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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写作,魏子淇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挪车。” 尽管我知道他还不能单独驾驶,但一想到只是把车子挪动几厘米而已,我就放松了警惕,把车钥匙直接交给了他。 “半个小时后,魏子淇回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车子有点问题。”他脸上带着使劲挤出的尴尬笑容。 “什么问题?”我问。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我找到了我的轿车。它的前保险杠已经完全碰掉了,在轿车的前部留下了一个大洞。 村民们围在轿车边上,脸上带着笑容。 我却只觉得沮丧:“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他妈的那么高兴呢?”
读到这里,身为读者的我不禁促狭地笑了起来。 这就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在北京郊区三岔村的日常,时而心惊胆战,时而哭笑不得,却也不失温暖和快乐。 彼得·海斯勒,《纽约客》驻北京的一名记者,也许人们更喜欢称呼他为:何伟。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显得很大众的名字,却让他与中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联系。
彼得·海斯勒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是从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发,横跨俄中泰三国,跑完了半个地球。在不断地观察与经历中,海斯勒在旅游文学上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
1996到2007年,11年在中国的经历促使他完成了中国纪实三部曲。其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寻路中国》是纪实系列的第三本,和《江城》有些相似却又有很大不同,这一次,海斯勒将视角集中在中国的乡村与城市上。
2001年,海斯勒考取了中国驾照,由此开始了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旅程。 很难想象,在那个很多地区连公路都没有的时代,何伟开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沿着地图上长城的起点,横跨中国北方,一路行驶到了青藏高原。 他探索长城的起源和历史,他试图捕捉那些古老建筑留下的痕迹。他纠正我们一直以来的误解——在月球上不可能看到长城,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长城早就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浑然难分。 但这一路上,他最关注的还是人,是那些逐渐消失的乡镇和村庄里,一个个普通的人。 于是,他遇到了魏子淇,一个聪明的农村人,也是《寻路中国》第二章的主人公。
2002年的春天,何伟在三岔村租了一间空房,房主正是魏子淇的侄子。 他本打算在这个地方过上一种隐居式的写作生活,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实在难以预料。 在尽全力帮助孩子医治疾病后,何伟和魏子淇一家成为了亲密的朋友,魏子淇的儿子魏嘉还给他起了个外号:“魔鬼叔叔”。 何伟见证了魏子淇在短短四年间由农而商的过程,也因此直接地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变革之路。
魏子淇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也是最早开始经商的人之一。 在水蛭养殖和安利等渠道都走不通后,魏子淇盯上了生态旅游业,为从北京到乡下自驾游的旅客提供住处和特色农家菜。 当时的旅游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不出所料,他成功了。 从2003年开始,魏子淇家的收入超过了3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之五十,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魏子淇从此变成了一个城里人。 他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进城和在村里,穿两套不同的衣服。 进城的时候,他会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崭新的黑色风衣,外加一双最贵的皮鞋。 而在村子里,他会穿着农村人常穿的军警制服和草绿色胶鞋。 也许,他时刻都没有忘记,带孩子进城看病时,医院员工的无视与异样眼光。 也许,他始终清楚地的知道,自己与那个冷漠的城市,格格不入。 所以,他努力经商赚钱,寻求身份的转变,为的都是能够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他“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他向亲戚借钱,向银行贷申请贷款,尽管生意越来越好,债务的问题还是沉沉地压在他身上。 在不断倾轧的现代生活中,魏子淇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投向外界,他不再看重自己的家庭,也不怎么关心孩子的内心。 他的妻子对此无能为力,她消极以待,用佛教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孩子则变得越来越克制,内敛,用沉默来代替倾诉。 对此,何伟抱着深深的惋惜。 曾经,这个家庭因为渴望宁静而回到三岔村,现在他们不得不再次进入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 也许这个家庭离分崩离析还有很远,但变化的种子已经埋下。 就像现代社会里的每个人一样,在新观念与旧观念之间徘徊,恐惧又焦急。
“这个国家的焦虑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 “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变化与迷失,是《寻路中国》的两个主题。 就像魏子淇由农而商,寻求身份转变却失败的曲折经历。 还有作者在第三章里写到的,浙江丽水镇一家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工厂,由建立到搬迁的全过程。 200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观念上的。 “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人们来不及辨别方向……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能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这段话放在今天,同样适用。 十几年前,面对摧枯拉朽的变化,我们急匆匆地往前赶,生怕被时代抛在身后。 十几年后,我们没有丝毫改变,依旧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时代里,不知何去何从。
网络时代似乎带给我们认识世界的全新途径,却也将一切时间加速,将未知放大。 今天是人工智能,明天是区块链技术,信息的更新速度远远超越人们的想象。 知识焦虑,身份焦虑,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让我们分秒必争,急于求成。 我们被时代的浪潮裹挟,忙于眼前的一切,不曾仔细问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又到底在追逐什么。 经历二战创伤的美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而经历了巨大变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迷茫的一代”呢? 我们这一代的迷茫,又将走向何方。
何伟经历了中国发展最迅猛的十年,我想,他最怀念也最不舍的,大概就是乡村纯粹生活的消逝和不可追。 “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丝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和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我有些伤心。”
所以,他选择记录下来,将这段逐渐消失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我们记住我们从何处来。 也许何伟所描绘的事情,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那么具有冲击性,也许你会想说,时代变了,过去的经验早就没有用处。 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变。 他以旁观者的角度,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剥开来,让我们恍然大悟,让我们重新思考身边的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身。
如果你想了解世纪之初的中国,回顾那些琐碎又真实的细节; 如果你想知道那些不曾注意的角落,了解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下的挣扎与失落; 如果你想停下来,再认真看看脚下的路,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往哪儿走; 我想,这本书,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当我们沿着何伟驾车的路线,跟随他走过城墙、村庄和工厂,我们会看到一个急剧变化的中国,看到那些在变革中逆流而上的普通人,更重要的是,看到属于我们的影子。 也许就像他在书里提到的: “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希望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快,而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