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新伟：《刺杀骑士团长》与村上春树的中年气质

源济

戴新伟：《刺杀骑士团长》与村上春树的中年气质 

原创 2018-02-06 戴新伟 大家

读村上春树新近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3月版），有一种过去的村上小说纷然而至的感觉。

叙述者（我不敢称之为主人翁，因为就情节而言，似乎还有更为重要的角色。见后述）是一位没有什么名气的肖像画画家，三月下雨的一天，妻子柚突然提出要结束6年的婚姻生活。备受打击之下，他净身出户，自驾车在日本旅行（流浪），最后歇脚于大学同学的老爸位于山顶的画室。这位九十多岁的屋主是日本著名的画家，却极孤僻，在送去养老院之前，他一直在这间画室作画，远离家人，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愿意来画室。借居在此的画家（“我”在整部小说中没有名姓，无论是在朋友还是妻子那里都没有提及）希望借婚姻告一段落，摸索自己的绘画道路，开始新的人生。

婚姻生活的突然破裂，早在《奇鸟行状录》里面就开始了。而深井、铃声、古老的幽灵、日常生活中无法预料的灵异事件，我们甚至可以看作是村上小说的“标配”。但一个作家不同于另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家的这部作品不同于那部作品，往往是从这些相似开始，而以不同下结论。

还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是，这位失意的画家身上有作家本人的某些影子。比如他是一位在家绘画（接单）的画家，负责家里的日常，做饭、洗衣相当娴熟。毫无疑问一定还有大量的乐队、唱片，这些，凡是熟悉村上随笔的读者都不会陌生。小说的重要角色免色先生（我一度以为他将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多次谈及他在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在意大利的卡塔尼亚云云，都可以在游记《远方的大鼓声》里找到呼应。尤其是画家对36岁人生的规划（在40岁来到前的几年里该如何如何），这种构想与现实中的村上撰述心态、经历如出一辙：他正是在40岁前几年受不了日本国内的气氛，在欧洲漫游，写出了《挪威的森林》（在卡塔尼亚旁边的巴勒莫、陶尔米纳写作，完篇于罗马）和《舞舞舞》，在40岁写下了游记《远方的大鼓声》，对那几年的经历（规划）来一次总结。

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似曾相识的“设置”，在村上早期的小说中会成为一种趣味、一种标榜、一种符号，毕竟那是与青春契合的。而在这部以中年、婚姻为大背景的新作来说，无论是做饭、喝酒还是听音乐，都有“这部小说就该来一点这样的东西”的感觉，它们非常合理、熨帖地成为这部小说叙事的肌理，甚至可以称之为“风格”。而大概是年龄的原因，这部小说的气味不同于以往的村上小说，似乎就是写性也坦率自然了。

新到的画家对老画家产生兴趣，尤其是他的人生故事。村上将老画家置身于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纳粹时期，而让他的弟弟则出现在侵华战争中，后者是一位音乐家，在残酷的战争中最终崩溃，返回日本后自杀身亡。弟弟在南京大屠杀中出现，杀人的“锻炼”一如巴别尔《红色骑兵军》里的作者形象——必须要粗暴地杀人，才能成为那些人的同类。关于弟弟这个人物的经历，使得村上这部新作在日本出版时便被媒体关注，毕竟是日本作家写到了南京大屠杀。平心而论，这样的设置确实为小说增加了重量（不是媒体争论），但就整个故事而论，显然不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呼吁，我们必须看到小说本身的使命，尽管作为中国人而言，我对村上能涉及这一史实充满敬意。

村上春树新作中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描述，引发了众多关注争议

我想，大概村上的小说中，还没有哪一部像《刺杀骑士团长》这样有着千头万绪般的推进感——真的让人有一种纷然而至目不暇给的错觉，不知道他要把故事往哪一个人身上推进。有好几次我忍不住往后面翻——章节的结尾、上一册的结尾、全书的结尾。叙述者在老画家孤独的画室里经历了一连串互有因果不可思议的异象事件，诚然，这种带有惊悚的推理手法使得小说更有可读性，深深吸引住读者，但他几近开放式的情节走向，也令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相信我，这不是反话，说这部小说冗长或者散漫。单单一个无名画家发现老画家秘不示人的画作（即同题画作《刺杀骑士团长》）已经够吸引人了，住在山谷里的邻居、神秘的富豪免色先生有带来女儿的消息，美丽倔强的十三岁少女在山谷里穿行“秘密通道”乃至失踪，画家怀孕的前妻，早逝的妹妹等等，他们之间又有着若有若无的关联，都无不在诱惑着读者走上其中一条小径。

就长篇小说的容量而言，村上既是在消解（比如每一章都有该章节的一句话作为标题，看起来十分像随笔），又在融合，利用那些纷纷开岔的故事，聚集、包容着推进故事，既没有变形，也没有漏气。从这个角度看，《刺杀骑士团长》实在是一部好看的长篇小说。

作为一名绘画新人，在一位老画家的画室里生活、作画，绘画本身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村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绘画创作谈——从最早给人画肖像画谋生（有6年时间）到发誓不画，从接免色的订单到主动画画，如何画——给白色斯巴鲁男人画像：“那个男子一直在不屈不挠地等我画他。我有这样的感觉。”给十三岁的少女真理惠画肖像：“那将成为怎样的画，我还无法预料。面对实际的秋川真理惠拿起画笔，作品的风格自会从中产生……”村上甚至借旁观者（免色先生）之口，表达了极为优秀的画论：“你的画中好像有某种东西从非同一般的角度刺激看的人的心。乍看之下是普普通通的常规肖像画，而细看起来，那里就有什么潜伏不动。”这些散见于小说中的艺术创作和评论，让我想起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面有很核心的话题便是关于土耳其细密画，其中关于绘画的语言也是非常高质量的。

这些地方，和这部小说的山区早晚晨昏风景，雨中月下的笔触，即使寥寥数笔，也能写出一种特有的故事氛围来，显示出所谓长篇小说在这些边边角角之处的安放和布置。尽管它们不一定重要，但它们往往对整个故事具有某种作用。这就像绘画一样，效果要从最不起眼的地方考虑起。村上确实是一位有着强烈感受力的作家。他是一位资深的音乐评论家，也是一位具有高超眼光的绘画评论者。

“我只是个名也没有的穷画家。被一起生活六年的老婆抛弃了，和父母不和，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像样的财产，姑且算是给朋友的父亲看房子……”这是画家的自述。和村上的大部分小说设置一样，这部小说的人物，社会化程度都不高。最高的大概要算画家在建筑事务所的妻子和大学同学。村上并且为他的人物设置了对于手机、互联网等新事物的保守看法。

同样的，这样的离群索居在村上早期的小说中可以说再正常不过，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尽管有这样的人物设置，事实上小说所关注和讨论的核心内容，无一不是对当下生活的怀疑。村上将上部命名为“显形理念篇”也好，将下部命名为“流变隐喻篇”也好，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本来就是对生活的反讽，它确实是一种隐喻，即人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受缚于自己享有的自由。小说中再三强调的“意念”，试图突破现实，却不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写照么？

画家在接受大学同学的道歉后，仍然把他当做朋友，而他的邻居、富有个人魅力的成功人士免色先生，尽管两人很熟了，他在下意识里并不认为这是朋友。《刺杀骑士团长》有很多令我喜欢的部分，但无疑这个36岁的穷画家某些精神气质，尽管躲在字里行间，却让我觉得这才是村上的小说。按理，像免色这样有品位的成功人士已经很难得了。记得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谈到过：“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的一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的。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一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这股精神气质，是村上再三致意的，而体现在村上小说的氛围中，便是那位备受打击的画家说的，“沉静的痛感”，这是村上小说的最大魅力。

不过，这部《刺杀骑士团长》在给我的不一样感受中，我尤其敏感于作家的年龄（2017年推出，村上虚岁69）以及整部小说映射出来的心态，这或许是读村上其他的小说、其他年轻的读者所不会留意到的。

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的《我们生活的故事》里写道：“我们在阅读我们生活的故事。”读村上的小说，也有同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