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为什么中国商人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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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为什么中国商人会成功 

原创 2017-07-05 李伯重 大家

文 | 李伯重

▍商人自身的变化

商人地位发生变化的同时，商人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俗话说：“打铁还得靠本身硬”。商人自身的素质不提高，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高不起来。这个道理，商人逐渐明白了。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个商人自我提升的浪潮，也就是商人的“儒化”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商人经商教科书，亦即商书。

商书所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的基本知识，而且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有的还是商人自己动手而编纂。书中所述观点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也是商人自身经营理念的体现。

除了商书。还有很多通俗教材如《治铺格言》、《治家格言》、《为商十要》、《贸学须知》、《生意论》、《劝号读本》、《劝号谱》等。这些教材大多没有具体作者，是商人经商的体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不断修改、增益而成。它们基本上是在口语基础上稍作加工而成。大多采用歌谣形式，每句四、五、六、七字不等，以六七字居多，多为押韵。其内容也很丰富，可以说是给文化水平不高的商人使用的教科书。

在这些商人教科书中，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明代天启年间程春宇的《士商类要》第四卷中，就有《人伦三教》、《起居格言》、《省心法言》、《养心穷理》、《居官莅政》等近30小节，阐述“立身持己”、“和睦宗族”、“孝顺父母”、“敬兄爱弟”、“君子知恩”、“勤劝读书”等事理。通过这种教育，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深入到了商人的内心深处。儒家伦理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 对明清时期的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

商书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重信义，守然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在《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杂货便览》等有名的商书中，都把这些训诫放在重要位置。例如《商贾便览·工商切要》开篇就强调，“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及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纵之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君子不足尚也”。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在商业的行为方面，反复告诫要诚信无欺，心底敦厚，以义行商，“盖慈善存心端正，动履庄严，所作所为，不由岐险，是以多获平坦福也”。否则，必将“陷于不道”而遭报应。通俗教材也如此，谆谆教诲读者做好人。《劝号谱》说：“未从贸易求财，先要预备好人。要想聘请好人，总得仁义之东。自果身端得正，才能招聚好人。门内先有君子，门外君子才临。无论什么生意，若非好人不成”。

这种商人的自我提升，逐渐成为商人的信条。中国最早的银行是山西商人创立的日升昌票号。日升昌对员工最重要的要求，是要“诚”而绝不耍奸：“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在这种信条的熏染下，清代中国最成功的商人晋商，就以“诚”闻名于世。所以晚清名人郭嵩焘说：“中国商人夙称山陕，山陕人智术不能望江浙，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实而已”。

为了树立一个“诚信”的偶像，山西商人捧出了关羽。从历史上来说，关羽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武夫，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功绩，最后还兵败被杀。这样一个失败者，到了清朝却受到了极大的崇敬，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他为什么会被崇敬？

一个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先前的武圣人是岳飞，但清朝统治者不喜欢岳飞，因为岳飞抗金，和女真人打仗，而女真人是满人的老祖宗，所以清朝统治者对岳飞有忌讳。他们要用一个人取代岳飞，就选中了关羽。

为什么选关羽？因为关羽的特点是忠，其次是诚。忠就意味着要效忠皇帝，所以清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封关羽为武圣人，要全国人民效忠清朝皇帝。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关羽的诚更被看重。晋商认为经商要讲信义，所以选中了关羽。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虽然关羽在政治立场上与曹操是敌人，但曹操曾经对他很好，所以在华容道上放了曹操。这就是说，不能因为你现在穷困潦倒而且又是我的敌人，我就不顾信誉把你杀掉。

商人从前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不顾信誉，现在晋商尊崇关羽，就是希望以他为榜样，弘扬诚信和信誉。此外，关羽是山西人，出于地方自豪感，晋商当然也觉得有这样一个偶像是自己的光荣。

除了要追求忠、信、诚、实外，这个时候的商人也体会到：不能只是一味追求私利，还应当追求公义，为社会奉献。什么是社会公义？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士”的基本精神是：“除了献身专业工作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对于这种宗教承当精神，余英时先生解释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商人要提升自己，就必须有这种精神。而明清商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警世歌》说：“强争田地强争山，岂在些微尺寸间。有志广营天下业，无能衣寝不曾完。”也就是说，要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只图个人私利。

这种新的认识也变成了行动。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侵江浙，在那里的山陕盐商动员了起来，挑选出五百名骁勇善战的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倭寇进犯江苏松江，山陕商人也“协力御之”。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开展了平定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山西商人范毓宾自费办售军粮，“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都由他个人承担下来，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节约国费以亿两计。光绪三十一年，山西人民发动争回矿权运动，开办成立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历经三年，从英国商人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在此期间，晋商、票号纷纷解囊，旬日即为这个公司筹集银150万两。

过去许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在鸦片战争中，广州那些做外贸的行商，都是勾结洋人，不为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效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行商为抗英出了很大的力。仅只是行商潘仕成，于道光二十至二十一年间，就捐资仿造西洋二桅战船4艘。每艘可容300人，安炮40尊并分列子母炮数十门，造价19000两。4艘就近8万两。

韩国学者朴基水对行商捐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以前学者推算在鸦片战争之前的70年间，清代行商向官府的捐输额数最高为937万两。但是笔者通过对多方资料的仔细比对后，认为捐輸额数超过了1353.7万两。其中作为解决内忧外患的军事费捐輸最多，额数高达789万两， 占到了全部总额数的58%。”

除此之外，行商也为地方社会福利大量捐资。他们所捐的资，主要用于治水事业或救济贫民，以及为皇帝或高官准备礼物。在十三行中，仅只怡和行一家，捐献额数据推算就达到369万两以上，在所有行商中是向官府捐献最多的一家。在伍秉鉴主持怡和行时期，约向官府捐献358万两以上，占了全体行商捐献额数的三成。在那个大小官吏贪墨成风的时代，商人却拿出私财做公益事业，帮助国家抵御外敌入侵，其精神境界当然和那些饱读诗书的贪官污吏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商人的自我提升，许多商人变成所谓的儒商。他们和前面引用过的元稹《估客乐》诗里所描写的那种只要有利，什么都敢干的商人，已有非常大的差别。最大差别，是他们遵守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尊重主流伦理道德，不取不义之财。这个变化，使得他们也逐渐融入社会主流，也就是说，从“末流”进入了“主流”。

▍从特权商人到普通商人

商人进入“主流”，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即少数依赖特权经商的商人，转变为不依赖特权经商的商人。依赖特权的商人，即使有钱，也不会被社会大众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而成为被仇视的对象。社会大众是社会的主流，被社会大众视为另类甚至被仇视，当然也就进不了主流。

在汉武帝开展打击商人的运动之后的几百年中，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出名字的大商人。极少数有姓名留下的富有的商人，大多数是来华的外国人或者是从边疆地区来的少数族人，统称“胡人”。例如在南北朝，珠宝贸易是当时最大的商业活动之一，经营者多为胡人，其中一位是和尚，名叫释道仙，是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值钱数十万贯，既瑰宝填委，贪附弥深，唯恨不多，取验吞海”。长住洛阳的“商胡贩客”“万有余家”，以致“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到了唐朝，出现了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唐太宗贞观年间，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胃之，以此家产巨万”。唐玄宗和人说：“朕天下之贵，（王）元宝天下之富”。意思是我是天下地位最尊贵的人，但是有一个叫王元宝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从有限的史料我们得知王元宝原名王二狗，是长安城里的一个小贩，有时也外出到山东临淄一带贩丝，后来靠贩运琉璃发家，成为巨富。但是从其他文献可以看到，唐朝大商人大多都是官僚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以及享有特权的僧侣。

例如唐代宗时，陈少游在任淮南节度使的十余年间，曾“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家住长安市光德坊的潘将军也“常乘舟射利”。唐代部分僧侣从事着巨额买卖。唐玄宗时，长安平康坊菩提寺“有一僧尝赞佛，施鞍一具，卖之，价值七万”。另一位僧人广有声，从李林甫家得到一宝骨，拿到市上，卖得五十万。另外，长安至相寺有一僧人得到一颗宝珠，卖予胡商，得价百万。当时最赚钱的生意是贩卖盐。白居易说：“自关已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而盐的买卖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许，因此和政府没有特殊的关系，就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唐代商业活动中，珠宝香料等贵重消费品贸易是最能赚大钱的生意。这个生意主要控制在外来商人手里。这些外来商人，唐朝人叫他们胡商、商胡、胡客。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唐朝末年有一个军阀田神功攻破扬州，纵兵大掠，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又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攻破广州，杀胡商多达十二万至二十万人。当然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但是也可见外国商人在中国势力非常之大。这些胡商中，最主要是讲波斯语的粟特人。

从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粟特商人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他们经商贸易的范围，远不止丝绸之路。他们曾经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七世纪时，粟特人还掌握了从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欧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从而达到了经济的黄金时期。他们把西方的金银、香料、药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

到了唐代，粟特人遍布中国各地，在中国内地及周边地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粟特人在中国，北大荣新江教授有非常好的研究，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书。除了粟特人外，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他们在中国到处经商，成为最富有的商人。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繁荣，商人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北宋首都汴京富商云集，宋真宗时，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家产达10万贯铜钱以上的比比皆是，资产百万者已不足为鲜。其中有著名的“大桶张氏”，“以财雄长京师”。张氏贷钱给他人，收取高利，视贷钱者如“部曲”。宣和末年，有一“巨商”一次施舍给泅州普照塔装饰之金就达三万贯。

南宋时，富商裴氏委托另一商人申师孟贩卖货物，第一次付给本钱十万贯，第二次又增加了三十万贯。徽州大商祝氏，“其邸肆生业，有郡城之半”，号称“半州祝家”。临安“珠子吴员外”，“以蚊珠为业，累资数百万”。

此外，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开始成长起来了。北宋人李昭玘说：“某闻万金之贾，陆驾大车，川浮巨舶，南穷欧越，北极胡漠，龙皮、象齿、文犀、紫贝、夜光之珠、照乘之玉，一旦得之，则深居大第，拱手待价。”由此可见富商大贾到天南海北采购货物，其中一部分就是海商。

宋代海商人数之多，超过以前历代。到高丽去的海商，几乎年年不断，有时同一时候有好几批、数百人到达高丽。宋朝海商运销海外的货物，以瓷器、米、麦、漆器、丝织品、凉伞、草席、铁、铝、锡、酒、糖、金、银、铜钱、中草药、建本书籍等为大宗。很多海商留居外国，如高丽国京城“有华人数百，多闽入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南宋时留居印度、斯里兰卡的华侨“甚众”。这些人大都是搭载海商的船只前去，或者本人就是海商而在那里定居的。

不过，在宋代，最大海商的是“蕃客”，即外国来华商人。这些商人来自南亚、西亚、东欧，甚至非洲的层拔国（津巴布韦）。在南宋时的泉州，“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资累巨万，列居郡城南”。这些“蕃客”中最有名的是蒲寿庚家族。该家族在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香业有密切的联系”。

元朝政府实行种族歧视，把中国居民分为四等：最高一等是蒙古人自己其次是色目人，包括中亚人、西亚人、欧洲人等。称为回回的主要是新疆、中亚来的人，称为答失蛮的是阿拉伯人，木速蛮即穆斯林，也里可温是基督教徒，术忽则是犹太人。至于中国本土的人民，在金朝统治下的叫做汉人，是第三等人，而在南宋统治下的叫南人，是第四等人。

元代的商人，也依其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利。蒙古贵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和寺院僧侣是经营商业的特权阶层，也是元代社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威顺王在湖广“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宰相桑哥积极从事贸易，家中积累的资财，仅珠宝一项即达当时朝廷内藏的一半。

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南人。他们凭借社会地位的优势以及擅长贾贩、尤其是域外贸易的特点和传统，有蒙古人撑腰，所以能够在中国商界呼风唤雨，所以经商致富的特别多。元太宗时，刘忽笃马“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奥都拉合蛮以银四万四千锭扑买中原银课。蒲寿庚“老于海事，拥有海舶多”。

寺院僧人经商致富的不少，他们“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仅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在河间、襄阳、江淮各处的酒馆就有一百四十所，可见资本之多。卢世荣、桑哥更是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商人升为元朝的宰相。不仅中央重臣以商人充任，地方官吏也大批用商人。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元代回回商人在中书省任职的累计有34人，在各行省任职的累计62人。

由于元朝政府的招揽好优待，大批色目人进入中国。在东南沿海的杭州、泉州和广州等城市，都有专供色目人居住的地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称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谈到：杭州“有十个贸易集市，其间还有无数个小市区，有一条大道从集市中贯穿。集市边有一条大河，与城中大道平行。河对岸是石屋建筑，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来的商人住在里面，以便去集市贸易”。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回忆说：杭州分为六个城区，第二城的城门被称为“犹太之门”，里面的居民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还有崇拜太阳的土耳其人。他们人数众多。该城区的长官是中国人。第三城区由穆斯林居住。市区美丽，街道布局和伊斯兰国家一样，有清真寺和宣礼员。伊本·拔图塔还到过泉州和广州，他说：泉州的穆斯林单住一个城区。隋尼克兰（广州）城也有穆斯林聚居区，那里有大清真寺、修道院和市场。

中国的外贸更是色目人的天下。前面说过，元朝的泉州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也是世界级的贸易中心。而在泉州，获准从事外贸的全是“蕃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到了泉州后都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国，定居于此，建立了清真寺、教堂、神庙，还有被称为“圣墓”的宗教墓园。著名的泉州清净寺，其主体建筑至今还耸立在那里，是中国唯一修建在内地的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

这些“蕃客”与元朝政府关系很好。元军攻打南宋，泉州“蕃客”首领蒲寿庚献城降元，被元政府授予金符，执掌泉州市舶大权，并被提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相当于副省长）。终元代一朝，蒲寿庚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

史书记载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了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他家财万贯，号称“蒲半城”。蒲寿庚女婿佛莲，家资甚厚，拥有商舶80艘，死后，其家有珍珠130石。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起义，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势力。

与此相对照的是汉族普通商人。特权商人倚仗政治上的权势，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排挤民间商人，豪夺民利。汉族普通商人在元代受到严重压制，难以发展，因此不断进行抗争。元顺帝末年，活动在河南邓州、南阳等地的红军首领王权，原来就是一个贩布商人。在薪州起义后，被拥立为帝的徐寿辉，也是贩布出身。中小商人参加农民起义军，由于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社会阅历，有些人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和重要的骨干力量，如浙东的方国珍出身“鱼盐负贩”。淮东的张士诚原来也是个“以操舟运盐业”的小商人。

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发生巨变。这时中国本土商人兴起，而外国商人都消失了。中国本土商人发展起来后，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徽商、（江苏）洞庭商、宁波商、（浙江）龙游商、江右（江西）商、晋商、陕西商、山东商、福建商、广东商（广府帮、潮州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徽州商人）和晋商（山西商人）。这些商帮成为了中国商人的主力，他们的生意，不仅遍及中国各地和东亚、东南亚，而且远及欧美，成为世界商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明清的商人，尽管有些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基本上都是民间商人，不是特权商人。他们发财致富，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经营，而不是像过去的特权商人一样要依赖特权。这样使得他们变得和最主要的社会其他农民一样，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宋朝黄震说 “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同是一等齐民。”到了此时，真正变成了现实。正因为如此，商人也不再遭到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的敌视，从而真正融入了主流社会。

融入主流社会，对于长期被视为“末民”的商人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他们能够更加茁壮地成长。作为一个标准，明清商人的经济实力有巨大的增长。在明朝万历时，徽商和晋商已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富。徽州商人“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安”。

其中州歙县的“盐筴祭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达百万者”。也就是说，徽州大商人，一家存储的银子多的达到百万两，有二三十万两的只是中等商人。山西商人比徽州商人还要富，他们主要做盐生意，家产都是从几十万到百万两级的。

明朝最大的商人已拥有百万两级的巨资，而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的资本有8100英镑。那时的一英镑等同于一磅的白银，比今天一英镑值钱多了。一磅相当于14—15两（旧制16两秤），因此8100英镑大约等于12万两银。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是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公司，其最大股东的资产却还不及明朝一个中等商人的财富。明朝有一个大奸臣严嵩，他儿子严世蕃和亲近的人数天下最有钱的人，一共有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五十万”。 这十七家巨富中，有山西三家和徽州两家，应当都是商人，所以徽商和晋商合计，在十七家里就有五家了。

到了清朝，明朝商人又变成小儿科了。清代山西巨商“亢氏号称数千万两”。不少大商，都足以百万计。清代大商人的资本最高已达到千万两计的水平。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在鸦片战争前，一年也不过就四千多万两。可见清朝中国商人成长已经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清朝商人的富有程度，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比如怡和行伍的秉鉴。怡和行是清朝政府特许与西方国家做生意的广州十三家商行之一，主要和和美国做生意。伍秉鉴在经商中发了大财，成为巨富。前面说到他捐给政府的钱多达358万两。从他的画像来看，这个人貌不惊人，甚至有点猥琐，但是从纽约到旧金山，都有他的生意。他自己能讲英文，能与美商直接打交道，对美国也很了解，在晚年时还给一个美国朋友写信，说想移民到美国，因为中国官府太腐败了，经常敲诈他。

在同时期的西方，最有钱的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他的家族在欧洲所有首都都有生意，是最富有的家族。内森·罗斯柴尔德死的时候，其财产是530万美元。那时一美元可以购买0.05盎司黄金，比今天值钱得多，因此这530万美元相当于26.5万盎司黄金，在今天值3.18亿美元。

而伍秉鉴的财产，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是5600万美元，十倍于内森.罗斯柴尔德的财产。《华尔街日报》把他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富人和富人怎么致富：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怎么发财的》（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How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All Time--from Genghis Khan to Bill Gates--Made Their Fortunes）。

我在美国教“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时候，叫学生把这本书作为课外参考书，以激发他们的兴趣。这本书中列举了从成吉思汗起到比尔·盖茨的十个世界级巨富，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商人就是伍秉鉴。美国对他那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是做美国生意的。不仅他在美国知名度很大，美国人都叫他的小名浩官而不叫大名伍秉鉴，而且关于他的史料也大多数在美国。在中国，战乱和社会动荡太多了，有关史料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商人一步步地成长，从一个位于社会底层的“末民”群体，最终进入了社会的主流。这个成长过程，不仅是中国商业的发展的结果，而且和中国商人的成熟，社会对商人的接纳与认同，也是彼此密切相关的。

中国商人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经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为什么华人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样成功？是因为他们出国之前，已经从中国商人长期积累起来经验中学到了经商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而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的人们，没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在经商方面没有办法和华人竞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历史留给我们的确实是一份非常宝贵的遗产。只有把这份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才能够比其他国家的商人更强。

最后，我想要从今天的角度出发，说说 “义利之辨”。想发财，想牟利，过去被视为一种非常坏的自私欲念，必须克服。但实际上，这是人的本性。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连王公贵族都怕穷，何况普通老百姓！因此怕穷求富是人的正常心态。到了今天，求富已经不再是一种罪过，但是我们也要强调求富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要有道德指引。

恩格斯说：“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求富是出于个人私欲，过去把个人私欲视为一种恶，一种原罪。但是恩格斯却不这样认为。

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所以，我们不能把求富当作必须铲除的恶，而是应该正确引导，使之在个人发财的同时，也对社会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个人也才有更好的前途。

常言说：商场即战场。司马迁早就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意思是致富不限于某种固定行业，而财富也不会总被某些人独占。有能力的人，财富就像车轮的辐条集中于车轴一样，会很快地聚集；而没有才能的人，财富就像瓦片碎裂一样，会迅速散失。我认为他说的能力，也包括为人处世的原则。前面引用《劝号谱》说做生意要“先求好人”，“但能得其好人，就是发财根本”，“未从贸易求财，先要预备好人。要想聘请好人，总得仁义之东。自果身端得正，才能招聚好人。门内先有君子，门外君子才临。无论什么生意，若非好人不成”。

这一点非常重要。有 “全球第一CEO”之称的杰克·韦尔奇，对过去十几年商业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写了一本《商业的本质》。在这本书里，他写道：“Before you are a leader，success is all about growing yourself. When you become a leader，success is all about growing others”。这句话翻译为中文，意思是：在你没有成为领袖之前，你的成功是培养你自己。当你成了领袖的时候，你的成功是培养其他人。商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好的商人。只有把整个商人都被培养成为好人，才是最大的成功。也只有这样，商人才会在社会里真正受到尊重，而不是被许多人看作唯利是图的奸诈小人。

今天有人提出“当代儒商”的口号，还举行了儒商国际论坛。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儒商”有些什么具体内涵，不便做评述。但我觉得这是反映出了一种新的趋向，就是要把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拿起来，加以充分利用。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商人就可以把现代和传统的优点汇聚在一起，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人。这，或许就是中国商人未来所要走的路吧。

【作者简介】 

李伯重|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