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者梁永安的隔离生活：当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

源济

复旦学者梁永安的隔离生活：当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

原创 谈筱亦 看天下实验室 2022-05-30 08:11 发表于北京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思考社会和历史的黄金时期。

撰文 | 谈筱亦

编辑 | 沈佳音

运营 | 屈昕雨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疫情的脚步是逐渐越追越紧的。2月，复旦大学人文学者、作家梁永安奔赴外地开会、做调研，因为行程卡上带着星号，一路上遭遇很多阻拦，甚至干脆被拒之门外。3月，上海核酸检测为阳性的人数迅速上升。直到4月1日，上海封控。

封控前一天下午，梁永安家的小区铁门已经提前锁闭。他的一个学生在菜市场买了肉和蔬菜送到门外。隔着铁栅栏，师生俩说了半天话，谈及各自的生活、工作和其他师友，梁永安现在想来仍觉得“感动又美好”。

本以为封控只持续五六天，梁永安清理了冰箱，买了一些蔬菜和肉补充进来，便没做更多打算。米缸慢慢见底了，烧菜也精打细算起来。接着，小区团购成为了物资的主要来源，他已经参加了十几次团购。远在北京的朋友也帮他在APP上抢菜，解了燃眉之急。

梁永安

不过，除了被小区的核酸检测和团购打断之外，梁永安的生活节奏照常，保持了高强度的读书和写作，也频频在线上发言。他从文艺经典当中提炼启迪大众的营养，回应时下的议题，也帮助人们在封控中提振心情。

自从2017年在“一席”分享《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后，梁永安走进大众青年的视野。他与网友分享自己关于文艺、婚恋、青年和工作主题的思考，“人间清醒”“宝藏老师”“年轻人的人生导师”等也成为他的称号。

在这个特殊时期，梁永安仍旧追踪网络资讯，保持对远方他人命运的关切，也时不时会放眼窗外。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思考社会和历史的黄金时期，把自己的命运放置在更庞大的历史坐标之中，会生成新的灵感和智慧。

在新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的“谈孤独”部分中，他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群居的农业社会，人要有真正的价值思考，有思辨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孤独的。只有在虚静当中，一个人才真正了解自己，能够走出当下的价值观，走出固有的体系，升华到另外一层，达到一种反思性，也能为社会探索新价值。

01

当生活按下暂停键

每天早上醒来，梁永安先把微信、今日头条等各个平台上的文章复制粘贴在IPAD上浏览，门类涉及文化、电影、数码、国际和历史。直到九点半到十点左右，他起来按计划看书工作。

厨房里陈放着炒菜机、电饭煲、面包机和微波炉，烧饭方便快速。

晚饭之后，是一天工作的重头。他享受黑暗中安静的沉浸感。七八本书在书桌上摊开，从书中的知识，他会联想到一个人，从一本书上的观点和理念，会联系到另一本书，渐渐形成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这样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入睡。一天的节奏周而复始。

很多人习惯于参照人群来认识自己，而在疫情期间，这个小环境消失了，真正清醒认识自己的时刻到来了。正如他在4月的播客节目中所说：“从空间移动来说，我们是慢下来的，甚至是停止了。这个封闭状态下，熟悉的生活开始变得陌生化。但也难得有机会，让我们有一些思考的时间。古代哲学中说，一个人的一生中，一方面有非常积极的实践精神，在行动中不断认识世界，但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洞穴时期，把在生活中的复杂体会，好好沉淀一下。”

电影《幸福终点站》的主角纳沃斯基从东欧飞往纽约，希望集齐57个爵士乐手签名中的最后一个，以完成父亲的遗愿，但没想到，母国政变，护照顷刻间失效，他因此被困在机场9个月。

梁永安觉得这和当下很多人的境遇相似，纳沃斯基身上集中了21世纪后现代人碎片化的漂流状态，展现了人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居所、获得身份的困难。所以他在播客中推荐了这部电影。

在滞留机场的九个月当中，纳沃斯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重建起来的周围小社会里，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穿越巴别塔的隔阂，用自己的心灵和行动，获得他人的理解和尊敬。每个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身上，都暗含一种隐喻。

《幸福终点站》剧照。

纳沃斯基与技术官僚弗兰克之间的博弈是电影中最精彩的一对关系。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把人当做工具，把执行视为天职，然而，在与纳沃斯基的相处中，弗兰克也在慢慢改变。

为了让纳沃斯基离开机场、被视为偷渡，弗兰克故意告诉他警察换班的时间，纳沃斯基却出于自尊没有走出那道门；纳沃斯基推车换得收入，弗兰克派人替代他的劳动，纳沃斯基则帮助装修候机厅，收入比弗兰克还高；在纳沃斯基的帮助下，一名旅客破例带违禁药回家，给父亲治病。

弗兰克坚硬的心慢慢被纳沃斯基的固执和淳朴所感动。

在播客中，梁永安说：“美国思想家贝尔在上世纪70年代写作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大力量，一个是宗教冲动，冲动中包含着对人的怜悯和同情等丰富的情感，即超越一切利益之上的人和人的问题。另一个是资本冲动，每个人放大自己的利益，处理生活的各种选择。二战以后，资本冲动越来越战胜了宗教冲动，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中，人变成了概念人、单向度的人，很窄。我们要从中发现和维护人和人之间被赋予的人性的关系，这就从纳沃斯基和弗兰克这对关系中呈现出来。”

而影片中另外一段关系则是纳沃斯基和空姐艾米利亚的邂逅。二十年来服务头等舱、永远守候上流社会男人的空姐艾米利亚被纳沃斯基的真心所打动，两人共度了一些浪漫的片刻，但艾米利亚无法推翻原有的生活格局和信念，终究与纳沃斯基这个“幸福中转站”擦肩而过。

“我们渴望的生活永远没有终点站，凡是实现的都是中转站。在新的社会意义上，我们永远都是流浪者。我们可以实现传统生活的简单情感，但我们就是不甘心。这个电影中的爱情是副线，却表达得很深刻，能让我们体会到现代人生存的艰涩。”梁永安说。

02

重建熟人小社会

纳沃斯基滞留在机场，延长了原本短暂而陌生的关系，重建了一个熟人小社会。梁永安住的小区里有很多复旦的老师，但邻居间原本都不太熟悉，直到这段时间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互通有无，互相照应。

他楼上的中文系老师和楼下的哲学系老师都曾送水果和蔬菜给他，他觉得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方舟上共济的幸存者。

有好几次核酸测试的时候，有医务人员扫码看到梁永安的名字，欣然提到也看他的书，没想到今天能碰到真人，感到很亲切。这些医疗队来自外地，一早到达，当天返回，奔波辛苦，梁永安也很感动。

2022年5月24日，疫情防控下的上海街道空旷。（@视觉中国 图）

“以往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情感淡薄，而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善良的本色就释放出来了，中国人几千年传统里仍然有人情的温暖。平时忙的时候体会不出来，一旦按下暂停键，大家都释放出关切。另外，社会发展了，人有了文化和知识，就有了体面和自尊。”梁永安说。

疫情期间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居民自治的力量。他观察到，团长建立起买卖渠道，为大家服务，相比原价格，提价不多，很受居民欢迎。

此外，居民轮流当志愿者，承担生活系统中的不同功能。比如有人专门负责制作小区的状态图，标出有阳性的楼道，每天发布疫情通报和团购通报，一目了然。

梁永安由此想到了英国历史上强大的社会力量。不同于俄法的大政府模式，早在13世纪，英国的体制就注重保持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平衡。贵族的权力制约国王的权力，社会分层之后，不同层次之间有互动的空间。工业化之后，社会中间层就释放出社会的资源和创造力，人和人之间、资源之间连接起来。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当修理工，在民间力量的接力之下，他完成了蒸汽机的创造。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44年了，我国积累了大量民智。2011年，中国社会适龄青年的本科率才12%，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达百分之二十几，如果包括专科，毛录取率已经达50%左右。”梁永安建议说，“所以，我国社会人才吸收的智慧、能力和经验已经大大发展了。这些人有他们的能量和发展需求，要看社会关系如何去适应这个需求，把创造性的积极力量组织起来。”

03

从高处看生活

封控至今，梁永安只出过一次门。北京的朋友帮他抢购了菜食，外卖小哥把快递送到小区门口。不知为何志愿者没有帮忙送到家，他询问了楼组长，被告知可以试试自己去拿。

于是他走出楼，前往小区正门。一段500多米的路程，在居家多日的他眼中显得新鲜而多彩。路上开着各种小花，依着铁栏的藤本蔷薇、探出石缝的一年蓬、成团成行的绣线菊、真率无羁的树马齿苋……更多的是绿油油的酢浆草，有土的地方就有它，仿若图画的翠色背景，托起初夏的生命。

一路走着，时不时停下来深呼吸，他格外珍惜这段路，他觉得自己真正体会了四百多年前蒙田说的话：“我知道恺撒与亚历山大就在活动最繁忙的时候，仍然充分享受自然的、也就是必需的、正当的生活乐趣。我想指出，这不是要使精神松懈、而是使之增强，因为要让激烈的活动、艰苦的思索服从于一般生活常规，那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他们认为，享受生活乐趣是自己正常的活动，而其他则是非常规的活动。”

5月11日，他把这段文字记录发布在朋友圈，说自己在效仿古人，许多文学写作都在行走中完成，文字抓住的是那个当下的感受和想法，未来可以凭借文字回到那段过去，产生新的感觉，否则那段时间就消失了。

更多的时间里，梁永安透过七楼的窗户，感知户外的声息。有时坐在飘窗上，望着一路之隔的复旦校园北区，他有些感慨：“往日从五角场回住处，大约两公里多，觉得挺远，不是坐车就是骑车。现在想，若是能自由自在走一趟，多幸福！过去炒小青菜，从里到外全放进锅，现在很珍惜地把菜心留下，放在有水的小瓷盆，让它长大，又是一道菜。静静地把相机和镜头拿出来，吹吹灰，感觉它们每一个都在喊‘我要出门，我要看大山大河……’”

每每望向窗外，看到原本川流不息的街景停滞在一片静谧之中，每个人的生活被掩蔽在一道道楼墙之内，他觉得疫情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处境却大为不同。他原本就不需要坐班，整日在书房里看书写作，生活方式不会受太大影响，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梁永安想起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故事中，意大利轻骑兵上校昂热洛·帕尔迪路过被霍乱席卷的法国南部，因为被指控在水源中下药毒害民众，他躲在屋顶上，逃避追捕。他也无意中获得了一种俯瞰的视角，悲悯地俯视着在病痛和恐惧中深受煎熬的芸芸众生。

《屋顶上的轻骑兵》剧照。

梁永安相信，这静默的时间，正是我们阅读历史的时机，尤其是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参照其中一个个事件和阶段，就是在扩大参照系，认识我们自己，视野豁然开朗。

他看到有统计，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历史当中，人类发生了1万5千次战争，没有战争发生的时间只有329年，战争中死去的人将近40亿。损失的物质财富，如果换成黄金的话可以绕地球铺一圈150公里宽、10米厚的路。灾难几乎是人类需要常态化面对的难题。

他一如既往地在播客中娓娓道来：“我们首先要有坚强从容的生活态度，既来之则安之，从中学习和体会，然后从中追寻人类宝贵的价值。我们宽恕，建立起人和人的温暖，从中检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文化信念和生命观都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灾难之中就可以体会到人类社会为什么要追求人和人之间真挚的情感。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这个追求不是在太平盛世形成的，在灾难中我们真正地体会它的珍贵。”

也在这一段时间，梁永安的另一本新书《梁永安的爱情课》出版了。他试图回答转型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种种情感、职场、人生抉择的难题和困惑，启发读者打开具有另一种可能性的人生。

梁永安形容自己的生活态度是向日葵哲学，不太会心事重重。他联想到19世纪的美国，美国人正经历南北战争、废奴运动和西部大开发，历史正在酝酿翻天覆地的变局，然而在他们当中却出现了马克·吐温这样风趣幽默的作家。

置身于阳台，梁永安被文竹、大牡丹花和龙舌兰所包围，他感到与自然的亲近。但花花草草好比是要娇生惯养的宠物，他更向往大树绿油油的覆盖，打破人和自然的界限，孕育着旺盛的生命。

等解封以后，梁永安想买两棵大树，搬到阳台上。他喜欢插队时期在云南常见的松树和坚韧的铁树，期待自己如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悉达多一样享受自然的智慧。

他也准备好重新投入公共生活，正如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所说的，人应当是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应当维系友谊、交流情感，进入公共空间辩论和创造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