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裔渣男作家玩命向上爬的一生

源济

印裔渣男作家玩命向上爬的一生

Original 血钻故事编辑部 血钻故事  2021-01-22

世界如其所是，而人微不足道

那些听任自己微不足道的人

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

——V·S·奈保尔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出身在中小城镇和乡村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名校并谋取了一份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扎下根来，他们被称为“凤凰男”，最近流行的说法叫“小镇做题家”。

这些名号表面上是对“麻雀变凤凰”这种励志故事的褒奖，实际上暗含了偏见和不屑：人的出身决定了未来的格局、其固有的缺陷不会因为阶层的跃升而改变——说难听点，叫狗肉上不了席面。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但并非全无道理。人在成长阶段所浸染的环境因素，很可能会沁入思想性格之中，深刻影响他的一生。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迪亚达·苏·奈保尔，也是这样一种经历：从默默无闻的小镇青年，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知名作家。他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后殖民时代文学书写，文辞精致、冷峻又不失幽默，被称为“文学世界的漂流者”、“没有废话的作家”，令人仰之弥高；与此同时，他时常尖酸刻薄地批评民众、攻击名流，恶劣的脾性让人无法忍受，他酷爱嫖妓，其私生活备受诟病，让身边的女人痛苦不堪，按现在的标准称之为渣男，也并不为过。

 

天才与恶棍，是奈保尔这枚硬币的两面。

如果试图去了解他，对这种奇特的人格形象追根溯源，就很难不去谈他的成长轨迹。他出生在第三世界，青年阶段跻身西方社会，功成名就后又将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向那些发展中国家，这样一种经历，注定了他要和自己的命运狭路相逢，殊难避免沾染满身岁月的尘垢。

 

特立尼达

 

1932年，这位印度裔作家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英属的加勒比海岛国。人人都对故乡有所依恋，但奈保尔丝毫没有，他对自己的出生地作如此评价：

 

地图上一个不重要、缺乏创造性、愤世嫉俗的小点。

 

笔者曾经访问过特多，在旅行者看来，这是一个多姿多采的国家，首府西班牙港的建筑洋溢着杂糅的欧陆风情，马拉卡纳的海滩是观光休闲的绝佳去处，查瓜纳斯的热带风情和生物多样性令人惊叹。但这些并没有给本地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时光倒退到半个多世纪前，特立尼达贫瘠、落后、人口稀少，奈保尔一家作为印度移民后代，虽说顶着个婆罗门的头衔，但经济上比较拮据，还受到所在族裔愚昧传统的控制，生活看不到什么改善的可能。

特多寺庙结合了印度教风格和本土特色

 

就从奈保尔的父亲西帕萨德开始说起吧。

他是印度契约劳工的后代，照常理来说，他一辈子都应该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当一名辛劳的甘蔗收割工。所幸的是他自觉学习了英文读写，并不断向报纸投稿，最终幸运地成为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这份报纸是西班牙港最著名的两大报纸之一。西帕萨德从此领上每周4美元的薪金，穿起衬衫打着领带，以体面人的身份供养了整个家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但是好景不长，西帕萨德负责的专栏需要评论一些社会事务，他和守旧的印度裔族群势必发生价值观上的冲突。他写到乡下印度人认为，饲养动物中发生疫病是伽利（印度教中的女神）对人的惩罚，他们不去治疗牲畜却募集钱款买来山羊献祭，是一种“令人吃惊的迷信行为”。狂热的印度教徒给报社写信，对西帕萨德进行死亡威胁，他的妻子和亲戚们也倍感不安，纷纷劝说他为此事低头。在巨大的压力下，西帕萨德屈服了，他被迫参加了这个内心极度鄙视的印度教仪式，并亲手宰杀了一头山羊。

 

这件事对西帕萨德的打击非常大，他很快就离开了《卫报》，精神上出现一段时间的异常。整个家庭也因此过得颠沛流离，搬来搬去，奈保尔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他的父母很少打他，但是身边的印度家庭充斥着暴力，家庭关系非常冷酷。

奈保尔的父亲西帕萨德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奈保尔遭遇了来自表哥博赛的性侵，并持续了好几年。

博赛与他年龄相仿，性侵是以恶作剧的形式进行，但奈保尔终生都耿耿于怀，在接受访谈时他表示，这让他从此憎恨同性恋，一生都不喜欢同性。这种痛苦的经历之所以没有毁掉他的童年，很大可能是缘于当时整体环境的不堪让人麻木。奈保尔后来发现，在印度移民的聚居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女孩子，在某个阶段被人猥亵，简直像一种成人仪式。

 

多年以后，他想起家乡的那些人，把他们写进了自述性质的名著《米格尔街》里：

百无聊赖行踪不定的鲍嘉、偷东西回来重新组装出售的波普、家暴妻子致死却轻易得到儿子原谅的乔治……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少年奈保尔就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种荒谬。

 

摆脱这种荒谬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出去。

二战过后，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元气大伤，劳动力资源十分缺乏，为新移民的输入提供了客观需求。大批非洲、拉美、西印度群岛的青年们在掮客的鼓噪下，登上了驶向欧洲的货船，落地后迅速填补到那些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岗位上，为西方社会输血，为自己谋一个更可观的前程。

但这毕竟是吃青春饭，远景难以把握，真想扎下根来，还是要通过教育这条路。特立尼达有每年都有几份“岛屿奖学金”，使一些殖民地的孩子有机会前往英国的大学接受免费的高等教育，这无疑是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

 

之前，少年奈保尔每天都要和他的兄弟姐妹走5英里的路去上学，学习课程还是一些破碎的、不实用的印度语知识。父亲恢复精神后，重新回到《卫报》任职，他们家搬到西班牙港后，奈保尔和姐姐卡姆娜一起进入西班牙港最好的女王皇家学院，教育环境大为改观。这两个孩子都很有学习天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坚信教育是人生进步的唯一途径，这种态度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奈保尔的舅舅鲁德拉那特是整个家族第一个获得英国奖学金的，他成为了一名医生，衣锦还乡后在大家庭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让奈保尔更加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他绝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位于西班牙港市中心的女王皇家学院

 

1949年，卡姆娜拿到印度贝纳勒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岛上印度女生获得奖学金的第一人，而奈保尔名落孙山，未能竞争到当年的4个名额之一。喜忧参半的消息传来，奈保尔全家都很难过，因为遥远的印度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卡姆娜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回来，而奈保尔的前途更让人忧虑，他本人也非常痛苦。

 

没多少天，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英国留学机构发现女王皇家学院误解了新的考试规则，奈保尔的考卷被误判了，实际上他的法文和西班牙文非常优秀。在教育局和女王皇家学院韩默院长的请求下，特立尼达政府给纳达尔发了一笔特别奖学金，准许他次年秋天留学英国，他选择了牛津大学。

 

几十年后，奈保尔接受著名文艺杂志《巴黎评论》访谈时，记者问他：“如果没有去牛津念书，而是继续留在西印度，会怎么样呢？”

 

“会自杀。”奈保尔答道。

 

他自述认识一位很聪明的朋友，长期处于特立尼达那种封闭落后的环境，最后郁郁不得志地自杀了，他料定自己也会那样。

 

所以奈保尔在离开特立尼达的时候，连头都没有回，显得决绝而不留情面。他的所有心绪都以主人公视角记在了《米格尔街》里：

我很失望，因为我要走了，注定要永远地走了，可米格尔街上的一切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产生丝毫变化。

 

许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感受。从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走向可见的光明时，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并对成就和实现自我满怀信心。他们踌躇满志，直到遇见下一面高墙，才会在惶惑中停下匆忙的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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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和爱情

 

奈保尔初入牛津就让他的指导老师彼得贝莱印象深刻。

一次讨论课上，主题是针对英国著名作家弥尔顿的《失乐园》，贝莱请奈保尔发言，但是这个印度来的小伙子过于紧张，于是便换了别的同学来朗读。听着听着，奈保尔发现，这位同学的水平非常幼稚，于是他的自信就回来了，便要求重新发言。

奈保尔一开头就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来比喻弥尔顿作品中的天使：“要记住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这句名言在几十年后人们耳熟能详，但当时这本书才刚刚出版，年轻的奈保尔不但已经读懂，还能熟练地加以引用，这不禁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来到英国伊始，奈保尔像所有“刚进城”的年轻人一样，体验了新奇和愉快的过程。他第一次去了伦敦，第一次在圣诞节看到下雪，第一次醉酒，第一次在BBC的广播中发表自己的诗作……在古老而盛名的牛津，他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和许多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发生第一次交集。

例如，他在里士满路住的房子，上一位租客名叫玛格丽特·罗伯茨，一位化学专业的女本科生，奈保尔下次再与她见面的地点就成了首相府，玛格丽特已经成为了撒切尔夫人。

 

奈保尔和身边这些预定的未来名流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他是那种虽然自卑，但将自己包装得极好的年轻人，很少在公开场所露怯。他的同学，后来任加拿大驻苏联大使的彼得·罗伯茨回忆牛津岁月时说，奈保尔是个很有贵气的人。奈保尔会不时叫上他，去牛津最好的兰道夫酒店喝咖啡。当时他们都是穷小子，罗伯茨做梦也不敢想去这种上流场所，而奈保尔会很平静地走进休息区，大大方方吩咐服务员：“要一客咖啡，但是请你拿两个杯子”，自然的态度仿佛一个天生的贵族。

精英辈出的牛津大学

 

自从离开故土后，奈保尔和家中基本断绝了关系。他和父亲的联络最为紧密，其次是在印度的姐姐，他们经常书信往来，分享愉快的事情，抱怨不如意之处，还互相勉励。父子俩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热衷于写作，以对方的成就为荣。西帕萨德从功利的角度，劝说儿子多接触一些电影界、文艺界的大腕，好为他的将来铺路；奈保尔也给父亲鼓劲，表扬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关键是要坚持写下去。

 

此时奈保尔的写作状态，还处在一个低回的阶段，写了一些小说没有人看，他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伊西斯》上。这是一份牛津富二代学生们合办的大学杂志，奈保尔作为专题记者写一些稿子，他第一次在牛津感觉很不顺心，学生间的拉帮结派让他不知所措，更糟糕的还有种族歧视。奈保尔就收到了张恶意的纸条，上面说他是个外国人，让他滚出牛津。

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街景

 

20世纪50年代，不止是在牛津，整个西方世界的种族歧视都非常严重，黑人被禁止和白人参加同样的活动，其它有色人种在工作和教育上也被划为二等公民，社会名流可以公开表达人种优劣论而不受谴责。

对伦敦房东的一项调查显示，“深肤色的非欧洲人”被接受程度只有26%，黑人只有10%，甚至有人别出心裁地对这些租客收取“肤色税”。牛津大学一般只给新生安排宿舍，其后的住宿需要申请或在外租房，这个问题困扰了奈保尔许多年。

 

在这种不愉快的大环境下，20岁的奈保尔还是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离开《伊西斯》转投一份保守主义报纸《托利》以后，他要做一些设计活动，在为学院戏剧表演设计海报时，他认识了戏剧社的帕特西娅·赫尔。

奈保尔和第一任妻子帕特西娅

 

二十来岁的奈保尔和帕特西娅，可谓一对金童玉女。两人都有着孩子气的、和善的面容，身材都偏瘦小，也是相似的出身——帕特西娅的父母是普通职员，她也是靠好成绩换来的奖学金才上了牛津。这些共同点很容易拉近年轻异性的心。认识不久，帕特回家度假，奈保尔给她写了第一封情书直抒胸臆：

 

“我爱你，我亲爱的帕特，我觉得对你的爱与日俱增。”

 

帕特回信告诉奈保尔，自己一回到家，才发现多么喜欢和他在一起。这个回复显然是答应了奈保尔的追求，但是帕特也在信中透露，她父亲对他直接写信过来表示不快。拥有了爱情的奈保尔，其处境却不太妙，他在欧洲旅行中花光了钱，回到英国已一文不名，只好寄宿在鲁德拉那特家。舅舅和舅妈作为率先走出来的特立尼达人，总显得高人一等，对待奈保尔的态度非常严厉，甚至刻薄。舅舅无情地拆穿他装出来的假牛津腔，批评他的行为幼稚无礼，舅妈整天将他呼来喝去，要求他做家务、守规矩，和他们这个“新英国家庭”的生活风尚合拍。

 

奈保尔后来对自己初到英国的那几年做过一个简洁的概括：缺钱、缺爱且孤单。在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后，身处异乡的奈保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创作上迟迟不能开拓，生活上的压力更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陷入了抑郁。他唯一的倾诉途径只有帕特：

 

“你是否想过我的处境由许多复杂的历史因素构成？奴隶买卖，奴隶制的废除；英帝国主义，印度各民族的臣服；加勒比的甘蔗园需要廉价劳动力，印度契约劳工的移民……所以，今天你有了我，和印度一刀两断。……对身体上的压抑感到不安很正常，而对我而言，更隐秘的压迫在精神上。”

 

一天，他找出自己从特立尼达飞往英国时的套装，穿戴整齐躺在床上，拧开煤气自杀。煤气跑完了，奈保尔并没有死，他觉得自己大概命不该绝。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将自杀付诸实践过。每次当这个念头袭来时，他就不断说服自己，强迫自己推迟自杀的日期：“今天去死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帕特就要来看你了”，终于坚持到了夏天过去，和帕特再次见面。

 

两个想要互相交予对方一切的年轻人，笨拙而生涩，在爱的初体验上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快乐，他们的愉悦更多在和文学有关的交流上。

像所有自命不凡的青年作家一样，奈保尔向帕特吐槽那些眼中的平庸之辈，讲述他的见解，并期望得到帕特的理解和肯定。帕特没有奈保尔那种如火般的热情，她爱得温吞、实际而悠长。她搬出自己的家与人合住在外，以便和奈保尔交往；她会提醒他的印度男友在面试时穿得庄重些。她还不时接济他，给他文学上的建议，逐渐成为奈保尔最重要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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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之声

 

1953年10月，父亲西帕萨德去世，奈保尔与故土的主要联系被斩断。12月他在文学士考试中落榜，没能继续进修，脱离了牛津的保护和荣耀，经济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和亲戚一起住在伦敦的贫民窟里，几次申请工作被拒，他只好试着给一些熟人朋友写信，请他们介绍合适的职位。一想到再混不下去就要回到特立尼达，奈保尔就夜不能寐，心中越来越忧惧。

 

这一年是奈保尔人生的至暗时刻，诸事不成，无一顺心，但人生往往就在这种时候柳暗花明。第二年冬天，在亨利·施瓦泽的提携下，奈保尔终于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进入BBC《加勒比之声》做节目，他的人生大为改观。

广播大厦对面就是古老的朗翰酒店，马克吐温曾经住宿过，王尔德在那喝过酒，甚至夏洛克·福尔摩斯还在里面破过案。很快，奈保尔也在那里有了自己的房间，他经常带着一沓BBC播音室的信纸过来，撕下一张塞进标准打字机里，调整成单倍行距开始写作。他的素材全部来自于40年代的西班牙港，那些难以摆脱贫穷却终日做梦的乡邻们，成了他第一批著作里的主人公。

 

奈保尔在电台的主要工作是写稿和采访，对新出名的作家和小说作出评论。他推介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细雪》，采访了最近流行的非洲雕刻家，为国立肖像画廊的文学茶会写广播稿，持报销票看新电影然后写评论，诸如此类的事情，和现在刚走向社会的文艺青年干的事差不多，看似格调很高，其实百无一用。

可能真正有益的，是他有了更多创作的时间。他学着契诃夫的样子，准备了一本随身笔记，用来速记偷听下的谈话，当作自己的素材；他学习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写作方法，写一些短篇，并为自己真正的作品做准备。

 

1955年初和帕特结婚后，他陆续写下了《米格尔街》、《通灵按摩师》和《比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他将曾经并不愉快的经历写出了一本正经的幽默感：“受伤以后，我母亲不让我就医，她说特立尼达的医生，每天早饭前手里都得死几个人——这话其实没有听上去那么糟糕，因为在特立尼达，早饭就是中饭”。

《米格尔街》，新经典出版

首先出版的《通灵按摩师》以巫医格涅沙为主角，他误打误撞治好了人而名声大噪，成为有地位的人后又想抹去“黑历史”。这显然是一个滑稽荒诞的故事，讽刺了特立尼达社会的落后和腐败，非常合乎西方读者猎奇的品味，得到了各大报纸的一致好评。

《米格尔街》结集较晚，如上所述，其内容是对少年所见所闻的珠联璧合，为他带来了一项重要的大奖——毛姆文学奖。此类风格中，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舍伍德的《小城畸人》珠玉在前，奈保尔为这种印象主义写法的人物列传又增添了一个经典版本。

 

从情感上说，《比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对作者的意义可能更加重要，因为主人公比斯沃斯先生完全就是他父亲西帕萨德的剪影。比斯沃斯先生一辈子都在为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而努力，前两次他在乡村盖的房子都因意外毁坏了，最后他来到西班牙港当记者，最终买了房子，随即便因为负债和压力过大，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劳碌终身，一切成空，奈保尔在文学史上给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用克制的笔调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在后世亦有千万人的心迹重合，这便是作家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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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第三世界

 

父亲去世前的那年夏天，卡姆娜要来英国，奈保尔嘱咐她带两本书来，一本是甘地的自传，一本权威详尽的印度历史书，他开始对印度这个更古老的家园感兴趣。不过当时奈保尔既没有心力也没有财力去钻研印度问题，直到1962年，他首次踏上印度的土地，完成了一次横亘数代的回归。

 

据他推算，他的祖先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离开恒河平原，从加尔各答的转运站开始了漂洋过海，被送到大英帝国在特立尼达的种植园，从事满五年的契约劳动后居留下来。

从彼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年，劳工的后代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故乡”，并无多少情感上的联系，反而感觉特别疏离。奈保尔对印度是有期待的，虽然在他所经历的时世，印度因为惊人的贫穷和落后而声名狼藉，但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印度文明是辉煌而伟大的，他希望自己的印度初旅能见识到那种荣耀的遗留。

1960年代的印度农村

 

他自然是失望了，印度的实际和他想象的差距太大。如果你去过海外的唐人街，就很容易理解奈保尔的这种失望，唐人街作为海外华人的聚居区，它有很多中国元素，但又要和当地文化融合、发生变异，它和本土文化相比就显得不伦不类。

作为知名作家，当地款待他的食物过分的精致和清淡，奈保尔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吃饱过；他去了一些著名的地方，印度教的礼拜仪式和经文，寺院的风格、内部的陈设都让他摸不着头脑；最让他愤恨的，是亲见印度人处理排泄物的方式，他们对于卫生的毫无顾忌。更多印度社会的丑陋现象，都被他回国后，用尖酸的语调写进了《幽暗国度》中。他离开印度前给友人写了一封信，厌恶的态度溢于言表：

 

“再见了，粪便！再见了，可以忍受一切的印度人！再见了，没有尊严的地方！”

 

尽管寻根之旅不甚愉快，后来他又两次前往印度，分别写出了《受伤的文明》和《百万叛变的今天》，合为印度三部曲。总体上来说，他对印度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知道这个国家真正的精神面貌不在加尔各答和孟买，所以他喜欢远离大城市，走到印度的穷乡僻壤，到那些被划为禁区的农村里，一个地方呆一个星期，深度把握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发挥了自己曾经身为记者的优势，摈弃单一视角的观察，转而聆听、采访了大量印度人，给小说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学价值。

如今的米格尔街

 

同样的失望还发生在故土。

奈保尔离开后第一次回到特立尼达，感受最深的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儿时的朋友、亲人都和他有了距离，这是自然而然的，更引起他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危机。印度人组成的松散政党被埃里克威廉斯的“黑人政党”压过风头，种族敌意日趋强烈，包括华人在内的有色人种对未来表示担忧，甚至策划逃离。混乱而不安全的社会景象，让奈保尔甚至有点怀念殖民统治时期的稳定。

 

1967年，他动笔写出了《黄金国陷落》，揭露了早期特立尼达的恐怖历史。西班牙殖民者残酷虐待美洲印第安人，用锁链拴住，用鞭子抽打，用火烧；黑人的命运更加悲惨，他们被阉割、被切掉耳朵以示惩罚；巫术在原始加勒比种群中大行其道，有些部落还有吃人的恶习。

1971年他首次撰写以非洲为主题的小说《自由国度》，讲述两个英国白人在非洲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见证黑人部落的屠杀，这在战后军阀割据的非洲国家实在是平常景象。但是，奈保尔的写作风格是不露褒贬的，没有明显倾向去批判殖民主义和独裁者，也带来了不少非议。

《大河湾》的背景取材自蒙博托执政时期

 

这种非议随着《大河湾》的出版达到了顶峰。小说的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东海岸地区的印度裔移民，这里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各色人群混杂相处，明显也是奈保尔本人的投影。萨林姆逃离出生地后去了刚果，在一个位于大河河湾处的小镇住下来开始新的生活，但这个独立后不断动乱的国家带给他更大的伤害和迷茫。

奈保尔在1970年代的代表作品

 

在批评者看来，作家以旁观者的态度描述人群的命运，缺乏传统的人情味，带着殖民宗主身份的优越感，令人不适。

我们都知道，二战过后世界很快分裂成两大阵营，冷战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在此期间，又有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开启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以及声势浩大的民生、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世界笼罩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公众人物的表达很难不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奈保尔身处这种历史的漩涡中，却能以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很少见的。无论如何，《大河湾》已经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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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女人之间

 

和帕特结婚后不久，奈保尔就厌烦了举案齐眉式的性爱，他开始通过嫖妓来寻找刺激。但要说真正获得满足，要到他四十岁那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了有夫之妇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英国、匈牙利及荷兰混血儿，时年三十，风韵万种。这是一个无须太多笔墨的老套故事，奈保尔单纯迷恋玛格丽特的肉体，对这个女人的浅薄毫无兴趣；而玛格丽特觉得，和一位著名作家在一起让她脸上有光。她经常给奈保尔写文法不通的信，充满了粗俗的挑逗，例如画一个戴帽子的阴茎。

 

当时人们对这段三角恋的表述，说奈保尔“家里有个妈妈，南美有个婊子”。

 

要说写作上的帮助，当然是帕特给予奈保尔的更多，她经常帮他整理、编撰书稿，还能提出合理的建议，而玛格丽特只有性。奈保尔认识她三年后，写了一部完全不同以往的作品《游击队员》，里面包含了大量虐待和性的情节，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他们混乱的情感生活。

玛格丽特因为奈保尔怀孕、打胎、和原配丈夫最终离婚，而作家对此无动于衷，对她只有性的索取，和暴力的回馈。奈保尔经常把玛格丽特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却还是涂脂抹粉遮去伤痕，在外人面前显示出一副依恋对方的样子。

奈保尔与情妇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当了丈夫二十多年的情妇，帕特心知肚明，只是她向来不是果决刚烈的女人，且有着难以释怀的软肋：她无法为奈保尔生育。怀着这种歉疚和对丈夫才华的无条件相信，帕特对奈保尔的风流韵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内心不可谓不痛苦。

 

帕特也试图写作，和奈保尔这样的写作天才在一起，她也需要通过写作这种手段，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建立自己的空间。但她只留下一些日记和零乱的文稿，透露出作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有多么苦恼：“他还不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他和其他人一样。他会对许多女人表达一种态度——你怎么想完全不重要，但对我都不必说出口，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很难说奈保尔对发妻的爱究竟是什么时候逝去的，但事实是他在这段感情走向终结时，表现的极其冷酷无情，怎么鄙薄都不过分。

1989年，帕特检查出了乳腺癌，当奈保尔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更多的是反应是“恼火”。这时候他正在创作《百万叛变的今天》，他想把这部著作的格局写得更大，希望帕特西娅能够照顾并支持她，然而更需要被照顾和支持的却是帕特西娅。

奈保尔和帕特在家中

 

乳腺癌是一种转移性低、但复发性高的癌症，在治疗过程中，帕特西娅不得不切除了整个右乳，这使病情得以控制，但也带给她长久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一方面，这种严重伤害身体的手术都会带来并发症，例如身体比例的失调导致脊椎和骨骼的变形，疼痛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性征的破坏使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的精神一天天垮了下去。

 

这段时间，奈保尔倒是春风得意，先是获得了故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最高荣誉十字奖章，随后在1990年英国女王授勋中赫然在列，被封为爵士。他不停地接受荣誉、巡回演讲，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采访纷至沓来，而他完全不收敛地侃侃而谈。1990年代，他在接受德国一家杂志采访时谈到了妓女：

 

“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嫖妓，她们让我感到兴奋。但过了三十岁以后就不满足了，我觉得没劲，和妓女上床就像受骗。”

 

没过多久，《纽约客》的采访把这个话题引爆到了世界范围，奈保尔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难以满足的大嫖客”，被大报小刊如获至宝般传播着，民众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平素有嫌隙的名人雅士们，自然也将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止于此，《纽约客》还详细曝光了奈保尔的情妇玛格丽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位阿根廷女子的风情万种，以及她抛弃家庭跟随奈保尔的经历，表面听起来像是传奇，实际上对他们俩都不无贬损。

 

奈保尔并不是太在意，但这事对帕特西娅却是沉重的打击。她听说这件事后，奈保尔让她别看报纸，但女人还是忍不住去看了。虽然她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些事情，但报纸的公诸与众实在让她承受不住，一想到丈夫和那些妓女、情妇们丢人的性行为，她就忍不住以泪洗面，情绪低沉。

 

1995年7月，帕特西娅已经病得很重了，她另一边乳房也做了手术，脖子和腋窝开始进行放化疗，以控制癌细胞的转移。而此时奈保尔动身去了印尼，最后一次见了玛格丽特，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容颜不再，失去了吸引他的最后一点资本。

奈保尔很多就借故赶走了玛格丽特，几乎没有空窗期，她又认识了新闻记者纳迪娅。纳迪娅是巴基斯坦人，多年职业经历磨砺了她外向泼辣的个性，当她向奈保尔发起进攻时，年过六旬的作家仿佛又被注入了活力，直接问她愿不愿意成为奈保尔夫人，似乎全然忘了自己的妻子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奈保尔与纳迪娅在东南亚

 

翌年1月，奈保尔回到英国，帕特的病情急剧恶化，开始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一侧肋骨疼痛、呼吸困难，每天多半时间要卧床休息。2月3日早晨，奈保尔想帮帕特下床梳洗，但她因为疼痛而无法动弹。她忽然开始流泪，反复呢喃着一句话：

 

“维迪亚，你犯了一个错。维迪亚，你犯了一个错。”

 

奈保尔不知该怎么回答：“是的，都是我的错。”

 

帕特用手轻抚他的脸，少顷手臂滑落，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们无从判断奈保尔此时的心情，只知道帕特去世后他的所言所行。当护士问他需不需要和帕特独处一会时，奈保尔拒绝了，他说她的脸变形得厉害，只想赶快逃离这一切。帕特遗体火化的第二天，纳迪娅就登堂入室来到英国，和奈保尔一起操办丧事；两个月后，两人正式结婚，纳迪娅陪伴奈保尔直到他去世。

 

奈保尔在传记中承认：“她很痛苦。某种意义上，是我杀了她。”

 

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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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进入新世纪后，奈保尔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此描述他的成就：

 

“他独辟蹊径，不受文学时尚和各种流行模式的影像，从现存的文学类型之中创造出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以小说叙述而论，自传因素和纪实文学在奈保尔的写作中融为一体，没有哪种因素能居于主导地位。”

 

奈保尔在获奖致辞后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发言，他说在来斯德哥尔摩的路上，自己的手表表带断了，因此在他获奖的这两天，时间消失了。当他重新戴上这只表时，将是崭新的开始。

 

这是一个有趣的发言，但实际上，奈保尔的创作巅峰期已经过去了，而时间的流逝永不停歇。

 

2014年，奈保尔首次来华，中国作家麦家、止庵等人与其进行了对话。此时的他已经很衰老了，坐在轮椅上，一路受着纳迪娅的照顾。人们注意到，纳迪娅十分强势，她替作家决定行程，应该回答记者哪些问题，甚至直接代替他回答，奈保尔在她面前简直像个听话的孩子。当被问到是否打算写写中国时，奈保尔是这样回应的：

 

“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需要认真地观察和体验，也需要很多知识，但现在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了”。

奈保尔和纳迪娅在中国

 

确实是这样，尽管奈保尔还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想到更多的地方走走看看，但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2018年夏天，他在伦敦去世，这个在故乡和情感上都无所归依的男人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归宿。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作品的总和”，这是奈保尔对自己的定义，本着尊重其意愿的原则，我认为世人也当如此看待他，重视他的作品，搁置他一无是处的人品。

之所以要这么说，因为现在人们读文学，有一种以“三观”判断一切的风气，一个作家人品好不好，他在作品里体现的“三观”正不正，就决定了他的作品是否值得阅读，这是很狭隘的。

 

人是异常复杂的，特别在情感上。奈保尔此生桀骜不驯，伤害了许多人的感受，践踏了最亲密的爱情，固然令人不齿，但这并不减损其作品的价值。阅读奈保尔，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在面前全景式的展开，那是一幅自传与虚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宗教互相交织的奇异画卷，无根的流浪者们怀着疲惫的心情在各大陆的边缘留下模糊的脚印，逐渐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他从个体出发，以自身为基点，细致地观察和描绘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生活方式的各色人等，纤毫毕现地刻画了他们的冲突和融合，忠实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多种人群的历史生存状态，这是值得铭记的、对全人类的贡献。

END

本文作者：碎瓦，血钻故事研究员。

部分参考文献：

方杰：《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现实：V·S·奈保尔作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奈保尔：《米格尔街》，张琪译，南海出版公司

奈保尔：《通灵的按摩师》，吴正译，南海出版公司

奈保尔：《幽暗国度》，李永平译，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2版

【英】帕特里克·弗伦奇：《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周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美】保罗·瑟鲁：《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秦於理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