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与秋瑾同为清末特立独行的女性代表,都是叛逆传统,追求女性解放的先驱。秋瑾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乙亥),吕碧城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癸未),中间相差八岁。她们一个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县)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是安徽旌德人,生在山西太原,差不多就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左:秋瑾;右:吕碧城
谁道1904年初夏,这一天,两个人却走到了一起,而倏忽又分开了。这两个人的人生道路,在这个点上遭遇之后,马上又各奔东西了。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
若干年后,吕碧城曾忆及此事: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1]
这里也许有必要介绍一下吕碧城的情况。她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吕凤岐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做过国史馆协修及山西学政,家中藏书甚丰。母亲严士瑜亦能诗文,这是她很小就能接受良好家庭教育的客观条件之一。吕凤岐生有四女二男,二男均早殇。四个女孩儿中,吕碧城排行老三。不幸的是,吕凤岐在吕碧城12岁那年突然中风猝死,终使这个家庭“无后”的隐忧演化成为现实的悲剧。族人为争继嗣,霸占家产,竟将其母女幽禁,并以“灭门”相威胁。为此,自幼订亲的汪姓人家亦强行解除婚约。为了保全膝下孤女免遭毒手,母亲不得已只能将家产放弃,带着几个女儿远走皖东来安的娘家就食,一家人才算躲过此劫。多年后,吕碧城仍以“众叛亲离,骨肉齮龁,伦常惨变”[2] 来描述当时所发生的那一幕人间惨剧。
当时,舅父严凤笙(朗轩)在天津塘沽办理盐政,任盐运使。不久,吕碧城即“奉母命往依之”。[3]
在舅父家里,有六七年,她过得还算平静,虽有寄人篱下之憾,毕竟受到了“较优之教育”,[4] 她自己也很努力,发愤为学,刻苦读书。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这种表面的平静就被一枚“石子”击破了。她曾讲到那天的情形:“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5] 这似乎是说,吕碧城不满意家塾这种读书方式,想到天津探访一下有没有入女学读书的可能,却遭到舅父的竭力反对,阻止她出行,还骂了她。
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舅父蛮横无理的做法。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了一系列磨难,也造就了她那独立不羁的性格。也许是基于一时的愤慨,也许是长期寄人篱下投射在心里的阴影,吕碧城在忍无可忍之际,选择了反抗。于是,第二天,她便不辞而别,登上火车,逃离了舅父家。在火车上,她遇到一位好心人佛照楼主妇,把她带到了天津。此时的她,“不惟无旅费,即行李亦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6]
到了天津,才知先于她到达天津的方夫人,住在大公报馆,就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忿懑和窘况。不想这封信被大公报的总理英敛之看到了,她的才华很为英氏所赏识,乃亲自邀她与方夫人同居,并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委任她做了大公报的编辑。据《英敛之先生日记》1904年5月8日记载:“晡,接得吕蘭清女史一柬,予随至同升栈邀其去戏园,候有时,同赴园,予遂回馆。少秋来。晚请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居,予宿楼上。”[7]
吕碧城在天津安顿下来,虽然入学读书一事尚无着落,但《大公报》却给了她展示才华的平台。自5月10日开始,她的诗词陆续见于报端,引起海内外同好甚至名流的响应,奉和之作络绎不绝寄至报馆。
5月20、21两日,她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在《大公报》连载,大声疾呼,力倡女学,时人赞为“破晓之钟”,“渡迷之筏”。[8]过了许久,大约是民国初年,她在《与某先生书》中还曾提及这件事:“甲辰(1904)之岁,北方女学,尚当草昧未辟之时,鄙人浪迹津沽,徵诸同志,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棉力之难济也,抒其刍论,假报纸游说于当道。”[9]据说,某先生即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当时任职天津海关道,督办税务,他答应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10]是最早出面支持吕碧城办学的。随后,社会名流英敛之、方药雨、傅增湘等,乃至直隶总督袁世凯、直隶学务部总办严修等,亦积极参与筹办,很快,不迟于当年冬季,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女学之一,北洋女子公学宣告成立,年仅21岁的吕碧城出任总教习。
这期间,据吕碧城多年后回忆:“舅闻之,方欲追究,适因事被劾去职。直督袁公委彼助予筹办女学,舅忍气权从,未几辞去。”[11]舅舅给外甥女做助手,固难以久居其下,为了面子,选择离开是必然的。
流传至今的吕碧城各国拍摄小照
秋瑾是在吕碧城初到《大公报》不久,提出要与吕碧城见面的。秋瑾亦曾号碧城,当时在京津一带已有文名,又是女界革命的活跃分子,因此,当署名“碧城”的诗文不断出现在《大公报》报上的时候,朋友们都以为是秋瑾所为,这也引起了秋瑾本人的好奇心,于是,她通过“润沅”函告英敛之,声称将自京来津会晤这位“碧城”。恰好这天吕碧城回塘沽了,英夫人淑仲就给吕碧城写了一封信,讲了秋碧城要来与她会晤的消息。吕碧城当即给英夫人写了回信,其中写道:
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时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于名地,阅历必深,自是新学中之矫矫者。若妹则幼无父兄指授,僻处乡隅,见闻狭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属同志,亦愿仰瞻风范,但未识其性情能与我辈相合否?伊到津时,望即函示。[12]
秋瑾直到6月10日才来到天津与吕碧城相会。是日《英敛之先生日记》所记甚详:“十点,秋闺瑾女由京来,其夫王之芳及秦偕来,留午饭。予同王、秦单间房。饭后,秋留馆,王、秦等去。晚,傅润沅来,谈极久,去。秋与碧同屋宿。”[13]二人此番相聚,同处不足四天,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秋瑾主动放弃其号的慷慨举动,让吕碧城大为感动,由衷敬佩。但秋瑾邀她同赴日本,从事革命运动,却没有得到她的响应。鉴于二人政治立场不同——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革命与政体改革、无满汉之见与反满排满——吕碧城仅向秋瑾承诺“任文字之役”。
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因集资困难,仅出两期就被迫停刊了。吕碧城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第二期又发表了她的《女子宜急结团体论》,算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907年7月,秋瑾遇难,吕碧城也因曾在《中国女报》发表文章而受到牵连,险遭不测。据说还是袁世凯出面,才使她化险为夷。后来,她与朋友游西湖,瞻仰秋瑾墓,还作过《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寒云即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号寒云。诗是这么写的:
松篁交籁和鸣泉,合向仙源泛舸眠。
负郭有山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
残钟断鼓今何世,翠羽明珰又一天。
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14]
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与通常我们所见的那些悼诗、赞诗、遣怀诗、凭吊诗完全不同,虽然也表示“惭后死”,但诗中绝无革命志士的那种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倒是能感受到一点蕴含着的惋惜和彻悟,乃至难以明说的慨叹。
显而易见的是,吕碧城与秋瑾虽然同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先驱,但她们所选择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秋瑾在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中把个人完全交付给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吕碧城则更强调女性个人的自由解放先于国家、民族和家庭。她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的结论中指出:
“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故欲固其本,宜先树个人独立之权,然后振合群之力。盖无量境界,无量思想,无量事业,莫不由此一身而造,此身为合群之原质。若此身无独立之气,虽使合群,设遇攻敌,终不免有解散败坏之虞。故独立者,犹根核也;合群者,犹枝叶也。有根核,方能发其枝叶,藉枝叶以庇其根核。二者固有密接之关系,而其间复有标本之判别,窃冀览者毋河汉焉。”[15]
明乎此,则吕碧城拒绝秋瑾固在预料之中。
【注】
[1] . 吕碧城《欧美漫游录(鸿雪因缘)》之《予之宗教观》,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上)4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2] . 同上,443页。
[3] . 同上,441页。
[4] . 同上,441页。
[5] . 同上。
[6] . 同上。
[7] . 转引自吕碧城《致英淑仲书》(笺),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4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8] . 转引自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附录津门刘孟扬《书碧城女史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后》,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4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9] . 吕碧城《与某先生书》,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0] . 见《英敛之先生日记》一九零四年六月初六日所载,转引自吕碧城《与某先生书》笺,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1] . 吕碧城《欧美漫游录(鸿雪因缘)》之《予之宗教观》,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上)4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2] . 吕碧城《致英淑仲书》,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4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3] . 转引自李保民《吕碧城年谱》,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附录六,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4] . 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上)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5] . 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下)4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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