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负面互动的环境里面，犯人们很难发展出认同感和相互信任感，也就更不要担心出狱之后还会形成新的犯罪团伙了。而在现行社会里面，有很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性的就业政策，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应该被重新考虑和调整。
大家好，我是梁平汉，来自中山大学，是一名关注公共治理的经济学研究者，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最近几年关于犯罪行为和犯罪治理的几项研究。
01 监狱改造
2014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到四川一所普通监狱参观，并有机会进行实验研究。这所监狱是一所现代化监狱，由8个监区组成，监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每个监区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宿舍楼，宿舍楼共有五层，最下面一层是食堂，上面每层都有10个监室，每个监室有12张床。监室里面挺整洁的，也有电视机，据说服刑犯人最喜欢看的节目是《非诚勿扰》。
犯人一旦入狱之后，就会被随机分到不同的监区里去，从此之后他们就只能跟自己监区里的人打交道，和其他监区的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流了。
犯人的生活其实是很规律的，每天早饭之后，他们会整队集合一起到工厂里面去工作，我参观的这个监狱主要在生产服装，每周工作5天，周末休息和学习。犯人们平常的产值跟收入是挂钩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认为他们也是在打工。
于是，我们想在这所监狱里开展一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是观察大家日常行动中的行为，并对此进行分析，而实验经济学则要设置实验条件，诱导受试者改变行为，并记录、观察和分析这些行为。
我们设计了一个捐款实验，平时做这个实验时，一般会给受试者一些钱，询问他是否愿意给一些特定的受益人捐款，剩下的钱就由受试者自己拿走。
要在监狱里面做这样的实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设置激励制度——它既要能够影响到犯人的行为，又不能跟监狱的管理体制有冲突。首先，监狱早就是一个无现金社会，犯人在里面不能拿到现金，只能用账户购买和消费，所以现金激励是没有办法用的。
那么能不能用其他激励，比如说减刑？那显然更不行了，因为减刑是要通过检察院和法院裁定的，规则非常严格，怎么可能因为犯人参加了一个实验表现好就减刑呢？
我们思来想去，最后把犯人日常劳动的产值和一个善款金额挂钩，如果他们的产值多，受助人就可以获得更多善款。这个善款由研究人员支付，不会影响犯人们的收入。
我们选择了三个监区，设置了两名受助人，其中一名受助人是一个服刑人员的女儿，这个女孩14岁，当时罹患白血病，需要救助。
另一名受助者也是一个患有白血病需要救助的女童，是我们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网站上找到的，特征与这名服刑人员的女儿类似。
这三个监区里面，第一个监区劳动所得的善款会捐给这名陌生女童，监区二和监区三的善款捐给服刑人员的女儿。
其中，监区三就是那名服刑人员所在的监区，换句话说，监区二的人只知道钱要捐给另外一名服刑人员的女儿，但是他们并不认识那名服刑人员。
我们的实验总共持续了5天，相当于一个劳动周，考虑到犯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按照此前一个月他们各自的平均产值，对他们的生产率进行了调整计算，想观察他们的生产率会不会在实验中间发生变化。
结果发现不管哪个监区的生产率较之前都有显著提高，这说明大多数服刑人员其实具有亲社会偏好，是有帮助他人的意愿和行动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设计出一些政策制度来激发出他们的善心，从而提升改造效果。
然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帮助陌生女童的监区，生产率增长了4%，而帮助服刑人员的两个监区，他们增长了10%到12%，但是这两个监区之间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可以认为它们是类似的。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相对于知道受益人是你同病相怜的狱友，你真正认识他，也不一定会愿意帮他更多。
接下来第二个结果就更让我们惊讶了，我们想看看服刑时间对于帮助他人意愿的影响，于是我们按照入狱时间的中位数把犯人分成了两组，有一半犯人的入狱时间超过两年，还有一半低于两年。
谁会捐得更多呢？结果可以看到，在监区一，当受助对象是陌生女童的时候，新犯人和老犯人他们的生产率差异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是类似的，但是对于监区二和监区三，可以看出老犯人表现出了更少的捐助行为。
服刑时间越长，反而捐助行为更少，为什么呢？会不会是这个服刑人员的个人因素，比如这个人很讨厌，老犯人对他知根知底，所以不想给他捐款。
那么我们看看监区二中的情况，监区二里面其实大家都不认识这名服刑人员，然而在这里面还是老犯人捐款更少，他们的生产率增长幅度更小。这说明在这个结果中产生作用的就是服刑时间，而不是受助者个人的一些特征。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现行的监狱劳改制度和生活环境对犯人是有影响的。监狱里面其实内卷很厉害，他们每天的产值都要公布和排名。在监狱里是不能够单独活动的，上厕所都必须要跟别人一起去，平常要组成互监组。
而且监狱里面还有线人，鼓励告密揭发。如果你的狱友可能想怠工、想越狱、想自杀，然后你去检举他，那么他就会受到惩罚，而你则会受到奖励，甚至可以减刑。所以监狱里面大部分是负面的互动环境。
在这种负面互动的环境里面，犯人们很难发展出认同感和相互信任感，也就更不要担心出狱之后他们还会形成新的犯罪团伙了。而在我们的现行社会里面，有很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性的就业政策，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应该被重新考虑和调整，我们要帮助他们更好地矫正行为，融入社会。
在这个实验之后，我就对监狱的现行管理制度有了更深的体会和了解，我意识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监狱制度跟周围社会是脱节的，当犯人入狱的时候，他身上只带了一张判决书，监狱对这个犯人的家庭背景和由来是完全不了解的。
而当这个犯人出狱之后，监狱跟他又断了联系，不知道他以后的发展和情况会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就很难去评估监狱改造到底有什么效果。
在这个实验完成后，我就开始更多地关注犯罪治理问题。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将全国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这为我们从社会整体层面进行普遍的犯罪治理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于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裁判文书。
02 盗窃犯罪
这是我们整理的在2014到2019年之间，全国600万份刑事一审判决书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上的盗窃、抢劫和抢夺这些“两抢一盗”犯罪，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在2018年之后甚至被“危险驾驶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醉驾超过了。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为在1995年到2010年期间，盗窃罪在全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总数里面占比是2/3，但现在甚至还没有醉驾多。这种犯罪态势的巨大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呢？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利·贝克尔是最早关注犯罪行为的经济学者，他认为犯罪人和普通人的行为模式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犯罪者也要考虑成本收益，然后仔细地计算，做出是否犯罪的决定。
具体而言，犯罪者其实也是不断地在违法的边缘试探，他要比较犯罪的预期收益和合法的工作收益，然后决定是否从事犯罪活动。
加利·贝克尔的这个理论能够很好地描述美国的犯罪态势。美国的合法工作和犯罪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年轻人在两者之间是充分流动的，机会好的时候就干一票，去贩毒或偷东西，时机不对就蛰伏起来。
在中国以前也有类似情况，十多年前广州那边的盗抢活动非常猖獗，盗抢分子在严打的时候就躲进工厂里面上班，风头过了再出来作案。所以可见大部分犯罪者其实是业余犯罪者，他们的首选一定是那种门槛较低的容易上手的犯罪活动，而盗窃就是典型的低门槛犯罪活动。
我们根据裁判文书整理的中国盗窃犯罪发案的情况，颜色深代表城市的盗窃犯罪率比较高。在沿海发达地区，总的来说盗窃犯罪率会相对更高，因为有钱的人比较多，容易被偷。
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于2014年，2019年大多数城市的盗窃犯罪情况是有所下降的。
这些盗窃犯都是什么人呢？我们根据2014到2019年网上公布的104万份盗窃案一审判决书，提取出了134万盗窃犯的信息。
可以看到，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5岁，93%都是男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超过88%的盗窃犯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硕士以上的盗窃犯只有万分之二。
法院判处盗窃罪一般要判罚金，而罚金金额与盗窃的案值往往相关。我们看到罚金的中位数大概是3000元，也有一些上百万的大案子。
此时可能很多人会想，上百万的大案子是不是像犯罪电影里面，偷的是古董、名画、珠宝？然而我们看到的大案子，盗窃对象是原油、汽车配件，还有保险柜里面的巨额现金，非常简单粗暴。
这表明盗窃犯的目标价值会比较明确、容易变现。这是因为盗劫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入，而不是偷了东西自己用，所以他们关注的就是那些有流动性的物品。
什么东西最有流动性？自然是现金，但是现在我们却越来越少使用了。下面这几个盗窃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在最初整理的时候也有点惊讶，觉得现在贼也不容易，越来越难做了。
比如这个人，盗窃了4枚一元硬币和一罐百事可乐，行政拘留五日。
后面这位三次盗窃，总共盗得人民币8元5角，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按照违法行为情节较重，行政拘留13日。情节较重不在于他盗了多少东西，而是“多次“这个行为。
后面这位盗贼就更倒霉了，他两次拉开私家车车门试图实施盗窃，但是什么都没偷着，多次盗窃一无所获，行政拘留12日。
这是北京大学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蓝色的这条线叫数字化程度，来衡量移动支付的发展情况。
▲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普惠金融指数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2011到2020年期间，省级中位值都增长了8倍之多，社会里面的现金使用量下降了。
在现代社会里面，人们普遍在使用移动支付，大家平常都不带钱包、不带现金了。现金越来越难偷，盗窃的预期收益下降了，以前的小偷如果偷到了一个包，他可以获得现金或者手机，但是现在这个盲盒的价值下降了，所以盗窃犯罪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那小偷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会不会转行做其他的违法活动？无论是从法院裁判文书，还是微观调查中的受害者经历，我们都没有发现证据说明这些犯罪之间的关联。
而且大部分盗窃犯的文化程度是很低的，所以他们只能从事那些低端的犯罪活动，就是盗窃。你让他们转行从事诈骗这些需要较高技能的犯罪活动，有点勉为其难。
北京大学张丹丹教授的研究团队曾经对深圳某个男子监狱的600多名农民工罪犯进行了调查，里面大概有16%是盗窃犯，6%是经济犯，他们发现这两类犯人是有挺大差异的。
以普通的农民工为基准，盗窃犯年纪更轻一点，认知能力更差一点，而且更加内向，情绪也更不稳定。经济犯的认知能力更高一些，但亲和性要差一些。这就表明了盗窃犯和经济犯，他们的性格特征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要转换也真不容易。
那么他们现在去做什么了呢？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此人叫周立齐，广西南宁人，网上也叫他“窃·格瓦拉”，他2007到2020年期间曾经4次因盗窃罪入狱服刑，偷的都是电动自行车，累计刑期7年半。
他有一句话，“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可能引起了很多天选打工人的共鸣。那么他现在在干什么？据媒体报道，他出狱了，并且转行成了一名网红，拍摄短视频上传到网上，现在有几百万粉丝。
而且他还开了个餐馆，很多食客慕名而来，只不过慕的可能不是餐馆的名，而是周立齐本人的名声。周立齐现在既不用打工，又不用盗窃，还能够维持生活。不得不说这都得感谢现在的网络时代，兴起了各种新业态。
虽然像周立齐这种转行成为网红是个例，但是外卖、快递、代驾、共享出行等这些新业态的兴起，入行门槛低，为城市里的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大量新的工作机会。
所以移动支付不光减少了盗窃的预期收益，还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提升了合法劳动的收益，改变了盗窃犯面临的成本收益权衡，减少了盗窃犯罪。
不过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在那些原本经济就比较发达、就业比较好的城市里面，移动支付的发展更大幅度上降低了盗窃犯罪，而对那些原本就欠发达的城市则影响不大。
▲ 95%置信区间(CI)：这个参数的真实值落在测量结果周围的概率大于95%。因此，“欠发达地区”和“高失业率地区”受到的影响近乎于0，“发达地区”和“低失业率地区”对应的值为负数，盗窃犯罪大幅度降低了。
另外，盗窃犯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案例，有个人开车出门，然后下雨了，刚好他车上的雨刮器坏了，他看四周无人，就把别人车上的雨刮器偷了。
这个盗窃行为是一时冲动，不能用经济因素解释，从他开的车来看，甚至收入还很好，只能归结于是环境因素。那么移动支付能不能改善这种环境，减少冲击呢？我们也做了相关研究，发现移动支付爱莫能助。
可能还有观众会问，盗窃减少难道不是天眼的功劳吗？现在到处都是视频监控系统，你想偷盗就会被拍到然后抓住。我们在前面的研究里面也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利用中国政府的采购网收集了全国各地视频监控的中标公告，整理了相关金额，但是结果表明这也并不是天眼的功劳。
传统的犯罪治理认为要减少犯罪应该提高惩罚的力度，或者说增加惩罚的确定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移动支付的发展改变了犯罪的态势，也改变了治理任务。
所以在传统的犯罪治理之余，我们需要重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从犯罪者面临的决策环境这一源头去治理，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更多的人提供劳动机会，从而减少犯罪，改善公共安全感，然后实现“天下无贼”。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11 05:55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