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儒之雪泥鸿爪
近代以后，大有庄便是一个工匠艺人、小商小贩，为皇家园林服务人群聚集的村庄，精明人居多，有特长的手艺人、商人居多，精明的村民开始出租房产，会有学生、教员来此地租房。传统传承至今，今天蜈蚣街一带满是学生公寓。而90年前，有一位大学者梁漱溟就曾经租住于此。王宗昱先生的《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一书中记述了这段往事。
蔡元培先生1916年看了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当时找不到印度哲学的教员来讲课，于是就请他到北大来。1917年12月梁漱溟先生来北大上课，他上课的第一天，他就问蔡元培先生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而且说出：“我不仅是不反对，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这句被后世将其冠名为“保守主义”或者说“反动派”的著名言论。所以他在北大那个洋派或者说革命派居多的环境里肯定是个不合时宜少数派。
梁漱溟先生
1924年他辞职，他被聘到了山东菏泽省立第六中学任高中部主任。但第二年就带着熊十力先生和一些学生重回到北京，想效仿朱熹恢复古人私人讲学的风气，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便主张恢复宋人讲学之风，开始私人讲学。
1926初春至1927年5月，前后一年左右，梁先生转到颐和园北大有庄的极乐寺居住，熊十力、卫西琴及青年学生约十来人也搬来大有庄。可以说他们这些人是见过“汉白玉观音站像”的。卫西琴是梁漱溟一生唯一的外国友人，他是个行为古怪不被世人理解的德国音乐家，也来到北京这个西郊小村子居住。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里专辟章节介绍了“亡友卫西琴”的学说。
现在的极乐寺附近
对于佛家思想极力推崇的梁先生住在极乐寺倒是很适宜的，他过往也数次动过出家的念头，在大有庄干脆住到庙里私人讲授也是非常有趣。不过，北大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儒家了。这一年，他应包括北大在内的一些高校邀请，演讲《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先生自认为最为重要的作品。
1926年，客居大有庄开始，他即作为向学生演讲的内容开始了该书的创作活动，直到1960年他开始写作此书，终于在1975年完成著作，而1984年才正式出版，前后历经近60年，梁漱溟老人亦在此间阅尽中国社会之沉浮变迁，人生人性之千姿百态。这本书从人生（人类生活）来讲人生，又从人心谈论人生，是帮助人类认识自己的好教材。
在1953年之前，这位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人物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关系融洽的时期。他们最早结识于1918年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期，在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家初识。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16天，两人多次交谈，甚至有两次通宵达旦。1951年至1952年两年间，在北京城没有住房的梁漱溟，经毛泽东特别指示被安排住在颐和园谐趣园。他们经常往来，谈论哲学、社会、历史，高谈阔论漫无边际，经常兴高采烈，有时也会不欢而散。那是他心趣盎然，意气勃发的两年，他在日记里经常记载与三五好友爬山划船。而颐和园的居住地与他1926年大有庄极乐寺居住地近在咫尺，回到村庄逛逛，探访寺院房东老友也是极有可能的。据大有庄老人讲，极乐寺带发修行的最后的比丘尼也是极高寿的，活到了上世纪90年代。
1924年，梁漱溟辞职北大奔赴山东熊十力先生是跟随的。这件事我一直不能理解，因为他同时也辞掉了北大的教职，而离开山东之后他去了武昌大学执教。但一年未满，1925年的秋天他又回归北大教书，讲授因明学。这时候他来到大有庄与梁漱溟及十余师生在大有庄租房共住，延续梁先生私人讲学。因为这里离当时的北大校址实在距离遥远。而熊十力是需要每周去沙滩上课的。
熊十力先生
从1926年春天开始，他开始着手改写作《唯识学概论》。其实，这部以教义为基础的著作已在1923年印行。而这一年熊十力先改写了《唯识学概论》，本书的印行是熊十力由佛归儒、自创新论所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1926年北大印制的第二种《唯识学概论》，这一种讲义是熊十力改造唯识学、自创新义的一个里程碑。1932年，熊十力以十年思想之力推出文言文本的巨著——《新唯识论》，标志着他开创的“新唯识论 ”哲学体系的诞生。
1926年在大有庄的熊十力应该是度过了思索探究的一年，著说、教学、否定前我，还要奔波西郊与北大讲课，令他疲惫，所以大有庄的记忆于熊十力而言绝非美好，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得不中断这段日子去外地疗养。
在大有庄的日子里，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稿费和临时讲课维持生活，除了卫西琴单独吃饭，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是无肉不欢之人。学生薄逵山管理伙食采购，有一天，熊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一听是半斤，却以为是5两，道：“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一听便喜笑颜开：“这还差不多！”这个半斤八两的故事令大家笑谈好久。
熊十力先生好吃上几两荤腥肉菜，没想到文革时期正是用他这张好吃的嘴明了一代大儒的志气，熊先生正是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绞杀摧毁，他不再进食，直至命绝。
不管怎么说，梁、熊两位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在1926年至1927年北京大有庄的极乐寺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一年，清贫但有快乐。那时，他们正当盛年，精力旺盛，勤奋研学，没有枉费光阴。
普通人家
上下左右遑论历史掌故，似乎还没有涉及到我亲历的鲜活大有庄，那么回到我狭小有限的生命空间，回到现代，说说我曾见闻的两个普通百姓家庭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生了11个孩子的母亲。我3岁的时候就走过这座村庄的道路，这话放在今天就是梦话。可那是真实的，没有大人呵护，只是和一群幼儿园的小伙伴从大有庄东侧的“党校幼儿园”走回党校东门，大概300米的距离，成群结伙的小孩嬉笑玩耍着走过大有庄的尘土飞扬的小路。
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对于孩童来说是安全的，道路上没有危险的车辆，偶尔会有个马车驴车的由车把式驾驭，没有交通安全之忧。那条幼儿园之路是大有庄的北马路，是村子与中央党校的交界线。走到快到党校东门的时候必定要经过一户人家，人家很穷，永远是敞着门，里面黑黢黢的，强壮的母亲时常坐在门口怀里有个吃奶的孩子，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印象中她面色带善，浓眉大眼，身才高大，典型的劳作妇女。
她是11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都如同小铁蛋似得永远是跑来跳去，穿的破旧但健康快乐，没有一个夭折。这家母亲是香山那边独生女儿嫁过来的，她娘家妈妈害怕人丁稀少的孤清，让她多生孩子，生多少都好，娘家妈妈过来给带。这家男人似乎腿有毛病，大约是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很少见他站起来跛着走路，他不说话，总是坐着门口用粗黑的双手修鞋。
1970年代，生产队的猪委托这家饲养，我印象中大概就两三头猪，猪栏就挨着房子。这户人家总是让党校的人好奇得很，因为他们家是党校东门外第一户，几乎挨着东门，过来过往的人们都要走过她家才能进党校的大院。她家总是敞门开窗，因为家也是店铺，男人总是闷头吭哧吭哧修鞋，后面就是他们住的屋子。天黑了透出比煤油灯也亮不到哪里去的灯光，比黑暗更凄惶。还有那些总是欢天喜地追跑打闹的小铁蛋给了党校人们无数的谈资话题，人们会为他们能不能吃饱穿暖长大成人担忧。还有，那些讲究卫生的人们，不可思议猪圈都放在家里了这些手脸脏兮兮的小铁蛋咋不生病？活蹦乱跳的。
两口子是单独起灶吃饭的，而且吃的好，有时会有点肉，还喝上两杯小酒。孩子们是另外大锅饭，大的带小的，小的满地打滚胡闹的，乱吃乱玩一团。其实两口子蛮有智慧，他们自己不吃好喝好身体好，如何将11个孩子养大成人啊。穷苦百姓总有他自己欢喜而智慧的生存大法。
后来，人们的担心被证明就是瞎操心了，用百姓话说，11个孩子，一个也没糟践！11个孩子非但长大成人还都很出息，她家门框上永远贴着“光荣军属”的标语，会有军人模样的正派青年走进走出。不仅有军官，他家还出了检察官，还有科学家，吃官粮的公务员，等等，个个人才。而党校院子里不成器的打架胡闹的孩子有的是，经常有大人便说：“看看东门大有庄那家，瞧瞧人家孩子，穷人家孩子有出息啊。”
前些年老太太还活着时经常出来晒太阳，脖子上带着孩子给买的金项链，有认识她的党校老人经过都会打个招呼夸赞几句。现在，她家祖屋处改建成一幢二层小楼，经营有海鲜的餐馆——恒叶渔村，名字老派而温暖。党校的老人称之为“老八家饭馆儿”，应该是这家里的老八儿子经营的。
11个孩子的大有庄家庭，如今老八家开的饭馆
11个孩子的母亲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与残疾老伴儿如何苦挣苦扎过来，真是无法想象之事。11个欢蹦乱跳的孩子每天要吃多少饭，一年四季要换几套衣，绝非今人可知。勇敢强壮的母亲用臂膀承担了全部的苦难，她希冀而坚定的眼神我至今没有忘记。党校东门口这户人家是苦日子里的典型人家，贫穷、励志、节俭，在最低的生活线上有着超人的生存能力，并把日子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过。
第二故事是关于两代修车人梁记修车铺的故事。从大有庄西南上坡入口进入村子，你会很快看到一座相当讲究而且有官气的宅院。过去听说是安置一位退下来的军队高官，但二十几年过去，高官应该早已过世，这座宅院也已回归某空军部队所有，门前常常停着军车，设了地桩，闲杂人等不得近前。宅邸高墙深院，与周边杂乱无章的民宅形成鲜明对比。
有趣的是，大宅子有三个标志可寻，其一，其外侧是村门，大铁架子门，上写“大有庄社区”。其二，大铁架子门外侧即是一垃圾站。臭烘烘的但每天有人清运。其三，挨着垃圾站的就是“梁记兴隆修车铺”。如果说东门外的母亲是我幼年时期的记忆，梁记两代人在大有庄的修车生涯则是我时断时续的半生观察。
1980年代初期，那时候刚刚允许老百姓自办买卖高个体户。梁家爸爸老梁在中央党校正门外60米开外的路边开了一家修车铺。位置就离着今天那块题着著名的“中央党校”几个字的大石头几步路的地方。梁爸爸那时候也只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年，小梁完全是个孩子，他说他有16岁，仰着一张娃娃脸，红粉扑扑的。父子俩天天兴高采烈地守在修车铺修车，总有无穷无尽的车给他们修，补胎、上油、打气。父子俩都爱说话，他们的铺子总是会聚集那么几个人，没有清闲的时候。
那时候看着小梁是个活泼好动大男孩，甚至有点顽皮，有一次他坐在一个也是个二把刀青年开的带翻斗的农用三轮车上兜风，没想到车子翻了，他正被扣在翻斗下面。这时候有个英雄出现了，就是我爸。我爸那天正好在党校大门口收发室等报纸——那年代邮局只把报纸送到单位门口。他站在60米开外地方看见顽皮熊孩子被扣到车下，就飞奔过去连同另一路人把车子翻过了。熊孩子小梁吓傻了，等老梁跑过来责骂，他便愣愣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翻的，反正有一个叔叔把我救出来了。”这件事让我们说了一阵子，因为那时候个体户虽然并没啥社会地位，但毕竟收入高了，挣的是活钱，又成了党校人民关注的对象。那个时候，小梁即使不愿读书了，也完全可以去工厂或者找一家大集体的单位，做个正经职工。没想到，小梁一干就是一辈子。
小梁也老了，还在修车。摄影：王斌
后来，又是党校征地，而且他家铺子就挡在党校的大门脸上，一堆破车烂胎的，俩手脸黑污油泥的男人，不知咋协商的，就把他家铺子移到村子里去了。但那个位置，正把着村门口，也是大有庄最正根儿的主马路——大有庄路的起点，是黄金地段。我印象中这父子俩在村口把铺子经营的依然有声有色，路过时从没见有冷清的时候。
再后来，渐渐地，老梁就不见了，只小梁一人当老板兼伙计，粉红脸儿的少年逐渐变成个黑脸汉子，秀气娃娃般的五官也变的粗糙难看了。一年年看着小梁变成沧桑中年男，没有小小梁，只他孤单守摊，眉飞色舞的面容再也不见，只是中年男人浑身上下积累的灰尘与疲惫。
现在他是个没表情的老板，疲沓沓的，经常坐在一破椅子上沉思。客人还是不少，打气的，自助敲敲打打的，反正工具齐全，再有就是没事在那里彼此闲扯的，而小梁倒很少与那些客人扯闲篇。现在不光自行车，好像还开发了电动车的生意，但无论我多少次路过他的铺子，再没见他笑过。这让我想起并不搭界的闰土和《伤仲永》，或者说，让我想到一生飞快如梭。
只要有自行车，修车行的生意永远会有的，但现在基本都是些老头们或者外地谋生者从事，北京本地人应该不会再去从事这个营生了。
不知小梁还能干到哪一天？这个以工匠、手艺人、小商小贩为传统的村庄，现在本地人基本上经营的是“瓦片经济”——吃房租。我走在村子里的小街，譬如蜈蚣街之类，做东张西望状，路过的本地女人就会问：“你找谁？”但我一张口北京话：“这蜈蚣街吧？”女人便答：“是。”知道我不是租房房客，便快步离开了。仔细想想，这些变迁是怎样一点点发生了，而过去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俯瞰大有庄，摄影：王斌
随时可以告别的村庄
我还是个小毛孩的时候，会站在中央党校东门看着眼前的大有庄，因为它与我身后的宏丽辉煌的党校大院完全是两个世界，这是又穷又破的村庄，房屋低矮、黑暗，道路是土路，爆土扬尘，小商店木门窗框摇摇欲坠，人们穿着破烂，过着与党校院子里完全不同的生活。
每个人的势力感来自阶层，即使你还是个小毛孩，也会很快对这世界的高低上下生成分别心，但跟随年龄的累积，我的分别心逐渐填进去对这个村庄的爱和疼惜，如同疼惜自己跌打滚爬的人生那么多的心酸辛苦，不自觉的也爱屋及乌，甭管它多丑多烂，也宽和待之，正所谓宽以待人，目的是希冀他人宽待满是生活的灰尘与疲倦的自己而已。
在老村庄没有消失之前，我希望这些曾经的故事能被人们了解，如果真有一天这里只是一条城市的绿化带，建有现代式的街心公园景象，那真是好似曾经鲜活生动的饮食男女，热络生活都没发生过似得，只是回归一片普通的土地。而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平民匠人、亲王贝勒、进士文人、精明商人、快乐的败家顽主，没有什么好值得评判他们是非功过的，他们只是一批批大有庄的住客，看了一遍自己人生中的日月起落，便消匿于时间之河不再浮现。当然村庄迟早将被拆除，在它已经很久没有了农耕意义之后，它就地位尴尬成为“城中村”，有些寄生虫般的不劳而获又怠惰消极的含义。它必须服从城市化的大趋势。那也不值得悲观，宏观而论，整个人类的活动都可以从无到有，从清净到凌乱，纷扰繁复，惹人喜惹人悲，这经久不息的轮回携带着生之喜乐哀愁，死之沉寂灭失。万物只是腾空而起，暂寄时空一小隅，总是有飘即落，譬如风中小鸟，掠过，鸣过，还要拼尽小身躯的全部力气，努力完成这个过程，并希望这是快乐的过程。被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们构成的村庄也是如此。
今天的大有庄街道
【附注】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虹映山房784”的新浪博客。
（全文完）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3-16 06: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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