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
在一群快步移动的跑楼阿姨中间,谢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车流之中,她先预判出外卖骑手停车的位置,飞奔过去拦下对方,催促着问:几楼几楼?然后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码,在餐袋上记下房间号,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还植入一点广告,指着嘴边的黑痣说,“阿姨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许多骑手听完就笑,记住了她。每天临近中午十二点,52岁的谢明霞进入这样的战斗状态。“赛格赛格,有没有送?”她的吆喝声带有金属的音色,越来越密。交战方是和她一样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来岁,手里握一支马克笔,脖子上挂着塑封的支付二维码。
骑手送餐到华强北,阿姨们一哄而上:“给我!”“我来!”骑手扫码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经拿到手里的餐,很可能别人一扯就抢走了。你抢我我抢你,是谢明霞总结出的生存法则。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骑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论,骑手却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不爽就吵架,底线是不打架,在骂战中她还会嘲讽几句打斗过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这里是赛格广场,深圳知名摩天大楼,楼高355.8米,有72层,号称华强北宇宙中心。跑楼大妈的主战场,就在楼下狭窄的马路。各自挑选一个黄金地段,占领一个转角、一扇门、一把遮阳伞,站得稀稀疏疏。每当戴着黄头盔、蓝头盔的外卖骑手出现,就像是随机掉落的移动金币,阿姨们都被吸过来——成功接上一单赚两块,偶尔有超重的聚餐单或超市单,可以讲价到三五块,甚至十块。大厦里面错综复杂,走过一个路口,又出现一个路口。仅在45层,就至少有16部电梯,分为中区梯、高区梯、消防梯、货梯、中转梯,是上还是下,停单层还是双层,去哪里换乘,都要仔细甄别。还有几个神秘电梯,没有标识,它们通往哪里,资深人士才清楚。这钱只能阿姨挣,赛格广场的一位保安说,楼下不让停电动车,高峰时段送餐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骑手间也有句话——没有跑楼阿姨,全都得“挂壁”,“午高峰电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时间耽误完,手里的单子一堆红(即将超时),就没法干了”。在华强北,他们随口就能报出二三十个有跑楼阿姨驻扎的大厦,赛格算是好赚的,代送半天能有百来块收入。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谁都可以做。代送员之间不知道彼此姓名,说起谁来,多用籍贯指代。而辨别籍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脏话,云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听到各种骂“婊子”的方言。一说“假毛”都明白是谁,一个戴假发的阿姨,骂人和抢餐都厉害,送一趟至少20块,这样惹眼的人总会拥有一个外号。
还有一个“矮胖女”,是谢明霞都抢不过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谢明霞也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这个评价传到谢明霞耳朵里,她解读为对自己努力的认可——能抢意味着收入高。之前她在假发厂打工,自我评价就是厂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别人休息她也一直干活,在广州一屁股坐了17年。后来她做了个梦,梦里拿个棍子,钓了好大一条鱼。正赶上工厂搬迁,夫妻俩拿了两三万补偿款,是厂里最高的,但也就没了工作。补偿款对应上了那条大鱼,“一辈子捡都没容易捡一分钱”。她在出租屋里回忆过去,做了猪蹄莲藕汤,冰可乐只剩半瓶,是她爱的饮料,没汽儿了还在喝,“感觉一辈子下来都没好好休息过,一天到晚都是个毛毛绿绿(忙忙碌碌)的”。我见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里的外卖拿不过来,帮着送了几单。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费代送,每次送完都会再次被她支配:“这几单你先送一下,那边又来骑手了”“这单超时了,特别急”……努力、坚持、加油干,是她的口头禅,絮絮叨叨换着说。谢明霞年轻时,家里安排了一门亲事,她没看上,加倍赔了彩礼悔婚。她喜欢现在的老公,比她大5岁,勤勤恳恳,吃得了苦。离开假发工厂,两人到华强北开了一家档口,做翻修手机转卖的生意,疫情后连爆款都卖不动了,就一起做代送。谢明霞四处吆喝张罗着抢单,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楼,这种夫妻档很受骑手欢迎。但算下来赚得也不多,老公“升级”去做了骑手,几乎全年无休——雨天有激励活动,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可以多赚。谢明霞骑车头晕,还是做代送。每天走两万步,跑几十层楼,做老板娘时爱穿蕾丝裙子,现在换成了T恤。没人打配合了,她尝试在同行里寻找伙伴——被她抢走单的也不放过。她去问人家能不能带个餐,还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楼层的餐换到一起送,每个人都少爬些楼。不过挺多人知道她,“让别人带的多,自己带的少”,每当谢明霞找来,就装听不到。帮她带过餐的一个阿姨说,外卖送上楼,顾客直接把话甩到了脸上:40分钟了!原来顾客早就催过骑手,骑手也催过谢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时的单,找别人当替罪羊,当然这只是带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后来谢明霞再找她,她转过脸就走,心里发誓:不会再给你带了。系统末端
在跑楼江湖中,骑手或许算是这片地界的“老板”,可以选择给谁单子。
他们首选熟悉的、没出过错的阿姨,其次优先同乡。上了年纪的阿姨普通话大多不好,在两句话之内,就能判断出来谁是老乡。骑手孟灵灵记挂着一个阿姨,两人交流并不多,只是一次扫码付款时,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虑别人。孟灵灵知道,有些阿姨能抢,另一些内向害羞,容易受欺负。但忙起来顾不上分辨,就随便把单给先抢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会干预。有两个单的话,一人给一单平息战火。有时就没这么幸运了,只有一单,付完代送费赶紧溜走。拉架可万万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两个月工资都赔不起”。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多给一块钱——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这就送”,往大厦挪几步,等骑手走了,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单多了就放地下,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送餐耽误抢单,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就要等最久,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才送,会为骑手招来罚款,一条差评罚50,投诉200,超时被取消罚500。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孟灵灵是附近外卖站点的骑手,她当过“单王”,明白跑楼阿姨在系统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点130多个骑手,要送完2500-3000单,系统安排每个人同时送8-12单,多的时候,甚至能派到18单,专送骑手无法拒单。如果自己送,等电梯上楼要十几二十分钟,这些时间用来找阿姨,足够交给她们七八个餐。单量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对于外卖站点,数据也同样重要。在跑楼阿姨的参与下,孟灵灵所在站点,每个骑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单,“所以华强北站点是赚钱的”。骑手人效和投诉率、超时率、准时率一样,都影响着外卖站点的评级、单量、单价和收益。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大多数骑手就点了“送达”。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一起隐入云端,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提前点“送达”是违规行为,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把餐交给机器人,输入房间号,给顾客打电话,然后点送达,“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为了维护一个好的数据,孟灵灵每天送70-100单。每月送1000单以下,一单挣6.9元;超过1000单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时候,她每晚八九点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饿了就喝脉动,或者买一杯粥吸两口,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而在算法管辖之外,依附外卖系统而生的跑楼大妈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们穿梭车流的时候。保安大超负责疏通门口马路,会劝上几句:往边上走两步,磕了碰了没有保险。“给面子的真只挪动两步,70%的时候都不配合,倚老卖老,也不能拿她们怎么着”,大超说。偶尔也有骗子混进来,骗钱骗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顾客的默许,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我跟着谢明霞送餐的时候,明白了什么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样,但到了客户门口,她会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和音量,轻轻推开门,说句“你好,老板”。轻轻关门之后立刻加速,飞奔向下一个楼层。不能朝顾客发火,这是职业素养。哪怕有的顾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离开电脑,袜子和鞋脱了,两只脚晃荡着指挥她们放这儿放那儿。遇到要投诉骑手的,谢明霞会过去说好话:我们才挣几块钱,骑手给我两块,自己挣四五块,不用投诉了吧,没必要。每一个出问题的单子,都会成为跑楼阿姨热议的焦点,也牵动她们的情绪。谢明霞送错了一个单,她回去道歉,客人说已经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没找到,忍住没在现场吵架。进了电梯,开始疯狂输出:“吃了还不承认……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一群男孩子,品质太坏了”。站在她身边男士神色尴尬,不时瞟一眼楼层显示屏。遭遇投诉时,骑手和跑楼阿姨的责任往往难以理清。送错了,餐洒了,态度差,甚至有抖音视频拍到两个代送员打架,把外卖抡起来当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统只能罚到骑手,骑手则只能默默记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给餐。阿姨们就在挣钱和个人声誉之间极限拉扯。抢不到单子的时候,她们也骂骑手,“狗眼看人低”“没你这两块钱我还活不了了”。高龄闯入者
赛格大楼1-10层是电子市场,档口大小不一,两米就能安放一个,货物随老板心意摆放,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胡同。高楼层有近800家公司,写着门牌号,但有的被装饰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灯下反光。包含数字4的门牌号,被老板们发挥创意,改成了6688之类的吉祥号码。兼职做骑手之前,31岁的保安大超也做过一周代送员。为了搞清每层楼都是哪家哪户,他给商铺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个单,立刻就查出在什么位置,能少跑很多弯路。但外来的阿姨不懂这个技术。大大小小的公司门上,经常贴有“非请勿进、中介勿扰、谢绝推销、不办信用卡”等标志,显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60岁的张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宝华大厦的单,问了一嘴“是不是A座”,骑手马上翻脸了,问她是不是没送过?张玉英是我在华强北见过的最较真的跑楼阿姨。门牌号写在外卖袋哪个位置,怎么写最醒目,张玉英都有自己的规范。在她的要求下,骑手付代送费时,要把送餐门牌号写在备注里,方便确认送错了是谁的责任。她退休后和丈夫来到深圳,看不懂导航,连坐地铁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赛格广场修手机,发现了这个营生。但向同行问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点一点摸索,深夜还在楼里,把没走过的路都走一遍。比起找路,更复杂的是同行的套路。张玉英是徐州人,据她观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灵活,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辈分,冲年轻骑手一律喊“靓仔”“小弟”,骑手听了高兴,就会给个单,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换餐,拿23楼的换45楼,她不肯,“45楼有直达电梯,谁都想上45楼,就想占年龄大的便宜。”有时候骑手停在眼前,同行过来搭话,顺势就站到前面把餐抢走了——原来搭话只是障眼法。刚从她手里抢了餐,还好意思问一句“姐姐你几楼?帮我带一个”。这些常见伎俩,都是她的愤怒点。老伴少言寡语,同行当他透明人一样直接抢,张玉英见一次气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较真:“她看见不公道,就想给它扭转过来,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又多接一个对吧?”最激烈的一次争抢,张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骑手要给她单,被另一个阿姨掀了箱子抢到手。骑手不肯,对方对张玉英的恨意突然爆发,拳头密集地落下来,她胳膊被打青了。报警调监控,她非要论出个对错。耽误了一下午挣钱时间,对方耗不起了,赔100块了事。代送员冯泉目睹了打架过程,伸腿挡住攻击,才中止了战斗。后来张玉英频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负,他说别再提了,有那时间再赚两块钱。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来深圳已经30年了,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生了病,家里一直在花钱。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跑到弟弟也年过55,超龄了。冯泉再想找工作,什么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在福田区和南山区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个下铺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跑楼的时候他不争不抢,每天挣够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处拍照,拍深圳的公园,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发到朋友圈,会被人瞧不起是手机拍照,算不上摄影。除了吃饭租房,他还想攒点钱,买个二手的70-200镜头。原本他独来独往,自从拉过架,很多同行开始找他说话,主动帮他带餐。冯泉经常出现在人少的傍晚,谢明霞接单多,总是待到很晚才走,两人就认识了。看他总被抢单,谢明霞想让一单给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沦落到这儿。没想到骑手生了气,谁也不给了。她得出结论:在外面还是不能顾别人,不然自己也没有了。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电动车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刹车的距离不足半米。个别顾客注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让顾客下楼自取会被骂,但可以试试付给他们3块取餐费,有人就同意了。在赛格广场,谢明霞已经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找个隐密的柜子把水壶和雨伞一塞,送餐就能轻装上阵;夏天闷热,她知道马路上有一扇门,既不耽误接单,还能透过门缝吹空调。没单的间隙,手里的视频电话随时都在接通,另一头是两个孙子。谢明霞往屏幕前递鸡腿、鸭脖,一岁多的小孙子会伸手来抓,往嘴里放,谢明霞乐得哈哈笑,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下一秒有骑手经过,她又响亮地喊一句:有送吗?孙子在屏幕另一端大声回答她:没有!
●晚上用餐高峰过去,只剩零星几个跑楼阿姨,谢明霞想再多接几单。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赛格广场楼下还有一群拉货的女人,了解大厦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关小月是其中一个,已经落脚近20年了。最早她跟着十几个老乡到深圳打工,做厂妹,日夜加班,睡觉时间都不够。那也比在山区老家强,家里靠喂猪过活,每天要割很多猪草,全村人都在抢,很难割到,太阳一晒,猪草就蔫了。那是深圳造富神话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马化腾就是在赛格科技园租下一间办公室,成立了腾讯。华强北街道的一位书记说,“这块面积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走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当时卖电子产品的大厦里,最火的就是赛格。关小月在这里找到了拉货的工作,没空休息,有货就得送,货梯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拉货的女人们见证了跑楼江湖的出现——大约十年前,她们聚在树下打牌,零星有赶时间的骑手来问,能不能帮忙送餐上楼,每单给三块钱。玩兴正浓的女人不愿搭理——拉货的活儿一趟30块还干不过来,代送很不划算。后来骑手们一个传一个,来问的越来越多,加上拉货生意日渐不景气,她们也开始接代送。早期竞争并不激烈,只有拉货阿姨,一中午轻松赚七八十。慢慢开始有外来代送员加入,同样是跑一中午,只能挣到三四十。广东人王红对外来者是最看不顺眼的,寸土不让,“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争抢中,她跟谢明霞结下梁子:“她才来多久啊?好像这边是她的地盘,我们去接(单)她还不高兴!我说你算老几?”谢明霞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能怪我那样子的(抢单),都是靠这个吃饭,让了就等于自己没收入”。如今的代送员中,有赛格广场保洁,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换,直接送餐。有在低楼层卖货的,傍晚送几单,挣到买菜钱就回家。有一对夫妇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帮人煮饭,老公送完餐就去饭店帮忙,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兼职做得多,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主题永远是挣钱。“今天好像跟你关系特别好,以后回了老家,谁也不认识谁,有什么人情啊?”拉货的女人们当着彼此的面说。疫情之后,她们的生意更加难做,没多少货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时间就在货梯对面的通道等活儿,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网络小说,“我们要淘汰了”,关小月说。辉煌不复往昔的赛格广场,如今容纳了更多无处可去的人。今年华强北的“鬼市”关了,卖表卖包的摊贩搬进赛格,跑楼阿姨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她们左手拿外卖,右手还能拿一张宣传卡片,逢人就问,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单,能拿到一笔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样子,“阿姨们还是要钱不要命”,保安大超说。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两个字常常挂在嘴边。五月的一天,一个阿姨临时放在电梯口的外卖离奇消失,大超查监控才破了案。原来一个对手怀恨在心,盯着她的行踪,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实的就是张玉英。她送的外卖也丢过,拜托大超帮忙查,事情发生在监控盲区,查不到,张玉英主动赔了钱。她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他们交了首付,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反正付着利息,儿子不着急还,张玉英受不了负债,做代送攒下的,就先还一部分。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个城市,也极少跟儿子联系。他们喜欢在晚上送餐,随着赛格广场的灯一盏盏熄灭,竞争对手越来越少,能躲开白天激烈的争抢。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买打折的食物。张玉英的老伴上午在体检机构兼职做眼科医生,下午到华强北跟她汇合。在老伴原本的计划里,两人积蓄够在南方小城买个房间,再到处旅旅游。但张玉英坚持多存些钱留给儿子,老伴的旅游愿望只能埋在心里,“跟她在一块我都不敢消费,真出去玩她肯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她离开了赛格,过去帮忙照顾,老伴还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谢明霞今年52岁,老伴57岁,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费,固定支出近五千,怎么也要坚持几年,熬到领养老金。在深圳,她找过做包装的兼职,老板没要。熟人还给过洗碗的活儿,从晚上9点做到凌晨2点,20块一个小时,听说其他地方25块一小时,她也就没去了。多年攒的积蓄,都用在老家盖房子。但多数时间,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摆一张上下铺,阳台被改成两块,一块是厨房,一块是厕所。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会招老鼠。跑楼的时候,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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