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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职场] 「跳舞普法」争议背后,年轻律师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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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7 09: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跳舞普法」争议背后,年轻律师围城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4-05-27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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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航 

编辑 王一然


地主和佃农

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31岁这年,律师宋依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她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
这是宋依雪独立执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六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部分倒没怎么花钱。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7月,差不多跟宋依雪同时,杭州律师薛驹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0、9000、0、6000元。
“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驹说。
宋依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她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授薪律师”(授薪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她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她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
这半年宋依雪多少有些不适应。她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她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她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
宋依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
但宋依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她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卖出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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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前,她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她对法律界心生崇敬,她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汤兰兰案”“张扣扣案”,宋依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
但最近半年,宋依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她干所有的活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
这让她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她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
两个月前她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她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擦边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
其实宋依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她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反动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
帖子下面,不少类似倒欠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
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殡当天,就开车回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


“律所装腔指南”

入行前,宋依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
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父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
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依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IPO(上市募股)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依雪没太大关系,她每月拿六千块,是团队里得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
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一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
同样在上海,阿离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离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版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三个行李箱提到法院。
阿离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
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
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依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偏爱风水,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
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亭洁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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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亭洁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四十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依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
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依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
宋依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
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依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她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一万,走路十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四五十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
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上千块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依雪是“S律”,“senior”,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
她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她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她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
宋依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
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她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她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


寒意

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之称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
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
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她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
张荆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她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她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她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
今年头几个月,张荆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授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
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她这至少得十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她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上海)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
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驹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
原因不止一个,薛驹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最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36.5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65.16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
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 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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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驹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工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
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
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
年轻律师阿离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她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
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离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她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她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
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她分70元,阿离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

争议里的律师直播

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龚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
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龚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龚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
龚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
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届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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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
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
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荆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她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
她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荆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她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张荆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她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
她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她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递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
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荆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笈”,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价值

张荆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一些直播片段里,比如一次连麦,有人咨询自己17岁被12岁表妹强奸,她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你不要让她知道,你对她实行的这个行为是强奸”“你出国吧”。
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反对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
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
但年轻女律师魏亭洁、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亭洁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她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她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
魏亭洁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她并不羡慕,她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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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铭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带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铭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
周铭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 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
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驹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七千,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权色交易”“钱财交易”。
宋依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登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逼良为娼’。”最近,律所高级合伙人找她帮忙,对方承接的案件败诉后,想换律师为客户发起虚假诉讼转移财产,“这不比小冰心事件恶劣多么?”
三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依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她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三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她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
前段时间,宋依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授薪律师,又招聘了新授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上提成形式。不知道为什么,她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文中宋依雪、魏亭洁为化名,图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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