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我的打开方式

源济

“守夜人计划”第2篇

《资治通鉴》：我的打开方式

2018-12-11  胡文辉  大家


导读

《通鉴》读进去，就能进入古人的历史世界。

一、手机更适合阅读经典

读《资治通鉴》，我是用手机读的。

话要说得远一点，交代一下我的非典型阅读。平日上下班坐车（地铁）来回时间较长，逐渐就养成了坐车阅读的习惯。为了减低对眼睛的损害，主要读字体大的书，基本都属古籍，尤其是古诗词类，因为这类书字体大的最多。

不过，读纸书只限于有座位时，没座位的话，就得看手机，包括手机阅读了。

地铁上的手机阅读

就买书来说，我是纸书党，电子书只用于备查。但手机确是神器，自有它的好处，就是让我在不方便阅读的场合阅读。

照我的经验，手机阅读，最适宜读经典著作。很多纸书，尤其是近人著作，不妨飞速翻检，只看个大概，甚至只翻前言、后记及目录，这样用手机翻页较费事；反而是值得细读的书，尤其是需要逐字读的经典，才更适合用手机来看。

谁说手机阅读太零碎，不适合深阅读的？反正对我来说，越是大部头的经典，就越是不容易专门抽出时间来读，就越是适合利用零碎时间来读——也就越是适合用手机来读！读大部头，需要的不是闲暇的假日，而是忙碌的间隙，需要的不是决心，而是恒心。凡是有利于阅读的方式，都应充分利用，不管白猫黑猫，不管桌上车上，只要能读进去，那就是好的打开方式。

我用手机看过的经典，没有专门记录，想得起来的约有：《圣经》、《史记》、《资治通鉴》、《盐铁论》、《水经注》、《大唐西域记》、《读通鉴论》。目前正在读希罗多德的《历史》。

具体到《通鉴》，过去一直不敢读，既是觉得它体量太大，也考虑到它并非原始史料。我在古籍方面的功夫，偏重于上古，在上古阶段，《通鉴》作为史料自无甚价值。等到用手机读完《圣经》、《史记》后，发觉此法可行，才下决心“染指”《通鉴》，读此“非三代两汉之书”。

用手机读经典有个好处，是多有免费资源，我读《通鉴》亦然。（不过，近期找到希罗多德《历史》的免费电子本，因错字连篇，无法卒读，不得不买了正式电子本，才发觉正本确甚精良。于是有点悔不当初，是不是该花钱买《通鉴》的正规电子本呢？）

我读书的习惯，是必作批注。有触发的问题，有用处的材料，所有值得重点关注的地方，都用红笔批注。坐车时读纸书，是先折页，读电子书，则是先用手机备忘录简单记下关键词，回去再浏览纸书一过，在相应处作批注。我就是这么断断续续读完《通鉴》的，批注用的是岳麓书社四卷本。

岳麓书社版《资治通鉴》，及大量的读书批注

查我的眉批，是从2012年7月开始读的，但没记下什么时候读完。

二、《通鉴》为何难读？

必定有人问：阅读古文的能力不够，可以读《通鉴》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读完《通鉴》，阅读古文的能力自然就够了！

学习一种语文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跨入这种语文所承载的意义世界。正如熟悉一门学问最好的办法，是直接钻研这门学问范围内的具体问题。（我熟悉繁体字，最主要的途径恐怕是旧诗词，印象特别深的有上海古籍版的《词综》，可能也包括港版《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册。对书的内容抱有大兴趣，自然就能闯过繁体字的关。我进入旧诗笺注的领域，是由于对陈寅恪的心事感兴味，欲知人论世，始能打破诗意阐释的困境。）没有谁是作好百分百的准备，才去读一本书，才去研究一门学问的。

上海古籍版《词综》

正因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各有欠缺，知识结构各自有不完备的地方，如此去读同一本书，就必然有不同的视角，发现不同的问题，激发出不同的火花，才成就一个互补的阅读世界和学术世界。

当然，《通鉴》难读，自有客观上的因素。文言还只是基本因素，走马灯式的人物及其名号，还有多如牛毛的职官、制度、地理专名，我们都很隔膜，是更重要的因素。如能有专业人士，对《通鉴》每卷分别做个提要，对全书的专名做出简注，在紧要处配上地图，那就比如今方便多了。——可话要说回来，我们现在读《通鉴》，其实已比前人便利多了。不仅可用手机来读，更可用手机随时检索专名之类的疑难，还想怎么样？还指望像读公号文那么容易？

而且我觉得，读《通鉴》，不必拘泥，不必追求读懂《通鉴》的全部。可以带着自己的动机去读，可以只着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可以忽略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可以用自己想得到的办法来读。

我向来很喜欢举九方皋相马的例——能找到好马的就是大师，虽则他把马的毛色弄错了。读书亦然，用不着面面俱到，能在我们关注的层面读进去就好。我读《通鉴》，最感凌乱的应是中古时期，五胡十六国之际，族名、人名、官名种种，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的事迹，于繁杂的专名之类，辄往往效仿陶渊明，“不求甚解”而已。

徐悲鸿画作《九方皋相马》

《通鉴》之难读，除了文字、专名因素，我想还有个无形而根本的因素：古人对历史的关注点跟我们不同，对历史的写法也跟我们不同。现代人著史，是站在一个“整体”立场，要概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状况，要突出重大的历史事件，突出大写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只是用以说明这个大写“历史”进程的；而古人著史，却是以人物为本位，最突出的是人物及其言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类问题是融入到人事的叙述之中的，其“历史”可以说总是小写的。《史记》及后来的正史，基本有“书”或“志”的内容，带有从剖面呈现历史的性质，而《通鉴》作为编年体史书，更是只能将剖面的成分纳入到历时性的叙事之中。

这意味着，读《通鉴》，难在我们需要调整阅读视角，需要跳出三界外，尝试以古人的视角来看待古人的历史世界。我们首先得学会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

单就篇幅来说，《通鉴》确很长，是部大书。岳麓书社版字印得小，也有四大册，中华书局版更有二十册。但就它的内涵来说，其实它是一部比外观更要大得多的书，是高度紧凑和浓缩的书。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曾翻检《陈登原全集》，恰在《甸南读书记》里见到有一则关于《通鉴》的考论，总结了《通鉴》几项优点，其中很紧要的一项就是“博收约取”。现在我们所见的《通鉴》，是司马光依据助手提供的草稿仔细删改出来的，比如唐代部分先由范祖禹起草，照司马光自述，草稿“共计不减七百卷。更须数年，方可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南宋李焘也说“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只八十卷，今《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仅保留草稿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可知《通鉴》已是删而又删、改而又改的结果。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有强烈的意识：司马光留下来的，是他（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非写出来不可的东西！

中华书局二十卷本《资治通鉴》，长达9942页。

这样，读其书，需要我们不断反省自身的历史观念：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值得记下来传诸后世的东西？

三、《通鉴》好在哪里？

到底《通鉴》好在哪里，读它又有什么用处？

《通鉴》作为史籍经典，地位尊隆，前人多援与《史记》并列，康有为所谓“良史无如两司马”是也；而清代大儒阮元又将之与《文献通考》并举，称为“二通”，以为由此“庶知千百年来治乱之原、政事之迹，可备他日出为世用”。有关其书的基本知识不难查阅，这里只讲我个人的阅读体会。

《文献通考》中华书局点校版

首先，《通鉴》文字流畅，叙事简练，而范围极广阔，细节极丰盈，以最少的篇幅容纳了最多的内容。其内容虽未必“有用”，未必皆合我们今日的“需要”，但绝对是干货。我们读到的无不是精华。

就写作的原始动机来说，《通鉴》名义上是给统治者作借鉴，但原始动机是一回事，写作实践是另一回事；它的实际价值已远远超出了“资治”，客观上是一部以人物为重心的大历史图卷，只是侧重于政治社会方面罢了。其体裁是按年叙事，以大事件为主干，准确度很高；主干之外，附载了大量旁逸斜出的内容，所述的人物未必是什么大人物，所述的事迹也未必是什么大历史，但事迹本身却往往深有意味，足以动人。照今天的话说，《通鉴》实包含了无数“段子”，它所以获得古今共许的史学地位，实在也由于它的内容万象皆备，多姿多彩，可读可鉴。

对于不以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通鉴》的价值或许尤在于这些主干之外的成分。其精彩往往更过于主干，能令人感动，也能令人感慨，能令人发奋，亦能令人发指，对我们理解古代社会，乃至理解现代社会——理解普遍的人性，亦深有帮助。读这些人与事，往往能使人代入到历史世界之中，让你不禁竦然而思：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做？你能做得更好吗？

若从治史的角度来说，读《通鉴》的好处，是可以直达史料，直奔学术问题。

今人著史，凡引用古代史料，实为对史料的重新解释，史料是史料，解释是解释，完全是思维方式的转换；但古人著史，体裁完全不同，引用史料的方式完全不同。即如《通鉴》，性质固然属于“编纂”，不是一手史料（当然《通鉴》所引的史料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一手史料）；但其“编纂”方式是对旧史料汲取和融会，属于“改写”的性质，新文本与旧史料是打成一片的（古代史书的“编纂”多是如此，如《史记》也包含了大量对《尚书》、《左传》的“改写”）。这种体裁虽不合现代学术规范，但也不无优点，即能保存旧史料的“原汁原味”，从遣词造句到具体含义，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始信息。借用传统形容拓本的话来说，这是“下真迹一等”的史料。它在严格意义上虽非原始史料，但我们却不妨将它当作原始史料来读——只要我们存有史料意识，在使用时尽可能查对其史源即可。

《资治通鉴》

从这个角度来看，《通鉴》包含了无数线索、无数细节，也容纳了无数原始史料的信息。如此，读《通鉴》，我们既是读了一部五代以前的通史，又等于读了一部五代以前的史料精编。透过这一文本，我们就能直接进入古代史的世界，若能自这一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能将之作为可靠的史料支点，直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通鉴》的好处还有一点：其叙史年代，始于战国三家分晋，可谓“截断众流”，一笔抹去了上古，抹去了 “怪力乱神”的历史传说，也抹去了儒家“三代之治”那些理想化的历史叙事。因此，《通鉴》天然地跟现代的历史心智接轨，更符合经历了“疑古”洗礼的历史观，这是相当难得的。别忘了，《史记》有《五帝本纪》，是勉强从“其言不雅驯”的黄帝开始讲的，而《通鉴》连孔圣人都不管，完美地避开了儒家扰乱的历史。

读《通鉴》，只要读进去，就是进入了古人的历史世界。而惟其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对古人抱有“了解之同情”，才可能谈得上“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吧。

四、《通鉴》的细节

当然，《通鉴》毕竟是千年之前的史著了。司马光的史观，我们不可能完全接受。《通鉴》胜在史事选择精当，叙述剪裁得体，但他的“臣光曰”，作为议论自然未必妥当，免不了有迂腐的地方。

重复一次，《通鉴》的好处就在于无数细节。故在此姑亦列举一些实例，竹头木屑，聊见这部巨著的光彩之一斑。

隋炀帝时，洋鬼子想到洛阳东市做生意，炀帝就大搞“面子工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每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隋炀帝

唐初有位叫郝处俊的名臣，当唐高宗因多病想让位于武则天时，他极力反对。武则天恨其入骨，但他言行无暇，无以入罪。后来武则天夺了天下，就诬杀其孙郝象贤，“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外国人吃饭“不取其直”，处决死囚“先以木丸塞其口”，果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总能在古代史中看到现代史。

唐后期，文宗受宦官挟制，李训、郑注欲清除宦官势力而功败垂成，宦官遂联合武人对文官大肆屠杀，是为“甘露之变”。舒元舆因参与密谋被杀，也就罢了，但宰相王涯却是无辜被祸，此时《通鉴》就插播了两个“段子”：“王涯有再从弟沐……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日夕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元舆爱之。从元舆者十年，一日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奴婢辈亦薄之。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亦不留，守谦悲叹而去。夕至昭应，闻元舆收族，守谦独免。”王涯已经够不走运的了，而王沐连朝廷官员都不算，也随王涯一同被杀，就更不走运了；相反，舒守谦却是因不走运而走了大运，居然全身而退，跟王沐“成了残酷的对照”。从历史本位来说，王沐、舒守谦两人无关大局，本不值一提，相信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都不会写到他们——可是，这样的故事，不是很让我们感叹个人在历史中的飘忽命运吗？难道这不也是我们读历史的一个隐秘动机吗？

五代时闽国国主惠宗娶了南汉国的清远公主，并遣太监林延遇留驻南汉，“汉主赐以大第，禀赐甚厚，数问以闽事。延遇不对，退，谓人曰：‘去闽语闽，去越语越，处人宫禁，可如是乎！’汉主闻而贤之，以为内常侍，使钩校诸司事。延遇闻惠宗遇弑，求归，不许，素服向其国三日哭。”这位林延遇后来留在南汉，行事阴毒，但此时表现却好，虽在南汉威权之下，却不向南汉透露闽国内情。此可谓忠于所事，按现代标准就是有“职业道德”，故司马光也客观地为他记下一笔。

司马光像，出自《晩笑堂竹庄画传》

就我个人来说，在读《通鉴》时发现了很多值得深入考掘的问题。我在“腾讯·大家”发表的文史杂稿，就颇有从《通鉴》中首先“悟入”，再系联其他材料而作的。

如唐僖宗时，黄巢之乱平定后，军人向僖宗献上被俘的黄巢家属及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女面驳唐僖宗，令其哑口无言，何等剽悍！这段轶事，亦无关乎历史大局，但我激赏不已，《大唐女子的任性》一文，即肇因于此。

唐末时，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与义胜军节度使董昌争战，“董昌使人觇钱镠兵，有言其强盛者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就因董昌喜欢手下报喜不报忧这一段，我起意考辩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写出了《“花剌子模信使”的虚与实》（发表时题为《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确有其事吗？》）。

还有未写成，但仍值得继续挖掘的。

有一阵告密问题成了热点，“腾讯·大家”编辑问我能否就中国史上的告密写一篇文字，当时我未有积累，无以应命。过后才想起，《通鉴》里有一条：武则天担心大权旁落，就废了其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饭局时吐个槽，就被告密处斩。饭局非小事，吐槽须小心，慎之慎之!

唐僖宗时，西川节度使崔安潜用特别的办法治盗贼，“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失，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冎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这是以现代经济学所谓“囚徒困境”之法处理治安问题的先例。只是我检索了一下，发现已有人据《容斋随笔》先我而指出此意，我又未得更多旁证，就暂时放下了。

例子就举到这里。我想已足可说明《通鉴》内涵的丰富性了。

五、有人要砸司马光的缸

不过，《通鉴》虽好，也有人要砸司马光的缸。

我说的是《制造汉武帝》这本书。因为由网红教授“制造”，又有名牌出版社加持，颇引人瞩目，竟引出了一番“争议”——而我也成了“争议”中一份子。

辛德勇著《制造汉武帝》

《制造汉武帝》的副题是“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其中心结论，是说司马光虚构了汉武帝晚年悔过的史实，进而给司马温公戴上“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率以己意取舍史料”、“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一串大帽子。可是，一部《汉书》，《西域传》明明说“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食货志》也说“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西域传》又说“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还有，刘向的《新序》也有“孝武皇帝后悔之”的话。记录如此多而明确，怎么竟成了司马光“径随己意构建历史”呢？退一步说，就算文献记录未尽准确，那也是班固、刘向的锅，砸司马光的缸未尝不可，但不能让他背这个锅呀！

总之，我以为网红教授对《通鉴》的指摘，逻辑既多疏漏，结论更属武断，十足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无端骄傲。见到这一攻讦，我既觉惊讶，也感愤懑，故起而驳之，先后写了《制度司马光》、《从〈盐铁论〉看晚年汉武帝》几篇驳论。此数文篇幅皆不长，网上不难搜索，且已收入《洛城论学二集》，这里就不多说了。

胡文辉著《洛城论学二集》

谈及此事，我想说的是，《通鉴》有什么问题，要通过自己读《通鉴》来判断，而不是做学界名流一偏之见的应声虫。

自然，我只读过《通鉴》一次，也不是专业的读法；而且我的身份只是“民科”，只是“报社记者”，不足以为《通鉴》站台。那么，谓予不信，就找几个明星级学者来代言好了。

陈寅恪推重《通鉴》，在史学界人尽皆知，自不待言。但对于传统学问颇有点傲气的傅斯年，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宣言里，也特别称许温公：“司马光作《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

已故的严耕望被称为“中国史学的朴实楷模”，其《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有个正大的说明：“就史学言，当视《通鉴》为一整体论之；若从史料观点言，可依时代先后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代，所据史料，除正史之处或许不多，故史料价值可能不高（此待进一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所采正史以外之史料已很不少；隋唐五代时期，所采正史以外之史料极为丰富；而被采录之原书绝大多数都已失传，仅能在《通鉴》中留其内容之踪迹，故《通鉴》之史料价值乃不得不大为提高。”严氏曾细致比勘《通鉴》史料出处，特别指出其疏误，但仍然承认“《通鉴》史料丰富，考证著墨亦极谨严”。

严耕望著《治史三书》

还有陈尚君先生，作为唐诗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也特别推重《通鉴》，其《我的神明书架》一文说到：“……其叙事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人事恩怨，政事得失，每有深入陈述和诛心之论。以后研究深入，特别是与欧阳修比较，更可知他不强调春秋笔法，不讲究正统偏见，努力探索历代兴亡过程和真相的努力。十多年前做《旧五代史》的考证和辑校，把正史、《册府元龟》所存实录与此书作了几乎每天史实的逐条比较，确认其叙事在纷繁文献中取舍之有识，在文献纷歧时遴选和考证的准确精当，以及改写史文时的忠实严肃。”

严、陈是严格意义的史料学家，对有唐一代文献的掌握无以伦比，也都细致比对过《通鉴》的史源，其判断足可信任。故我们对《通鉴》的史学价值，完全可以放心。尤其一般读者，本不需要拘束于文献层面，对《通鉴》在史料上的缺点更可以忽略不计。

六、泼点冷水，兼谈版本

前面都是在灌迷汤，写到这里，得泼点冷水了。

我只是说《通鉴》可以读，值得读，但我也得说：不是什么人都适宜读（这是当然的）；而且，即使是适宜读的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宜读的。

什么时候——什么年纪——读《通鉴》，这是一个问题，非常紧要的问题。我读《通鉴》，自觉收获极大，但我开始读时已四十五岁，可谓“闻道甚晚”。如我早十年、二十年读，会怎么样呢？也许会让我有不一样的触动，不一样的启发，但论具体的收获，我想应该比不上人到中年的时候吧。

读一本书，能否读进去，能否收获，收获多少，既取决于书的本身，也取决于读书者的知识背景，知识背景越是丰富，收获自然越大。譬如外出旅游，若未做好功课，对当地人文历史缺乏理解，那就只能水过鸭背，做肤浅的观光客了。说到底，读书经验是很个人的，我之捷径，未必不是你之迷途。

因之，是否要读《通鉴》，怎么读，什么时候读，要视乎自己的需要。不要因这是一部名著，是一部好书，就非得去读它。世上的好书多矣，但我以为，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

最后，附带推荐一下《通鉴》的版本。

我最早只买了岳麓书社的简体字本，当时未下决心通读，只是存以备查。后来用手机读《通鉴》时，批注就是批在这个本子上——这是我有点后悔的事，因为稍后我就买了一套《毛泽东圈点资治通鉴》，天头地脚更为疏朗。

《毛泽东圈点资治通鉴》

论《通鉴》的版本，最经典的自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的旧标点本（包含胡三省注），出自当时众多史学名家之手。毛泽东曾认真读过此本，并留下不少划线，《毛泽东圈点资治通鉴》就是据毛泽东读过的那套书影印的（今藏中央档案馆）；也就是说，其底本就是中华书局原标点本，加上毛的批划，实具双重价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盗版，但实在比原版更好！还有，这套书做成精装十巨册，我在孔网购得，价仅百元，只是快递费要70元（当时中华新印本近500元，六折也要300元）。

再后来，我还在网商做活动时买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的简体字本（全六册，附《通鉴考异》）。此本由邬国义先生点校，他专于史学史，对《通鉴》及相关问题用力湛深，其点校本自可信任，而且篇幅相对较小，是最经济适用的版本。假如有朝一日重读《通鉴》，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本子——假如，假如而已。

《资治通鉴》（附考异） 邬国义点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