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圈的县城美学，早该next level了

源济

出圈的县城美学，早该next level了

顺顺 新周刊 2024-06-23 19:00 广东

18线县城，真的只能成为文化沙漠？在县城做在地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厢情愿？

作者 | 顺顺

编辑 | 陆一鸣

  题图 | 受访者供图

为了搞清楚自己与家乡那不明所以的羁绊，来自福建省云霄县的90后女生方爱琼（下文以其昵称“大爱”指代）做了一本立足于县城的zine《城关阿志》，以田野调查的形式对县城生活展开了丰富的调查实践。

《城关阿志》第一期，让县城青年自己讲县城生活。（图/被访者提供）

“城关”是一个县城的政治文化中心；“阿志”有地方志的意思，同时也很像一个普通本地人的名字，“阿志”可以是任何一个县城青年。

 

做到第二期，大爱决定把实践搬到线下，从厦门逆行，驻扎在漳州，做起了在地空间“门口muinn-khau”（“muinn-khau”是云霄方言中“门口”的发音）。“门口”是一个连接外界的所在。在闽南，门口可能是邻里交流日常的地点，是与神明对话的窗口，人们一般在这个位置，摆上贡品送神迎神。大爱把外地的艺术家引来这里做分享、搞活动，也让本地县城青年参与进来聊自己、聊家乡，看世界。

位于老居民楼里的“门口”。（图/被访者提供）

相比掌握了话语权和资源的大城市，小地方始终处在边缘失语的状态中，只能任由中心以符号化、审美化的视角去建构他者的想象。大爱觉得，越是这样，就越需要“在小地方聊小地方”。

在县城寻找缪斯

“门口”的位置颇为隐蔽，我循着大爱在小红书发布的地址，来到漳州市芗城区北京路食杂店门口，从旁边一米多宽的小道走进去，才看到“门口”的标志。大爱在里面工作，时不时从贝壳门帘里钻出来，兴奋地介绍一些书。我和一个陌生的男生，各自捧着一本书在沙发上看，一言不发。

 

一个背着相机和背包的年轻人走进来，打破了拘谨的氛围。他叫张灰，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张灰平常做一些数字艺术，这一次是专门从上海来闽地寻找创作灵感。这些年，“县城”成了一门显学，它既是宏观政策上大有作为的场域，也是文化艺术从业者的“灵感缪斯”。

 

提到上海，张灰感慨，不少原生态的东西都改变了，“到处是网红打卡地”。他着迷于闽南县城光怪陆离的宗教民俗，逢人就问：你有没有什么神神鬼鬼的故事？

 

他说自己刚从漳浦县过来，那是漳州城市化最早的县城。张灰去漳浦是为了寻找一位叫东林的东北艺术家。东林是一个画画的流浪汉，住在漳浦北大街废墟中的一栋楼里。据说，他在那栋楼上画龙画虎，场面颇为震撼。

 

难得有人探访，东林很是善谈。张灰就坐在共享电动车上听着他说，慢慢地，他说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天渐渐黑下来了，张灰身上起了一阵阵鸡皮疙瘩，扭动电动车电门准备告辞。临走前，东林送了他几幅画。我一看，画的内容全是隐士。

东林画的画，都是隐士。（图/顺顺 摄）

过去，北大街是漳浦城关最繁华的区域。大概八九年前，旧城改造轰轰烈烈，这里被划入拆迁板块。签完字，居民陆续搬出，挖掘机开进去。那时，听说这里将要变成全国各地可见的那种怀旧老街和商圈的混合产物。

 

几年后，周围新盖的大楼拔地而起，只有这块区域的建设突然停滞了，留下拆了一半的楼和居民们落下的生活用品。茂盛的植物和流浪动物，很快成了这里的主人。漳浦县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始于2010年左右，房地产开发也在2014年达到顶峰。随后几年，仿佛热情消耗殆尽般，这里就被遗忘了。

 

2023年11月，这里来了十几个年轻人，有本地人，也有外地来的人。他们来参加一场关于探讨县城城市化的艺术活动。

 

组织这场活动的人就是大爱，大家聚在一起了解这片地方的故事。大爱还邀请了从武汉来的艺术家子杰，教大家用镂刻板（即stencil，一种发源于街头涂鸦的创作形式）作画。

在废墟里举行的活动。（图/被访者提供）

 

那天，有一个从前的家就在这片废墟上的年轻人镂刻了一幅字：“把自己种回来”。大爱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一个女孩镂刻的两个字：“顺顺”。

 

以前，我经常在老人那里听到这个叠音词，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再这么说了。在送别的时候，老人会拍拍你的肩膀说“顺顺啊”，是“祝你一切平安”的意思，听起来令人安心。

恋地情结

大爱出生在云霄县云陵镇下港尾。小时候，大爱曾经和所有小镇青年一样，期待有天能飞出这里。初中毕业后，她到厦门上学、工作，定居下来。当她在2013年开始画插画的时候，下港尾的生活细节却从她笔下流出。

大爱画的插画，描述的是云霄中元节习俗。（图/被访者提供）

大爱的家境并不算好，但小时候的回忆里有着无穷宝藏。她总想起念幼儿园时待在外婆家的日子。夏天，一群表兄妹铺着草席、吹着风扇睡在红砖地上。她喜欢和妈妈一起去逛菜市场，记得第一次用手摸小兔子的感觉，很神奇。

 

童年的大部分时候，她都住在下港尾的老房子里。那是云霄的老城区，破旧拥挤，房子新旧混搭，密集地挨在一起，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很亲近，走到巷子口经常能见到坐在门口纳凉话仙的阿婆。

 

2019年，当她再次站在这片土地的时候，旧城改造已在进行时。工地上的男孩跑过来跟她聊天，问：“你们家是哪一栋？”她说：“就是我现在脚下的这一片。”

县城城镇化进程里的普通影像。（图/被访者提供）

 

如今，那块地正在被改建成商住两用的套房，以及一个叫“闽南水乡”的商业中心。拆迁是逐渐进行的，每次回到县城，就有新的变化。

 

插画形式的创作，好像再也不能满足她对这片地方的求知欲。到底什么是闽南本土文化？作为一个县城人，她也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县城、县城在发生什么。她想让县城本地人自己来说话，他们的生活，最能代表县城。

 

从2021年开始，大爱有计划地列出她想采访的人：县城体制内的年轻人、返乡创业的人、本地有想法的年轻人……每个采访都要跑好几次，直到彼此熟悉起来，才能真的开始采访。

一开始，她会问“拆迁对你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大问题。但很快，她发现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乡是什么。

 

县城里，相当多的年轻人就职于体制内，也有少数人是返乡创业的。县城无所事事的慢节奏，会“慢慢把人同化掉”。长期以来，这个地方缠绕的人情和野生的状态构成了它独特的市井生活。这也意味着本地文化的保守，很难接受新鲜事物。

大爱在采访途中拍下的照片。（图/被访者提供）

但县城的确也在流动之中。离开县城在外求学的年轻人进入现代化的世界，再回来的时候，要么带着他者的疏离感，要么发现难以融入，于是县城总是面临人口流失严重的问题。

 

她尽量真实地呈现县城青年的生活。但有时候，当她把稿子发给受访者的时候，他们会想要修改掉那些“不好”的部分，甚至推翻之前的犀利表达，变成了“一切都很好”。最后大爱只能耐心解释，她并不想要皆大欢喜的虚假。

 

就像她觉得，自己虽然恋家，却也会讨厌这里。她说自己做本地空间，并不代表不能谈论本地的困境。她不喜欢那种做本地文化就不允许别人说它不好的“地方主义”。

在地的种子

《城关阿志》第一期的采访对象之一，是漳浦的Carbon空间的发起人之一。Carbon位于漳浦城关，因为工业风的外形，这里也被外卖员用更直白的本地话称作“黑楼”。

 

前几年，几个因疫情无法返校的年轻人自然地凑到了一起，思考起“在县城究竟可以做什么”的问题。

 

2021年11月，在Carbon酒吧的二楼，这群年轻人搞起了第一次文化分享活动。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这些活动不对外收费，人们可自由参与，活动信息一般通过熟人传播。有时候，几个年轻人还要自己贴钱。那一期的主题是“在Carbon旅行”，他们想要探讨在被困的当下，精神出离的可能性。

《城关阿志》里关于Carbon的采访。（图/被访者提供）

 

1995年生人、哲学专业在读的“发条程”是Carbon的发起人之一。他说自己选择在这里做空间，首先是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人们不用跑到北上广也可以做这样的交流。对漳浦县城青年来说，在这样一个非营利性的空间讨论公共话题，的确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接下来，Carbon的一系列活动都远远超乎想象，尤其在漳浦县城这样一个各种意义上的“小地方”。2022年2月，也许是春节返乡的年轻人变多了，Carbon连办了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活动“艺文人斗阵”，邀请了zine《刺纸》的创办人陈逸飞来分享自己的创作实践经历。

 

陈逸飞出生于1996年，戴着眼镜，个子瘦小，也是漳浦人。他高中毕业后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版画，2019年和小伙伴一同发起了“夹山改梁”艺术小组。“夹山改梁”来源于河南装修土话，指的是将两个房间打通，变成一个大房间。所以，“夹山改梁”是关于行动与连接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空中，一群年轻人就这样聚集在漳浦的Carbon空间里，一起看陈逸飞从大城市带来的书。当离开的年轻人带着外部视角回到家乡，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想要理解自己家乡的冲动。

 

2024年年初，是Carbon的尾声。有人回学校完成博士论文，有人去国外读书。酒吧也因为投资人撤资而倒闭，依附于其中的公共空间随之解体。

 

2023年11月，大爱决定把《城关阿志》的实践搬到线下，并且从厦门退回到离县城更近的地方——漳州市芗城区。这个线下空间就是“门口”。

“门口”的日常活动。（图/被访者提供）

除了一块工作区域，“门口”的其余空间都开放作为公共空间，摆放着大爱从各个地方搜集的资料，有福建本土研究的文献、一些在地的册子，还有专门的女性主义书架。里面的一个房间摆放着沙发床，白天是茶室，晚上则变成大爱的卧室。当她不在的时候，这里就是外地朋友的落脚点。

 

如果说大爱一开始的插画、丙烯画创作是比较私人向的，那么现在《城关阿志》和“门口”的实践，则越来越有公共意识。半年来，大爱办了近十场与“县城”紧密相连的活动。相比Carbon空间更形而上的讨论，大爱的活动更贴地而行。家乡的人和物，最后都会串联在她的活动中，形成更丰富立体的在地探索。

“门口”的活动海报。（图/被访者提供）

平和县盛产蜜柚。改革开放后，柚子打开了当地市场。以柚子为切口，大爱邀请了植物文化研究团队“植南门市部”的江垚来做分享；云霄是枇杷之乡，她带着广州做版画的艺术家和本地种枇杷的年轻人一起到云霄经堂口门口画枇杷，聊枇杷的种植；县城的生活单调无聊，她邀请在贵州省黎平县做文化空间的朋友来聊不同县城的文化和现状。当一些外来的人把新的思考带到这里，就碰撞出新的可能性。

 

前几天，“门口”进行的一场关于县城的讨论中，来了许多之前不认识的县城青年，就像当一个地方的生态重新建立，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就会迁徙回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席地而坐，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更多关于小地方的思考被激发出来。

大爱把参加活动的朋友拉到家里吃饭。（图/被访者提供）

“县城究竟需不需要我？” 

 

对大爱来说，与家乡的羁绊几乎成了一个谜团，其中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对家乡想靠近又不得不离开，同时，家乡的一切都在以不可挽回的速度变化、消解。

 

大爱说，自己把“门口”建在漳州市芗城区，是因为自己太恋家了，却也没办法真的长久住在云霄县城。一个多月前，大爱拉着一帮人回到云霄搞活动，妈妈把话说得很难听——“一个女人家不回家和老公培养感情，天天在外面跑干什么？”她气得到现在都没跟妈妈讲话。

 

从小，妈妈就教育大爱要学会做饭，为以后结婚做准备。她也早早结婚生子，以为自己算是“完成任务”了。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才发现，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是永无止境的。现在，妈妈又成了那个监督她是否完成传统妻子、母亲甚至儿媳责任的人。

 

把工作室搬到漳州之后，她过上了双城生活，周末就回厦门家里，到了周间再回到漳州。对此，妈妈并不理解。在她看来，女儿有些不务正业。

 

大爱和她的《城关阿志》。（图/被访者提供）

 

在县城的在地实验伴随着强烈的不确定性，大爱也时不时会自我怀疑：家乡真的需要我来做这样的事情吗？县城生活重复单调，觉得无聊的人就会离开，在县城做在地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厢情愿？

 

在这样的“文化沙漠”，做在地文化空间几乎没有任何可参考的经验，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什么都得靠自己一点点摸索。

 

除了一位漳浦的朋友帮忙，zine的策划、采访、撰稿、设计、印刷，几乎都由大爱一个人自费完成。前两期磕磕绊绊做了近乎两年的时间。搬到漳州后，她在本地找了一份工作，来供养她现在做的事情。

 

“门口”活动海报。（图/被访者提供）

 

能否寻找到受众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多月前，她回云霄办的那场画枇杷的活动，最后只有一个人报名参加，还是从北京特地过来的。还好最后几个朋友凑一凑，五六个人也把活动开心地玩下来了。

 

有时候，她会用朋友陈逸飞的自组织实践鼓励自己：只要连接起人来，身在哪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做《城关阿志》和“门口”，她逐渐认识了在各地做文化空间的朋友，一张网络好像慢慢组织起来了。

 

陈逸飞说：“不需要凝视着旧系统的道路，我们可以直接从自己身边去尝试发明新的世界、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