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面对内忧外患,清廷自顾不暇,难以救民于水火。
但在此时,仍有逆行的勇士振臂高呼,为国而战。这其中有一位年过半百的文弱书生——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庚子国难时,王懿荣奉命组织京师团练,直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还派团勇巷战,拒不投降。那时,慈禧太后早已带上光绪帝,打着“巡幸山西”的旗号出城逃窜了。
此前,王懿荣曾有无数次机会出逃。
当洋人与义和团在天津鏖战时,王懿荣的儿子就为他寄来家书,请父母趁早离开京城。但王懿荣决意留守北京,只是命人开挖家中花园深井,供家人暂时避难。
北京城外,八国联军所到之处纵火焚掠,生灵涂炭;义和团排外行动愈发疯狂,他们焚铁路、毁电线,认为这些都是洋人带来的祸害,逃亡民众如带有洋货,也会被他们尽数扣留,甚至有性命之忧。
整个国家已经乱套了。
王懿荣在保国无望的绝境中,坚守到了最后一刻。北京失守后,他写下遗言:“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随后,与夫人、儿媳投井自尽,壮烈殉国。
国难当头之时,从来不缺誓死报国的铮铮铁骨。王懿荣的死,却充满了一种悲剧的宿命感,在殉节的前一年,他刚为一门即将震撼世界的中国古文字学敲开了大门的一丝缝隙。
王懿荣的另一个身份,是甲骨文的发现者。我们不知,在他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是否曾捧着那苦心珍藏、蕴藏无限秘密的甲骨仰天长叹。
▲甲骨文,最早的具有完整体系的中国文字 图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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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难的两年前,王懿荣生了场病,他到北京一家药店找大夫抓中药,其中有味药叫“龙骨”。所谓龙骨,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就是有些年代的龟甲与兽骨。眼前这批龙骨,是河南农民不知从何处挖得后卖给商贩的,最终辗转成了王懿荣治病的药材。
要是一般人,回家就把药煎了,瞧都不多瞧一眼。可王懿荣酷爱收藏,是一位金石学家,在北京古玩圈小有名气,就连这做中药的龙骨,他都有兴趣把玩一番。正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引爆了一个惊天秘密。
王懿荣将龙骨捧在手心仔细审视,忽然发现,这上面似乎刻有一种规律的符号。常年研究金文的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一种文字,而且比篆文还要古老得多。
他有病都不好好吃药,赶紧四处收购这种甲骨,进行抢救性收藏。起初,药店都以为王懿荣只是想买药,就照着原价论斤卖,把龙骨卖给他。后来,他寻找有字龙骨的消息不胫而走,商人纷纷坐地起价,龙骨价格一度涨到每字银二两。
仅仅过了一年,王懿荣就从山东潍县(今潍坊)一位叫范维卿的古董商人手中购得了大批甲骨。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甲骨上这些神秘符号代表什么,外界也不知道,这些甲骨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南安阳。当地的老百姓在小屯村一带挖出这些龟甲、兽骨,往往将其放在水中浸泡数日乃至月余,洗净泥土后当作普通的龙骨卖给商贩,谁也没有注意到甲骨上的文字。
随着收购的甲骨日渐增多,王懿荣喜不自胜,他将好消息告诉好友刘鹗等京城古玩圈大佬,还与上门拜访的朋友约定:“你给我多搜集些铜器上的铭文拓片。等我病好后,我要仔细研究,对照一下,有何相似,有何不同……”
这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第二年,“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死于庚子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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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殉国后,其收藏为另一位古玩爱好者刘鹗所得,后者继续从多方购得甲骨,生前收藏多达5000余片。他还继承了王懿荣的遗志,尝试对甲骨文进行考释,写成“说龟”数则。
尽管后来的学者发现,刘鹗考释甲骨文多有纰漏,但好歹人家开了个好头,在没有前人经验的情况下,考释了40余个甲骨文。这该多难啊,就像网上一个段子,你知道历史上第一次见面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是怎么交流的吗?
1903年,刘鹗的著作《铁云藏龟》刊行,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甲骨文图录,甲骨学研究由此拉开序幕。遗憾的是,刘鹗对甲骨文的研究因一场飞来横祸戛然而止。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界的一位大咖,刘鹗更为人熟知的一部作品,应该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辛辣地讽刺了晚清以来现实的黑暗,也就是说,刘鹗含沙射影,把清朝官场骂了个遍。
这么硬气的文人,迟早要摊上事的。
庚子国难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刘鹗多行善事,曾从俄国侵略者占领的粮仓购买大米,以平常物价卖给饥饿的老百姓,还带头组织人们掩埋城中的无主尸体。当素有交情的官员、商人请他想办法送他们出城时,刘鹗又亲自到军营与美军协商,请求放官商出京。
当了N次好人后,1908年,刘鹗却遭受朝中重臣“挟私诬陷”,被清算八年前的旧账,安上“卖国贼”与“私买国库粮食”的罪名,流放新疆。次年,他带着未完成的事业,在乌鲁木齐患脑溢血病逝。
初露真容的甲骨文,仿佛像是被“诅咒”一样,最初接触它的两位学者都遭遇了厄运。但在刘鹗不幸去世后,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已如雨后春笋般迸发着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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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鹗之后,被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的大儒孙怡让,也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写了本《契文举例》,释读了大约数百个甲骨文。不过,他的副业是搞革命,先后支持过维新派和革命党,这本书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
清朝遗老罗振玉,也是甲骨文的忠实粉丝,编著了《殷墟书契前编》,且调查清楚甲骨的出土地点在安阳小屯一带,确定了其为商代文字。
至此,甲骨文才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类别,其来历也渐渐浮出水面:这一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系统文字,距今已有3000年。商周时迷信占卜,通过甲骨上的兆象来做出吉凶判断,卜官再依据兆象,将“卜辞”( 即占卜人姓名,占卜所问之事及占卜日期、结果等)刻在龟甲、兽骨之上。
这些占卜文字,就是甲骨文。
殷商时,商王迷信,几乎到了每事必卜的地步,上至天气预报,下至娶妻生子,再到自己能不能再活五百年,都要问问老天的意思。
《周礼》等古籍记载了商周龟卜的过程。据记载,卜官先是在选取易于凿刻的上等龟甲后,以牲血涂于活龟上,杀龟取下腹、背甲片。龟,在古代被奉为四灵之一,在古人心中具有神圣性,象征长寿。可再怎么长寿,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卜官取下龟甲后进行处理,先要在背面钻凿一下,这是为了让龟甲正面更容易出现裂纹,也就是所谓的兆象。之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灼龟”。将龟甲放于炭火上烧炽,直到受热在正面产生裂痕,占卜人最渴望的兆纹也就显现了,卜官以此判吉断凶,再将卜辞内容记上。“卜筮不过三”,同一件事的占卜次数不能超过三次。
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正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让3000多年后的人们循着古人足迹,开始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也将中国古代的信史往前推到了商代。
▲刻辞兽骨,上面可见灼后的卜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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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纳闷了,为什么这3000年中,没有人发现甲骨文呢?
考古学家李济认为,安阳殷墟周边的隋墓中已有甲骨碎片,说明晚商文化层在隋代就已经出露地表,只是隋代学者没有“发现”甲骨文,这些甲骨就被工人掺入隋墓回填土中。他们没有一个人像王懿荣一样,偶然发现甲骨上的神秘文字,也受限于时代的影响,让这一古老文字被掩盖了3000多年,直到近代才得以重见天日。
李济先生说:“知识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
对甲骨文的质疑由来已久。清末民国,甲骨文研究风行一时,频频火出圈,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一文字是伪造的。
近代的另一位大师章太炎,率先对甲骨文研究者发难。他言之凿凿,说甲骨文不过是“欺世豫贾之徒”伪作,就是古董商造出来忽悠人的。章太炎之所以看不上甲骨文,有人说是出于对甲骨文大家罗振玉的鄙夷。罗振玉是前清遗老,章太炎是反清斗士,二人当然互相不对付。
罗振玉的姻亲王国维,就用他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与实用价值,狠狠打了质疑者的脸。
历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记忆,但随着年代越来越久远,真相往往会被扭曲,史籍中的记载也就失去了本来面貌。所谓“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发现的文物)与“纸上之材料”(古籍)相结合来考证历史,补正史籍中的记载。
甲骨文是殷人祭祀时的占卜记录,属于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比如甲骨中就有历代商王的名号,于是王国维用这些记载,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先王、先公的位次,颠覆了自古以来对商代帝王世系的了解。从商汤到帝辛,这么多个商王,谁是谁儿子,全被王国维捋顺了。
王国维(号观堂)与罗振玉(号雪堂)都以清朝遗老自居,他们长期合作,在古文字方面的研究被称为“罗王之学”,二人又与后来的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
对甲骨文的研究,是王国维毕生最高的成就之一,甚至就连他的死,一说也与甲骨文有几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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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北伐军正在向北京挺近,平时一向平静的王国维显得有些忧愤。
6月2日上午,当时任教于清华大学的王国维,在办公室吸完最后一支烟,雇了一辆车来到颐和园,在昆明湖边坐了许久,之后纵身一跃,自沉于湖中,不幸身亡。清华的师生赶到时,王国维的遗体已被打捞上岸,用席子裹着,放在湖边的亭子下。
王国维的死讯,让世人震惊。人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正是由于这封神秘的遗书,自王国维逝世后,其自杀的原因引来诸多猜测:有人说他是前清遗老,深受儒家道德观念影响,自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有人说他与多年好友罗振玉绝交,心痛不已,自寻短见;还有人说他是惧怕北伐军入京后,自己会遭遇不测。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揭示这件事的内幕,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王国维是被老朋友罗振玉追债逼死的。
溥仪说,罗振玉对王国维有恩,资助过他不少钱。王国维这个老实人总是觉得欠对方的人情债,处处都听罗振玉的吩咐。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最初几部著作都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相当于罗振玉窃取了王国维的部分甲骨文研究成果。
后来,王国维做了清华教授,罗振玉还跟他追当年的债,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就跳进昆明湖自尽了,就连其殉清的传闻,也是罗振玉做的文章。王国维之死至今众说纷纭,溥仪的说法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
无论如何,这位探索3000年前古文字奥秘、一生都在追寻真理的国学大师,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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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被发现的最初30年间,学者寻寻觅觅、上下求索,有人竭力奔走,有人遭遇不幸,他们都将一生奉献给了3000年的历史文脉。
1928年,国民政府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其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保护、研究甲骨文为目的,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34岁的董作宾前往河南安阳进行调查,筹划进行现代考古发掘。
▲董作宾(右)与学生严一萍。
甲骨文研究终于回到了故事最初的起点——安阳殷墟。
时至今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掘与研究,安阳殷墟已出土10万多片甲骨。
从王懿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首次发现殷商甲骨上的文字,一代代学者抓住黑暗中的微光,找寻历史长河的源头。到如今,一个距今3000多年的朝代,一个最古老的汉字体系,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正渐渐清晰。
全文完。
参考文献: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
顾音海:《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年
徐坚:《发现甲骨: 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华夏考古》2014年04期
吕伟达:《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始末》,《殷都学刊》,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