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意图掌控监管超过15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机构主导权。
作者|保罗·R·拉莫纳克(Paul R. La Monica)罗斯·莱文(Ross Levine)
特朗普政府试图加强总统对独立金融监管机构的控制,这一举动应当引起美国全国警觉。如果成功了,未来可能会有一位政客前所未有地掌控谁能获得贷款、数万亿美元的资本如何定价和分配,以及哪些公司能够崛起或衰落。
特朗普及其盟友认为,既然宪法要求总统“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那么总统就有权解雇所有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包括那些历来被保护在政治干预之外的机构,比如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
如果法院认可这一理论,白宫将掌控监管逾15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机构——这一规模大约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也是全球股市总市值的两倍多。这足以让政府奖赏盟友、惩罚异见者,并将金融武器化,用于追求短期政治目标,而牺牲国家的长期经济健康。这种权力将与国会的宪法拨款权相抗衡,甚至可能超越国会。
但我们也不应美化现状。如今支离破碎的监管体系,远称不上民主问责或技术高效的典范。以美联储为例:它负责监管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及其他重要金融机构,但对外公开的仅有压力测试摘要和一些笼统的执法行动。美联储的内部讨论、检查员报告以及监管数据大多对国会和公众不透明,这妨碍了对其监管成效的事后评估。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后,美联储监管失误的问题也是在国会施压和选择性披露下才逐步浮出水面。没有及时的数据,就没有问责。
这种不透明性使得未经过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他们往往是与行业关系密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频繁流动的内部人士——能够在几乎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塑造金融体系。这正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监管机构未能察觉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因为在为时已晚之前——无论是国会、白宫还是公众——都未能全面掌握金融业的运作情况。
同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拥有广泛的权力,却缺乏透明度。它很少解释执法行动背后的理由。SEC因其在ESG规则上的不一致、对加密货币的选择性打击,以及“以执法代替监管”的做法而受到批评。最近一位联邦法官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削弱法律的明确性。
然而,数十年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预算控制还是日常运营控制,政治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干预都会导致危机更频繁、救助资金被浪费以及资本配置失当。研究还指出,金融创新的速度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监管,而不是缓慢的政治微观管理。金融科技、稳定币和算法信贷模型的兴起,正好说明了市场变化之快,也凸显了僵化的政治流程有多难跟上步伐。
研究同样显示,如果缺乏透明度,监管独立性反而容易滋生监管俘获。只要缺乏阳光,游说者就会如鱼得水。金融行业每年在联邦游说上的花费超过6亿美元,甚至超过国防承包商。它通常将影响力精确地施加在本应约束它的机构上。
因此,我们陷入了危险的困境。若让政治领导人直接掌控,信贷就会沦为权力的工具;但如果交由未经过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管理,又会出现被利益集团俘获、安于现状和无所作为的局面。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所警告的,我们首先必须赋予政府管理人民的权力——然后还要让政府能够自我约束。
目标并不是在技术官僚治国和专制之间做选择,而是要建立一个兼具专业能力、透明度和明确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系。
应当公布监管手册,公开详细的监管数据,要求高级监管官员在公开听证会上为自己的工作记录进行辩护。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所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有在透明之下,公众和民选官员才能让所有监管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银行监管机构,也同样存在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等监管部门——它们如今监管着数万亿美元规模却鲜少受到公众关注的市场,例如私募股权和加密货币领域。
监管机构常常警告说,提高透明度可能会引发市场恐慌或不稳定。但事实是,保密并没有阻止危机的发生,反而助长了危机。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掌握金融权力的人——无论是未经过选举的官僚,还是现任或未来的总统——都缺乏真正的制约。
明确法律。长期以来,国会通过诸如“确保安全与稳健”或“应对系统性风险”这类模糊的指令,将艰难的决策外包出去。例如,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赋予监管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决定哪些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因此“太大而不能倒”,或彼此联系过于紧密,它们必须遵守哪些规则,以及何时介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但这种过度的模糊性让问责变得不可能。立法者应当明确规定可监测的目标,以便根据监管机构的表现进行评判,也让法院、总统和选民无法随意曲解法律以满足自身需求。
最后,应当关注合理的监管架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都应设为多成员委员会,成员任期应错开,并且只允许在有限且明确的理由下予以罢免。这样既能防止党派轮替带来的剧烈波动,又能保留专业知识和机构记忆。
这里关乎的不仅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根基。市场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资本能够凭借自身优势自由流动,而不是依靠强制命令。当信贷决策被集中掌控——无论是在白宫的作战室,还是在监管者的密室里——裙带关系就会蔓延,创新会停滞,系统也会变得更加脆弱。
如果金融治理出了问题,我们最终会发现,资本流向的将不再是最优秀的想法,而是关系最深的人。问题不在于是否监管,而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以及如何监督。
关于作者:罗斯·莱文(Ross Levine)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合著有《金融守护者:让监管者为我们工作》一书。阿米特·塞鲁(Amit Seru)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史蒂文与罗伯塔·丹宁金融学教授。像本文这样的特约评论由Barron's新闻编辑部以外的作者撰写,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看法。
本文为Barron's原创文章。英文版见2025年6月4日报道“Trump’s Fight With Regulators Is About Who Watches the Watchers”.(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和金融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