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折叠江湖

源济

金庸的折叠江湖

2019-01-19  陈建华  大家

导读

金大侠走了，文人和报人的时代也随风而逝，留下他的侠客们在江湖上幽灵般漂荡，快乐而忧伤。

金庸仙去，哀悼“金大侠”之声轰鸣大江南北，如浪似波此起彼伏，多少杨过和小龙女，多少郭靖和黄蓉、郭襄、韦小宝奔走江湖，悲痛难抑。不过也可听到一种说法——往往出自金庸的知己老友，谓金庸本人其实最看重的并非家喻户晓的“金大侠”，念兹在兹的却是其“报人”身份，即当初那个叫“查良镛”的小记者一手创办了《明报》，把一份香艳小报打造成精英大报，叱咤香港政坛商界，被知识分子奉为“良知”的名片。关于金庸如何办报又如何阴差阳错而写武侠小说的经历我们耳熟能详，但“报人”引发了笔者的“关键词”考据癖，“报人”和“武侠”、“江湖”有什么关系？

这里谈点新闻、文学和电影的掌故，或能对大侠传奇作一别解。

首先“报人”是个近代概念。清朝有“邸报”，乃王朝的官宣，有报没有人。十九世纪后半期上海出现了《上海新报》、《申报》等，由于租界的特殊条件民间能自由办报，于是有了办报的也有了记者，但为商业服务，以传播信息为主，后来有了议论时事的页面，开始有了报纸自己的声音和身份。戊戌变法期间《申报》连日有社评，据说是王韬写的，知识人能主导公共舆论，于是出现了“报人”。

王韬（1828－1897）中国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

更厉害的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以“常带有感情”之巨笔抨击清廷，传播新知，尤其是其“新民说”、“新史学”、“新小说”等论述影响了一代学人。

被称为经典“报人”的，如名垂中国新闻史的“民国三大记者”——黄远生、邵飘萍和林白水，皆一介书生，批评时政，嫉恶如仇，如无冕之王，言论足以撼动舆论，发挥了现代报纸的威力。但他们的结局悲惨，专制当局视之如仇，果然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铮铮铁汉不好当，另有一种被认为更理性、更成熟的“报人”，如陈冷血1904起担任《时报》主笔，“时评”专栏即其所发明。后来为《申报》所聘，也是每天一篇时评，到1930年为止，一向执言论界之牛耳，坚持自由独立的报人人格，其十二条记者准则被尊为“治报之定律”。

陈景韩（1878－1965），笔名冷、冷血、不冷、华生、无名、新中国之废物。民国时期著名报人

然而世道无直线，作为报人与权力网络牵扯，要坚持自由独立谈何容易。《时报》本属康梁一派，而陈冷血向梁启超叫板，讥刺其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终于使报纸摆脱康梁而独立。他也配合清廷“新政”，鼓吹立宪，建言多于批评，然而当武昌城头枪响，他欢呼“革命”、赞成“共和”，对于旧王政有摧枯拉朽之功。由是观之其报人生涯遭遇激流险峰，不无曲折，却能看准前途，把握方向。尤其不容易的是，二十年代末蒋介石声势熏天，一再请陈冷血做他的智囊，陈却拒绝，1930年毅然离开《申报》，不再吃新闻饭而转去搞实业，遂能全身而退。

金庸心目中的“报人”偶像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正是受该报的派遣，他作为一名小记者只身来到香港。张季鸾尊奉所谓“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其实跟陈冷血一样的路数，当然四十年代的时局变得更为复杂，要保持脑子清醒更不容易。

我们知道，金庸脱离《大公报》之后在1959年集资创办《明报》，声称“绝对中立”，不过数年每日销量过五万份，除了种种善于精营的举措，他的前前后后写的七千篇时评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体现了通观八方、公心远识、调适舆情的报人智慧，从六十年代的回应“难民潮”到七十年代的“北望神州”版，应顺大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撇下个人恩怨的“小我”而融入新时期一切“向前/钱看”的“大我”，以致引起国家高层甚至邓公的关注。

《明报》创刊号

由一名普通记者一跃成为报业大亨，足给香港报业史写上光彩的一页，但纯属偶然查良镛写起武侠小说来，却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金庸”由是诞生。文学史上有这么一段佳话：1931年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副刊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写到一半似难以为继，主编严独鹤建议张恨水加入武侠的情节，于是在沈凤喜、何丽娜之外添加了关秀姑，犹如异峰突起，读者阵阵尖叫。

其实以前《儿女英雄传》里就有侠女十三妹搭救安公子的故事，而在《啼笑因缘》里关秀姑与其父搭救沈凤喜，刺杀军阀刘德柱，何等大快人心，而关秀姑使樊家树卷入三角恋爱，才子佳人的套路横生波折，又令人低回不已。

小说在报纸连载，这些情节徐徐展开，忽而藏头去尾，忽而柳暗花明，作者尽卖关子之能事，把读者的胃口吊足。如此兴味跌宕的阅读，多半拜赐报纸连载这一机制，无怪乎张爱玲读顾明道的《明日天涯》，一边骂他写得差劲，一边“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诗与胡说》）。

《啼笑因缘》就是那个时代的大IP

加入了武侠，使《啼笑因缘》成为经典，使张恨水成为大家。对于《新闻报》来说也是突出奇兵，须知当日严独鹤也是个著名“报人”，“快活林”和周瘦鹃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是沪上两大副刊，有“一鹃一鹤”之称。给《啼笑因缘》添加武侠的主意，并非严独鹤一拍脑袋就有的，其实是情势所迫，箭在弦上。三十年代初正是武侠横行文坛影坛的时候，最显著的莫过于明星影戏公司张石川摄制的《火烧红莲寺》，1928年上映便轰动一时，至1931年连续拍了18集，可见武侠传奇的魔力。

《火烧红莲寺》是根据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的部分情节改编的，也是这位严独鹤在1923年初将《江湖奇侠传》在他主编的《红杂志》上连载，便一炮串红。从前在《施公案》、《三侠五义》等小说里，侠客是朝廷奴才、官府鹰犬，不肖生改变了这一主奴关系，把武侠从庙堂搬到“江湖”，故事围绕崆峒派和昆仑派为争夺水陆码头而展开，似乎是民国时期政党政治的镜像投影，但不肖生笔下的“江湖”却是个崭新的奇幻世界，描写湖湘地区的奇人异聞，塑造了社会弱者的群像，如小童生向乐山练就“辫子功”，能把千年老树连根拔起，能盘住仇人的颈脖使之在空中飞翔。或长得奇丑的柳迟、丈夫死后不畏礼俗穿一身红衣的红姑，皆志诚求道而身怀绝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

武侠的江湖世界纯属虚构，却空降在都市中，令人震撼惊呼，其身体的原始潜能、快意情仇的情节和另类的想象空间，皆能弥补现代人的心理缺失。并非所有武侠作品一经问世便自成经典，若要让大众喜闻乐见，给文人报人带来灵感刺激，还须有两大秘笈，即平民性与创意性。《江湖奇侠传》里的金罗汉、沈栖霞等男女魁首皆独来独往，以道义精神联络徒众，他们的性格魅力远胜于威权，而小说的视觉造型、机关装置与飞剑流弹等，无不诉诸由声光化电所造成的现代思维习惯。而《火烧红莲寺》将飞檐走壁、剑光飞舞一一展示在荧幕上，是拍摄上技术革新的结果。而佛寺中粉腿美女围坐老和尚的镜头则来自好莱坞影片的影响。

对这些武侠小说金庸了如指掌，其“江湖”世界却继往开来，有容乃大。它不限于一时一地与门派之争，而在名山大川、神州四海的巨幕上史诗般演绎民族大义、家恨国仇的传奇，文史掌故信手拈来。有人认为金庸的武功描写继承并超越了还珠楼主，的确，《蜀山剑侠传》的剑客口吐白光，比《江湖奇侠传》更胜一筹。其实金庸远不止融入巫术、神仙术或阴阳五行，还继承了《金瓶梅》、《红楼梦》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传统。不过更动人心弦的在于他对乱世中“小人物的悲哀”的描写，即其武侠世界的“软功”所在。

自1955年至1972年近二十年的武侠创作之旅，从《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到《天龙八部》，爱情与死亡卷入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境界之奇崛开阔，人物之鲜明灵动，情节之惊险离奇，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然而直至《笑傲江湖》及收官的《鹿鼎记》，却屡反高潮，峰回路转，创造出令狐冲那样的人物，脱略了道义与家国的外在面具而讴歌人性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或如韦小宝游走体制内外，模糊正邪界限，以游戏人间、本真自适为生存形态，至此方显出金庸的武侠江湖的至尊境界及其文学自我的终极归宿。

这是金庸的“江湖”世界，却非全部。对于金庸来说“江湖”是大闹一场的人生博弈，丝丝紧扣他的“报人”生涯。作为《明报》主脑，他掌控社论与副刊两大门户，一边写时事，一边写武侠小说，正像他的名字拆开是“金庸”，合起是“镛”，犹如重屏折叠的“江湖”世界，能在入世与出世、现实与虚构之间把智商与情商都能玩到这么极致的，也只有金庸，没有之一。

说来奇怪，金庸喜欢在政论文章中预测未来，十有八九竟能言中。而其小说中的流动空间、诡异人性、奇迹创意与多元杂糅的倾向仿佛应顺了世纪末的文化走向，无怪乎与香港无厘头风格若合符契，在失序的全球化时代一路爽到爆。

当金庸遇到香港无厘头风格时代

接下来不用多说，众所周知，他一边修订小说，一边务实进取。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笑谈之间恩仇俱泯，不啻是开放时代的象征，一幕江湖佳景。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大陆畅通无阻，文学桂冠接踵而来。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仍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折冲斡旋，如其“江湖”随心开合，幸运而快乐。

金大侠走了，文人和报人的时代也随风而逝，留下他的侠客们在江湖上幽灵般漂荡，快乐而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