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三问”后的第四问

源济

“灵魂三问”后的第四问

2019-10-30 云也退 大家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导读

信仰统治了中世纪人的心灵，地图是信仰的延伸证明。

某人走进钟表店，看了一圈，问店主“怎么你店里的每个钟走时都不一样？”店主回答：“那就对了，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哪台钟表是走得准的呢？”

这是个老笑话，之所以存留到现在，是因为它有智慧。全球时间的统一是一件带来便利的事情，但正如那句名言说的，“参差多态乃美丽之源”，以科学、精确的名义取消了彼此的区别，只怕也是损失。假如说，钟表不能随意牺牲走时精确，那么试试把钟表换成地图呢？不把公元7世纪一直到19世纪的老地图统统挂出来，还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地图有多么准确，准得简直无聊了。

打开这本《欧洲地图里的世界文明史》，看看自从公元7—8世纪以来，欧洲人如何描绘自己所处的地方，真有美院老师浏览小学生作业的感觉：压抑着想笑的心思，去发现个把闪烁的灵光。绝大多数都是“草图”，几个大色块，一些鬼画符线条，配上羊皮纸发黄的质感，视觉是既简陋又奇异。很多地图，假如转而收到某本医学史里，当作一张解释人体血液循环的图，甚或精卵活动原理的图，也是毫不违和的。总感觉，作者画着画着就“放飞自我”了，他们起码是没打算以今天我们对地图的期望，来期望他们的作品。

《欧洲地图里的世界文明史》，马里奥·T.努尔米宁 著，尹楠 译，东方出版社 2019年版

当然，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太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志不在此”。精确并不重要，他们核心的追求，是表现一个在基督教价值体系想象之中的世界的形象。比如，8世纪塞维利亚的圣依西多禄大主教，他画的地图，是把一块圆形的大地分成三份，成为三块大陆，亚洲在上边，占1/3或更多，非洲和欧洲各居下半圆的左和右，分割三地的两条线都是水体，分别是分割亚非的地中海和分割非欧的尼罗河。这种地图，被称为“T-O地图”，即指它的基本形态是一个O里纵横两条组成了T形的水体。最后，地图有个“中心”，那就是耶路撒冷。

圣依西多禄塑像

圣依西多禄所创的“T-O地图”简图

这种中心—周边的格式，之后八百年里都没有大的变化过；它是主观的，以古代知识为基础，而古代知识的核心是《圣经》，人们把现实中看到的一切都理解为《圣经》记载的大洪水之后的景象。圣依西多禄所标注出的那些大陆和水体，以及耶路撒冷，是他认为记载于《圣经》的重要的知识，而他不标注的那些则完全不重要，因此也不必关心。T-O地图是信仰的证明，是“观念先行”的写照，虽然它完全不具备查考价值，但当你面对一张世界地图，为“这里我没去过，那里我也还没去过”而焦躁不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对当年那些无知古人内心的笃定沉稳表示五秒钟的羡慕。

虽然八百年来总体停滞，地图的绘制技术还是有缓慢的进步：细节在逐渐增多，海岸线变得更加曲折、凹凸，有了海湾和半岛，海洋里有了一个个岛屿，在地中海、尼罗河、顿河等有限的水系之外，人们还认识了黑海和红海等，并设法将它们确凿地塞进地图里。在11世纪，一幅盎格鲁-撒克逊地图，已经可以把一个肉眼可见的不列颠画在了地图的一角，只是需要好好辨认一番。

信仰统治了中世纪人的心灵，地图是信仰的延伸证明，不过制图者的谦卑也昭然若揭，他们在“世界”周围的角角落落填满了天使的形象，有时把自己高帽长袍、面容恬淡的样子也一起画进去（现在的测绘员可干不出来这种事）。他们都是知识精英，可缺乏画好一幅地图的最关键的条件，那就是，他们整日静坐祷告外带思考上苍，足不出户，对外界严重缺少第一手的了解。相反，最有资格画地图的人，却干着劳力者的职业——他们是远洋出海的水手。

《欧洲地图里的世界文明史》一书所说的最有意思的点之一，就是解释了这些教会学者，是怎样与拥有实践知识的水手们发生接触，从而提升了对世界的认识的。原来，是那些出海的商船，因为需要司法人员和牧师，请了教士上船随航，这才让他们得以亲眼看到更多真实世界的样子，收集到更多更准确的地理数据和信息。另外，就是很少数的教会里的抄写员，由于对水手们的航海图发生了兴趣，或出于其他的机缘，将其描摹下来并予以传播，从而推动了地图的进步。

中世纪商船上所用的航海图

第二件有意思的事情，也许对今人的启示更大：在公元8—9世纪查理大帝的时代，古希腊地理知识初步接收到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信息，使地图上出现了印度洋，绘图者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世界必须保持两头平衡，否则就要翻了——而预测印度洋南边有一块陆地，并大胆地画了出来。到12—13世纪，十字军东征再度提升了东西方的交流程度，欧洲人的眼界被进一步打开。这场“交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血腥的，却启发我们思考今日东西方的裂痕。当年，敌对的双方其实同等虔诚，如今则是事实上已十分淡化上帝信仰的西方，面对仍然以信仰为重心的伊斯兰，沟通的难度比之当年如何？为了达成新的交流，两边是否依然“必有一战”？

不管怎样，现今是没有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激动了；昔日地图都反映了猜想和探索，是鼓励头脑中的想象和现实中的进取的，所以面对它们，我们也必须想象当时的主人的心情，体会他的想法：他真的会产生如伦敦大学的地图学家杰里·布罗顿所说的感觉，即“忘记了自己其实只是在看一幅地图……觉得个人晋升到了神的高度……飞入云霄，俯瞰大地，以神明的视角一览整个世界”？真有这个视角，那么图本身是不是符合事实，似乎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一览无遗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有时，我们还能在古人身上发现自己熟悉的心理谬误：古人习惯夸大自己所知的那一块区域，把它在地图上放在格外突出的位置，而在社交媒体制造的圈层社会中，我们不也常常把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方式或看法当作社会主流？

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有侧重的，书写对象集中在中世纪晚期经文艺复兴到18世纪这短短三百余年间，其他时代的地图，包括重要的托勒密世界地图（托勒密据说是第一个使用了经纬线的地图制作者，但这一说带有太强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实可存疑）则作简略处理。它总体的历史逻辑是：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文本，加上航海人的活跃，以及印刷术等技术上的突破，使得新获得的大量地理数据得以以小字母形式被充实进了地图之中，又得以相对快捷、高效地印刷，地图制作者也可以比较方便地修改、增补并出版新地图。

托勒密制作的地图

这个过程里，有一些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属于幕后英雄（当时也是赫赫有名的）的人物留下了名字，如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彼得鲁斯·阿皮亚努斯，和荷兰的宇宙学家、数学家、科学仪器制造家赫马·弗里修斯，没有他们在宇宙学和经纬度方面的前驱性贡献，也就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制图家杰拉德·墨卡托了，墨卡托首创的世界投影法被沿用到了今天，一般都说，他是“发明”地图的人。

杰拉德·墨卡托

墨卡托世界地图（1569年）

根据马克思的主客观统一理论，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而历史的客观进程，正体现在所有行为者的主观合力之中，那么本书也告诉我们，中世纪晚期以后，那些商人、旅行家、水手、数学家、宇宙学家，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主要是实用的）绘制“已知世界”，事后看来，它们都是整个地图故事的一片小小拼图。这个“地图故事”前应加上“西方”二字，这本书采取的就是一个纯正的西方视角，它认真地对待那些没有使用价值、只有“史料价值”的旧地图，让我想起罗素曾说过的几句话，其反映了同样的西方式的见解：

“假如一个有智慧的人，表达了一种在我们看来显属荒谬的观点，此时，我们不该竭力去证实这观点有多少为真，而应设法去理解，它为什么看起来竟然像真的一样。”

说地图反映了人想要了解那些自己不了解的地方、不了解的人的愿望，反映了《山海经》一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那是对它最纯粹的溢美。好奇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好的，好奇心让一个人动用更多的能量。所谓“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后边还跟着第四问：“我在哪里”，它问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关于外界，进而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

地图所联系的就是这第四问。可是实际上，越是出名的地图，越是有其实用目的。在书的最后一章，努尔米宁将其地图史带上了高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约安·布劳制作的世界地图，标志着地图发展终于从量变来到了质变。现代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世界地图”，不是鬼画符的荟萃或什么心血管解剖图了。它有11卷，4608页，将世界收进了一本书中，更借着新兴国家的锐气在图中画上了太阳和五个当时已知的太阳系行星。

约安·布劳，布劳家族也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地图世家。

约安·布劳的世界地图

地理学事关重大，当年，这样的突破让西方人率先开眼，一骑绝尘，把世界的其他部分都扔在了后边；但现在，当再没有大片的未知地可想象、可探索、可前往利用，只剩那些满天横飞的“不为人知的小众景点”时，西方的总体停滞甚至染上恐外症，便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