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张爱玲的“前线”与“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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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张爱玲的“前线”与“边城”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于 2022-08-28 02:16:56

从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生平唯一一次访问台湾所留下的文本对比，梳理数十年两岸的关系演变和心路历程。这是否能为目前的台海僵局带来一些不同角度的理解与反省？德国汉学家吕恒君进行了一番尝试。

美国重要政治人物佩洛西访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台海及太平洋局势骤然紧张。一方面，台湾一度被大陆军演全面包围沦为“孤岛”，众多农渔牧产品遭到出口制裁；另一方面，美日欧等国与地区则纷纷（或拟将）派出使团访台，而印太海域甚至出现17国联合军演。

有趣的是，六十多年前，另一位知名女性也曾自美国访问台湾，尽管没有引发什么政治风暴，但却留下一篇颇令后人深思的文字：那便是张爱玲和她的“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1961年冷战时期，张爱玲从美国启程访问台湾，在停留一周之后离赴香港。1962年返回美国之后，其虽再也没有踏上过华族土地，但其于1963年以英文出版的访台见闻“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与八十年代以中文重写的《重访边城》，却又存在着巨大的叙事差异。在当下局势动荡的迷惘时期，探究其中，或许亦能获取一些观照或启示。

冷战时期的“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张爱玲1961年的访台，是由美国驻台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促成，这也是其平生唯一一次到访台湾。在此之前，美国重要政治人物麦克阿瑟将军、副总统尼克松与总统艾森豪威尔等均已来访过这座“孤岛”；张爱玲虽未以具体文字留下访台的前期心路，但究其生平，无疑怀有复杂的心绪：

自50年代初从内地经由罗湖桥而逃亡“自由世界”香港之后，其反而遭受麦卡锡主义影响，三次被香港警察疑为“间谍”而遭传唤；而于迁台的国民政府而言，本是对其与汪伪政府文化高官胡兰成的婚姻及无关民族大义的市民文学不屑一顾，但其在香港期间两部为香港美国新闻处而作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却又先行顺利进入韩国、台湾等“反共前线”。因此，此时张爱玲的赴台，除却一向对政治与国是的冷静距离，还有彼时身为美国作家赖雅夫人、并且终于美国寻得安定庇护的强烈身份感。

在这双重距离之中，张爱玲对台湾的观察完全出于西方视角，是一部缺乏语言交流功能的观看型“默片”。在影像学中，其从属于“询唤与臣服”、“政治与伦理”的观看：台北将军套房里的臭虫、床单上的斑斑点点是冷冷地嘲讽“集基督教和儒家信仰于一身的新生活运动发起者”（国民政府），但在“露出（福尔摩沙）传统的本来面目”的花莲，一开首则震惊于“这里的卖淫业可能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明目张胆”、以及脸颊上纹着刺青的“灰色幽灵似的”山地妇人、像“吉普赛人似的”衣衫褴褛的土著人小孩，以及“相当多的年轻人居然还在讲着日语”等等。


在这篇英文游记中，张爱玲全程把台湾称为“福尔摩沙”（Formosa）。“福尔摩沙”首见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制图家Lopo Homem于1554年所制定的地图，属于殖民者以命名的方式将东方纳入西方认知框架的规训工程。虽然“台湾”自清朝起已成为正式称谓，甚至日本殖民期间也一直沿用，但张爱玲却采取彻底传统的西方视角，无视国民政府早已于195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促成“台湾”(Taiwan)为国际通用惯例（见1950年9月29日联合国87号决议：S/RES/87）。

而这种充满刻意性的西方视角，在开首描述台美关系之时使用的“orient”（东方）一词，更加得到强化：

譬如，当其被一位“模样精干、西装整齐”的男士误以为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时，其诧异道：“尼克松夫人为什么到福尔摩沙来，即使现在无论是谁都到东方来看看”；而当得知“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常在机场附近转悠，想见美国名流时”时：“我笑了，感到福尔摩沙对外界渴求的巨浪，尤其是美国——它唯一的朋友，因此某种程度上也未免不是敌人。”

寥寥几语，张爱玲不仅敏锐地捕捉到台湾的孤立心态以及对美国的依赖渴求，同时也对这种近似病态的关系保持了一贯的怀疑。并且，上述“福尔摩沙”、“东方”等称谓，无不令人想起萨义德 (Edward Said)所批评的东方主义：一切景象的呈现是陌生、奇特而又原初落后的。而毫无互动关系、全然从“他者”（other）角度进行的观看，也使得台湾作为“被观看者”纯粹处于西方视角的注视之下，这造成了“台湾主体性”在文本中的缺失。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疏离冷硬，这部作品在台湾被通行翻译为《重回前线》或《回到前方》。

八十年代的《重访边城》

然而，在八十年代以中文改写的手稿《重访边城》中，张爱玲不仅在内容方面进行大幅度扩充，对台湾的态度，亦从六十年代的冷淡陌生变成了“细致入微、锐利敏感，以同情的理解来接触台湾”。

纵观当时两岸及国际局势，不难发现：东西方紧张而激烈的冷战秩序已趋向尾声，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开始萌芽，台湾、香港日益发展成为较为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大陆也因改革开放政策而日益摆脱封闭僵化的意识形态。当上述各种动态的“权力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这也微妙地影响到敏锐的时代作家的叙事脉络：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自婉转的开场白起，作者通用“台湾”一词代替“福尔摩沙”；当被误认为美国政要夫人时，其加入了委婉的心理分析：“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而当得知老是前来机场接美国名人的西装男“有点神经病”时，作者的理解与同情溢于言表：“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机场外的大庙前费劲爬阶梯的太太，那“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令其想起中学同学的母亲；当美国新闻处的朋友问起“回来”的感受时，其不再像六十年代一样予以嘲讽，而是忆起自己于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在扭曲的航线上一瞥南台湾山脉的感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这辈子不会比之更美的风景，因为别的在中国人看来“没这么像国画”。

而随后，不仅罗斯福路的老洋房、大树、露天书场等令其联想起香港或上海；在更本土的层面，台湾所表现出的风格也让张爱玲处处联想起上古华南居民、闽南塑像、南中国的建筑及风土人情等。正是在这种时时把南中国特色与中原文化不由自主的强烈对比之中，其表达出的文本潜意识恰恰是以“注”的方式对台湾进行的诠释：“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

而当作者望着地面阴影里的横条阳光而品尝当地特产柚子时，酸甜多汁的味道不由令其感慨起在上海吃到的湖南柚子，疑幻疑真的台湾叙事也在一片视觉与味觉的共融交汇之中嘎然而止。与60年代的“默片”相比，这部叙事已然变幻成了一部活色生香、有史事触动、并横连地域的“彩色宽银幕电影”。而在“看”与“被看”的主客体之间，作者营造出各种关系的交汇流通，与台湾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跃然纸上。

人与时代的选择

基于以上对比，不难觉察，时代气氛及政治走向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左右人的感受与叙事方式。而且鲜为人知的是：即使英文版的书写方式冷硬疏离，完全基于西方视角，却竟也遭到美国杂志The Reporter 罕见拖拒至一年之后。张爱玲推测拒刊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美国）都认为中共不久就会垮，不像我说的那样彷佛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而张爱玲的中文文本，根据其中所引的台湾《光华》杂志，可以推测写于1983年左右。除却日趋宽松的时代气氛，张爱玲也已在美离群索居三十年，并步入生命的最后十年期，勿需再为作品发表迎合美国出版机制或市场营运。或许正因改写稿的本真率性，作者在世时并未寻求发表，直至其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于2007年偶然发掘。台湾文学界也方才惊讶确知：“Frontier”并非充满火药气息的“前方”或“前线”，而是具备旷阔义域的“边城”。因为，根据美国历史学者Frederick Turner等理论，比起意识形态或战争状态的激烈对峙，“边城”亦包含着地理及文化空间的交界或消融性。

然而，不管“Frontier”在“前线”与“边城”之间如何转换，不可忽视的是：在上海新冠疫情封城之中被奉为“润学”鼻祖而再度走红的张爱玲，面对大陆体制，其未在中英两版文稿之中表现丝毫留恋，而是以历史的笔触对民众的艰难做了大量深刻描述。其在英文版书写大陆民众的饥荒与偷渡之时，甚至斩钉截铁地指出：内地通往香港的罗湖桥“生死攸关”，“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它的真实”，因而，“我们当中许多人，因为在外面无法谋生不得不走回头路，实在是悲哀的”。

放眼当今台海之紧张局势，引起直接导火索的虽然似乎是佩洛西的“贸然”访台，因其在中共眼里公然违背了《上海公报》的模糊战略，挑战了联合国认定的中国主权；但另一方面，在当前激烈的台海博弈之中，台湾的民主政经、多元文化等却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与同情；而台积电、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农协、社团等先进社会因子，亦受到大陆民众的羡慕或钦佩，甚至还有同为“同胞”、华人或东亚人的向往或骄傲。

而在台湾内部，也有人控诉大陆的军演只敢“打自己人”、“拿自己人出气”、“又不敢拿西方人怎么样”，这无意识地暴露出普通台湾人微妙的身份认知；而即使蔡英文在八二三相关讲话中以金门炮战激励士气，一位出生台湾金门、在德国消费品名店工作的服务生却在闲聊中告诉笔者，其并不怎么担心大陆会夺去故乡小岛，只担心“统一后”大陆“人多”，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希望战火不要影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同样斩不清理还乱的是：不管富于争议的佩洛西访台的真实目的及效用如何，其官方留影仍是与蔡英文一起立于中华民国创建者孙中山的巨幅肖像之下，而孙中山也一向在大陆被视为革命先驱，甚至在2021年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被习近平高调讲话纪念，声称纪念及弘扬其精神；而目前台美借《芯片法案》意欲展开半导体产业更进一步合作，但全球领先、被誉为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却是由民族主义保守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经国亲手奠定其基础，等等。

而在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岸重重宿怨、交汇与纠葛之中，回望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借助全球化东风而发展经济之历程，台商更是在帮扶大陆的投资及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最为独特的贡献。这其中既有发自内心的善意与共情，同时自然也期许这种善意与心血能被尊重并在必要时回馈台湾本身，譬如：在一些不得不参与合作的国际性事务中，希望台湾也能享有必要的空间，不受到粗暴排挤或打压。正如一位国民党前驻韩代表多年之前对笔者所言：“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纵使大陆坐椅子坐前排，也容许我们坐草地或站立好吗？毕竟我们也需要实实在在地代表台湾民众的利益。”

综上所述，在复杂交织的台海与世界、社会与人类、战争与生活等万象之中，抛却各国之间的利益较量，台海问题的主要纷争仍在于两岸华人的制度之争与文明之争。而台海局势的走向，也绝不只应局限于以中美台三方为首的军事角力与两岸越演越烈的国防竟备，而应着力于该地区发展民主、民生、科技与人类生活乐趣所需的宽松气氛，以及该地域乃至亚太区域各方双赢、多赢、共赢等长远策略。

而于当下的中国大陆而言，在重重围堵反制的国际博弈之中，有效借鉴或引入海峡对岸各党派及民众共同探索、生机勃勃的民主体系，并以此作为科技创新、经济结构改良、社会福利发展等的真正助力器，实为一条最为便捷与省力的体制改良之路；也是突破八九以来的政治改革僵局的史上最富价值的“弯道超车”。张爱玲虽然曾以华美袍上的蚤子比喻人世的荒谬，但却也同时清醒而坚定地洞见：斗争是强大的，但同时也是酸楚的；而人们多是注重斗争，却忽略了和谐的一面。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国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文中部分内容见于德国特里尔大学东亚学系出版的《异口同声-探索台湾现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发展》（台北秀威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