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意料中的“关税大王”，特朗普上任当日便不出意外地祭出了“关税大棒”，宣布将建立对外税务局，对外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同时，从2月1日起，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而在1月21日，他进一步誓言将对欧盟征收关税，他还说，对中国进口产品的10%关税最快可能在2月1日征收。这对世界贸易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已经步入第30个年头的WTO来说，亦不是个好消息。WTO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也为全球贸易、规则和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一些国家开始变得更加“内向”，更加关注“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经济利己主义正在挑战WTO成立前后的全球化思潮。《凤凰周刊》专访了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尝试总结中国“入世”以来与WTO双向共赢的经历和经验，解析WTO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词。
特朗普上台，遭受冲击的不仅是WTO
《凤凰周刊》：对特朗普重返白宫，WTO内部普遍感到忧虑，但美国由于担心其与160多个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未必会轻易退出WTO。那么美国会热衷于谋划WTO的改革吗？屠新泉：确实，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于WTO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第一，特朗普不相信多边主义，他认为这种多边的安排不利于美国国力的发挥。第二，他很不喜欢国际法对美国的制约。而WTO就是要集体决策，要强调规则的约束力。从理性的分析来看，我们都觉得美国应该不会退出WTO，因为退出WTO对美国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而且从必要性来看也不高，但是美国肯定不会去积极地推动WTO的发展，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制定新的规则，美国不会感兴趣。WTO改革是在上一任特朗普任期内提出来的，但有当时的背景。他要制定新的WTO规则来更好地制约中国，但是结果也并不是很好，因为WTO改革面临很多机制上的约束，美国并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来制定规则或者是改革WTO，所以到了拜登任期内，其实WTO改革就已经被放弃了，美国再也没有提过WTO改革。《凤凰周刊》：当WTO成员之间协商一致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新的区域贸易协定也就由此诞生，这对WTO既有秩序将带来何种影响？屠新泉：特朗普上台之后，不仅是WTO，其实区域贸易协定也受到了冲击。2017年，特朗普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以至少从美国的角度，他对区域贸易现在也不感兴趣，因为区域贸易毕竟还是要推动自由化的，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但是特朗普不想要自由贸易，他就想要美国的行动自由，想要美国自己通过贸易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去重建制造业，这些方向都是跟区域贸易相悖的。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当然，对于其他的国家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WTO受到了冲击，框架内的谈判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么很多成员就在WTO之外推动一些区域性的合作。比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几个国家达成这种小范围的区域协定，自己在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冲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损失或风险。那么相关的区域贸易协定还是会继续推进的。包括我们中国也在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除了美国以外的国家，还是愿意推动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那么他们需要寻找自己的路径。《凤凰周刊》：对于目前的形势，WTO也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外，寻求一个“第三方”或“第三极”，来引领和推动WTO向前发展，您认为“第三极”会出现吗？在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屠新泉：对WTO来讲，现在这个形势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往都是在美国的领导下推动这些规则的前进，但现在不可能指望它再去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如果说想要推动WTO向前发展，就得有别的国家或经济体去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目前我们确实还不完全具备条件。那么相应的来讲，其他的一些成员，或者我们叫第三方势力或者中间大国，可以在WTO的发展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第一，这些第三方国家的发展方向跟WTO是一致的，他们支持经济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也支持WTO规则导向。第二，他们也具备一定的能力，因为如果说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的话，它并不比中美小，这些国家如果真的能够形成一个集体，确实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乐见其成，我们不阻挠这些想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各方努力，甚至中国在某些环节也是很积极的参与方。我们更担心的是集团化，是WTO南辕北辙，分成两个集团，现在美国在试图迫使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开放来留住这些国家，跟我们继续保持贸易投资的合作，继续保持产业链的合作，我们不会像美国一样迫使他们选边站，而是通过发展来发挥我们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中美博弈，最终是一场发展竞赛
《凤凰周刊》：您曾经提到需要制度型开放为外资在中国营造更好的发展空间，但也提到由于地缘政治紧张，目前企业和政府都有“风险最小化第一”的取向。就中国国内的形势而言，如何缓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屠新泉：的确，由于这两年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形势的紧张，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它的不确定性都在提高。但是从过去这几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我始终认为中美的博弈最终是一场发展竞赛，是看谁发展得更好，谁就笑到最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目标还是应该以发展最大化，而不是追求风险最小化。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要把创造最好的发展环境放在第一位，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快更大的跳跃，让我们在世界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5万亿GDP城市。
《凤凰周刊》：CPTPP对于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吗？屠新泉：从理性的角度讲，我们都希望世界能够重新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重新回到尊重市场规律，全球共同参与经济分工合作的状态。从中国的角度讲，我们当然是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的，一方面我们是经济全球化非常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这种开放，能带来更大的利益，实现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积极申请加入CPTPP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CPTPP代表了比WTO更高一个层次的全球经济分工合作。就是推动自由贸易，推动投资自由化，推动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这些都是符合我们追求的方向的。目前，中国加入CPTPP的进程也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但即使我们还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正式加入CPTPP，我们也可以通过自主的扩大开放来落实、履行、执行CPTPP的一些规则和要求。只要这些规则和要求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自主去推动，而不一定要等到谈判的结束。这和我们在“入世”之前的情况是类似的。其实CPTPP跟我们现在所推动的制度型开放非常契合。制度型开放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准入，不在于边境措施，不在于降低关税，允许外资进入某个行业，而是不同的成员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监管体系、标准上的协同。它的目标就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让各个国家之间制度层面更加地协调和一致。当然完全等同不太现实，但是尽可能减少这种差异、摩擦，提高相容性。这使得要素、企业、商品数据等方方面面的流动都能够更加顺畅，也会减少国内企业的适应期。一个企业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投资，会发现对方国家的市场环境跟本国差不多，那对企业来讲就是最舒服的。目前CPTPP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推动，它和我们制度型开放的目标是非常一致的。
《凤凰周刊》：伴随着2001年成功加入WTO，中国实现了全面融入全球贸易的目标。得以在谋划“复关”十五年后加入WTO，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还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屠新泉：任何事情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我觉得首先还是必然性。第一个必然性就是中国非常坚定要加入WTO，非常坚定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这是我们的自主选择。虽然经过15年的谈判，但是我们初心不改。第二个必然性就是说世界需要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经济都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大时代，和平和发展成了世界的主题。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把中国融入到国际大循环当中，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和平的角度，都是世界所需要的。◆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图/WTO官网
这其中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复关”到“入世”，中间有过很多的波折。但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美国，对于开放的世界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需求非常强烈，所以也有很强的意愿把中国吸收进WTO。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作为一个拥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的大国，也成了大量的外资企业，或者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转移的一个重点方向，加入WTO也是恰逢其时。《凤凰周刊》：“入世”之前，各界曾担心中国原本并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相关行业会在“入世”之后遭到外国企业的强烈冲击，但从实际效果看，类似海啸式的冲击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在面对外企入局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屠新泉：我觉得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加入WTO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过程，从我们1986年申请“复关”开始，甚至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开放进程，而且奉行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思路和策略。在渐进的过程中，我们的产业一直在不断适应变化，也练就了一定的适应变化、适应冲击的能力。第二就是我们融入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我们“入世”，跟世界更多是一个垂直的分工，而不是一个水平分工。我们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当中，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分工合作。“入世”以后，并不是外国的产业替代了国内的产业，而是外国的产业跟国内的产业实现了很好的互补，跟我们国内的劳动力优势、土地优势等相结合，让我们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是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外资是开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假设我们不对外资开放，仅仅是开放贸易，外资企业就会向中国大量地出口，但是我们对外资开放以后，外资就进到了中国市场。他们利用中国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当地进行生产，无论是附加值低还是高，至少它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所以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的贸易冲击。在中国的开放中，对外贸和外资同时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很多国家其实在开放过程中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中国是这样做到的。《凤凰周刊》：三十年来，中国借助WTO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怎样评价中国对当前WTO所发挥的作用？第一是中国很好地履行了“入世”的义务和承诺，我们通过大量修改完善国内的法律法规，来对接WTO的要求，也按照承诺开放我们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非常认真、非常严格地遵循了WTO需要我们做出的承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第二，中国非常认真地参与了WTO的各项活动，无论是谈判、争端解决、贸易政策审议，还是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会议等等，中国都是一个非常积极和认真的参与者。第三，“入世”之后WTO重要的谈判中，中国始终都是一个积极的贡献者，包括《信息技术协议》的扩围谈判，主要的关税减让都来自中国，投资便利化也是中国主动发起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WTO规则向前走，积极推动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开放的诸边协定，可能是当下世界贸易的次优选择
《凤凰周刊》：协商一致原则是WTO运行的重要原则，但随着WTO成员的增加，达成协商一致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下协商一致原则有哪些改进的思路和空间？屠新泉：协商一致是WTO的一个基本决策机制。它最基本的一个逻辑是，WTO是一个关于成员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交换，你要享受权利就得承担义务，承担了义务才能享受权利。所以WTO的任何决策都关系到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每个成员都应该对权利和义务有发言权。但是协商一致确实也有它的一些弊端，因为协商一致相当于每一个成员对任何一个WTO的重要决定都有否决权。那么可想而知，任何一个决定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一些成员的利益，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或限制，那么就很容易导致由于个别成员，影响WTO的效率和效果。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大多数人有一个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在现有情况下的次优选择，叫做开放的诸边协定。意思是，WTO的决定或者说决策可以在一部分成员之间形成共识，其他的成员可以不参加，但是不参加的成员就不承担义务，可以享受权利，同时不参加的成员不要阻挠诸边协议的决定。我觉得从逻辑上来看，这种模式是比较好的。《凤凰周刊》：WTO上诉机制的危机是当前WTO继续运行遭遇的最大挑战，也由于上诉机构的停摆，WTO失去了在形式上裁决贸易纠纷的可能性。有观点称，世界贸易体系规则已经完全被丢在一边了。如何看待当前WTO面临的危机？屠新泉：上诉机构的问题确实是WTO目前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上诉机制的设计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比较乐观的情绪下形成的安排。但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美国在上诉机制下，确实面临比别的国家更大的压力。一个原因是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美国的任何举动都容易引起大家的诉讼，被告得多败诉的概率就高。由于败诉的是行政部门，但立法权却在国会，随着二者分歧越来越大，美国国内对上诉机制也越来越怀疑。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无解，因为美国绝对不会恢复上诉机制，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但是对于其他的成员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权威的独立的司法裁决。所以中国、欧盟、日本等二十余个成员于2020年成立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对于WTO的绝大多数成员，或者说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成员来讲，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或者说仲裁机制，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法律上的纠纷，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23 08:38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