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香港分别,陈炳章带着妻子前往重庆,颜雅清则在香港见到了久违的父母。为了照顾孩子,颜雅清在香港海关学校找到了一份教书工作。好景不长,一年后,香港沦陷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香港之后,颜福庆和曹秀英带领颜雅清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回到上海。因为颜雅清的儿子陈国伟发起了高烧,女儿陈国凤则得了痢疾,颜雅清带着孩子到一个外国朋友办的学校去避难。避难的时时刻刻,炮弹声声,孩子们吓得直哭,颜雅清用之前偷偷带着的黄油拌米饭哄孩子。
但她仍旧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救护队成立之后,她把两个孩子送到香港总督家中,自己则去参加救护队。然而,圣诞节之后,香港总督被日军抓走,颜雅清也被拘留到集中营里,一关就是八个月。
这是难以想象的八个月。在美国埃伦斯堡的一家媒体上发表的题为《颜雅清的演讲将透露中国方面在世界和平方面的计划》的文章中,颜雅清回忆,集中营的生活,一日三餐无定时,食物多为发霉。除了饥饿,还有恐惧,她生怕自己的身份被发现,自己在美国的抗日活动一旦暴露,也许会引来杀身之祸。她找机会穿上劳工的破衣服,千方百计逃出了集中营。
我们不知道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颜雅清就是带着两个孩子“跨过了罗湖桥、进入了自由的内陆区”。到达桂林的时候,颜雅清已经瘦得脱了相,她和在重庆的陈炳章联系,陈炳章寄来了钱。在桂林,颜雅清住了半年,甚至让儿子陈国伟在岭南中学上了学。
到达重庆的时候,陈炳章告诉她,自己的妻子因为产褥热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取名为陈国仪。他第三次结婚,妻子姓孔,和前夫有两个孩子。陈炳章和新太太商定,让这两个孩子在学校住宿,而让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陈国伟、陈国凤住在家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决定让新太太颇为伤心,他的第三段婚姻最终也以离婚而告终。
陈炳章仍旧是中国的经济专家,1939至1943年间,他担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部主任,1941年任行政院滇缅公路特派督察员,又任国家债券购销委员会主任秘书长及财政部公债司长。
颜雅清则回到了美国,联合国成立之后,她成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公共关系的官员。这时,她早已不是那个会因为一个绯闻对象的拔枪而惊慌失措的女孩,也不是那个只会在慈善晚会上歌唱的少妇,她属于自己,更属于国家,站在国际舞台上,她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