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暴力司空见惯

源济

我的少年时代，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暴力司空见惯

2018-12-24  柴春芽  大家


导读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却消失了。我母亲自从寄走那封没有回音的信以后，就什么都不再抱怨。她像牛一样在土地上劳作。流言四起。关于父亲死于他乡的消息不胫而走。

一

法国新小说的领军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在其混合着自传、虚构的神话和思想札记的跨文体实验作品《重现的镜子》里说：“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因为发自内心，所以他人根本察觉不到。”而我在自己的第一部跨文体实验作品《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里谈论的大都是别人。这使我总有一种隔离在被谈论者之外的冷漠感，同时还伴随着一种负罪感。评判他人总是危险的，因为这评判的权利不知从何而来，而评判的标准又如何建立。

我不得不向罗伯-格里耶学习，以便“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当然，谈论自己也需警惕，因为虚荣心是个躲藏在意识褶皱里的骗子。文过饰非，几乎是一切自传的疾病。因此，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才在《自我分析纲要》的一开头便如此写道：“我不想迎合体裁，关于自传这种体裁多么俗套多么虚幻，我说得够多了。”

时隔多年，当我谈及自己，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难以避免地陷入俗套和虚幻。幸运的是，我从罗伯-格里耶那里学会了以虚构之刃来消解俗套和虚幻的方法。

因此，我以自己的影子，虚构出一个西部山村的小男孩。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他用什么来掩蔽他自己的内心痛楚。其时，他还没有学会用谎言编织遁词。他经常缄默不言，表情木讷，在外人看来有些痴傻。

二

我父亲在一个阴天的上午，将他那张如今想来格外模糊的脸庞贴在小学四年级的教室窗玻璃上。明净的窗玻璃刚刚换下脏污的窗纸。在四年级之前，校方每年都要动员全校师生花上好几天时间去糊教室的窗纸。起初，窗纸崭新洁白。我们会趁着每天课外活动时夕阳的照射，用猪皮自制的皮影表演拙劣的戏剧。然后，在谁也不再管理的状况下，这些窗纸逐渐染上鼻涕、眼泪、墨水和灰尘，逐渐被捅破，被撕裂。

父亲的脸庞像是镜中的映像一样，在窗玻璃上越来越清晰。语文老师停下了讲课，全班同学扭头望着我。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显得手足无措。老师示意我出去。我离开拥挤的桌椅，双脚踩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险些摔倒。在此之前，我父亲从来没到学校看过我，即使是在一年级那一年的春天我面临辍学的危险，他只在每天早晨来到我和祖父母居住的庄院，监视我背上书包，然后紧跟其后，用恼怒的目光盯着我的后脑勺，走过曲里拐弯的乡村小路，直到临近校门的地方，他才撤去那恼怒的目光，故意咳嗽两声，然后停下脚步。

一路上，我不敢回头，全凭直觉判断父亲的一举一动。我举起沉重的双腿，在通向校门的十几级台阶上像蜗牛一样爬行，然后，我躲在校门背后，默数着数字，从1到100,。我一面担心父亲久久不愿离去，一面担心肥胖的校长大人从他那间一眼就能透过窗户望见校门的办公室兼卧室的高大房间里窜出来。如此惊心动魄地度过100秒，我像只野兔一样不顾一切地从校门里跳出，绕过与来时不同的另一条小路，直奔祖父母的庄院。在庄院前面的空地上，有一间小小的草料房。我将书包丢在草料房里，转身奔向广阔的田野。

田野上，从未进过校门或者是中辍学业的孩子大有人在。他们是经验丰富的牧羊人，能够熟练地为母羊接生。他们也是过于早熟的“花儿”民歌的好唱家。在跟随光棍汉牧羊的岁月里，他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各种各样淫秽的唱词，什么“跑马儿的河滩上哟一个响巴当当的磨，尕妹妹的奶卡卡上哟一团惹撩人心的火”，什么“云雀儿嘛就树窝里头呀抱呀抱窝儿着哩，放羊娃嘛就尕妹妹的心窝里头呀舔呀么舔蜜儿着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真是一片自由的田野！我逮过野兔，灌过黄鼬，掏过鸟蛋，偷过别人果园里的梨和杏子。

终于，父亲发现了我的行径。在一个夏日清晨，众鸟喧啄，我像个囚犯，被父亲押送着，走过曲里拐弯的乡村小路，爬上那显然对小学生而言过于高阔的台阶，走进阴森森的校门，走过广阔的操场，一直走进喧腾着一阵阵令人心悸的朗读声的教室。我怯生生地挤进十几天前还属于我的课桌。不久，被我们叫做马肥子的校长大人走进教室。他像一头愤怒的公牛，直接向我冲来。咆哮，怒吼，谩骂，夹杂着令我身体疼痛的拳脚。

对于那个年代的乡村孩子来说，这种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暴力已经司空见惯了。我所做的，惟有忍耐。但是，校长大人的暴力方式有些特别。他揪住我黄军帽的帽檐往他的怀里拽，一边骂着：“你这猴日出的猴东西……”而我出于本能，使劲后仰我的脑袋。于是，我的脑袋在他手里就像满弓的箭一样蓄势待发。他像一个技艺娴熟的射手，一旦感觉到箭已上弦，就此松开手指，并且在我脑门上及时补上一拳。我的脑袋向后飞去，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墙壁上。一阵恶心之感在胸腔里翻腾。细密的金星在眼前飞旋。同学们哄堂大笑，如看一场耍猴表演。

一阵漫过心灵的羞耻感遮盖了肉体的疼痛。我痛恨自己，仅仅因为十几天前我错把星期六当成了星期天，从而睡了一个懒觉，及至我醒来，看到家里空无一人，知道祖父母已经去了地里干活，厚厚的云层遮蔽了天日，我也无从判断时间，及至我听到那可怕的课铃声，我才背起书包奔向校园。我在校门口窥望。校园里空无一人。到处都是朗朗读书声。一想到校长大人那张暴怒的脸，我不寒而栗，随之退出校门，迈着只在患有痢疾时才会那么虚弱的双腿，与校园远离。

从那天开始，我一天更比一天地惧怕上学。如今，我忍受着暴力和羞辱。在校长大人的命令之下，我的几个同学强行推搡拉扯着我，要将我推离我紧紧抱住的课桌。那课桌是我深陷恐怖的海洋时惟一的稻草。我知道，一旦我脱离课桌，被迫离开校园，等待我的，将是更加可怕的暴力，来自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我见识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家庭暴力，也知道我祖父打折了我祖母的一根肋骨。我的几个姑姑常会讲起她们小时候被我祖父暴揍的记忆。

为了洗刷那在别人很快淡忘却在我心灵上深深铭刻的耻辱，我奋发向上，品学兼优，直到四年级那年父亲的出现。我又一次被耻辱浇灌，感到度日艰难。他在我的两个小兜里塞满了水果糖，然后说：“你已经长大了。”我看着他，期待着接下来的话。“爷爷奶奶已经老了，两个妹妹还小，妈妈又有病，所以，这个家就靠你了。”

我感觉到将有什么不幸发生。具体是什么不幸，我却懵然无知。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却消失了。我母亲自从寄走那封没有回音的信以后，就什么都不再抱怨。她像牛一样在土地上劳作。流言四起。关于父亲死于他乡的消息不胫而走。

三

死亡是什么？既然人人皆有一死，为何个个都在勤奋努力，争取着那些最终都无法带走的东西？

万事皆空虚。带着这苦恼人心的疑惑，我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乡政府所在地的那所初级中学。中学离家八公里。我每天骑着家里那辆老旧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颇为费劲地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早晚去来。其间，要下六道沟，要上六道坡，还有涉过三条河。对于上学，我疲累不堪。死亡的命题每天都在拷问我的理智。于我而言，作为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些总是做不完的作业，那些总是背不出的课文，那些出自老师嘴里从不间断的提问，还有那一年两次的期末考试，在折磨着我，压榨着我。我只想轻松快乐的活着，不想争取第一，因为那样太累。争取第一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人人皆有一死，或迟或早，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如同推磨的驴子一样辛苦追求的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美]列夫·洛谢夫/刘文飞/东方出版社/2009

多年之后，我在《布罗茨基传》里读到罗马哀歌诗人普洛佩提乌斯的一句诗：“死亡并未毁灭一切。”这句诗被镌刻在我最热爱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大理石墓碑上。死亡确实并未毁灭一切。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Raymond A.Moody）在研究过150个濒死体验者（经历过“临床死亡”后复生的人）的案例之后，为我们揭开了死亡之谜：死亡是肉体的停顿，却是灵魂的苏醒。

濒死体验的的一般要素：

A.飘离肉体；

B.穿越黑暗隧道；

C.迎向一束光；

D.与亡灵相会；

E.整个一生的全景式刹那回顾；

F.极不情愿重返肉体；

G.对时空突然拥有非凡的洞察力；

H.复活后对物质世界的失望感。

在西方，从公元五百年到15世纪的中古时期，人们特别着迷于研究死亡。无数的濒死经历纪录便存留下来。这些记录涉及富人、穷人、教宗、国王和孩童。19世纪，死亡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瑞士地质学家兼登山家阿尔伯特·海蒙曾经坠落山崖，经历了一次十分神秘的濒死体验。此后他对那那些从意外中幸存的人士特别感兴趣，并开始收集濒死经历的纪录。19世纪晚期，通灵术兴起。这是一种能与死者灵魂进行沟通交流的技术。到了20世纪初期，通灵活动已经非常普遍。由于通灵术广受欢迎，于是便导致一种新研究领域的出现：探索超自然事件。1950年代，人们对超自然现象与通灵术的热情逐渐消退。但是，一种被称为超心理学的研究于焉兴起。1950年代晚期，研究人员卡洛斯·欧西斯开始收集医师与护士的濒死纪录。由于欧西斯的同僚厄伦德·哈瑞森对比较宗教学很有兴趣，因此他们便开始联袂研究印度人的濒死经历。维吉尼亚大学的超心理学家伊恩·史帝文生则将心力倾注于查证灵魂转世的经验。到了1960年代晚期，超心理学不再流行，继之而起的则是对超个人心理学的研究。超个人心理学并不特别注重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而是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生中发生濒死经验的价值所在上。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兼神秘经验研究人员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1960-70年代，爱荷华大学心理学家罗素·诺亚斯与罗兹·克莱提开始将濒死经历当作精神病症候群来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是精神病学家史丹尼斯拉夫·葛罗夫、文化生态学家琼·哈力法斯和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

雷蒙德·穆迪研究死亡现象的1970年代，美国已经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性革命和政治革命，但是，濒死幻象和临终感悟仍是颇为禁忌的话题。在此之前的15世纪，西方基督徒也为死亡的恐惧所侵扰，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受的肉体之痛而震撼，只是，随着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崭新信念（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拯救人类的力量，惟其如此，方能得救），人们才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一丝慰藉。当然，令人惊奇的是，公元前法老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才是永恒的快乐。

Raymond A.Moody/夏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随着雷蒙德·穆迪著作《死亡回忆》（Life After Life）的出版，人们才重新认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才重新勇于面对死亡。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悉达多·乔达摩王子就已经开始了对死亡的研究，并且发明了一套禅定的方式，借以训练灵魂（佛教名为“心识”）得以自由地脱离肉体的束缚，进入涅槃（一种永恒宁静的普慈遍智的存在状态）。与悉达多·乔达摩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斐多篇》、《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等著作中探讨了死亡的现象与本质，并对灵魂做了细致的研究。按照柏拉图的想法，“灵魂是从一种更高等、更神圣的世界进入肉体的。出生——而不是死亡——才是某种程度的睡眠和遗忘，因为灵魂从此受到了肉体的限制和困扰。由于物质肉体并不具备精神体所具有的敏锐知觉，因此，进入肉体的灵魂也就遗忘了之前所曾知晓的真理。而死亡，却是某种程度上的觉醒与铭记。”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以超常的勇气即将饮鸩体验死亡的当口，直觉到这样的事实：活人系由死人转生而来。西藏伟大的密宗行者米拉日巴面对行将到来的死亡，在丘坝（Chubar）布里尔契（Brilche）洞穴之中，对着围聚身旁的众弟子讲述了临终遗教，并用一首赞美诗歌颂了他的根本上师玛尔巴，然后以金刚般坚利的意志控制着他那因受怨敌毒害而痛苦虚弱的肉体，逐渐进入涅槃。

当代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Carl Gustav Jung）甚至说：“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死亡是一件欢愉的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死亡是一个婚礼，一种神秘的结合。灵魂获得了它那遗失的一半，将要达到完整。在希腊的石棺上，欢乐的因素以舞蹈的少女来表现，而在爱特鲁斯坎的坟墓上，则是欢宴。虔诚的密教长老西蒙·本·约斋在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说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婚礼。直到现在，在很多地区，还有在亡灵节这一天到坟墓上野餐的习惯。这样的习惯表达了死亡确实是一种庆典的感情。”

四

但在我少年时代，我却以为死亡必将毁灭一切。毁灭，一种惨痛的失去状态，成为我的忧虑，从而也是导致我如此怠惰的病因。

在家里，我厌倦那永无休止的劳动——放牛，割草，挑水，拔麦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学校，我厌倦学习。大面积地逃课。和另外几个像我一样怠惰的同学一起在一个抛弃死婴的山沟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胡吹海聊。他们的怠惰与我不同。他们对诸如死亡和生命这样抽象的命题毫无概念。而我天生就对抽象的问题倍感亲近。这使我异于同龄人，其表现就是疯狂地阅读哲学和文学作品。在读完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以及另外一些关于游侠传奇的章回体话本之后，我第一次读完了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成为我文学启蒙的一个支点。通过这个支点，我像希望撬起地球的阿基米德一样，撬起了我的文学梦和我的整个西学训练的知识谱系。

布罗茨基说，认识世界和自我，存在着三种认知方式：分析、直觉和《圣经》中众先知所采用的直接从圣灵中领悟。中国的志怪、传奇和话本——区别于西方文学中的小说，因为小说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由于智识的贫乏，教给人的只有圆滑世故，它那沉浸在世俗事件的饶舌叙述中而不能自拔的思维的粗陋，无法引导读者进入精神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探索。而西方小说从本质上说，是思维性的，采用分析、直觉和领悟的方式，除了对表象世界的精确观察之外，还力图透过表象进入世界的本质，力图深入生命个体的灵魂和集体无意识的深渊，然后再从个体灵魂和集体无意识的深渊返折而上，关照现实的荣耀和苦乐。中国的志怪、传奇和话本无意为现实寻找疑问。而西方小说的出发点始于一个疑问。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在写作这门职业中，你积累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疑问。”这疑问犹如闪电，能够划破黑暗心灵的天空，让人从千百年的昏睡中猛然惊醒。

【注】本文原标题为《打开死亡的窄门，进入永恒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