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我全职陪女儿休学

源济

43岁，我全职陪女儿休学

在青少年群体中，

一场“休学潮”正在快速蔓延。

《2024年教育系统心理健康白皮书》显示，

全国中小学生休学率较五年前增长240%。

孩子不上学，

父母怎么给孩子能量？

日益扩大的休学青少年群体

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疑问，

一条联系了三位有休学经历的

孩子与孩子家长，

请他们分别讲述

休学带来的挣扎与改变。

我们也请到知名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

请她从更大的系统来剖析休学困境。

“社会的压力变大了，

孩子是整个社会系统里最薄弱的环节，

这也是为什么孩子的问题好像变多了。”

编辑：李   谦

责编：鲁雨涵

卡梅拉的女儿小恩（14岁，停学9个月）

嗜睡、头疼、肚子疼、写不完的作业、断断续续的请假…… 从大部分休学的孩子与家长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些休学前的征兆。

一开始得知女儿嗜睡，卡梅拉担心是不是鼻窦炎的症状，她带着孩子做了身体、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卡梅拉的女儿小恩14岁，原本今年春季开学读初二下学期。但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卡梅拉经常因为女儿在学校状态不好被老师请到学校去。

在她的描述里，女儿“不想上学，总是哭，会用头撞凳子，常常掐自己，嗜睡，还有猛烈的咳嗽，感觉嗓子里有异物咳不出来，不爱说话了”。

期间，卡梅拉也和学校沟通过，孩子做不完的作业在第二天课间补上或者申请不做，但小恩的情况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善。经常她上午送孩子去学校，下午甚至中午，老师的电话就来了。有时候是女儿想回家，但卡梅拉心里明白，学校也怕孩子出事，宁愿早点让家长把孩子接回去。

“请假的时长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频繁，孩子送学校送不进去了。”

卡梅拉带着小恩去做了心理测试，结果是中度抑郁、中度强迫。

和小恩类似的躯体化症状同样出现在逗号（化名）身上，但当时初中的她并没有什么求助的意识，觉得“发烧、肚子疼”不过是自己熬夜的后果。每每回忆起初中，她都觉得那段时光是麻木、混沌、浑浑噩噩的。

一条曾报道过北京一家专为休学青少年学习的空间

逗号今年17岁，如果没有休学的话，今年夏天，她就是云南省一名准高三的学生了。但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学校的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她成为了一名休学的高中生。

刚上初中的时候，逗号一直考的都是年级第一。在小学时默默无闻的她敏锐地感觉到，成绩带来了一些本不属于她的东西：不止老师会对她另眼相待，甚至很多同学来和她交朋友，会很直白地告诉她，“我妈妈说要多跟成绩好的人交朋友”。

“走在路上，前面有一个你不认识的同学，（会）跟你打招呼、说出你的名字，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逗号开始有意识地调控自己的分数，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年级第一的位置。

这些在学校里的反感和不适应，逗号没有选择告诉父母，“状态差的时候，我基本都不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问我你今天上学怎么样，我说就那样，然后我们那一天的对话就结束了。”

家长认为可能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因素

（数据来源：《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

她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要面子” ，即使是严重的内耗导致成绩下滑，她宁愿自己挺过去。当别的同学在自习或者课间休息，逗号一个人躲在楼梯间和厕所隔间。只有那个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进入高中后，逗号的状态一度有所好转，直到一次校内的荣誉评奖面试再一次把她拉回到初中那种紧张、无助的状态里。

现在回看，那场面试并不是很难，但她记得，当时从那间不大的面试房间一出来，“一整个腿在抖，声音也在抖，还不敢让同学发现”。逗号告诉我们，包括父母在内，这是她第一次跟别人谈起她当时的感受。

她形容，这种感觉瞬时把她拉回初中，让她想起每天早上吃的粽子。有一次，她把粽子忘在了抽屉里，后来腐烂的粽子化出水，让她从那以后一闻粽子就想呕吐、再也没有想吃的欲望了。

这种应激的反应让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请长假，等到九月份高二开学，她正式申请了休学。逗号在母亲的陪同下去了医院，医生给的诊断是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

医学博士、儿童精神科医生、家庭治疗师林红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家庭治疗师，林红发现，往往都是等孩子不能上学或是成绩有明显下滑了，家长才愿意带孩子来看病。在她看来，“有相当一些孩子，他们整个的求助过程其实是被严重忽视的。”

林红介绍，孩子的心理问题，大体上有内化和外化这两大类。“内化包括焦虑、抑郁、强迫，是指向我自己的。但外化包括对立、违抗，让别人不舒服。”

但令她痛心的是，如果孩子只是自己痛苦、而不让家长痛苦的话，家长就不太能知道孩子真的痛苦。

有孩子甚至告诉林红，他在家里面哭了好几个月了，每天晚上哭的纸巾能铺满半个卧室的地板。但是孩子的妈妈并不觉得他生病了。直到孩子不能上学，妈妈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她建议，青春期孩子的家长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情绪，由单纯关注成绩到首先关注情绪。青少年的情绪不好，不太容易表现为成年人的那种消沉抑郁，他往往要么就是哭，要么就是发脾气，易激惹，这些都是情绪的一个指标。

其次就是睡眠。孩子情绪不好，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容易影响到他的睡眠。现在条件好了，孩子自己有一个卧室的话，很多家长不知道孩子睡眠方面是有困难的。”

源济

小恩在画展

在小恩初二上学期，卡梅拉正式给她办理了停学。

之后，身为单亲妈妈的卡梅拉几乎是全职在陪女儿。她先是带着孩子去了大理、上海、杭州，但是小恩的状态依然是紧绷的，没有办法完全放松下来。

“在国内，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就会有人问，‘你的孩子怎么没有上学？你怎么不去上学？’（女儿）她压力还是挺大的，会觉得有罪恶感。”

卡梅拉与小恩在清迈旅居时参加的泰餐兴趣班

最后，卡梅拉带着小恩去清迈旅居了一个月。母女俩没去网红打卡地，而是去了很多免费的兴趣班，在公园跟着老爷爷做瑜伽或者去寺庙做冥想，交了很多朋友，小恩的状态也肉眼可见地变好了。“在清迈，没有人会关注你这个孩子上学还是没上学，根本没有人关注你。”

青少年有抑郁或焦虑风险时，有更高比例频繁出现不想上学的想法。

（数据来源：《2024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

林红从来不认为孩子生病是一个人的问题。“在中国，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道德评判，觉得心理问题是意志力不够坚强，好像精神心理疾病只跟这个人本身有关系。我们要看到背后更大的系统。”

对于未成年人，特别是越小的孩子，其实他完全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只能让自己被动承受环境的压力。孩子生病了，其实是很长时间里，家长和孩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学校、社会又在中间也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很多家长会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来理解孩子，觉得既然物质上满足了孩子的需求，心理上就不该出问题。

对于这一点，林红指出，“过去七大姑八大姨就是我们的社会支持，但是现代社会，尤其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很多从中小城市来的，就这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孩子，很少亲人朋友可交往，其实特别孤单。所以孩子看似在大城市，好像物质上也还不错，但其实心理上的根基并不扎实，不开心。”

逗号拍摄的照片

虽然脱离了学校的环境，能够让休学的孩子在情绪上得到一些缓解。但许多父母依然要上班，休学在家的孩子面临着“不上学之后，生活缺少重心”的问题。

休学之后，父母白天要上班、弟弟在上学，逗号面临着大量的独处时间。最开始，她每天睡12到15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刷刷手机看会剧就过去了。但很快，这种看似自由的生活让她感到空虚，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逗号在休学期间阅读的书籍、创作的绘画《異源》

她会花10个小时去创作一幅关于墨鱼的绘画并去了解头足纲生物的特点，也会因为自己的抑郁经历去读母亲推荐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但更多的时间，她在思考一个自己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自己是谁？想要什么？

“休学之前，你就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好像一有时间，你就应该去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排名。休学之后，从一个竞争体系的参与者暂时地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可以真正去看他们到底在追些什么。”

逗号创作的绘画《腐生》

休学只是给学校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自我认知的探索停下了，甚至有些孩子很渴望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注脚。

卡梅拉告诉我们，女儿小恩非常认真地找寻着自己做作业慢的原因，并且被她找到了。不是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而是阅读障碍。

从前卡梅拉留意却没有过于重视的小细节也在此刻变得清晰：小恩写的镜像字，比如英文的d会写成b，写字的笔顺不太一样，记忆事情更多通过图像而不是信息……

“她小时候看文字书，而且看了很多的绘本。她的表达能力也没什么大问题，能说出来很多别的小朋友说不出来的那些价值观，我觉得还挺棒的。再加上我的工作也很忙，我就忽视了。我不知道原来可以提前干预，或者说及时发现、及时训练。”

电视剧《小欢喜》

林红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家庭跟学校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林红看到的国外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案例中，学校会设置心理老师，他们和班主任密切配合，深入了解孩子个人和家庭的具体情况。等到儿童精神科医生定期到学校坐诊时，心理老师会通知家长，要带着这个孩子去看。

法律甚至规定，老师说孩子需要看医生的话，家长必须配合。相比于去医院、专门找医生、咨询师，这种做法效率更高，也更为实在。

林红在日本学校看到的小屋

“还有一点我去日本看到的，学校专门有一个小屋，孩子如果不能上学，家长可以把他送到这里。小屋里面有志愿者，比如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系的学生，他就陪孩子玩、聊天。等到孩子可以进教室的时候，还可以陪孩子去教室上课。等于说建立了另外一个空间，让孩子在那过渡一下”，林红介绍说。

目前国内学校很少有这种过渡空间。虽然有一些机构或志愿者做的过渡空间，但显然缺乏学校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林红还有一层担心是，如果过渡空间管理不好，有可能造成新的隐患。

源济

逗号休学期间和家人露营拍摄的照片

“看医生、做心理咨询、吃药”几乎是所有休学家庭都绕不开的必经之路。

去做了两次心理咨询之后，逗号主动告诉母亲自己不想去了。“咨询师可能带有一点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我觉得她太武断地把我的休学归因于学习压力。” 

卡梅拉与小恩旅行的照片

而卡梅拉带着女儿做了持续一年的心理咨询，医生也开了缓解情绪的药，但母女俩沟通后，决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吃药。卡梅拉心底里觉得，女儿的状态还不到要吃药的地步，又怕孩子对药物有依赖性，毕竟“吃药治标不治本”。

很多休学的家长觉得孩子得了“空心病”（一种心理障碍，常表现为内心空虚、缺乏动力、无意义感、对外界事物感到冷漠）。孩子内心没有力量，父母也深感无力，觉得自己也给不到力量。

为了让女儿恢复能量，卡梅拉用了三招：晒太阳、走路、聊天。

从刚开始在小区里面走五分钟，到后来走一两万步。虽然母女两人都不爱运动，但还是慢慢坚持了下来，小恩的状态也逐渐有了改善。

林红在家庭治疗工作坊与学员交流

林红喜欢将家庭治疗师的工作比作一个登山教练，虽然无数次登上了山顶，但每一次和她一起登山的家庭都不同，治疗过程和旅途中看到的风景一样，也不尽相同。

和传统的心理咨询不同，林红的家庭治疗不是只针对孩子一个人，而是背后的一个家庭。她解释道，“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内部，往往没有办法去讨论一些深层次的困难问题和沟通每个人的真实想法。我们作为治疗师，就是要陪伴每个家庭去深入地探讨，家庭中每个人内心可能真正想谈的话题。”

比如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行？你必须上学”，甚至有的家长不以为意，觉得“就是打得轻”。但等孩子真去不了学校，家长才崩溃了，有的还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都不上学了，太丢脸了，我可怎么见人”。

林红提到，家庭治疗并不是指望治疗师给家庭出一个解决办法，而是在治疗师的陪伴下，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最后还是要由家庭自己拿出来一个方案。”

电视剧《小舍得》

在明白“要以家庭为单位开始改变”之前，“海淀爸爸”知秋（化名）和妻子走了不少弯路。早在2023年，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士透露，北京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名学生因心理问题而“被迫休学”。

和很多“考一代”一样，知秋和爱人为了托举女儿，从昌平搬到了海淀，从孩子一年级开始，周中晚上和周日就泡在了海淀黄庄的课外补习班里，也成功地将孩子“鸡娃”鸡到了有“六小强”之称的一所初中。（海淀区的“六小强”初中指的是该区域内六所顶尖公立中学，分别是：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一零一中学以及首师大附中。）

但进入新学校不久，女儿就出现了厌学的情绪，作业写不完的情况越来越多。为了带孩子看病，知秋和爱人挂了北医六院的门诊，找过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也去做过给航天员做心理咨询的诊疗，但都无功而返。

在女儿初一下学期正式休学后，夫妻俩的战地也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从休学家长的社群打听到了扬州、武汉等外地的一些机构，通过学习来调整家庭内部结构，改善一家三口的关系。

电影《天才枪手》

知秋和妻子学习的第一个理念是无条件接纳孩子。他解释说，“可能父母在原来养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当的行为伤害到孩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孩子再重新养一遍，给她持续的心理营养。”

最初实践这个理念的时候，夫妻二人确实感到孩子与他们的对抗少了，但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女儿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开始发脾气，甚至越满足她，她越变本加厉。陪她玩游戏还不够，一旦爸爸的技术水平不达标或者网络有些卡顿，她就会生气。

而他也在线上学习的时候，看到直播间和老师连麦的一个单亲母亲因践行“无条件接纳”而被孩子打到头上流血。

很快，知秋的妻子又找到了新的学习理念，这次夫妻俩了解到，要从根本上调整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

知秋说自己原来也算是一个“妈宝男”，结婚有了孩子之后，自己主外，妻子全职在家。家里很多事情是妻子包办的，久而久之，爱人过成了队友。像很多休学家庭一样，他们也逐渐陷入了“缺位的爸爸，焦虑的妈妈，失控的孩子”的经典模型。

但在学习的过程中，知秋和爱人逐渐明白，亲密关系应该要大于亲子关系。一个家庭的核心并非是孩子，而是夫妻关系。只有父母关系稳固了，孩子才会有安全感。

一家人逐渐摸索出了属于他们家庭的方案：母亲学会退后，让父亲开始承担他原本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用夫妻共同的力量来带领孩子。定期召开家庭会议，也让女儿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最终，女儿在一年后重返校园，并在今年的中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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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旅行照

关于小恩的未来，卡梅拉觉得肯定是要回到学校的，但真正开始考察成都的学校之后，她才感受到自己的被动。

“公立学校很难转，而私立学校的回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私立学校比公立还卷，你的孩子来这成绩肯定跟不上。第二就是你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如果她在我们学校发现不适合，我们会马上退回来。会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与此同时，国际学校少则10万、动辄20、30万的高昂学费也让作为单亲妈妈的卡梅拉望而却步，“我的孩子进去了，她是开心了，我这个妈妈怎么办？我会不会为了给孩子赚学费，我自己抑郁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学校，其中却没有自己孩子的容身之地？

即便成功复学，摆在孩子眼前的是更加现实和残酷的升学路径，以及自己刚刚调整和建立好的心理防线是否会被击溃。

休学的时间里，逗号几乎和同龄的朋友、同学没有了联络，为数不多的几次还是因为她发的视频。有同学来问她养的蜘蛛能不能摸——在一个17岁少年眼中，这远比休学更令人感兴趣。

逗号与AI的聊天记录

虽然做视频能够满足逗号一部分的表达欲，但她还是会在某个瞬间非常想念学校里的生活，“我也跟AI讲话，它是能够非常照顾你的感受的，导致我会有一些怀念那种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冲突的感觉，有一点小小的摩擦感。”

谈及未来，逗号对大学是有憧憬的。她希望自己能顺利完成高中的学业，进入大学学自己喜欢的生物专业。

但眼下，对于九月份开学后回到高中复学，逗号心里又是矛盾的，“只要一走到校园那种环境，就会生理上的不适，头痛恶心，开始听不清别人说话。即使你的理智已经知道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那种生理上的感受还是会发生。”

在正式复学之前，知秋带女儿先去了一家机构进行了短期的补习，为之后回学校做过渡。他还给女儿做了思想工作，帮助她卸下心里的负担：

“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保一争二，保倒数第一，争倒数第二，在前期给孩子卸下这些压力。有的孩子还想往前冲，一回去我就一定要学好，这样相当于走还没走稳，就想跑。”

知秋为休学孩子的家长组织的公益沙龙（小红书@海淀爸爸壹叶知秋）

对于很多正处于休学的家庭来说，复学像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但即使是复学成功，那也只是一个暂时的里程碑，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知秋和妻子在女儿成功复学后，自发组织了公益性质的家长沙龙。从2023年11月份开始，至今沙龙已成功举办了19期，其中有50余个休学家庭中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谈到初衷，知秋这样说，“我们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迷茫、多么的彷徨，所以我们也想帮助同样情况的家庭。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人的这种学习和改变，跟逆水行舟一样。看到其他的家庭案例，也能够去照镜子，去提醒自己，不让自己再回到旧有的模式。”

林红举办的家庭治疗工作坊

相比于传统的一对一的心理治疗，社群往往能给人带来更为深远和持久的振动。自2020年起，林红举办了多期家庭治疗工作坊，参与的人员不一定以家庭为单位，而是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父亲、母亲。

“如果是一对一治疗，他们容易深陷于自己家庭的困境，好像天底下没有比我还惨的家庭了。家庭治疗工作坊这种场域的力量，可以在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让你同时看到每家都有每家的难处，每家都有每家的优势”，林红如是说。

每次工作坊都设立几个名额，专门给10–18岁的孩子。林红觉得，孩子的声音太珍贵了，而且有时候孩子在回答其他爸爸妈妈的困惑时，反而更能说出自己的心声。“不管他是在家庭雕塑里面扮演一个角色，还是他在旁边旁观，都是带着自己的困惑，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去疗愈自己。”（家庭雕塑是一种家庭治疗技术，通过扮演，再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力斗争关系。）

小恩在清迈旅居时参加的泰餐兴趣班

截止目前，卡梅拉还没有找到女儿复学的学校，但她在治愈孩子的过程中也重新获得了冒险的勇气， “我常常在自己的一些局限性里，比如说孩子必须要上学，对应的就是我必须要做到足够好。但是孩子她现在不愿意了，所以就倒逼我要去走一条新的路。”

小恩送给卡梅拉的生日惊喜

刚去清迈的那几天，卡梅拉忙着找房子、处理各种生活琐事，结果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但她没想到的是，女儿不仅没有忘，还偷偷给她画了一幅画作为生日礼物。

“她突然在12点的时候发了个朋友圈，说妈妈你看朋友圈。我说，哇塞，你给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以前她都从来没有悄悄准备过（生日惊喜）。那一刻我就觉得她好像在慢慢变好，因为她开始有了关怀别人的能力。”

休学带来的收获远不止如此。“大家都比较习惯快半拍，很少有人能接受慢半拍。但是小恩有两个事情，是我们停学带来的成果：一个是她长了3厘米，还有一个就是她胖了5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