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梅：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老先生，和他备受折腾的一生

源济

冯雪梅：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老先生，和他备受折腾的一生 

原创 2017-07-18 冯雪梅 大家

文 | 冯雪梅

恕我无知，对赵俪生先生知之甚少。

山东大学的师长说，当年山大历史系“八马同槽”，他是其中之一；兰州大学的朋友说，他是兰大历史系的泰斗。这两者之间，隔着久长的岁月，如若不是那些存留于文字的回忆，往事已像西北旷野的衰草，被尘沙湮没。

照片上的赵俪生瘦高，戴着大大的眼镜，典型的老派知识分子模样。唯一露齿而笑的那张，是和三女儿赵絪一起，穿着西装，系着领带，蹲在地上，将胖乎乎的女儿揽在怀中。黑白影像里，一个年轻挺拔的男子慢慢老去，沉静的眼神看不到多少悲喜与沧桑。可谁都知道，对那一代学人而言，几十年的日子从来都不清净。

▲赵俪生和女儿赵絪

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的赵俪生，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组织的同志说：“我走不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随后在晋陕抗战，去大学教书，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眼前应该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

直至1957年，大鸣大放。本来已经离校休养想避一避风头的赵俪生，到底还是被“拖下了水”。他在《青岛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很快成了“大毒草”，命运由此急转直下。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里，老先生写道：“我不是在1957划的右派，我是右派是1958年被提出来，1959年秋冬之际才宣布处理，1960年开始执行。这过程很复杂。”

不想再在乱糟糟的山大校园待下去，赵俪生提笔给高教部写了一封信，要求调离。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调动。撇开战争年代的各种周折辗转不谈，1950年初，作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处长的赵俪生，因为和郭沫若发生冲突，一气之下接连写了三封辞职信，最终，郭沫若批复：“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仅有六天搬离期的赵俪生找到了艾思奇，被推荐去东北师范大学教书。没过多久，院系调整，受山东大学校长之邀，一家人又迁往青岛。

那是不可多得的几年好时光。做学问，写文章，看京戏，买字画……女儿赵絪回忆：

“一入夏，京中的高官、名流就蜂拥而来，在父亲的书斋，得以一见儒雅的顾颉刚、中规中矩的王崇武和伶牙俐齿的王瑶等……惠孝同、张伯驹、启功也都在父亲的宣册上留下了墨宝，当年，这些不过是文人墨客间交往的雕虫小技，不曾想如今居然成了让人鉴赏的‘珍贵文物’。”

有着超常“第六感”的赵俪生，在大鸣大放之初就预感到前景有些不妙，他本想逃脱，最终还是被“阳谋”的炮弹击中。而大笔一挥再次要求调离的他，当时只想远离各方势力的纠缠，退避里依然有书生的桀骜，绝然不会想到从此身陷绝境。

作为高教部推荐的专家，赵俪生一家到了兰州大学。在晋陕之地参加过抗战的夫妻俩对苍凉贫穷的西北并不陌生，孩子们却仿佛到了“异域”。还好，有那些诱人的吃食：灰豆子、油茶、酿皮子、热冬果、软儿梨……大饱口腹之欲让他们记忆深刻，因为不久，屈辱和饥饿就会展露狰狞。

赵俪生被“押解”回了山大，交待罪行。“去年还殷殷惜别、赠诗、赠言的同事们，此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副同仇乱忾的模样”，囚房的架子床上，都糊满了大字报。后来，经过甘肃、山东、兰大和山大反复交涉讨价还价，赵俪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相比原处理：划为极右分子，解除公职，劳动教养，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而一切，还只是开始。

几十年的磨难，两位老先生和他们的女儿，各自记录下那些痛彻肺腑、铭心难忘的旧人、旧事。那曾经是多么好玩有趣又个性鲜明的一群人，童书业、王瑶、周明镇、张政烺……他们串联起的不是某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回忆，而是整整一代学人的唏嘘人生。

很少有人知道，史学大家童书业竟然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每当他病情发作住院时，都会给精神病院的大夫们开出有关此领域的讲座，令医生们对他这个病人刮目相看。”赵俪生说他“是个怕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到精神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血债’（曾有人揭发他杀了1000名共产党），不够他发疯的吗？”

▲《精神病与心理卫生》/童书业 著、童教英 整理 / 中华书局 / 2007

这样一个人，却是赵絪姐妹们童年逗乐的对象。童书业不吃肉，赵家的保姆就把肉裹到茄子中，掺到土豆泥里，做炸茄盒、炸土豆饼，看着他吃得有滋有味，孩子们就过去悄悄相互掇弄：“他吃了，他吃了，他吃肉了！”所以，“要是哪天童伯伯来了而未留饭，连保姆都会流露出一种失落感，我们这群孩子当然也会为失去了一些兴奋点而扫兴”。

和童书业的最后一面，让赵俪生终生难忘。有一天早上刚起床，囚于山大等候处理的赵俪生突然听到过道里传来哭声，那人背对着他的门，头顶在对面墙上，两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他们一个是必须划清界限，不敢进门；一个是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两个懦弱的老友就这样一个在门内伤感，一个在门外恸哭，以此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晤……”

反右、拔白旗、大炼钢铁、四清……像我这样70年代以后的人，恐怕都记不清这些名词，可对经历过它们的人而言，那是怎样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我只是隔着纸页来看那些尘年旧事，它们渐渐散落在岁月的风沙里，越来越不为人知。而我，之所以读他们也是偶然。因赵絪的近作《孤灯下的记忆》，以及李零先生的几句话而心生好奇，找到了那本７年前出版的回忆录。网络书店上的折扣价很低，估计已存货不多，准备沽清了。

▲《孤灯下的记忆》/赵絪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17

李零说：赵絪的父亲“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既是左派，也打成过右派（很多右派，原来都是左派）。赵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乐观，很幽默。我喜欢读赵先生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里，两位老先生的叙述风格有很大差异。老先生在夫人著作的序里写道：“刮起风来，我是在大门口顶着，她是在后院里顶着。几十年下来，我的折损率就比她大。我慢慢产生了‘刚’中之‘柔’，比年轻时候‘诡谲’了些，文章风格也表现为胆怯、逢事想说、又不敢说、又不甘于不说，文风就曲折了……高昭一同志文风耿直，不喜欢打弯。不但文章，变连她这个人也是不打弯的……在我呢，实在非‘买账’不可的时候也只好‘买账’……她是‘绝不买账的’！凭这一点，她没有白活了80岁，没白受了这一辈子的折腾……”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曾经有人评价：解放后，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首推赵俪生。老先生若还活着，今年100岁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记得那些曾经孤独无依凄然离去的灵魂。

（本文原标题：《隔着一扇门，那些孤独无依的灵魂凄然离去》）

【作者简介】 

冯雪梅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