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及附近地区的疫情重现,引发国内对新冠病毒的再度关注。今年以来,从英国变异病毒开始,到印度、南非等国出现变异毒株,新冠病毒的变异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著名传染病学家管轶认为,新冠病毒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已经是个大概率事件,必须重视对新冠病毒变异可能性的监测和研究,并呼吁各国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做好长期应对新冠病毒的准备。
▲管轶
问:管教授,您最近研究和关心问题是什么?
管:我最近关注的问题是,新冠作为一个常见病原体长期流行是个大概率事件。新冠的病死率目前来看,大概是季节性流感(甲流或者乙流)的十到五十倍。如果每年按这个速度去收割人类,人类的平均寿命都会缩短。
这个病毒比流感毒性强很多,目前临床还没有特效药,大家盼星星盼月亮都只能盼着好疫苗。这样厉害的病毒,如果长期流行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应对它?这会是我们人类社会的长期挑战。
问:人类要跟新冠病毒长期相处的话,最需要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管:单刀直入地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这个病毒会突变。
问:目前首要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管:现在全世界对病毒突变的概念都没有统一,英国株、南非株、印度株……还有谣传印度有几百种突变上千种突变。现在不但老百姓,连科学界对病毒变异的认定都没有共识。
其实主要变异株(major variants)是有科学定义的。举例来说,把一个人身上的病毒提取出来培养,从肺部和胃部等身体不同部位提取的病毒,都可能有0.01%或者0.001%的不同。这个有专门的术语,叫做准种(quasispecies)。那是不是能够把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病毒都叫做突变株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病毒就是靠这样的差异,来适应宿主,适应不同的部位。
因此我第一个建议是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鉴定标准,认定病毒主要突变株。有了这个统一的主要变异株认定,药企才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研发药物。你研究张三,你研究李四,再一个人研究王五,再来比较药物的有效率,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要先建立主要突变株的鉴定系统。现在大家都抢着在做药,基础的标准没制定。主要变异株的认定,跟疫苗药物的选拔,用什么做疫苗,有直接关系。比如印度的变异株一出现,中国的国药科兴,美国的辉瑞、Modena,对新出现的变异株有没有保护率?
讲有保护率的也好,没有保护率也好,首先要有科学实验证明,其次要有系统可以预判。就是说,我们选拔的疫苗,根据不同地区变异株的不同,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建立一个系统(体系)来统一认定。不然东家做一个,西家做一个,用到人身上以后的效果,会直接关系到下一个季节,下一波病毒疫情的控制问题,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无关政治正确。
以流感为例,我是世卫流感疫苗选定株委员会的成员,几十年了。有些流感病毒的前线疫苗是要强制性使用的,必须要用世卫组织选定的疫苗。每年会举行两次会议,一次是北半球流行的病毒,一次是南半球流行的病毒。
就是因为掌握这个体系的标准,目前世界五大药厂占据了94%的流感疫苗生产量。我们国家有9家生产流感疫苗的厂家,年产量只有3000万支,流感疫苗这么容易生产,产能严重不足。面对新冠病毒,目前世界的疫苗产能还是严重不足的,中国也需要提前思考这个标准和产能的问题。
▲图/公号图库
另一个方面,没有确定主要变异株,就不能及时应对疫苗失效的问题。疫苗实验、研发,审批、生产,分配、运输,打到老百姓身上需要时间。今年就要针对性地准备明年的疫苗,这个时间是要精心计算的,如果跟不上病毒变异的脚步,疫苗的保护效果就会大幅降低,病毒危害会扩大。
问:病毒变异的话有哪些可能性呢?怎么根据变异来预先研发药物呢?
管:第一个可能是,主要抗原决定簇的改变——点突变的累积(Spike gene or protein)。由于S蛋白的突变,现有的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就是特朗普用的那种,几天就可能失效,演变成免疫逃避。那就要更新抗体,尽快地应用到临床治疗去救人。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药物审批系统,如果按照现有的系统,一步步审批,可能等你审批生产,病人已经死了。
其次病毒会随着药物投入大面积的使用形成耐药性。这就要及时地做好对耐药株的鉴定。有的化学药物,比如抗流感的达菲很有名,但达菲的使用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抗病毒的药为什么难研发,是因为病毒劫持我们的细胞作为它的繁殖场所。药物要作用病毒,一定是先作用到我们自己的细胞,干扰它的生物新陈代谢途径,副作用比较大。
RNA类病毒比如流感,它一用药,比如说达菲,第一天检查病人所有病毒都是敏感的,第二天检查就有部分病毒变得耐药了,如果用到一个礼拜,这个病人还没痊愈的话,病毒就已经全部耐药了。
如果在一个城市用半年,大家都用,那么这个病毒就完全耐药了。这是个蛮大的问题,药企研发新药周期可能长达8、9年,投入资金是50亿美金,但是用了不到半年全部耐药,成本都收不回。
那么怎么在基因水平、病毒学水平认定它的耐药性?怎么合理使用这个抗病毒药物?目前还缺乏明确的鉴定标准。像瑞德西韦,当时有人称为神药,世卫都没有审批,美国审批了。它有没有用呢?
适当时机还是有用,但是药物持续的时间不是太久,所以讲它有用也对,讲它没用也对。那怎么办呢,需要建立专业的机构去鉴定确认,这个药物它有耐药性了,大家不要用这个药了,让它歇会儿,让病毒继续变异,可能过段时间又有效了。
▲图/公号图库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主要基因组的大改变(Recombinant)。这个就不是点突变,而是杂交病毒。就是有A、B两个病毒,A病毒的头接到B病毒的尾巴上去了。这样一来,病毒性情大变,已经有的疫苗和治疗性抗体可能瞬间失效。后果是会出现准大流行或者地区性严重爆发,这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手上又没有可用的武器了。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当时保守估计一年多时间死了2000万人。以纽约市为例,当时人口150万,死了5万人。在1947年,就又出现了西班牙流感病毒,还是H1N1,但是死亡人数跟后来1957年H2N2的大流行,1968年H3N2的大流行差不多。(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几次大流行全球死亡人数各为100万到400万左右。)
当时很多科学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次西班牙病毒卷土重来会死这么多人,亚型和病情反应都是已知的H1N1。直到2007年才搞清楚,是因为西班牙病毒出现主要基因组大改变(Recombinant)。A病毒变异株的头接到了B病毒变异株的身体或者尾巴上,这个病毒变成了一个准全新的病毒,以前准备的疫苗都失效了。这个变异的可能性要进入我们对新冠病毒变异预测的雷达视野中。
问:要长期应对这些变异病毒的,哪些方面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管:困难要预测到,不要每次都追着病毒屁股后面。很多人都是没事的时候,要一分钱都要不到,有事的时候,不要钱也塞到你怀里来,财神爷老是追着瘟神跑。我们该怎么做?天天打嘴炮没用的,天天跟人吵架也没用的。
我这里对世界、对国家都呼吁一下,要预先采取措施,准备长期应对新冠病毒。可能有人讲,哎,我不知道啊,这些都是新情况啊。不对,我告诉你,情况已经在路上:明天后天,明年后年,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二十年,都在排队等着你。
一是要建立全国性的监测网络。监测才能及时发现很多变异,才有能力分析哪个是主要变异哪个是次要变异,防控好救治好。监测网络是要长期投资的,这些拿了钱的机构是要干活的,要跟国际组织接轨的。
要建立这个监测网络,对疫情有预测预判和预先准备的能力。不能每次出现疫情都说,我不知道啊,突如其来的,不能这样讲。不能永远躺平在突如其来的框架下,为一切没有做的工作找借口。
二是建立制度化的专业委员会,对这些变异进行认定,建立疫苗和特殊药物评审的新机制。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中,我国进入临床的试验药物589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总额的N倍,最后筛选有效的数量为零。这些药品委员会的专家们在干什么呢?是凭什么标准让它们进临床实验的,既浪费钱又折腾病人。
把药物试验变成了口号式的,甚至是情绪发泄式的,有些甚至变成了企业割韭菜的商业利益输送渠道。所以要建立专业委员会,这个专业委员会应该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要求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利益冲突宣誓,发现有利益输送的问题,要送交法律审判处理。
三是建立定期不定期的讨论制度,制定相关的应对政策,及时地应对病毒和疫情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