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节目《她的房间》第一集,时隔22年,主持人张越与刘小样再次进行对话。“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刘小样这样形容自己之前的生活。张越被这句话久久地震动。“她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人类的宿命,不都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吗?”
故事从一通电话开始。
2001年秋天,关中平原上一位名叫刘小样的普通农村女性,给当时国内最早的女性电视栏目《半边天》打去电话。此后,她又给栏目组写了数封长信,诉说自己生活中的苦闷、躁动和渴望: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集,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去遵守这些规矩。”
这些朴素、未加修饰、刺破生活真相的话语,深深震动着栏目组的每一个人,包括主持人张越。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夜,张越带着《半边天》栏目组,从1100公里以外的北京来到了陕西咸阳附近的一个村庄,推开了刘小样的家门。
坐在自家的二层红砖自建房前,穿着一身大红色外衣的刘小样,发出了新世纪初一个普通农村女性最深切的声音: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来自关中平原的声音,每一个字都振聋发聩。(图/《我叫刘小样》)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引发大量观众共鸣。很多媒体同行、机构找到张越,想要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希望能跟她聊一聊,看看能帮她点什么。
刘小样统统回绝了。她跟张越说:“我心里特别不平静,但是我没有机会改变了。如果我是我们村里那些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我就走出去,去城市里面,去闯出另外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我现在走不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学历又低,又没什么专业技能,我到城市里面能干什么呢?我只能在家里边守着,特别不甘心、特别难受地这么熬着。既然我已经走不了了,你就别让那么多人来诱惑我。”
那期节目结束了,谁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的节目、一群一阵风似的来了又走的“城里人”,在刘小样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震荡。张越则继续在中央电视台做着主持人的工作。和刘小样相比,张越有着看上去更加丰富、宽广的生活:她在演播室与不同性别、阶层、身份、地域、文化背景的人交谈,也带着摄制组上山下河,走遍大江南北,去过高山、矿井,也去过那种从来没有外人去过的山寨、不通路的山区,数十年如一日。
媒体人张越。(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张越的手机坏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家庭地址因这次故障同时丢失。刘小样手机里则始终存着张越的电话号码,但10多年来,她一次也没有拨通那个电话。“她就是不找我——她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内敛的人,她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给别人添麻烦。”张越解释道。
故事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直到2021年,《人物》记者安小庆将《半边天》、张越与刘小样的交集从自己手机备忘录的选题表中翻出来,故事有了后续。经过不懈的努力,安小庆找到了20年后的刘小样,深入采访后,发表文章《平原上的娜拉》,在全网引发热议。
20多年前,大凉山深处,一个将近零点的周末深夜,正在读初中的安小庆在电视上看到了重播的《我叫刘小样》。“和许许多多的观众一样,我被镇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家媒介平台上,看到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对存在本身的不满和困惑。那时我还没有念中文系,不懂西西弗斯,不懂现代性的张力,也不懂娜拉和女性主义。”
那个关中平原土色背景下的大红色身影,一直扎根在安小庆的脑海深处,促使她在成为记者的若干年后联系到张越,追寻在平原上“发着一场旷日持久高烧”的刘小样。三个女人联结、接续了这段跨越20多年的故事。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越、刘小样、安小庆。(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年初,电话再次被接通,这次是张越给刘小样打去的。张越问刘小样在干吗,刘小样正在地里,她说:“当时做了个节目,好多人都说我挺有思想的,觉得我好像得干点什么事业,写个书啥的。其实我文化低,没写出来,好多我想干的事我都干不成,我也不会。可是我会种地,我种地种得可好了,村里人都说我种得好。我现在站在我种的庄稼面前,看着这一大片麦子,我可舒心了。”
挂掉那通电话,张越特别高兴,她放下了一百个心。那天,张越做了一个决定,她跟刘小样说:“咱俩再聊一次好不好?”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长篇散文《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书中,她探讨了社会上针对女性的孤立和不公正现象。她说,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指的不仅是女性经济独立、生存创作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女性内心的精神空间。
12月18日,《她的房间》在优酷人文独家播出。节目通过寻访人张越的视角,以访谈、对话的方式,针对8个当下重要的女性议题进行讨论,提供女性成长的切面和样本。
《她的房间》第一期,就是张越和刘小样跨越22年的对话。《半边天》中,刘小样的第一个镜头,是她在光线昏暗的厨房里做油泼面,招待远道而来的栏目组;《她的房间》里,她的第一个镜头同样在扯着油泼面。不同的是,如今她家的厨房变得窗明几净,墙上贴着亮白色的瓷砖,农村传统的烧火灶台也变成了西式厨房,煤气灶、微波炉、抽油烟机,一应俱全。
房子也是崭新的。原本的二层红砖院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白色大平房,门前开满了紫茉莉和玫瑰,墙角的三角梅是刘小样从南方带回来的,可惜只开了一次,现在只长叶子,不再开花。一切都说明,生活正在变好。
“她们就是普通农民。直到现在,刘小样也是种着10亩麦子的普通农民,她不是发了财的人,但是她的房间变干净了,变漂亮了,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好。”看到刘小样家中环境的变化,张越挺高兴的。
22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变了,又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新节目中的她变得更加圆融、憨态,眼角的细纹变多了,一笑就藏不住,颧骨依旧高高的,嘴唇上的口红颜色盖过了脸蛋紧致处的红。她不再穿着人们印象中的大红色衣服,而是穿一身简单利落的T恤衫、牛仔裤。
如今的刘小样,变得更加圆融。(图/受访者提供)
22年前,拍摄结束后,张越回到县城的宾馆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刚要出门,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刘小样冲进来——她从村里追到县城,追到了栏目组入住的宾馆。她扑到张越怀里,开始长时间的大哭,哭得张越手足无措,张越只能等她哭完。刘小样说:“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走了,又剩我一个人了。”
22年后,张越、刘小样、安小庆三人在云南大理再次相见。经历长时间的飞行、乘车,刘小样深夜才到客栈。“她不常出门,又敏感,又失眠”,张越担心她到了陌生的地方睡不着觉。刘小样却睡得特别好。平常她一般6点醒,那天一觉睡到了8点。她说:“当时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吧,你们走了,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你们又回来了。你们回来了,我就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张越和刘小样到安小庆家中做客。(图/受访者提供)
张越知道,这么多年,刘小样一定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
当年的她,不满足于现实,向往远方,表达过那么深刻的痛苦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她说:“我要让我的生命中一直开着一扇窗,我绝不让自己哪都没去过,什么都不知道,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很满足。”她羡慕城里人,更确切地说,是城里的女人,“你们真好看,穿黑衣服都那么好看;你们什么都懂,什么都见过;你们又有同学,又有同事。”
这20多年里,刘小样不止一次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她去县城打工,去西安打工,还不够,她觉得诗在更远的远方,于是去了更远的南方打工。在家时,她给邻居种地;在外面,她当柜台的售货员,当寄宿学校的生活老师——这些都让她觉得有事可做。然而,每次打工过程中,但凡家里出事,比如婆婆病了、娃中考了、娃高考了,她都得回来伺候。
张越和刘小样时隔22年的再次对话。(图/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她一直放不下她家里的老老小小,但她又实在无法抑制对远方的渴望,所以她一次一次地去了远方,但是又得一次一次地回来照顾家庭。最后,她还是决心彻底放弃远方的梦,在家把老人都伺候走,把孩子都照顾大,慢慢地,也就留在家乡踏踏实实种地了。”张越能感受到,这个过程并不那么顺其自然,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刘小样对这个家庭的自我牺牲上。
然而,城市并不像刘小样想象的那么美好。打工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在南方城市打工的时候,她看到马路边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她没见过,就问本地人“这是什么花”,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刘小样向张越表达自己的不解,反复地问:“你们城里人怎么了?你们从来不看周围的东西,你们占有了那么多好东西,你们也不享用,也不关心,也不看。你们为什么不看看哪?”
刘小样依然爱花花草草,但她觉得,麦子收割时的那种黄色,比花还要好看。(图/受访者提供)
张越曾借着做节目的机会,带刘小样来北京散心。短短两天时间,刘小样哭了两回。其中一次是她去郊区看晚会,录制结束时已经很晚,几百个观众在门口排着队,找栏目组领车马费。“你们城里人怎么能这样?人家请你们看节目,你们排着队跟人家要钱,你不能自己想办法回去吗?你就非得去领人家的钱?”刘小样哭了,扭头一看,工作人员正在拆录影棚的景。她看到一群人在“搞破坏”,又伤心坏了:“你们怎么这么浪费啊,好好的东西,你们全给砸了。”
刘小样来了几次大城市,换来的是对城市生活的不解、对城里人深深的失望。慢慢地,她觉得,诗好像不一定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