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

源济

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

2018-10-06  解玺璋  大家

导读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的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

今年是戊戌维新变法120周年。120年前的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百日维新变法的开始。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发动者与实际决策人。从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到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发动“政变”（1898年9月21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历八月初六日），只有短短的103天，变法即归于失败。但就在这短短的103天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上谕”，这些以更张旧制，弃弱图强为诉求的“新政”，不仅让国人惶惑不安，也震惊了世界，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将改变积贫积弱现状，实现国富兵强的新的可能性。

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草拟了这道“定国是诏”。据说，他在草此诏时参考了之前监察御史杨深秀的《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请明定国是折》，而他们二人的这两道奏折，都是一直积极推动变法的康有为代拟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康有为是戊戌维新变法最直接的推手，称他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与灵魂”[1]，一点都不过分。

按照孔祥吉先生考证，戊戌数月间，可以确认为康有为手撰的奏折，便有七十四篇，甚至还不止此数。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陈其璋、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文悌、李盛铎、王照、麦孟华等人呈递的。显而易见的是，从兴起、发展，到受挫、失败，百日维新始终都贯穿着康有为的影响与作用，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同为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张元济，政变后曾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2]

张元济说得不错。康有为确是个开风气的人物，戊戌维新变法亦是一场开风气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说，狭义的戊戌维新变法固然专指戊戌年6月至9月这103天，而广义的戊戌维新变法则应该包括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广泛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在政治上虽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说失败得很惨，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则如江河横溢，不可阻挡，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尽管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取消了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所有“新政”，恢复旧制，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中国走上变革之路，变则生，不变则死，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甚至十九世纪末的这场思想风暴，一直刮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搅动着中国的那一潭死水。据说，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就特别欣赏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及《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说过的一句话：“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3] 他在许多场合一再重复这句话，就是在倡导一种不惧风险，不顾个人安危，打破成规，奋起改革的精神。

近年来，围绕康、梁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众声喧哗，意见纷呈。比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几种：

一种认为，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本来没这么大，由于事后他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将其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戊戌维新变法的研究者们多以他们提供的这些材料为依据，故而高估了他们的作用。

另一种认为，康有为应该为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负责，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进，是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种意见，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责他的狂妄、自负，造成了与其他改革势力的离心离德，像张之洞这个群体，不仅不能与他合作，甚至给他拆台，不愿意看到他的成功。

再有一种看法更充满戏剧性，据说慈禧原本并不反对变法，如果不是康有为处理不当，竟想要鼓动袁世凯兵变，围慈禧于颐和园，慈禧是不会突然变脸，发动政变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说法、看法在坊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中国，只要是改革、变法，都很难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仅当初如此，百余年后，亦复如此。事实上，在清末那样一个万马齐喑，万喙息响都年代，康有为的举动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对读书人的管控是极严的，不能随意谈论政治，更不许随意上书。康有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许问政的禁令，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时危，是冒着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的。由此可见他的气概和胆识，确有过人之处。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就写道：“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4]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曾忆起康的这段经历：“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5]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的情形，“举国目为怪”，“咸以康为病狂”。而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又称之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呈》，撰写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6]

在此次上书中，康氏“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喻指皇帝），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内政不修，国事败坏，耽于安乐，兵弱财穷的现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在他看来，中国“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7]

如果说这是康有为为清王朝敲响的警钟，那么，很显然，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未因此从昏睡中醒来。仅仅时隔六年，中国就遭遇了更加惨重的失败，而这次竟然败给了自己的邻居，蕞尔小国日本。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并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8]

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来参加国家会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将是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康、梁一直活跃在他们中间，鼓动“公车上书”，不遗余力；力陈变法图存，痛下哀声，很快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众多举子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

康、梁历来被人们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们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则证明，在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并非实事求是的，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

1895年《点石斋画报》上刊登的“公车上书”的情景，并未出现康有为这位所谓“领导者”的名字

有学者指出，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他们。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背后操纵他们。

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子，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

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修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遮蔽历史真相的“另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将康、梁虚无化的过程中，这场运动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被消解了。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康、梁从未置身于事外。倒是一些过来人看到了这点“真相”，肯在其记述中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9]。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季，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在其所作《公车上书记序》中亦写道：“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10] 他在这里所说，即康有为以一昼两夜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后来被称作《公车上书》。尽然此书最终未曾向都察院呈递，但经过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的誊抄，并在各省举子中广为传阅，使得康有为“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的主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也就归于沉寂了。王公大臣们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

康氏弟子徐勤（字君勉）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就曾写道：“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11]

但康有为没有因此而气馁，他选择了继续向皇帝和枢臣申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公车上书”之后的闰五月初，他便将《上清帝第三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递交到都察院。此书是在《上清帝第二书》的基础上改写的，考虑到前一次上书未能呈递上去，于是，他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增加了富国、养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广聚人才等内容，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设立“议郎”的建议：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12]

在这里，康有为明确表达了兴民权，抑君权的意愿和要求，以及他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对理解。他们这一代学者，所处恰逢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无非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罢了。所以，康有为要借汉制“议郎”来表达他变法改制的意图，在他，只能这样做，在光绪，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康有为想要说什么。

幸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屡屡上书，只有这次，经都察院代为呈递，很快呈现在光绪皇帝面前。有证据表明，在甲午战败之后，光绪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就是看了康有为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条陈产生的。于是，就在当月，光绪便颁布了著名的自强谕旨，发出了明确的改革信号。据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13]同时，朝廷罢免了保守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官。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时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

康有为的改革变法思想最“猛烈的宣传运动者”，非梁启超莫属。对梁启超来说，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是万木草堂的学长，康有为的大弟子，此后，他追随康有为，办报办学，鼓吹变法维新，名重一时，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每一册出，风行海内，自是谈变法自强者，成为风气”。[14]随后受聘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为总教习，专门阐发康氏一家之学，直到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思想为之一变，才逐渐摆脱康氏思想的羁绊。

康有为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曾说过，其思想三十岁前已经完成。这种说法亦可看作康有为好为大言的证据。

康有为生于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三十岁应为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这一年，康有为以《上清帝第一书》而博得大名。离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将廖平所作《今古学考》送给他，本意是劝他勿谈国事，把兴趣转移到训诂考据上来。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反而成全了他，居然让他从这里找到了支持变法改革的历史依据。

大约两三年后，他在《今古学考》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轰动朝野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从朴素的哀民生之艰，悼国事之危，向理论建构提升的一种标志。至此才能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就是经他改造的经今文学，其中包括孔子托古改制，尊孔子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强调历史经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而向前发展，破除了中国历史上一贯的厚古薄今、古胜于今的观念，取消了古人对于今人的典范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说康有为激进的话，那么，其政改方案的激进恰恰就来自其学术理念的激进。

至于他的《新学伪经考》，质疑两汉以来的经学主流，将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六经”皆称为“新学伪经”，实际上是对整个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现为更加激进的思想面貌。有意思的是，虽然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来有些人认为是康氏的激进造成的，但戊戌政变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吸取激进的教训，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其中的原因也是耐人寻味的。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质疑，乃至扼杀。清末著名经学家朱一新就曾写信给他，逐条纠正他的错误。比如他说：“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他的意思是想告诉康有为，汉代所说的改制，是指礼仪方面的改革，所依据的《王制》，也是汉儒后来得到的，应该说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至于《论语》、“六经”，以及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来解释，他说得很肯定：“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群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他尤为担心的是，康有为如此推重“公羊”，只讲“张三世”，“通三统”，不讲“异内外”，是很危险的，“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15]

朱一新独具慧眼，是看得很准的，在他，以为是很危险的事，殊不知，康有为要的就是“用夷变夏”呀！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肯定了康有为作为历史开创者的贡献，他说：“康有为采用了这些观点，是为了改革儒学，使儒学与近代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并付诸行动，从而为权威的儒学提供了最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16]

但是，以捍卫学术正统，维护现有体制自任的人，绝不可能像朱一新这样，书生气十足地与他讨论问题，客气的如翁同龢，会称他“说经家一野狐”，表示“惊诧不已”。[17]而在那些顽固守旧的人看来，康有为这样做就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除之不足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就在《新学伪经考》问世不久，一个叫余联沅的人就上了弹劾康有为的奏章，要求将此书立即销毁，并警告各地书院生徒及所属士子，不要被康有为所迷惑。至于康有为这个人如何处置，则请皇帝自己拿主意。光绪当日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让他查明情况，如果该书确系离经叛道，就当即销毁，对康有为，则放了一马。

实际上，从甲午到戊戌，康、梁在为变法维新四处奔走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势力的围攻、诋毁、诬陷、谩骂，可谓数不胜数，从未断绝。

张之洞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围绕他身边的梁鼎芬等人，都对康、梁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其中原委固有学术上的分歧，张之洞对康的独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为文明教主，用孔子纪年，都是难以认同的；但他很少做学术上辩难、商榷，而是直接对康的学说做政治理念的解读和政治企图的判断，上纲上线，认为康有谋反之嫌，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怕是一种诛心之论，欲陷康、梁于险境也。而欲置康、梁于死地的，还有湖南的叶德辉之流，他要捍卫纲常名教，自然视康、梁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直到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等于是拉开了戊戌政变的序幕。

应当看到，当年，无论是仇视康、梁，反对康、梁，还是支持康、梁，拥护康、梁的人，没有不把他们视为戊戌维新变法主谋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戊戌的历史或当改写，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当别论。由于戊戌变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败，今天有些人责备康有为，以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鲁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执、激进、固执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说了一些假话，或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18]进而怀疑他们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其实是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

近来，颇有人在贬低康、梁的同时，而为张之洞张目，认为在康、梁变法之外，另有一变法的稳健派在，并以张之洞为代表。又借陈寅恪所言，辩称戊戌变法在当时“盖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受了康有为的蛊惑，未能采纳如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张，戊戌变法也许不会失败。

不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使陈寅恪所言，也并非引述者所理解的意思。这段话写于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是这么说的：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9]

陈寅恪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既划清了与康有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学渊源是在郭嵩焘这一脉，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念自然不同。且不谈他的改革变法究竟如何，其人品也是很差的，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归政的消息后，马上致电大学士孙家鼐：“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落井下石如此，也算少见了。难怪孙宝瑄要在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记中记下这样一笔：

微阴，枚叔过谈。今日中国之反覆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难知也。[20]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的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有时真的很不容易。

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康有为时就曾指出，世界上有“应时之人物”，亦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

他还说，康有为就是一位“先时之人物”，“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康先生全都具备，“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21]

值此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梁启超的这段话，也许不是无益的。

注：

[1] .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台版序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3月版，1页。

[2] . 张元济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738页。

[3] . 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序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3月版，2页，原文分别见该书27-28页（《上清帝第二书》）和50页（《上清帝第三书》）。

[4] .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1页。

[5]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83页。

[6] .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63页。

[7] .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9月版，15页。

[8] .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1页。

[9] . 刘成禺（1876-1953），湖北江夏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学习陆军，并办报撰文，时人誉为“才兼文武”，晚年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成《世载堂杂忆》一书，其中“守旧维新两派之争”写道：“至欧风东渐，则又高谈维新，有公车上书之会，有保国之会，康有为、梁启超等运动主持。”见该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94页。

[10] . 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3月版，42页。

[11] .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293页。

[12] .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3月版，67页。

[13] .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2页。

[14] . 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51页。

[15] . 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728-732页。

[16] .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277页。

[17] .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36页。

[18]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25页。

[19] . 陈寅恪《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167页。

[20] .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272页。

[21] .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