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在处理强奸案时有自己的原则：倾听与核实。“很多时候人们会说，‘相信你的受害人、相信你的受害人’，”加尔布雷思说，“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认为应该倾听被害人的讲述，然后依据事情的进展来证实或反驳。”
2011年1月，美国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负责该案的探员史黛西·加尔布雷斯勘查案发现场，仔细询问受害者，不放过任何一样证据。但嫌疑人十分专业，连DNA片段都不完整，每当一个新证据出现，查找一番后又往往陷入死胡同。可加尔布雷斯并未放弃，她从丈夫那里知道了在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市，也发生过一起作案手法十分相似的强奸案。
威斯敏斯特市的警官埃德娜·亨德肖特正在为此苦恼，她遇到了和加尔布雷斯同样的困境，案件2010年8月发生，到了12月陷入停滞，她快要没有线索可以追了，破案机会越来越渺茫。这时候，加尔布雷斯群发了一封给丹佛地区所有警探的电子邮件，标题为：“有相似的性侵案件吗？”特别请求亨德肖特同她联系。
一个案件带出了另一个案件，不断出现的新受害者，线索互相印证：这是一起连环强奸案，凶手是一个人。
罪犯的落网并不惊心动魄，找到他是纯属运气，警探们挖掘他删除掉的文件，意外找到了2008年8月发生在华盛顿州的一起案件，当警探们试图联系上受害者，却发现受害者玛丽被警方以“谎报罪”起诉，8月案件发生，9月她就要上法庭。
《谎报》一书以三条故事线穿插讲述，还原了强奸案的破案过程以及罪犯的经历和犯罪心理。美国司法体系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在记述中一览无余，执法人员对性侵受害者缺乏基本的同理心。幸好，在以加尔布雷斯和亨德肖特主导的破案过程中，这一切没有上演。她们对待受害者、处理性侵案件的方式，值得我们反思学习。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下午1点刚过，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探员史黛西·加尔布雷斯走向沿着小山丘散落而下的一长排无名公寓楼。
地面斑驳，覆盖着肮脏的半融化的成片积雪。在这座三层楼建筑群的橙色和橄榄色外墙的映衬下，冬日里光秃秃的树木显得灰蒙蒙的。
寒风凛冽、寒气刺骨，加尔布雷斯就在这样的天气里去那里调查一起强奸案。
一楼的一间公寓里挤满了穿制服的，巡警们挨家挨户敲着邻居们的门，犯罪现场分析人员正在拍照片，医护人员已乘坐救护车抵达。
在混乱的场面中，加尔布雷斯显得十分突出，她是处于男人漩涡中的一名女性，她脸很窄，一头金色的披肩直发，拥有长跑运动员一样的体格，身材清瘦，袅袅婷婷，眼睛是蓝色的。
她走到一名警员面前，他示意她看向站在公寓外面，沐浴着冬日稀薄阳光的一位女性。她穿着一件棕色长大衣，手里抓着一袋自己的私人物品。加尔布雷斯目测她20多岁，身高大概1米68。身材纤细，一头黑发，她看上去冷静从容。
她就是受害人。
加尔布雷斯走上前去做了自我介绍，并问道，想到我车里谈吗？车里更暖和，更安全。女子同意了。她们坐进车的前排，加尔布雷斯把暖气调得很大。
女子名叫安珀，是当地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正值寒假，她的室友已经回家度假了，而她一直待在公寓里尽情享受独处时光，晚上熬夜白天补觉，男朋友曾经从外地开车来看她，不过案发前一晚她是独自度过的。吃完自己煮的晚餐之后，她就蜷缩在床上追剧，看《绝望主妇》和《生活大爆炸》。当她迷迷糊糊睡去时，天都快亮了，已经能听到大楼里其他住户准备出门上班的动静。
她刚刚睡着，就突然惊醒了。在半明半暗的晨曦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影笼罩在她上方。她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的卧室里有个男人。此人戴着一张黑色面罩，穿着一件灰色连帽衫，下面是运动裤，鞋子是黑色的。他手里握着一把枪，枪口直直对着她。
“不许尖叫、不许呼救，否则我就一枪打死你。”他告诉她。
她感到体内肾上腺素飙升。她的眼睛紧紧盯着那把枪。她会记住它是银光闪闪的，还有黑色的痕迹。
她哀求道，不要伤害我、不要打我。
她提出把公寓里的现金给他。
“去你妈的。”他说。
她被吓坏了。他要伤害她。他会杀了她。所以她下定决心：不会反抗。她选择忍耐，他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男子把一个绿黑色相间的背包甩到地板上，里面有他需要的一切，装备被他塞在透明的三明治塑料袋里。袋子上贴着整齐的印刷体标签：塞口物、避孕套、氛围、垃圾。
他命令她脱掉保暖睡衣。安珀看着他从包里拿出一双白色长筒丝袜，帮她穿上后把它们一直撸到她的大腿上。他又问她有没有高跟鞋，得到否定回答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双透明的塑料高跟鞋，把鞋子上的粉色系带缠到了她的小腿上。他再次伸手从包里拿出粉红色的发夹，把她的头发梳成了马尾辫。他问她化妆品在哪里，她从梳妆台上取来了化妆包。他的指示很明确：首先涂眼影，然后是口红，还要求她选择颜色更粉嫩的唇彩。最后，他命令她躺在床上。他从包里拿出一条黑色的缎带，把手背到身后，他说，然后他用缎带松松地绑住她的两个手腕。
安珀震惊地认出这条缎带是她和男友一起买的，已经找了它好几个星期，却一直没有找到。安珀以为是自己放错了地方，现在她很困惑，强奸犯是如何得到她的缎带的。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这名男子对安珀多次实施强奸。他累了就会休息，只穿着他的衬衫，喝自带的瓶装水。当她抱怨太疼时，他给她抹润滑油；当她说太冷时，他就为她盖上她的粉绿相间的被子。他告诉她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说她是个“乖女孩”，他没有使用避孕套。
他带了一台粉色的数码相机，让她在床上摆好姿势，并命令她，这样动、那样扭。当一切都合他心意，就开始拍照，还会在强奸过程中停下来拍照。安珀告诉加尔布雷斯，她不知道自己被拍了多少照片。有时，他会一口气拍上20分钟，他告诉她，这些照片会让警方相信他们是出于双方自愿发生关系，还说会把照片发布到色情网站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她的父母、她的朋友、她的男朋友。
安珀决心尽可能多地表现出人情味以换取生存机会，每当男子停下来休息，她都会问他一些问题。有时他什么也不说，有时他们会聊上20分钟。男子详细地讲述了他是如何猎取她的，他看起来几乎是放松的。
男子说，从8月份开始，他就一直透过她公寓的窗户偷窥，知晓她的全名、生日、护照号码，以及车牌号；知道她在学什么课程以及在哪里上课；知道每晚上床前，她都会对着浴室镜子自言自语。
安珀告诉加尔布雷斯，男子透露的所有关于她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并非虚张声势。
安珀还问起男子的背景，他说自己会三门外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例如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他上过大学，免费的，还说在军队服役，认识许多警察。
他告诉安珀，他的世界“很复杂”，每个男人不是狼就是亡命徒。亡命徒从不伤害妇女儿童，但狼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是一匹狼。
安珀告诉加尔布雷斯，她始终没有见到强奸犯的脸，但她努力尽可能多地记住罪犯的身体特征——白人，金色的短发，浅褐色的眼睛。她估计他的身高有1米88，体重大约82公斤。穿的灰色运动裤的膝盖位置有洞，黑色的鞋子上有阿迪达斯的标志。他剃了阴毛，有点胖。安珀还说，罪犯身上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小腿上有一块褐色胎记。
当他结束时已经临近中午，他用湿纸巾给安珀擦干净脸，并要求她到浴室去刷牙，还命令她去冲洗淋浴，看着她擦肥皂，告诉她要擦洗身体的哪些部位。当她洗完后，他要求她在浴室里再待10分钟。
离开之前，男子告诉安珀，自己是如何从屋子后面的玻璃推拉门潜入公寓的，他让安珀在门底的轨道插入一根木销，以确保门无法从外面打开，这样就安全得多，能防止像他这样的人闯入，然后他关上门离去。
走出浴室后，安珀发现强奸犯洗劫了她的卧室，带走了床单和蓝色丝质内衣，把她的粉绿色被子堆放在床脚的地板上。
安珀找出手机打电话告诉男友，自己被强奸了。他催促她立刻报警，开始安珀不愿意，但最终被男友说服了，两人结束通话后，安珀就拨打了911。
当时时间为下午12点31分。
受害人的讲述令加尔布雷斯暗暗心惊：跟踪、面罩，装满强奸工具的背包。这场袭击如此令人发指，罪犯如此老练。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必须立刻展开调查，就从这辆巡逻车的前座开始。
加尔布雷斯清楚，每一起强奸案都涉及三个独立的犯罪现场：袭击地点、罪犯的身体以及受害人的身体，它们每一个都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案犯人已经竭尽所能地试图消灭他留在安珀身体上的证据。加尔布雷斯询问安珀，是否同意她用又长又细的无菌棉签采集DNA证据，用棉签擦拭安珀的脸，加尔布雷斯只希望案犯或许百密一疏，能留下少许DNA证据。
加尔布雷斯又提出一大请求：安珀是否愿意回到她的公寓，指证强奸犯可能碰触过的一切东西？安珀再次答应了。在公寓里，她们俩一起梳理了案件过程。安珀指给加尔布雷斯看袭击者从床上拽到地上的被子，还有案犯在折磨她的过程中曾多次使用的浴室。整个过程中，加尔布雷斯都关注着细节：面罩是什么样的？安珀说不是滑雪面罩，更像是一条围巾，他用安全别针把它紧紧地包裹在头上；还记得关于那瓶水的任何细节吗？是箭牌的；那块胎记什么样子？安珀比划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圆形。
当安珀回忆罪犯给她盖被子的细节时，将其称为“温柔”。这让加尔布雷斯困惑不已。怎么会有人在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折磨之后，用“温柔”来形容侵犯她的人？她感到很担心，或许是这家伙表现得很正常，又或许他是个警察。她对自己说：“要找出此人不容易”。
离开案发现场后，加尔布雷斯驾车送安珀前往大约30分钟车程外的圣安东尼北医院，那是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家能够提供专业性侵害检验的医院，受过专门培训的医护人员会检查安珀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以寻找线索。
在检查之前，安珀告诉加尔布雷斯，袭击者曾说过这是他第一次作案，但安珀认为他在撒谎，“我觉得他是个惯犯。”
在返回案发现场的路上，加尔布雷斯的大脑飞速运转，安珀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一名一身黑衣的强奸犯？背包里塞满强奸所需的一切用具？而且敢于在大白天滞留在一栋繁忙的公寓楼，花上4个小时强奸折磨一个女人？
这完全不同于她处理过的大多数强奸案。
通常情况下，强奸犯往往是受害人认识的或者至少是遇见过的人：男朋友、旧情人，或是在夜店认识的人之类。办理强奸案通常并非侦探故事，而是要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女方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一项全美范围的政府调查显示，2014年美国约有15万名男性和女性报案称被强奸或性侵犯，这个数字相当于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人口，其中大约85%系熟人作案。
加尔布雷斯知道她面对的是一桩相对罕见的案件：陌生人强奸。此类案件比较容易审理，因为它们往往涉及检察官所谓的“正义的受害者”。例如，一位女性在大街上被一名持有武器的陌生人抓住，她挣扎尖叫，然而最后别无选择只能屈服；又或者是一位母亲或女儿，来自一个爱意满满的家庭，她拥有一个漂亮的家，一份稳定的工作。她穿着得体，没有酗酒，也没有在城市某个肮脏的角落游荡。这些在检察官看来都是最容易起诉的强奸案，因为它们满足了陪审团对受侵犯妇女的所有期望。
安珀符合这些要求中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不符合的部分包括：她一直很冷静镇定。她曾和强奸她的人交谈过，并称其为“温柔的”，在报警前和男友通过电话。
但这些都不会干扰加尔布雷斯，遭受性侵的女性与所有女性并无不同。受害人可能是母亲、青少年、性工作者，她们或许住豪宅，或许住廉价旅馆，可能无家可归，也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可能是黑人、白人或亚裔，既有醉倒不省人事的受害人，也有完全清醒的。她们可能对性侵犯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歇斯底里，或克制隐忍。
遭受侵害后，有人选择告诉朋友，也有人将秘密深埋心底，有的受害人或许会立刻报警，也有的可能会等上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好几年。
警察们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调查强奸案，尽管强奸是最常见的暴力犯罪形式之一，然而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破案方式。有些警探推崇怀疑主义，的确存在一些女性谎称被强奸，但就每一件性侵指控展开仔细调查是警方的职责；另一些调查员，包括一些对警察粗暴对待强奸受害人的行为表示担忧的律师，则认为信任才是关键。
某大型警察培训团体举办过一次致力于改进性侵调查方法的活动，其口号即为“从相信开始”。双方争论的核心是信任问题，在大多数暴力犯罪中，警察面对的都是明显受伤的受害人，但是在性犯罪中，伤痕往往不那么明显。在法医检验中，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女性身上有可能出现与一名在枪口胁迫下被强奸的女性一样的伤痕，在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的可信度经常和嫌犯的可信度同样受到质疑。
加尔布雷斯在处理强奸案时有自己的原则：倾听与核实。“很多时候人们会说，‘相信你的受害人、相信你的受害人’，”加尔布雷思说，“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认为应该倾听被害人的讲述，然后依据事情的进展来证实或反驳。”
在戈尔登这样的小城镇，刑警们负责处理所有的案件，但加尔布雷斯逐渐发现自己对性侵案件更感兴趣。曾有一起案件令她难忘：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涉嫌猥亵邻居家的10岁男孩。两家人私交甚笃——实际上整个社区关系都很亲近：太太们会一起聚会，孩子们一起玩耍，丈夫们周末结伴出游。这起性侵指控在部分家庭中流传开来。“它颠覆了整个社区的邻里关系。”加尔布雷斯说。
加尔布雷斯与另一名调查员询问了受害人。男孩的记忆非常清晰，他告诉警探们，嫌疑人是在一张沙发上侵犯了他，他还记得关于沙发布料的特征。虽然只是小细节，但这足以让加尔布雷斯相信男孩没有编造故事，而当嫌疑人的家人同意加尔布雷斯询问他们的儿子时，这名少年却支支吾吾。他坐在父亲身边，还哭了起来。
加尔布雷斯与她的搭档走到外面的门廊上。
我要逮捕他，她说。
你有把握吗？他问。
我有合理根据，她说，就让陪审团来裁决吧。这名少年后来在庭审中被定罪。
案发社区的居民们对加尔布雷斯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她粗暴而轻率地毁掉了一个有前途的孩子。加尔布雷斯却认为这是正义：“如果他还曾伤害过其他人呢？如果他继续犯案呢？现在阻止他，或许将来就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许多警探会尽可能避开性犯罪案件，它们不像凶杀案那样高调，没人会想来拍摄一部关于强奸案的电影。如果说凶杀案是黑白分明的，那强奸案就充满了灰色，而且，强奸案的受害人都是活生生的，并且饱受创伤，他们的痛苦总是赤裸裸地袒露在你面前，令你绝对无法忽视。
加尔布雷斯的宗教信仰帮助她经受住了办理强奸案对她情感上造成的巨大冲击，她认为自己也是在回应主的召唤，进入执法部门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性侵案件里正处于人生至暗时刻的受害者们需要帮助。她并不总能知道如何让他们好受一些，但她知道她必须想办法。
“人们说，‘你为什么要侦办性犯罪和儿童犯罪案件？’我并不享受这份工作。但总得有人去做。而且得把它做好。”
加尔布雷斯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已经筋疲力尽。回家前她办的最后一件事是替安珀找个地方过夜，安珀太害怕，不敢回自己的公寓。加尔布雷斯找了名警官将她送去朋友家。
大卫已经洗好了碗，并已将孩子们哄上床睡觉，再晚点他还要去上大夜班。
夫妻俩在客厅的两张沙发上面对面坐下。这是他们每晚的仪式，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余见缝插针地挖出这短暂的几个小时，像其他双职工夫妇一样交流彼此的一天——只是加尔布雷斯夫妇的话题比大多数人更阴暗一些。
这一晚也是如此，史黛西·加尔布雷斯将当天案件的细节讲述给丈夫听，那个蒙面人，那场持续4小时的施暴，以及他如何给受害人拍照。听着，她说，最后他还强迫她去洗澡。
大卫一直在犹豫，但这些细节实在太像了。2008年，他离开戈尔登市警察局，去邻近的威斯敏斯特市出任警官。5个月前，威斯敏斯特警方曾接到报案，在一栋公寓楼里发生了强奸案，大卫曾在那栋楼里搜寻可疑人员，那位女性也是被一个蒙面人强奸，罪犯也拍了照片，并且也曾在离开前命令受害人洗澡。
你明天早上第一时间给我们部门打电话，他对史黛西说，我们那儿有件一模一样的案子。
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市，2010年8月的一天，埃德娜·亨德肖特警探开车前往莎拉的公寓楼，途中她在脑海里罗列了一连串待办事项。16年的警察生涯在她心里烙印了一张犯罪现场任务清单。她需要巡警们去彻查莎拉的邻居们，去翻查垃圾桶；需要一位刑侦专家搜查公寓及附近场地；需要一名犯罪分析员来收集所有能够进入莎拉公寓的人的记录。各就各位，她对自己说。
当时是上午10点，天已经很热了。公寓大楼共有三层，外部饰有橙色面板与砖砌外墙，有一座共用的游泳池，一个会所，还有一条小路。租户都是蓝领：护理助手、电缆安装工、快餐店员工等等。
在公寓外面，亨德肖特遇到了克里斯·佩勒警官，他已经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寻找目击证人。他曾和莎拉敲门求助的邻居夫妇谈过，是他们替莎拉报了警，也是新搬来的。他们听莎拉讲述了被强奸的细节，但妻子觉得它们不全是真的。
例如，莎拉告诉邻居，强奸犯命令她洗头，但莎拉的头发一直是干的。邻居妻子还认为莎拉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她曾对他们说：“哦，你们刚搬来。这种事是你们最不想遇到的。”妻子并不认为莎拉一定在撒谎，而是觉得她的行为很奇怪。如果是我，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妻子告诉佩勒。
这位女士的疑虑不足为奇。当涉及强奸时，受害人经常遭到质疑——不仅来自警方，也来自家人和朋友。警察与公众都有一种感觉，即并非所有的强奸报案都是真实的。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是不实的。犯罪学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试图确定有多少女性在报告被强奸时撒了谎。研究结论五花八门。
专门研究性侵犯的学者们确定了一个范围，大约2%至8%的强奸指控是虚假的，但这个范围与一个特定的定义相关：它只计算那些警方能够证实报案女性故意撒谎的案例，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警察们只是放弃了他们认为有疑问的案件，不再深入调查。事实证明，虚假报案的真实比例难以捉摸，会受到宣传、对性侵犯的不同定义等因素的干扰，而且从一种笼罩于羞耻和秘密的犯罪行为中提取具体数据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对于亨德肖特来说，她在办案过程中只有获得她认为“确切”的证据，才会把性侵指控当作假的驳回。曾经，有一男子带着残缺不全的睾丸来到急诊室。由于受伤过于严重，医生不得不切除了他的睾丸。男子告诉医生，他被人持刀袭击并被强奸了。亨德肖特花了几周的时间去追查他提供的线索，甚至开车去怀俄明州寻找证据，但后来她发现，这名男子是某个在线色情聊天室的成员，人们在那里进行生殖器切割。最终，亨德肖特指控他向警方报假案，是因为她找到了一段视频，拍到该男子在使用通常用于阉割牛的剃刀和松紧带残害自己。换句话说，她把判定报假案的标准定得很严。
强奸案发生2天之后，亨德肖特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与莎拉会面。她俩在询问室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亨德肖特打开了她的录音机。她希望，经过了几天，莎拉能够回忆起更多的细节。她开始慢悠悠地提问：强奸发生之前的几天和几个月里，莎拉的生活是怎样的。
莎拉讲述了她的故事。在经历了一段长达几十年的无爱而愤怒的婚姻后，她终于离了婚。“我只是决定不要再那样生活下去。”她说。后来，她与一位年长20岁的男子丹尼坠入爱河。他有一个大家庭，她没有孩子，他们一起去教堂，她在唱诗班里唱歌，晚上他们会在丹尼家过夜。2009年10月他们结了婚，并搬入一套足够两人居住的公寓，但很快他就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成婚仅仅8个星期后，丈夫就去世了。莎拉决定搬去另一栋住宅楼内一套较小的公寓，作为承认寡居现实的第一步。她在2010年7月28日签署了租约。13天之后遭到强奸犯袭击。
那关于强奸案呢？亨德肖特问道，“我们谈到你准备睡觉，你大约在午夜时分上床。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记得吗？”
“我只记得，嗯，有人压在我身上。我仰面朝天。我是说我是趴着的，趴着的。”莎拉说。她停了下来，很慌乱，“我们非得再重复一遍整个过程吗？”
亨德肖特理解她的情绪。她曾侦办过100多起强奸案，知道谈论强奸过程有多难——难到让许多女性根本不愿报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不被采信。年轻的警察常常感到困惑：你想抓住这个家伙吗？为什么不把细节都说出来？
对此，亨德肖特有一个标准的回应。她会说：“跟我说说你和你妻子最后一次做爱的情形。现在就告诉我。”有人会发出尴尬的笑声，其余则陷入震惊的沉默，他们理解了她的意思。
在询问室里，莎拉又重温了一遍基本情况，但她也补充了新的细节。例如，她记得袭击者给她穿上了高筒丝袜，但她不记得它们的颜色，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
“袜子是怎样穿上的？”亨德肖特问道。
莎拉答不上来。
“那你怎么会没看见它们？”亨德肖特又问。
“我想我当时，我想我当时是趴着的。”
莎拉还记得，强奸犯曾问过她有没有高跟鞋。当她回答没有之后，他从她的壁橱里拿来了一双她的鞋子。
“我只是有这个印象，它们可能是我自己的鞋子，但我仍然不确定。”她说。她想不起他拿的是哪双鞋，也不知道他离开时是否带走了它们。
亨德肖特并不气馁。她继续探究，试图让莎拉回忆起更多细节。
“那他的眼睛呢？你还记得有关他眼睛的信息吗？”
“我完全不记得任何关于他脸部的细节，真的，我一点都不记得。”
“好吧，那也不记得眼睛的颜色？”
“嗯，我说不上来。”
“面部有毛发吗？”
莎拉摇摇头。“我不确定。我不知道。”
如果说莎拉缺乏视觉记忆，那她的听觉记忆是精确的。她知道强奸犯背着一个运动包，因为她记得拉链的声音；她知道他去了洗手间，因为她听见了他小便的声音。尽管他曾用相机直接对准她，她依然无法描述相机的样子。她只记得那声音，咔嚓、咔嚓、咔嚓。
但更多的时候，莎拉的讲述是杂乱无章的，是一堆时间混乱的瞬间和记忆。她竭力试图拼凑出事件的顺序，告诉亨德肖特，她知道强奸犯离开的时间，因为她看见一些小女孩在她公寓外面玩耍。她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在早上7点左右报了警。为什么孩子们会在那个时间在外面玩呢？“不，这说不通。”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莎拉对自己故事的不完整感到越发沮丧。“你知道，大部分时间我是闭着眼睛的。”她告诉亨德肖特，“有时候是因为他正在强迫我，有时候则是我根本不想看。”
亨德肖特安慰她说：“如果记不起来也没关系。”
莎拉破碎的记忆并没有令亨德肖特惊讶。她很清楚，在创伤性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的记忆往往是扭曲的，许多人无法再按时间顺序回忆事件。创伤会扭曲大脑，一场车祸，一棵倒在附近的树，目睹你的伙伴在战场上被射杀。在那可怕的几秒钟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飙升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力量，令头脑变得对自身目睹的经历不确定。事件与发生的时间脱节，记忆被埋葬。那些现场画面或许会在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在脑海中突然出现，不请自来而又无比清晰，就像突然被闪电照亮的风景。
强奸案件是特殊的。被强奸的经历和无助的感觉对被害人记忆产生的损害，似乎是专门为了挫败调查人员。为了忍受可怕的侵犯，许多女性会将目光从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移开，从攻击者身上移开。她们会专注于一个灯罩或者墙上的一幅画，或者干脆闭上眼睛。这意味着女性往往无法描述强奸者的外貌，或他的穿着，或所处的房间、时间以及周围环境。
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文献中阐述了一个强大的核心细节，在记忆形成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危机时刻，大脑会猛烈地抓住有助于它生存的某些东西。某些情况下，大脑抓住的是实际的威胁，例如一个警察能够非常详细地描述他面对的武器，但却难以回忆起嫌疑人所穿的衣服，而在有些情况下，大脑记住的突出细节却与直接的威胁无关。事实上，它可以是与被强奸的痛苦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比如，附近床头柜上的一盏灯或远处的一盏路灯。通过凝视这样具体的物件，大脑可以从眼前的恐惧转移到一个认知上更安全的地方。
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性侵犯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丽贝卡·坎贝尔表示，被害人经常把描述被强奸的经历类比为拼图游戏。玩拼图的时候，大多数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拼图片翻成图案面朝上。接下来，他们把碎片分为边框片、四角片和主体片。然后，他们参照着盒子上的图片想办法把碎片拼起来。
然而强奸受害人却无法完成拼图，因为他们并未拥有全部的碎片。他们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将它们分类。而且即便他们还原画面，又有谁能忍受凝视如此可怕的一个场景呢？“创伤记忆并不是以一种漂亮的、整齐的、有序的记忆形式出现的。”坎贝尔说。她一直在研究创伤对大脑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散布在整个大脑中。”
亨德肖特的工作就是帮助莎拉拼凑拼图。但在询问结束时，她觉得毫无进展，没有获得什么信息有助于警方锁定嫌疑人。这个罪犯很聪明。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与他身份有关的线索。
当询问进入尾声时，亨德肖特决定告诉莎拉一个好消息：她的200美元的确不见了，但是警察在公寓里找到了莎拉之前认为被强奸犯偷走的那台相机，也许她在案发后清点物品时忽略了它。
“但是我有两台相机。”莎拉说。
“有两台相机？什么意思？”亨德肖特问道，她原本以为莎拉的公寓里只有一台相机。
“嗯，有一台粉红色的索尼，然后还有一台基本为银色的更大的照相机。”
亨德肖特知道警察找到的是银色相机。粉色的索尼在哪里？她派警员走访威斯敏斯特市各家当铺，搜寻是否有人典当一台粉色相机，然而一无所获。
莎拉所在公寓楼的有线电视服务由康卡斯特公司的一名员工负责。正当亨德肖特忙着安排对该员工的询问时，她接到了奥罗拉市一位警司的来电。奥罗拉是威斯敏斯特市东南30英里外的一个较富裕的地区。
这位警司通过警察之间的闲谈了解到威斯敏斯特市强奸案的细节。她告诉亨德肖特，她手下有名警探曾经处理过一件相似的案子。也许他们应该交换意见。
亨德肖特终于取得了第一次案情突破。
莎拉的案子发生两周后，亨德肖特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见到了来自奥罗拉市的斯科特·伯吉斯警探。2009年10月发生在奥罗拉市的强奸案，受害人是一位名叫多丽丝的65岁离异女性。她在当地一所兄弟会宿舍做舍管，本人住在奥罗拉市南部的一个社区。她是在自己家中遇袭的。
两人会面后，伯吉斯带着新的希望离开了。间接证据指向一个结论：强奸多丽丝与强奸莎拉的是同一个人。如果亨德肖特能在她的案件找到突破，也许他的案子也有望解决。在将多丽丝案件归档8个月之后，伯吉斯将文件更新为“重新展开调查”。一切就看能否找到强奸犯的一个失误。一个失误，能破两桩案子。很简单的算术。
亨德肖特知道，强奸案——尤其是陌生人作案——的最佳破案时机通常在案发后的第一周内。每过一小时，每过一天，抓住袭击者的机会都在持续减少。她快要没有线索可追了。其他刑事案件也堆积如山。机会越来越渺茫。
时至2010年12月，亨德肖特感觉自己陷入了与一年前的伯吉斯相同的处境，甚至更加糟糕。因为当前，探员们有理由相信有一名连环强奸犯正逍遥法外。此人对两名女性均实施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性侵犯，却成功地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体貌特征、没有指纹，也没有足够的DNA可以录入任何数据库。
更有甚者，亨德肖特和伯吉斯都认为此人还会再度作案。
但他们能做的却只有等待，等待找到案犯的一个失误，或者等待新的强奸案发生。
计算方法已经改变。不再是简单的算术。
这家伙究竟是谁？
2011年1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市警察局的小隔间里，亨德肖特警探像往常一样端着她的星巴克必点咖啡：超大杯翻转低脂焦糖玛奇朵。上午9点07分，她收到一封群发给丹佛地区所有警探的电子邮件，标题为：“有相似的性侵案件吗？”
邮件中描述了头一天晚上发生在戈尔登市的一起强奸案，袭击者捆绑了受害者的双手，命令被害人洗澡，还威胁要把她的裸照发到网上去。邮件底部是一个私人请求：“亨德肖特警探能否就此案与我联系？”署名为戈尔登市警探史黛西·加尔布雷斯。
亨德肖特并不认识加尔布雷斯，但她对邮件内容有种不祥的预感，距离莎拉被强奸已有5个多月，多丽丝被袭击也已经过去15个月。她打电话给奥罗拉市的同行伯吉斯，告诉他邮件的事。看来最糟糕的情形已经发生，那名强奸犯又出手了。
警察们会对自己的案件持保护态度，担心信息泄露可能危及他们的调查，但亨德肖特马上意识到与加尔布雷斯和伯吉斯合作的可能性。“群策群力好过单打独斗，对吧？”她说。加尔布雷斯也是这样的想法。她所在的部门规模很小——40多位警员服务一个约2万人口的小镇，联合起来才有意义。“我对寻求帮助没有任何顾虑，”加尔布雷斯说，“让我们尽我们所能抓住这个家伙。”
我们需要增援，加尔布雷斯对亨德肖特说。我们请科罗拉多州调查局参与吧，让我们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FBI）。“此案所涉范围比小小的戈尔登市要大得多，也超出了杰斐逊县。”她说。亨德肖特更谨慎些。她的上司想稳扎稳打。她对加尔布雷斯说，咱们在我们局见面吧，你、我，还有伯吉斯，我们把掌握的事实罗列出来，“眼下我们什么都不能确定，”她说，“我们还有很多调查要做。”
几天后，三位警探围坐在威斯敏斯特市警察局的一间会议室里。每人都带着一份材料，每一份都讲述了一桩非常相似的案件。
受害者对袭击者的描述有重叠。她们估计他的身高在1米78至1米88之间，体重大约82公斤。安珀看得最清楚，看见他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
强奸犯在袭击过程中似乎很放松，就仿佛服用了精神类药物赞安诺。他会与受害者交谈，看起来很聪明，受过教育，可能是个自省的人，知道她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那些只有亲密的朋友或伴侣才会知道的事情。虽然很疯狂，但所有的受害女性都说他有时表现得颇有绅士风度。
这名强奸犯就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重复犯罪。每一次攻击都是一样的，以无情的效率重复作案。他戴着黑色面罩，脸上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把女人绑起来，但绑得不紧；他花费好几个小时对受害人反复进行强奸，每次作案后，他都强迫受害人洗澡。
亨德肖特和伯吉斯讲述了强奸犯如何要求莎拉和多丽丝摆好姿势让他拍照，以及他如何在强奸过程中给她们拍了大量照片。两位女受害人都记得那台黑色的大相机及其发出的咔嚓声。
好吧，这里略有不同，加尔布雷斯指出。袭击者也给安珀拍了照片，但他用的是一台粉红色的数码相机。
亨德肖特立刻回想起莎拉告诉她的丢失的第二部相机，正是一台粉红色的索尼相机，被强奸犯偷走了，正与安珀案中的描述相符。即使谨慎如亨德肖特也很难否定这个结论：几桩案子是同一个人所为。
警探们加倍努力挖掘。这几名女性之间有什么关联？她们有没有共通点能引导警方找到强奸犯？她们都去金·苏泊斯购物，这家连锁超市遍布科罗拉多州东部和怀俄明州，所有的受害人都和当地的大学有关系。奥罗拉市的受害人多丽丝在一家兄弟会宿舍当舍管，威斯敏斯特市受害者莎拉在搬家之前是住在社区大学附近的公寓里，安珀本人就是一名研究生。
相似之处到此结束。多丽丝65岁，住在一片住宅小区的独栋房子里；莎拉59岁，最近才搬进她的新公寓。两人都是年长的白人女性，且都是独居，但安珀才二十几岁，而且不是白人，她有一个室友，还有男朋友。
这些女性在年龄、种族、体貌方面都没有相似之处，这不符合强奸案的既定模式。对受害者特点的研究，即警方所谓的“受害人研究”认为，连环强奸犯倾向于攻击类似的目标。被害人可能是年轻人或老年人，教师或医生，金发或黑发，但她们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然而此次，受害者的相似度并不足以让警探们排除多名强奸犯作案的可能性。袭击过程的相似性有可能是巧合，但这容易让人想到更令人不安的情况，也许这些强奸案是由一群男人实施的，他们互相协作以摆脱警察追踪；也许是某个色情团伙；又或许是有一对经验丰富、频繁转移的强奸犯正在丹佛郊区出没。
警探们还注意到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2009年10月在奥罗拉市发生的第一次袭击和2010年8月发生于威斯敏斯特市的第二次袭击之间相隔10个月，但仅仅5个月后，即2011年1月，就发生了戈尔登市案件。在前两起案件中，强奸犯曾用枪威胁受害人，但他没有亮出武器，可在戈尔登案中，他亮出一把手枪直接对准了安珀，他还威胁要向她开枪。
作案间隔越来越短，手段越来越暴力。对警探们来说，这表明强奸犯越来越自信，也说明他的手法越来越熟练，警察将此称为“作案手法渐进”。当一个罪犯习惯了常规套路，他往往会突破新的界限，冒更大的险。
2011年1月25日，亨德肖特正在开会时，已经共事已久的伙伴埃利斯带来了重大消息，她说刚刚收到莱克伍德市强奸未遂现场留下的手套印和鞋印的照片，发现这些印记的刑侦专家是她的朋友：岛本雪莉。岛本拥有数学学位，但她的鞋癖令她成为专门从事鞋类鉴定工作的刑事专家。虽然，鞋印不如指纹好，它们不是一个人独有的印记，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它们可以透露关于坏人的信息，或许有助于识别他的身份。一个鞋印可以指向某个特定品牌——耐克或迈乐，而某些印记——鞋跟上的裂痕、鞋底的磨损图案、高弓足之类——留下的痕迹或许能让犯罪现场技术人员将其与某一双鞋联系起来。
岛本到达莱克伍德市现场时曾搜寻过鞋印，她在卧室和厨房周围的地板上扫上一种双色粉末，它能让手指或鞋子留下的油渍或污渍显现。她发现了4个明显的印记，看起来像是网球鞋留下的。她在卧室窗外的湿土中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鞋印，当她在窗户上刷粉末寻找指纹时，发现了一个她认为是手套的印记——一只手掌上有蜂窝状图案的手套。
埃利斯调出岛本发给她的图片时就立刻认出了那个图案，它的大小和形状与她在莎拉公寓后面的栏杆上发现的奇怪蜂窝状痕迹相吻合。当时，她还不确定是什么东西留下了这样的痕迹，现在她知道了。岛本非常兴奋，立刻跑到一家迪克体育用品商店，并在那里找到一双柔软的黑色安德玛牌手套，手指和手掌部位都有蜂窝状的凸起。
下一步：鞋子。埃利斯检查了戈尔登市同行卡莉·吉普森在安珀的公寓后面拍下的喷洒了荧光颜料的鞋印照片，它们看起来与岛本在莱克伍德市现场卧室窗户下的烂泥中，提取的鞋印几乎一模一样。加尔布雷斯的搭档马特·科尔把鞋印的图片发到了执法部门的鞋类鉴定网站上，匹配结果出来了：鞋印出自一双2005年3月上市销售的阿迪达斯ZX 700网面鞋。
当看到两位刑侦专家找到的所有证据上的关联时，亨德肖特确信：2010年7月6日在莱克伍德市袭击女子的罪犯与强奸多丽丝和莎拉的一定是同一个人。
亨德肖特立即致电莱克伍德市警察局。
这是莱克伍德市警探亚伦·哈塞尔接到过的最蹊跷的案子。他被派去调查一起发生在某高档社区内的强奸未遂案件。报案人名叫莉莉，她说在睡觉时遭到一名戴着黑色面罩的男子的袭击。当她大声呼救时，该男子跑去另一个房间查看是否有人在家，莉莉抓住机会逃脱了，她一头冲出床头的窗户，从离地2米多的高度坠落，头部先着地，肋骨摔裂了，背部的一块脊椎骨也断了。在剧烈的疼痛中，她踉踉跄跄地跑到隔壁邻居家敲门呼救。
然而当警察赶到时，他们没有发现有人强行闯入房子的痕迹，门上没有被撬的痕迹，没有窗玻璃被敲碎，门都是锁着的，窗户也是。哈塞尔与4位邻居聊了聊，他们都没有看见或听见任何异常情况，技术人员没有发现DNA残留。“什么证据都没有。”哈塞尔心想。
事实并非如此。岛本在现场发现了鞋印和手套印，它们与莉莉的所有东西都不匹配，但它们也没有指向任何嫌疑人，甚至不能证实袭击的确发生过。有一名园丁负责打理莉莉的院子，工人们会时不时进出她的房子，她还有一位年长的男性朋友偶尔会住在家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留下那些印记。
莉莉本人也是个谜。她是个不羁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寻常的要求。她打电话告诉哈塞尔，自从发生强奸未遂后，她的猫就会抓伤穿黑靴子的人，也许警察应该寻找一个有黑靴子的人。“她觉得这是对调查有用的信息。”他写道。
她请一位俄罗斯画家朋友根据她的描述画了一张袭击者的肖像，并要求哈塞尔将其分发给媒体。画上的男子面罩遮脸，只有一条缝隙露出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眉毛，没有其他特征可以帮助人们认出他。哈塞尔拒绝了她的要求。
还有一次，她让哈塞尔仔细排查丹佛市周围的健身房，寻找一名身材匀称、身高1米83左右的蓝眼睛白人男子。“会有很多人符合这些特征。”他告诉她。报警2个多月后，她突然想起在袭击发生前，她的电脑上曾弹出一个奇怪的无线网络。她说，网络的名称叫“纯粹的邪恶”。
最后，她要求哈塞尔找一位催眠师在轻度催眠状态下对她进行问询。哈塞尔联系了杰斐逊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调查员，他是有执照的催眠师。在10月的一个大风天，三人在莱克伍德市警察局见了面，此时距离袭击事件已经过去大约3个月。调查员试图以一种常见的催眠技术将莉莉导入催眠状态，想象你在电梯里，他告诉莉莉：电梯一直往下，往下，往下。
她却打断了他，不，我不在电梯里。她有自己的技巧，她说，我正走过一片草地。她要求调查员允许她充当一个媒介，可以替目睹袭击的小猫、松鼠和树木传话。在催眠状态下，莉莉描述了她以前没有讲过，也不可能目睹的场景。她宣称，她看见袭击者是如何从车库溜进了她家，以及他如何站在窗前透过窗户看着她。
莉莉在恍惚状态下的陈述并没有打动哈塞尔，也没有打动调查员。调查员告诉我，“他认为这不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谈话”，哈塞尔在报告中写道。莉莉并没有妨碍调查，不过在哈塞尔看来，她也一点忙没帮上。
袭击发生大约一个月后，莉莉在照料园艺时发现一把木柄刀插在靠近她家后院围栏的地里。她认出这把刀来自自己的厨房，是她平时用来切西瓜的刀。这一定是强奸犯手里那把刀，他一定是在逃跑前把它插到了地上，为什么警察没有在她之前发现它呢？为什么她得打电话提醒他们这么重要的线索？她抱怨哈塞尔“没有反应”。
哈塞尔了解女性可能会撒谎说自己被强奸了。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有一次出警是因为某公寓有位女性报警说遭到袭击。她说，她用胡椒喷雾击退了袭击者。哈塞尔发现她的卧室里到处都是胡椒喷雾，但有别的事情让他困惑。报警女子说袭击者扯掉了她的裤子，但他发现牛仔裤卷成一堆，就像是有人把它褪下之后抬腿从裤子里迈了出去。随后他又发现一张收据，显示该女子在前一天购买了胡椒喷雾。当他就这些发现询问她时，她退缩了，承认自己编造了整件事。哈塞尔还发现，几周前她曾向邻居抱怨被另一个男人袭击。他认为她“不择手段地想要博取关注”，他将这一案例定性为报假警。
不过，哈塞尔也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他意识到，一个人与众不同并不意味着精神错乱。这一认知让他在评价莉莉时陷入犹豫。“我的许多同事都说‘她是疯子’。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她有不同寻常的信仰。”
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也认识到将可能的受害者称为骗子的危险性。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职业生涯之初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虚假报案浪费了警方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作为一名警探，他意识到，如果信息提供者担心因为撒谎而被捕，那他们就可能不愿意分享线索。事实上，莱克伍德市警局高层不鼓励逮捕报假案的人，除非是极端情况。
此外就是性侵案件特有的风险。强奸本就是一种报案量低于实际案发量的犯罪活动，指控那些已经站出来却没能获得警方信任的报案人，会令强奸受害人更加不敢报案，使得强奸犯逍遥法外，而他们可能再次犯案，这将助长那种“许多妇女谎称被强奸”的错误观念。“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国际组织”在其警察培训材料中指出，虚假的强奸报案往往源于“严重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处置此类谎报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将其适当地转介给社会服务机构，而不是针对报假案提起诉讼”。
哈塞尔就莉莉案件提出一种理论。莉莉告诉他，她在入睡前曾喝过一种草药茶。他上网研究后发现，有信息表明生动的梦境与饮用大剂量的茶有关。按照他的推测，莉莉可能是从一个逼真的梦境中醒来，并在清醒前跳出了窗外。这样既能避免称莉莉为骗子，又在证据的缺乏与莉莉的陈述之间找到折中的解释。
但他又动摇了。神秘的脚印和手套印无法用梦境理论来解释，而且莉莉的伤势也很严重，也许的确有禽兽闯入了她家，也许他还逍遥法外。他很难下定决心。
然而，可以追索的证据太少，哈塞尔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2010年10月，他停止了对此案的积极调查，但仍将其归为未结案件，以备将来有新的信息出现。
莎朗·韦兰是位好邻居。她和丈夫盖瑞已经在莱克伍德市的苹果木小区生活了15年。她在当地学校教艺术和戏剧，其丈夫是一名地质学家。他们有三个孩子，一大家子住在距离湖边一个街区之外的一栋有五间卧室的大房子里，认识几乎所有的人。当社区附近的一家餐馆试图扩大规模时，他们曾带头反对。“这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地方。”她是这样描述她的社区的。
她特别留意住在街正对面的邻居，89岁高龄的寡妇凯瑟琳·埃斯特斯。2010年6月14日，一个夏日星期一的晚间，韦兰抬头看见一辆白色皮卡停在埃斯特斯家门前的马路边。这让她觉得很奇怪，当时已经太晚，不应该有工人上门，而大部分邻居都会把车停在车库内或自家车道上。
她给埃斯特斯打电话，“有一辆卡车停在你家门外，是有人来拜访你吗？”
埃斯特斯没有注意到那辆卡车，也许是另一位邻居家的人？他们家有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朋友总是来来往往。“我也会留意它的。”她告诉韦兰。
半小时后，韦兰准备睡觉了。她看了看钟，当时是晚上10点49分，那辆卡车还停在埃斯特斯家门口，但这次她看到驾驶室里有个男人，他似乎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做。她丈夫记下了车牌号，当韦兰再次来电时，埃斯特斯决定联系警察。她把韦兰丈夫写下的车牌号告诉了接线员：935－VHX。
几分钟后，当一位莱克伍德市警察赶到时，卡车还在那里，但男子不见了。警员围着皮卡转了一圈。那是一辆白色的马自达，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他搜索了车牌号，结果显示没有问题。警员敲开了埃斯特斯家的门，告诉她，他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回到警局后，他为这次出警做了一份简短的记录，即“现场询问报告”，他把那辆皮卡标注为“可疑车辆”。
第二天清晨，韦兰偶然向窗外看去，并注意到那辆卡车不见了，她不再担心了，埃斯特斯也是。
社区又恢复了正常，韦兰直到8个月后看到一则当地新闻时才又想起那辆白色皮卡。
2011年2月初，莱克伍德市有位警探走向犯罪分析员达内尔·迪吉奥西奥的隔间。他参与此案是为了寻找莉莉遇袭和其他几件强奸案之间是否存在更多的关联。在一次情况通报中，他得知强奸犯曾跟踪这些妇女，并从她们家中带走了内裤。他知道迪吉奥西奥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可以挖掘。他想问问她，能不能查查是否有报告内裤被偷的入室盗窃案，而且她能否当天完成搜索？因为专案组准备第二天开一个大型会议，回顾案件中的所有证据。
迪吉奥西奥差点放声大笑。她可以用数据库搜索很多信息，但不包括这个，“如果我发现我最喜欢的内裤不见了，我会认为它一定是卡在裤管里的什么地方，或者是洗衣机把它吃了。我绝对不会想到去报警。”她告诉这位探员。
迪吉奥西奥已经习惯于接到各种不可能的要求。她告诉来咨询的警探，她或许没有研究内裤盗窃案的数据库，但她可以用她的制图软件标记出莉莉家方圆400米内曾被举报的每一辆可疑车辆和每一个可疑人物。
“虽然好比大海捞针，”她说，“但这是我能做到的。”
当天下班前，她找到了她要的“针”：8个月前埃斯特斯的报警电话记录，当时她举报了停在她家门口的可疑的白色卡车。在迪吉奥西奥看来，这起报案的地点和时间值得注意。6月14日这个日期比莉莉遇袭仅仅早了3个星期，而埃斯特斯家距离莉莉的家只有几个街区。
“嗯，”她想，“为什么那么晚你会出现在那里？你不属于那里。”
第二天早上，即2011年2月9日，哈塞尔和迪吉奥西奥驱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市警察局。当他们走进警局二楼的房间时，迪吉奥西奥惊讶地看见已有大约二十几名警察和FBI特工围坐在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旁。亨德肖特和加尔布雷斯都在场，还有伯吉斯和FBI丹佛办事处的资深特工乔尼·格鲁辛。此时距离安珀被强奸已经过去35天。
形势并不乐观。加尔布雷斯调出了她的主要嫌疑人，那个被指控性侵犯的大学生弗兰克·塔克的手机记录。结果发现，安珀被强奸时他正在韦尔市滑雪。当他被带到警局问话时，他展示了自己小腿上的斑记。安珀以为那可能是她在强奸犯身上见过的胎记，结果发现是一个蓝色的圆形火焰纹身。
FBI的ViCAP数据库（FBI建立的收录了数千种犯罪信息的数据库，目的是为了抓捕连环杀手与连环强奸犯。地方调查人员怀疑有连环作案时，他们会将尽可能多的犯罪细节录入ViCAP数据库。然后，FBI分析人员会梳理悬案档案，希望找到匹配的线索。）比对结果也未能奏效。格鲁辛和加尔布雷斯与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警探们讨论了后者之前调查过的困扰大学城的一系列强奸案。案件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是诱人的，但堪萨斯州调查人员遇到了和科罗拉多州这一屋子警察所面临的相同的难题。他们能够把手头的强奸案件联系起来，但他们无法确定嫌疑人。
科罗拉多州调查局分析员刘易斯报告了亨德肖特要求做的测试——将威斯敏斯特市的DNA样本与奥罗拉市和戈尔登市的样本进行比对——的结果。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因为测试程序已经破坏了提取到的少量细胞。但他们发现这些DNA样本的确是有关联的。这一结果虽然无法锁定罪犯，但侦探们现在终于有了具体证据来佐证他们心中共同的怀疑，即强奸多丽丝、莎拉和安珀的是同一个人，抑或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多名男性。
威斯敏斯特警察局负责与媒体打交道的特雷弗·马特拉索警司意识到，他将不得不向媒体公布，有一名连环强奸犯在丹佛郊区四处作案。而且，他还必须承认，警方对罪犯的身份尚无头绪。他脑子里千头万绪，警方应该如何告知公众？公众能提供什么可能有助于缩小嫌疑人范围的线索？他又将如何回答记者们必将提出的那个问题：警方认为强奸犯是否会再次作案？
迪吉奥西奥聆听着警官们分享他们掌握的一切证据，她不确定是否要汇报自己的发现，毕竟，这只是一份关于一辆白色卡车曾停在莉莉家附近的报告。在他们开车去开会的路上，她甚至没有将此事告诉哈塞尔，她不想让自己显得很傻。也许调查人员会因为她是犯罪分析员而非街头警察而否定她，也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她是女性而轻视她。执法是男人的世界，即使有亨德肖特和加尔布雷斯，房间里大部分还是剪着短发的高大的白人男性。“在这一行，女性必须与众不同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她说，“你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强大到被人们称为悍妇。你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还是要做你自己。”
参加会议之前，迪吉奥西奥并没有意识到这名强奸犯有多残忍，也不清楚他已经袭击了多少位女性。“这对我来说是新闻。”现在会议开始散场。一些警察起身三五成群地交谈。其他人则准备离开房间。
迪吉奥西奥最终决定说出来。
“我查了一下可疑车辆和可疑电话的记录，”她对在座的警察们说，“我不确定这是否有价值。我发现了一通电话，是关于一辆白色卡车上的一名男子。”
加尔布雷斯当时正在和另一名警察交谈，说到一半她就停了下来。迪吉奥西奥刚刚说了什么？“白色卡车？”加尔布雷斯脑海中立刻闪现录像带中出现过的那辆白色卡车，在安珀被强奸当晚它曾绕着安珀的公寓楼转圈。
“你有什么细节吗？”加尔布雷斯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迪吉奥西奥带着她的笔记本电脑走向加尔布雷斯，她用车牌号追查到一辆1993年产的白色马自达皮卡，录像带上的卡车也是一辆马自达。
登记的车主是谁？加尔布雷斯问道，她的眼光在屏幕上飞快移动着寻找答案。
迪吉奥西奥已经做过调查。她又调出另一个文件。那是白色卡车车主的驾照图片。
驾照上方是车主姓名。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 《谎报》，略有删减）
| [美]T.克里斯汀・米勒/ [美] 肯・阿姆斯特朗 邓南君 译
曾为《洛杉矶时报》记者
现为ProPublica资深记者。
曾就职于《芝加哥论坛报》
2017年入职ProPublica。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25 12: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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