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者的议程

源济

机会主义者的议程

2019-08-01  云也退  大家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导读

“他们（奥地利人）是与生俱来的胆怯的机会主义者。”

“历史就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这句话算是至理中的名言，名言中的至理。极少数大人物拿到了决策权，主导了重大事件的发生，芸芸众生的归属与生活被他们所决定，自知身不由己，也就闲置了大脑，不去多想了。于是大人物都有了“无情”的倾向，相信自己不论做什么，哪怕伤天害理，都是在创造历史。

1938年3月12日，那一天，希特勒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他来到了维也纳，享受奥地利人山呼海啸般的欢迎。从各政党到教会，以及普罗大众，都为奥地利加入纳粹德国的版图而兴奋，投赞成票的比例高达99.75%，希特勒随即在奥地利巡游一圈，满载掌声和鲜花而归。

德国吞并奥地利

这件事，看起来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的最好印证，我们站在事后，会觉得当年向希特勒让步的人们都十分无脑，仿佛失去了判断力一样。不过，回到当时的情境里去理解，又会如何呢？我们至少会发现两个因素，第一，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的确国力大涨，在欧洲大陆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吸粉无数，不要说传统上与德国渊源深厚的奥地利，就连德意志的传统敌国——法国，都兴起了一股崇拜德国的风气；另一方面，除了德国之外，英、法这一对最有能力制约德国的欧洲强国，其首脑都堕入了所谓“绥靖”的谬误里，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都为了避免战争，而在与德国打交道的时候且战且退，使得希特勒得陇望蜀，胆子渐渐变大。

德国人在希特勒的时代展现出了所谓“雅利安人”的种族魅力，他们英武、体面、民气旺盛，尤其是，与迟疑、惶惑的法国人不同，德国人还很团结，因为他们都憋着一口气，走出一战和《凡尔赛和约》以来，被其他欧洲强国加在自己头上的耻辱。在《议程》这本获龚古尔奖的小书里，我们看到1933年2月20日，24个德国工业巨头在德国国会大厦会见当时的国会主席，纳粹党二把手赫尔曼·戈林的场面。克虏伯、西门子、拜耳、欧宝、匡特等等，一个个仪态森严的大人物都同意支持纳粹的战略：逐步吞并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他们的后盾，以希特勒、戈林等为核心的纳粹领导群体，是不敢轻易施展种种“无情”的。

《议程》，[法]埃里克·维亚尔 著，孟湄 译，启皓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

纯从战略角度上来看，1933年2月之后这五年，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施出的手段，堪称一套“组合拳”。他们精准地抓到了奥地利政局里的漏洞：那个国家背负着帝国的遗荣，却为经济危机所苦，他们的党派多而矛盾深，政府首脑忙于镇抚其他派别的势力，德国人于是找到了干预的机会，扶植起了奥地利的纳粹党。

1934年，正是纳粹党徒刺杀了总理陶尔斐斯，让更听话的许士尼格上台，在奥地利推行一条德意志化的路线。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将英国首相张伯伦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让张伯伦相信，德国人只想要回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些，绝不会贸然挑起战争。

许士尼格有一本回忆录《奥地利安魂曲》，对这本书，《议程》的作者埃里克·维亚尔研究了很久。维亚尔写小说，也做电影，揣摩人物心理是他的本行：这个受制于人的首相，究竟在想什么？他是否低估了希特勒的无情，或者，他是否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能够在德国的威胁下捍卫奥地利的尊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938年2月12日那天，许士尼格受召，在贝希霍夫面晤希特勒，维亚尔说，这是“最为诡异最为离奇的一场戏”，也是许士尼格回忆录里最痛苦的一章，纳粹的战略早已拟好，奥地利早已是德国的囊中之物，许士尼格面前没有第二个选择，可是他必须经历这一场煎熬，必须亲耳听取对他和奥地利的死刑判决。在写会晤场景的时候，维亚尔心里已经在勾画电影画面了，这个许士尼格，在等待判决和抱有幻想之间，应该拥有怎样的一种悲剧性的仪容。

贝希霍夫会晤和五年前国会大厦的密谋，只是奥地利沦亡过程中的两个时刻，要想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议程》当然不是最优选项。《议程》完全是一个作家的个人选择，他的视线紧盯着具体的人：古斯塔夫·克虏伯、许士尼格、里宾特洛甫，以及纳粹向奥地利安插进去的内政部长阿图尔·塞斯-英夸特，等等。当他们处在抉择（或别无选择）的时刻时，时间被切割到最小，凝固在他们的脸上，像是古斯塔夫·克虏伯，这位克虏伯家族的中心人物，在尚未见到戈林的时候“面带愁容和不安，机械地在手指间转动着一枚漂亮的金指环”。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古斯塔夫·克虏伯

不管你称之为“阴谋”还是“战略”，德国反正是成功拿下奥地利了。了解过1933年春到1938年春之间发生的事情，再看维也纳人欢迎希特勒的场景，就觉得不能叫“无脑”。那时维也纳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纳粹拥趸，他们的拥护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诚心相信，被德国兼并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幸运，是值得骄傲的事。他们也知道，城里的犹太人要被牺牲掉了——那是希特勒明确地要清除的劣等人：牺牲就牺牲吧，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希特勒入城的时刻，若干犹太人选择了自杀，给报纸增加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边角料。

即使事后被认为是大错特错，维也纳人对于那一天的事情，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维亚尔没有挖苦他们，他写了几个问句：“那些因为热情而疯狂的姑娘，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她们的微笑呢？她们的无忧无虑呢？那一天她们的面容那么真诚，那么快乐！1938年3月的那场万众欢呼后来如何了？如果在今天，她们当中有人在屏幕上认出自己，她会想什么？”

他问得很谨慎，没有丝毫鞭尸的意思。因为他知道，有多少人会为之懊悔，懊悔自己当初没有看清纳粹的真面目，就有多少人对事后的历史定论嗤之以鼻：成王败寇而已，只不过是因为德国战败了，我们奥地利人才背上了纳粹帮凶的罪名。

现当代奥地利文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小说家都暴躁。无论是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耶利内克，还是一线名家如托马斯·伯恩哈德、伊尔泽·艾辛格尔，看面相，看文字，都是些爱发脾气的人。在他们眼里，奥地利保守，堕落，从来不敢正视自己在纳粹时代犯的错误。不仅如此，到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奥地利极右翼力量还显著地增强，再掀排犹运动。读《议程》时，不妨参考伯恩哈德在《历代大师》里说的话：“奥地利人与生俱来地掩盖……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卑鄙的罪行，他们是与生俱来的胆怯的机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