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回早上吃火锅是跟瓢儿白在重庆。
那天我俩分别应约,八点钟就坐到了杂志社的板凳上,互不认识,也没搭话。瓢儿白埋头斗地主,我打麻将。
我当时短发染得半灰半白,穿飞行员夹克和破洞牛仔裤,清一色叫五张坐等关三家,脚杆抖得像缝纫机;瓢儿白一头黑长直柔顺至发梢,一丝不苟扎在脑后,山羊胡,蓝缎对襟长衫,老北京布鞋,一声王炸收官,仙风道骨。
一个编辑端茶过来,望了下我,又望了下瓢儿白。先跟瓢儿白打招呼,瓢老师,大理白族篾灯那篇写得好老练哦,这些民俗不传承下来确实可惜了。再对我说,地下乐队那篇采访写得好摇滚哦,看了我都想找个主唱耍朋友。
这时候我俩终于抬起头来对个眼。
斗地主的先开口,不好意思,那个,乐队是我采的。打麻将的随后举了下手,编蔑片儿好像是我写的。
杂志社头儿打电话来改到下午复稿。墙上的钟指向8点30分,办公室漫漶着水垮垮的豆浆和起了坨的煎蛋面气味。瓢儿白说,吃早饭没得,走吃火锅,烫毛肚儿。我菊花一紧,顿时肃然起敬。“烫—毛—肚儿”这三个字:舌尖向下,分三步,从下颚往上干脆利落地抵到天堂。烫、毛、肚儿。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