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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美国是头受伤的狮子,对欧洲来说不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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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7-24 02: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国是头受伤的狮子,对欧洲来说不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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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利是法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文丨亦凡

编辑丨漆菲

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中欧峰会于724日在北京召开。值此关键节点,这段关系却充满波澜。电动车、稀土、白兰地等问题成为双方庞大贸易关系里的争端焦点。不过,谈判仍在推进——电动汽车关税的技术谈判已基本完成,稀土出口欧洲企业的审批程序走上“快速通道”,针对法国白兰地的反倾销税也有了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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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将此次中欧峰会视为重启中欧关系的契机。

中国与欧洲自冷战时代缔结起外交关系,如今创造的年贸易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巨大体量意味着深刻的交往与联结。要理解中欧关系的变化,既要了解欧洲的处境,也要认识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语境。法国著名政治和经济学学者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日前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分享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阿塔利194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该国独立战争期间,他的父亲带着一家人迁往法国。他的诸多身份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政治学家——阿塔利长年投身政坛,其影响力绵延于多位法国总统任内。自1973年起,阿塔利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开启合作。密特朗1981年就任总统后,阿塔利担任其特别顾问达10年之久,并曾作为总统协调人组织七国集团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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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阿塔利(右)与时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

到了萨科齐任内,阿塔利受邀组建跨党派的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出任主席。其间,阿塔利慧眼选中马克龙担任助手,并多次赞扬后者的能力与远见。阿塔利的赏识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克龙的步步高升。这位年轻政治家先是进入奥朗德政府担任经济部长,后辞职创建了自己的政党并竞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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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年轻的马克龙被阿塔利任命为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马克龙成为总统后,阿塔利并未在其政府任职,但这对师徒的政治理念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阿塔利亦表达了对马克龙欧洲政策的认同,及其作为欧洲政治家的认可。

除却政坛履历,阿塔利也是法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研究遍布宏观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技术变革、欧洲一体化等领域。他于1990年创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并担任首任行长,还通过创立多个非政府组织实现自己的夙愿,帮助弱势群体抵抗洪灾、解决饥饿、走出贫困。

阿塔利的兴趣极其宽泛。他热爱音乐,喜欢弹钢琴和指挥。2013年,阿塔利受到上海交响乐团的邀请来华,指挥经典歌剧的序曲演奏会。除了在艺术上颇有造诣,他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除了经济学论著,他亦在作品中探讨哲学、历史、技术,还会写散文与小说。

截至目前,阿塔利出版了近90本著作。81岁高龄的他仍笔耕不辍,几乎每周都有产出。最近的文章中,他谈及席卷全球的高温、法国的安乐死法案等问题。如何能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写作?阿塔利回答说,这和运动一样,练习越多就越擅长,另一个关键在于毅力——有这种意志且持续去做,就会越来越好。

多年来游走于政经两界,阿塔利熟稔欧洲和国际事务,也十分关注中国。自1972年访华算起,他迄今来华不下50次,曾与多位中方领导人会面。专访中,阿塔利谈到中欧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他认为双方均应做好自己的事并互相学习。在一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他呼吁欧洲需要提出明确的长期发展愿景,转变经济模式,同时打造强大且独立的国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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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时期

凤凰周刊》:我们所处的世界似乎危机重重,两场战争看不到头此外还有全球变暖、大国陷入激烈竞争、极右翼政治力量不断强化等。在看来,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最混乱或最糟糕的时代吗?

阿塔利:我不会说现在是最混乱的时代,但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见证过西方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1980年代世界存在爆发战争的风险。但自21世纪以来,现在处于一个艰难时刻。从长远着眼,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总会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走向衰落,新的大国正在崛起并可能与之竞争。

历史上也是如此。以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例,当时英国还在假装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国,而美国尚未下定决心与之竞争成为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级大国。那是一个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抬头的时期,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都出现了这种趋势,战争随之到来

如今的情形如出一辙——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正在走向衰落,又不愿放弃其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其他大国正在崛起,排在首位的便是中国,它正与美国展开某种程度的竞争

此外还有其他潜在力量,像欧盟和中东地区等。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整个中东,撇开战争不谈,这里拥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从埃及到伊朗,人口超过5亿,资源极其丰富。此外还有南亚的印度,它正在崛起,未来也将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眼下,我们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主要源于美国、中国、俄罗斯这几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说到战争,目前有两场分别在中东乌克兰进行。更大的危险在于未来可能爆发的其他战争,因为没人知道美国是否会继续支持其盟友。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未给予充分支持,这可能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干预的念头。我认为,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凤凰周刊》:你在许多文章中表达过对欧洲未来的担忧,并提到欧洲要抓住2025年这一机遇,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参与者。这个机遇是指什么?

阿塔利:欧洲具有成为世界第一的潜力,这不是指人口数量——我们只有约5.5亿人口,而是生活质量、繁荣程度、经济总量、资本积累、人均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各个角度来看,欧洲都表现出色,比如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就在芬兰。按照国际标准,在许多领域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府,没有一支欧洲军队,我们更像是“猎物”而非“猎人”。因此,很多人只是把欧洲看作一个消费市场,而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工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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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育制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如果欧洲无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像“德拉吉报告”(注: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于2024年牵头完成的报告《欧盟竞争力的未来》)中提出的那样——这些恰恰是中国在过去十年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实现的——欧洲将迅速衰落,甚至失去成为世界头部的可能。

然而,眼下的欧洲正面临衰退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强调,欧洲需要强有力的工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并且建立自己的共同防御能力,而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已经不再可靠。我们不应再指望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如果欧洲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走向衰落。届时,全球权力格局的平衡将变成正在衰退的美国与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对峙。

《凤凰周刊》:当我们谈论欧洲的时候,总会谈到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并将他们视为一股破坏性力量。你认为是什么给极右翼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阿塔利:这其中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欧洲,人们也在呼吁建立一个在安全领域拥有强大权力的政府。这里说的不是国防层面,而是国内安全层面。第二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威胁。我不会说是伊斯兰教(Islam),因为它是一种相当和平的宗教,伊斯兰主义却涉及恐怖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入侵行为。很多人认为,相较于政治光谱中的其他派别,极右翼在打击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要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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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应向中国学习“工作文化”

《凤凰周刊》:一众欧洲国家中,法国向来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马克龙的对华政策你有何评价?

阿塔利:我不是法国政府的发言人,但作为一名学者,我非常了解欧洲包括法国的许多领导人。我想说,法国的对华政策一直非常平衡。我们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我本人也有幸见过许多中国领导人。中法两国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精英的选拔方式与欧洲不同。这是一个主要差异,但你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方式。

《凤凰周刊》:如你所说,中法乃至中欧体制并不相同,有时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但双方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经贸联系。今年恰逢中欧建交50周年,你也见证了双方关系的演变。有什么可以向我们分享的吗?

阿塔利:年纪足够大,曾是文化大革命”时代最早访的欧洲人之一。1972年,我在中国待了近一个月。自此之后,我去了中国五十多次。我认为中欧在文化、科技和工业方面的关系是牢固的。这是非常重要且根本性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接受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合作,但欧洲应清楚认识到,中国模式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中国的工作文化

如果我们能在欧洲建立起一种民主制度框架内的类似文化,将至关重要。我常,我们应让自己进入一种战时经济状态。我并不说真要发动战争,不是指要发展国防工业,而是要意识到我们正在打一场对抗气候变化的战争”,此外我们还要与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等问题作战。要应对来自上述领域的挑战,欧洲人必须比现在更努力工作。

《凤凰周刊》:近年来,中欧之间面临不少挑战,你如何评价当前的关系?

阿塔利:目前并非一种健康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了对抗。欧洲人担心的是,中国商品带来的“海啸”会冲击到我们的工业。汽车产业是一个关键的例子。我认为这其实证明了中国产品的质量,而非对中国的批评。但我们确实担心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因此将会采取防御措施。当前的核心是要确保欧洲在全球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因此欧洲必须保护自己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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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正就中国电动汽车征税问题进行谈判。

不过,欧中之间并不存在边界争端,也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除非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中国明确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届时欧中之间可能会出现军事对抗。但目前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凤凰周刊》:中欧应如何避免陷入你所说的对抗?

雅克·阿塔利:简单来说,欧洲和中国只需各自做好自己的部分。欧洲要变得更有韧性,不应过度依赖中国产品,而要学会找到其他替代品。对于磁铁或稀土等关键产品,欧洲也要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总之欧中可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这些是可以做到的。至于人权方面,双方依然会持有不同观点,这将继续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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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中欧班列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编组场等待发车。

 楼主| 发表于 2025-7-24 02: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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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应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

《凤凰周刊》:美国是欧洲的盟友,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很多挑战。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美欧关系将如何变化?

阿塔利:不仅特朗普,早在他之前,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就开始从欧洲撤离。美国的关注重点逐渐从大西洋地区转向亚太地区。这种转变已持续多年,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重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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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加速背离欧洲。图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

特朗普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真正意义上从欧洲撤离,并且不再将欧洲视为朋友。在此之前,美国仍将欧洲当作盟友。特朗普甚至宣称,欧洲是美国的“敌人”。第一次有美国总统明确表示,欧洲是竞争对手。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问题在于美国正在衰退。当一头狮子受伤时,它是最危险的。一头受伤的狮子远比健康的狮子更危险。而现在的美国,就像一头伤痕累累的狮子。他们面临很多问题:基础设施破旧,教育系统糟糕,酗酒、毒品、暴力等问题严重。

这种危险的状态可能引发危险的反应。我希望美国能以和平的方式应对,专注于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通过对外采取激进举措来转移国内矛盾。

《凤凰周刊》:美欧关系中,欧洲似乎总是被动的一方。欧洲如何能掌握主动权?

阿塔利:欧洲人必须发展出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意味着要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增加国防支出——但不是通过购买更多美制武器来增加支出,那样是愚蠢的。相反,应该通过发展自身的国防工业来实现这一目标。

正如美国过去证明的那样,当你发展国防工业的同时,也是在推动整体工业的发展,因为许多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的性质——互联网最初就是作为国防创新而诞生的。我可以列出上百项最初源于国防、后来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的创新。因此,要将国防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这正是欧洲目前缺失的一个支柱。

《凤凰周刊》:但在俄罗斯看来,这会否是一个危险信号,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入?

阿塔利:在欧洲,我们的国防开支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而俄罗斯的国防开支约占其GDP10%,这是一个极高的比例。不过,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与西班牙差不多,仅为欧洲的十分之一。因此,我认为不存在俄罗斯(在国防工业上)投入得更多的风险——他们没有能力投入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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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和国家都要树立愿景

《凤凰周刊》:从密特朗总统时期开始,你曾与许多欧洲领导人共事,你认为当今欧洲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

阿塔利: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法语标题是《世界:发展世界的使用手册》(The World: The Manual for Developing the World)。本书核心观点之一是:欧洲需要能提出愿景的领导人。我们需要对欧洲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构想。我梦想能有一位领导人站出来说2050年的欧洲是什么样的,并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景,哪怕只谈2040年也好。

这就是我希望努力的方向。但现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谈论2040年愿景”。据我了解,中国有着“两个百年”(分别在2021年和2049年实现)的发展目标,印度、沙特阿拉伯也有着类似的长期愿景。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要发展,必须有一个长期、明确的愿景,而不是模糊的设想。欧洲也需要这样的愿景。

未来欧洲应发展特定产业,而不是样样都做。我将其称为“生命经济”(economy of life)。面对全球性危机(如疫情、气候变化、不平等)时,传统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暴露出巨大弊端,新的经济必须围绕“生命”本身重新组织。它包括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农业、数字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对下一代人有益的产业。

与之相对的则是“死亡经济”(economy of death),这是一种短视、掠夺、忽视人类生存质量与未来福祉的经济模式。它包括那些应被淘汰的产业,比如化石能源、重污染工业、成瘾性产品产业、剥削性金融业等。

我们的口号应是:打造一个“生命经济”的2050年欧洲。这场转型中,欧洲可以成为领跑者。中国虽然没有提出“生命经济”这个词,但我看到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中国在可持续能源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且一直大力推动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发展。

《凤凰周刊》:你作为马克龙的政治导师,如何评价作为总统的马克龙,他是一位合格的欧洲领导人吗?

阿塔利我不愿对这类问题发表评论,但我会说,我赞同马克龙政府当前的欧洲政策以及立场。我认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出色的欧洲领导者。比如他曾于615日访问格陵兰岛,表达法国和欧盟对这片丹麦自治领地的支持,并明确反对特朗普吞并格陵兰岛的企图。这是一个很好的行动。欧洲事务方面,他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做出许多贡献。

《凤凰周刊》:当下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年轻人都面临很高的生活压力,同时又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如何看待眼下年轻人的焦虑?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阿塔利:你说得对,这是当下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年轻一代正迎来一个艰难的未来:气候变化加剧、潜在战争风险增大、生物多样性丧失……

这也是为何现在的年轻人总是非常悲观。往往在处境非常糟糕的国家,人们才会乐观。根据联合国2022年的一份报告,阿富汗在“整体幸福感”中排名全球垫底,但该国人民在对未来五年预期的主观判断中表达了“乐观”态度。因为他们的处境已经糟糕到了极点,境况只能变好。

而在法国,人们非常悲观,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好了,我们确信将来只会变差。当你境况不错时,你不期待会变得更好,而是害怕失去已有的状态。欧洲就是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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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上涨成为欧盟年轻人首要关心的问题。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要树立一个愿景。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国家,都需要一个“2050年愿景”。如果我才20岁,我会问自己:“20年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努力制定并实现自己的计划。
从“死亡经济”向“生命经济”的转型,可能是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育、文化、医疗、可持续能源、再生农业等方面做得更多;在化石能源等不可持续的消费方面做得更少,才能让年轻人的世界不再乌云密布。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意义,这才是获得希望的唯一方式。

(实习生朱若晚、李逸珂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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