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著名的开国之君。在他领导下，中国成功地结束了元末以来的战乱纷争，重新复归于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在天下从大乱转变为大治之际，明太祖用一则著名的寓言概括了他对新社会的构想。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都知道，明朝的开国重勋同大汉朝一样，有许多从社会底层上来的贫寒人士。而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属于“贫民阶级”的其中一员。太祖从小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时代曾因贫穷而为地主放牛。在战乱纷飞的时节里，他由于种种因素选择了皈依佛门。在1344年春天，刚刚进入皇觉寺的他正决心做一名安贫乐道的僧人。
25岁那年（1352年），太祖放弃了默默无闻的生活，转而参加郭子兴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先后在战斗中击败了煊赫一时的陈友谅、张士诚等地方军阀，最终以一己之力赶走了蒙古人，统一了几乎全部南北方。
从一介小民，跃升为九五至尊。太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幸福竟然来的如此突然。而有明一朝，恰恰是受称道于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政治建制的完善。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位受教育程度极低，仅仅靠着“马背得天下”的一介小民，究竟何德何能？他又是如何为中国的历史添上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开国之君中，朱元璋无疑是一位个性色彩浓厚、形象极为复杂的政治人物。对于他的评价，也往往是从褒到贬无所不有。《明史》曾有评议，认为他是“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明史专家吴晗称：其从始至终执行了“以猛治国”的严酷方略。不过，似乎“宽猛相济”才是中国人最为向往的中庸之道。那为何明太祖要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打破“中庸”，而硬要在“猛”的道路上“不再回头”了呢？
我们知道，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整体。明太祖的治国之策看似有其非理性的一面，实则又蕴含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光芒。
太祖在建政期间，还是做了相当多的“恢复生产、爱惜民力”的事情。比如，他曾下令命离散在全国的农民归田，并且用减免赋税和大力嘉奖的方式，鼓励农民播种垦荒。另一方面，他还极为关注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续建。仅仅在开国的前五年内，便成功恢复了全国200多条废弃日久的水道。
不仅如此，太祖似乎更是一位懂得经营的“农村实干家”。他制定的解放奴婢、减免赋税，和由政府出面出租种子和协调犁具、犁畜的做法极大地刺激了全国经济的恢复。在此基础上，他命人推广种植桑、麻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栽培。到了明朝中期，江南一带已经靠着不断扩大的“小市场”，形成了一批依赖出售制成品获利的工商阶层。
太祖善政的种种功绩，均被后人称之为“洪武之治”加以纪念。然而，在使举国上下的百姓忙于恢复稳定生活的同时，太祖却并没有给他们享受安宁的机会。在太祖亲自审定的《大明律》中，他同时用“十恶”、“五刑”和“八议”威吓或严惩臣民。
他还加强了民间的保甲制度，使得人人“交相监督”，无有一人不受制衡。刚刚辅助其执掌国器的亲党，转眼间也变成了人人自危的“恶党”。就连宰相、将军等厚禄之人也难逃卸磨杀驴的悲剧。
太祖曾提出过一则著名的《蜂蚁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这么两句：“蜂有巢、有户、有守土者，有宫、有殿、有尊王室之纲甚严者。出入有验……又蚁者穴居，有治宫室门户，其形命虽微，能知寒而闭穴，识阳回而辟户，巡防守界，采食盘旋，列阵于长堤之下，出奇于草木之上，众蚁有绳，如兵之听将命也。”这段谈话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其中却处处透漏着朱元璋的政治理想。
可能是朱元璋在年少牧牛时，曾仔细地观察过蚁群和蜂群的活动。他认为这些甚为渺小的动物，是有着如此复杂的章法。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那么精密，甚至于可以做到各司其职而不相掣肘。虽“筑巢、守土、护卫”者甚繁，然却能各行其是。
在蚂蚁和蜜蜂的世界里，是用自身的“机能、体型与潜力”划分自己的社会功能的。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少了哪个部分，整体都会面临无法生存的窘迫。而人类则属于更为分散的共同体，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庭，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欲望和想法。面对困难，人会考虑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偷偷逃避问题。而蚂蚁和蜜蜂们则会“机械性”地应激，去主动、直接地考虑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法。
明太祖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乌托邦一样的社会，他想将大明的百姓变成高效且忠诚的蚂蚁和蜜蜂。我们可以谴责他创设了残忍的密探和监督政治，也可以怪罪他十分敏感地推行“文字狱”政策。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这些“过分苛刻”，大概都来自明太祖对蜂蚁型社会的追求吧。
上述的历史事实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特殊的明太祖。他的种种作为，乍看起来确实像是由两位相互独立的分裂体组成：一位显得相当温情，而另一位又显得过于严酷。毫不避讳的说，在海外有一部分研究汉学和明史的学者，有一小部分甚至怀疑太祖是一位“心理扭曲的病人”。但熟悉中国文化的我们却不能用这种单调的观念看问题。
虽说在明太祖统治之下的社会，看似是有些“过于静止和严肃”。但正是因为遵行规矩，才能使国家运行有序；国家一旦运行有序，才可推动社会进步。而总归一些人进步的慢，又有一些人因占有优势而获利颇丰。由此规律导致，社会常常会形成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控制这些集团而使用“严刑重典”、提倡“上下有序”便成了君主必须懂得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一个依靠水利灌溉的农业国，往往必须要集中所有人的力量去兴建水利工程。由此，中华民族自古便形成了“齐心协力办大事”和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朱元璋发于畎亩，由此才深知发展农业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在乱世中，使社会恢复正常的方法就是秩序。而在和平期间维持统治所需要的仍然是秩序。
因此，他才会在“爱民”的同时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力度。再加上太祖对于社会秩序和集体精神的追求又是那么的偏执，于是他才会采取这种过于猛烈的社会改造手法。然而，人类社会终究不能与简单的动物世界同列，在明太祖的推演中看似完美的有序社会，实际运行起来却一点都不完美，只留下了恐怖的愈发集中的皇权。
[法]马骊著，莫旭强译：《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专制与合法性》，吉林出版集团2018年8月出版
常成：《吴晗先生对朱元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研究及其影响》，西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2-10 06:37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