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来说,这个问题稍显复杂。印度人民党(BJP)起源于一系列暴力民粹运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人民党及其拥趸攻占或拆毁其他宗教组织,进行过不少街头宗教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印度的建构与整合只落实在地理疆域和行政层面,这意味着在南亚次大陆丰富而割裂的各种社群,仅认同自己是印度人的政治身份,却对什么是印度缺乏文化与社会身份的深层共识。印度教的重建由此成为一个妥协版的解决方案:为了刺激共识,民族主义成为印度的刚需。
某种程度上说,在经历了30年缺乏单一多数党派之争的政局纷乱年代以后,印度选民将印度人民党推上了历史舞台。莫迪政权需要偏民粹与民族主义的支持,稳固政权。但同时又需要进一步的开放刺激印度社会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这几乎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也为印度的未来增添了巨大的变数。
可是,无论是对峙还是合作,首先应当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给予异化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印度与中国社会层面的对话与交流或许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