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陆建德
游民——另一个中国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古代中国人在乡土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制约他们行为的礼治秩序和差序格局。但是这个乡土中国是静态的，还有一个流动的中国。由于战乱和灾荒，或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大量农民“脱序”离开乡土，成为游民，他们中很多人结成团伙，混迹于江湖，在社会大动荡之际发迹。《水浒》电视剧片歌唱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所谓“江湖好汉”。
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有无数游民。比如1925年毛泽东在分析社会各阶级时就说到“游民无产者”：“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些游民也加入农会和红军。四年后毛泽东如此批评党内“流寇思想”：“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他认为必须加强“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较早关注秘密会社和游民的是日本浪人平山周，他直接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到中国调查会党，写成报告（中文版《中国秘密社会史》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章太炎作序）。但是一直到九十年代，对游民的研究极其少见。王学泰著作等身，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精深，但是他对学术和思想最大的贡献非《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莫属。这部著作横跨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几个学科，能与《乡土中国》比肩。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作者：王学泰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10月
王学泰在这本书中论述了游民与传统文学的密切联系，认为这种文化在《水浒传》《英烈传》等通俗小说中都有所表现。他在自序中写道，“游民的产生和演变，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社会演变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初于1999年出版，当时只印三千册。该书的增修版（201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多达70万字，比初版多出近20万字。王学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游民思想意识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1992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流民》（原拟名《游民的理想与现实》），篇幅不大，可以说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雏形。此后作者在《文学遗产》、《文史知识》和《文学评论》等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游民文化的论文，自成一家之言。江湖艺人把种种游民发迹的故事编成通俗文艺作品，在普通民众中流传，这些作品的潜在价值观渗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将这类故事背后的思想意识用“游民文化”四字概括并予以批判，这是王学泰先生最突出的学术贡献。他论证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俗文学相互影响，这又是包括郑振铎在内的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三国气”和“水浒气”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写道：“中国确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句话，绝不是对1935年1月的中国社会状态的恭维。而且，鲁迅对“三国气和水浒气”的担忧与他的国民性改造是相联系的。七八年前，已有学者痛快淋漓地论述过这一问题。现在人们经常讲传统价值，有的学者往往把一些正宗典籍上宣扬的价值等同于支配普通人日常行为的准则，殊不知文字所苦心提倡的，恰是社会现实中所需要、缺少的。历史不以金玉良言为纲目，我们未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理想贯穿于二十四史。历代帝王将相中不少是游民出身，他们根本不顾什么道德黄金律。
齐如山（1875-1962）的著作不引证经史，不讲大道理，他自幼读书之余就好观风问俗，对“社会中实在情形”尤多究心，这种求知的方式可以说是“不由恒蹊”了。齐如山对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触，因而被称为“近代掌故的活辞典”。我以为王学泰先生治学与齐如山颇为相似。记得齐如山曾说，日本人在晚清为了了解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专门收集各种民间流行的小说。王学泰指出，传统文化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小说教”，它在民间的影响恐怕比儒释道更大。四书五经对讨论传统价值和信仰、认识古人行为规范是有参考意义的，但是不能过分依赖。王学泰揭示的“小说教”有着垂范的意义。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对《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说唐”系列的系统批判。王学泰先生发现了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教材，成为江湖的百科全书。与《水浒传》差不多同时成书的《三国志演义》，也有着浓重的《水浒传》的影子。”这两部小说“不同程度上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在游民生活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电视剧《水浒传》（1998）剧照。
至于为什么这些小说深入人心，王学泰先生在谈《水浒传》的主题时解释道：“（游民）这个阶层是社会大变动中最为活跃，获利最大，其遭遇也是最有戏剧性的群体，因此根据他们的生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就能超越本阶层而为广大的人群所欢迎。当然，在表现游民的故事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时候，游民意识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民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还有“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两个关键词：“‘朴刀杆棒’是游走江湖者保卫自己、争取生存和反抗社会的武器，而‘发迹变泰’是游民美丽的梦想。前者似乎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奋斗的终点。”
还可以加上一句：为了“发迹变泰”可以无视生命，不择手段。《水浒传》里的张横把他的“衣食父母”——三头行货——摇到江心时唱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昨夜华光来趁我，临时夺下一金砖。”这首歌比“赤日炎炎似火烧”更有资格当选《水浒传》的主旨。“金砖”和它所象征的一切说出了不少山寨落草者的宿愿：个人和小团体不受法律束缚的享受和富贵，即“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而“替天行道”无非是一块幌子。
元明两代很多通俗文学作品是在宋代作品基础上改写发展的，它们往往鼓吹有组织的暴力，基本倾向是反社会的。这类作品中不乏野蛮血腥的细节，比如《花关索出身传》（六十年代出土）的起首，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刘备担心关羽和张飞起回心，竟让他们各自回家杀掉家小。关张两人怕自己动手不忍心，约好互杀其家。
畅所欲言，从自己开始
孔子主张“和而不同”，王学泰先生是深表赞赏的。他在墨子“尚同”一说中看到了危险。他自己曾经横被口祸，但是他知识分子的良知从未泯灭，不屑于明哲保身。
王学泰先生不断自省，他的反思对后辈学者是有启发性的。他一度“怀着虔诚的忏悔精神”阅读记载于刘向《说苑》中的《金人铭》：“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他也想学得世故圆滑，打算从此学习金人三缄其口，但是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当说少开口，遇事躲着走’的心态打断了民族的脊梁”，并不属于主流文化：“这种卑怯的思想在我国流毒了几千年，是和我们民族的优秀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的。”他向读者推荐的是晋人孙楚的《反金人铭》。
尧舜盛时“悬谏鼓”，“立谤木”，“千方百计地搜求意见，这样才促成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王学泰先生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可贵的是他发现了人人三缄其口，只会败坏社会风气，因此他建议有才能的人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敢于建言，每个人都“要以更积极的态度为后代留下更多的东西”。这也是和我们历来所积极主张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相一致的。
有的人（或者说有的机构）欠他一个道歉，他却不以为意。我想王学泰先生多年研究游民文化，痛感“报仇雪恨”的心态害人太深。他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是仁爱和善良。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2-4 06: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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