员服务的工作。

毛泽东对聂帅有过这样的评价：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敢于承担责任。

在文革那样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敢于承担责任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文化大革命中，聂帅也没能逃脱灾难。他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万炮齐轰聂荣臻”的大字报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样的情况下，他始终把科技人员的安全挂在心上，仍想方设法保护知识分子和干部，力争减少动乱给科研工作带来的损害。

当有人在中国科学院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聂帅一听火了：“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要批来批我好了。”

1967年初，某研究院造反派决定在西北某厂召开会议，把主要的科技干部集中到那里，形势很紧张。聂帅很不放心，便打电话指示会议要改在北京开。随后，派出专机，把科技人员接回北京。哪些科学家在原单位有危险，他就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临时“借”到北京。

聂帅不但关心知识分子，知人善任，更能从实际出发，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按照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的特点来做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让知识分子的力量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为了使知识分子少受“左”的思潮和运动的干扰，专心研究，他抓住了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机，领导制定了一部旨在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宪法”，这就是著名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十四条”)。

为了把“十四条”的政策思想讲透，便于统一认识和正确执行，1961年6月12日，聂帅就“十四条”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就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自然科学学术上的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及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等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

他强调自然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即使是从旧社会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不能用管理部队的方法来管理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搬用部队工作的一套方法来处理科学技术问题。”

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帅的报告，给予一致好评和赞赏。邓小平认为，这是个好文件，要“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

聂帅了解知识分子，也了解科研规律，所以能宽容失败。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运往发射场，可惜导弹起飞后只飞行了18秒就坠毁了。

“科学试验允许失败，自行设计迈出的第一步就像小孩学走路所迈出的第一步跌了跤一样，要从所付的学费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聂帅热切的鼓励宽慰了因为失败而懊丧的科研人员，增加了他们克服难关的勇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故障原因，于1964年6月重新开始飞行试验，结果连续发射3发导弹均获成功。

这样的关心、爱护和信任，使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没有想到什么级别、想到钱，想到什么安逸，而是想怎样落实聂总指示，使国家强盛起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再不受欺侮。”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这番话，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声。

科研和行政两线指挥，让科学家管理科学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钱三强同志负责点将。”1960年的一天，聂帅在与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负责人商议原子能的相关工作时，果断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这一决定是聂帅“两条指挥线”(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管理思想的重要体现。在当时，前者是指研制任务在技术上实行总设计师领导下技术指挥线；后者是指由各级行政领导组成的行政指挥线，主要负责调动人、财、物力，确保型号研制任务的正常进行。

当时各科研院所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从部队选调来的，他们的组织、指挥、决策才能，对于搞导弹武器来说，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但没有接触过工业和科技工作。“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听科技人员的！”聂帅这样明确地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在导弹研究院，科学技术方面，他授权钱学森同志等科学家组织讨论，拍板定案，使他们有职有权挑起科技工作重担，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他不但让科学家来管科技，还要让他们少受干扰。五院成立后，聂帅推荐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钱学森常为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苦恼。聂帅知道后，征得钱学森的同意，重新调来一个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让钱学森改任技术副院长。

两线管理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在五院，建立了科技委员会，统一指导技术和学术研究工作。设立了技术指挥员和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设计师系统。科技工作中的问题，必须尊重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一般技术问题，由技术指挥员决定；重大技术工作，通过科技委员会，在广泛开展技术民主、组织技术人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由技术指挥员进行集中，提出方案交党委批准后实施。

“负责点将”的钱三强没有辜负聂帅的重托。他倾心选择、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他所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被认为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2009年5月1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烈士陵园，松柏青翠，肃穆庄严。这一天是聂帅的忌日，聂帅唯一的女儿聂力站在父亲的墓前，倾诉着她的思念。聂帅所领导的科技事业的传承者们，也一同前来默哀、瞻仰。

680多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烈士和功臣长眠在这里，陪伴他们的还有他们的老帅。为告慰父亲对东风基地——这块中国科技圣地和戈壁深处默默奉献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和广大官兵的深厚感情，聂力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在这里。

在这里，他曾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在这里，他不断听到今天已经举世闻名的现代化航天基地传来的好消息；在这里，他永远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激励着后人创造新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