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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一带一路,大家三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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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08: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5-20 12:46 AM 编辑

葛剑雄:“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再现,而是一种创新 

 2017-05-11 葛剑雄 大家

【导读】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日报网联合腾讯网推出系列高端访谈《一带一路,大家三讲》,邀请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作家余秋雨、经济学家陈凤英,从历史、文化、经济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解读。在本期对话中,葛剑雄教授围绕普通民众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误区,进行了逐条解析。


以下为对话精彩实录,主持人:何润锋。


▲“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再现,而是一种创新


▍(一) 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提出的


主持人: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但实际上很多人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并不那么了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路上丝绸之路,这条路当年是怎么出现的?


葛剑雄:这条路其实早就有了。


我们有证据:比如说我们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朝一位王后的墓,叫妇好。墓里有一批玉器,这个玉器鉴定下来就是和田青玉。那就说明在3200年前已经有道路,并且有人沿着这条道路把新疆和田的玉运到了今天的河南。又比如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墓群里有好多欧洲白种人的尸体。这就证明,2000多年前,欧洲人也走到了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为什么把它叫丝绸之路呢?当年李希霍芬命名的时候就找到了证据: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了贸易的道路。实际上张骞通西域本身是某种经济的、政治(的)活动,客观上把丝绸从中原带到了西域中亚。从那以后,商人就做起了贸易。李希霍芬认为,这条路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所以把它命名为丝绸之路。我们就认定这个事实,丝绸之路,本来就是中国跟外界的一个交通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海上主要是外面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到中国做买卖。顺便说一下,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最早也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大家觉得比较符合事实,所以一直采用。


主持人:陆上的丝绸之路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吗?它是一条路还是一个宽泛的道路交通系统呢?


葛剑雄:它当然是宽泛的道路交通系统。


比如说它通过新疆时,就有北、南、中三条路,而且这三条路里面还有很多岔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地方地形、地势、气候、民族都很复杂,这决定了它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往往要选择一条最方便的、最安全的路。


至于说到它的起点、终点,我们现在讲的只是当年(1877年)李希霍芬命名的时候,他定的起点和终点。比如起点就是长安跟洛阳,终点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但实际上,丝绸到了撒马尔罕会继续往西一直到了罗马。所以大家现在讲起点、终点没有任何意义。我曾经跟人开玩笑,真正的起点应该在养蚕丝的农户家里面,这才是起点。我们讲的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集散地,而且这个概念是李希霍芬确立的,中国历史上以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二)不能误以为丝路是中国人开辟的,事实恰恰相反


主持人:您也强调过很多次,实际上我们虽然对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很熟悉,但是对丝绸之路本身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这些误区是指哪些方面?


葛剑雄:首先,这个丝绸之路,很多人都以为是中国(人)走路开辟的,我说连名字都没有的。到1877年,离张骞通西域差不多2000年了,才有一个德国人给它命名。这说明中国人自己没有这个自觉性,更说明,这个丝绸之路对中国本身的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日本人的重视,后来日本人当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由于他们的推动(才产生的)。到了这些年,我们中国人发现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现在都在用这个概念。


第二,当年李希霍芬命名为它(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的物流是丝绸。但国际上并不只有丝绸之路,还有香料之路、茶叶之路、麝香之路、黄金之路、象牙之路,跟人有关的有奴隶之路、朝圣之路。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在中国今天,丝绸之路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就意味着中国内地跟外界的联系的路线。


还有一个更大一个误解是:既然(这条路)叫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就是压倒一切的对外贸易货物。其实到了后来,陶瓷、茶叶都已经取代了丝绸。


再者,不能误以为丝路是中国人开辟的,恰恰相反,主要是外界到中国来买丝绸,来采购中国商品,而不是中国主动去推销。


▲ 葛剑雄


(三)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历史再现,而是一种创新


主持人:我们这段时间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可能受到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启发,在我看来“一带一路”这样一种发展构想,从经贸层面上来看和当年丝绸之路所象征的盛世繁华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又不是同一回事。


葛剑雄:我们沿用了“丝绸”这个概念,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再现或者延续,这是一种创新。


第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客观形成的,维护它的主要动力来自外界,而不是中国内部。就是讲贸易也是如此,因为中国历来没有一个对外贸易的概念。中国人认为自己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依赖外界。


第二,如果我要喜欢你外界的东西,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应该自己主动来朝贡,我不会买你的。但将来你如果朝贡的话,我又要贯彻薄来厚往的原则,不能让你吃亏,也显示天朝的大度和富有。


所以历史上的朝贡贸易,基本上中国是亏本的。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始终缺少开拓外贸的积极性,都是被动的。


而今天呢,“一带一路”是我们主动的。“一带一路”只有取得双赢才能够持续。这个双赢,既不是当年天朝大国接受人家外国来朝,拿中国人的钱,像郑和下西洋这么撒到各国去,这样的话,中国老百姓也不答应。但反过来,如果我们像西方殖民主义这样,到那里利用人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原料、廉价的市场,那人家也不答应。所以我们的“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强调是平等互利,就是几个“同”,然后就是达到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致命运共同体。这个跟历史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主动向外传播文化的事


主持人:我们很多人以为,丝绸之路是我们以前用来拓展对外贸易的一条路,但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让我很好奇。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交通条件和经验,为什么我们不趁势而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葛剑雄:一直到我们小时候念的课本,还专门强调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


用以前的话说,就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我不稀罕你,我不需要你的。另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这片土地的确足够生产满足自己人口需要的粮食和基本的物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儒家的观念里,长期坚持的是以农为本,连手工业都是末业,商业更是贱业,不需要你这个流通。所以中国的商人(历史上)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在国内,它没有这个概念。


中国这样,外国也是如此。往往一些地大物博的国家,缺少对外开拓发展的动力。相反的,国小民穷或者一个岛国,资源市场有限,迫使它必须往外去发展。


比如说,为什么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是经商的,因为阿拉伯本地资源很有限,但是它处在一个交通东西方的节点上,处在海路交通的节点上。他要致富,就需要走长途经商。


我们以前有个误解——中国文化对世界影响那么大!但实际上,这个影响并不大。什么原因?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主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所以,丝绸之路主要是外界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传播到中国来,但是这主要是单向的,比如说佛教传了进来。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在外界办过孔子学院,也没有派什么文化使者到外面传播。唯一向外传播的是宗教徒法显、玄奘,还有鉴真和尚,没有学人出去的。


▲ 玄奘


(五)“一带一路”这件事,我们不得不做,必须做


主持人: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这种“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推进,似乎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沿线的国家各自有着更复杂的利益考量,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他们有比以往更复杂的这文化的冲突和历史形态的矛盾,所以说现在“一带一路”的构想的推进,似乎面临着一种巨大的挑战,您对于这种挑战有怎样的观察?


葛剑雄:机遇跟挑战往往是并存的。


这个挑战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政治的风险。今天我们怎么样保持这个地区的稳定,靠中国一家行吗?不行,那就要跟对方合作。


从经济风险来讲,比如说我们成立亚投行,有人马上想到我们要取代什么世界银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我们是中国一家在外面的投资,一方面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不要说4万亿,40万亿都不够。另外一方面,风险也多承担了。所以希望世界都参与,现在已经有近100个国家都参与了,那么将来的资金资源也就增加了,财源广了,而且使大家都能够得到开放的好处。


所以,我们尽管有政治的、经济上的风险,“一带一路”这件事,我们还是不得不做,必须做。


主持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一带一路”建设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文化是一种润滑剂。这里您说的文化是什么意思?有哪些文化元素可以充当这种润滑剂?


葛剑雄:我一直提出,我们决不应该强调要输出文化,或者企图以中国文化取代人家的文化。如果我们上了这个当,那不就是以前的文明的兴衰这个循环吗?21世纪应该是全人类现有的文明共通、共存、共融的局面。


我们现在讲走出去或者“一带一路”的传播,实际上是展示,然后让人家做选择,他们要你什么,不要什么。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人家愿意接受的商品、产品。是通过这种形式。还有通过服务,比如别人到你这里旅游,你当然要提供服务,这个服务理念你可以有比较多的你自己文化的元素,可以体现你的价值观,但是它是通过一种具体的服务来完成,而不是简单地说教,更不是要强制人家或者人家不得不接受你的观念,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熟悉国际新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很多人都说文化的这种润滑作用正在减弱,相反它的摩擦功能正在加强,您怎么看?


葛剑雄:我不认同这个观念。


我们学者也好,普通人也好,往往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是当年闭关锁国的时候造成的,而且不了解外界。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自信,不是自信到认为我们什么都强,而是自信到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文化最适合中国,同时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现在基础上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这才叫文化自信。所以在“一带一路”中间,这个文化自信一定要正确地把握住,不是说我们想通过“一带一路”把我们什么的东西都希望外国人中国化,希望用文化取代它,如果有这一点,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是这种润滑剂,它是摩擦系数,甚至是潜在的炸药。


(六)要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安全保障手段,维护“一带一路”成果


主持人:我记得您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以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以及中国企业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为例,强调中国必须要维护我们丝路经济带的一些成果来维权。因为2011年利比亚战争期间,我正在利比亚采访,采访了几个月,亲眼目睹了您在那次研讨会上所说的一些问题,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到像您所说的维护我们的丝路经济带的成果呢?


葛剑雄:首先,我们“一带一路”这样一种政策,我们相应的要有外交手段,包括必要的军事手段。比如美国是很直接了当的,他有所谓的美国的利益,他有相应的措施。我们本来基本上在海外没有什么自己的利益,都是无偿援助的事。但我们现在有了,而且这个利益是跟人家共同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有捍卫我们共同利益相应的理论、政策和措施?比如海外我们的安全问题,我们要考虑。如果本地维持不了的,不能保护我们利益的,那这种风险我们是不是值得冒。相反的他有措施的,我们就应该做。


再一个,要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安全保障的手段,比如说保险。我们现在利比亚很多项目都没有保险,为什么没有保险呢?你要参加就要国际上投保,它有很多要求的。要你的财务,特别是我们的央企级别的不能给你,那就不能保。他们不能保,我们国内也不能保,我知道直到现在还没有健全。有的时候你有保险,很多事是可以避免甚至还可以一点损失都没有。


另外,还有一旦有什么事,我们撤退的机制。在波斯湾旁边的亚丁湾这里,也门内乱的时候,正好波斯湾护航有军舰在那里,军舰就近过去。尽管他们还没有正式宣布停火,我军舰在那里,你敢动吗?所以顺利把我们工人都撤回来,顺便还带上了其他人。如果你没有军舰,那么容易吗?


主持人: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我记得您提出过一个提案,是说要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的培训系统。这个培训系统培训谁?培训什么?培训的目的是什么?


葛剑雄:每个将来要去从事“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都应该接受培训。包括我们这些自以为懂一点的也要不断地去自我提高。第一,中国的大多官员包括高级的官员,他们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不了解的或者是片面的。他们根据这个历史规划“一带一路”肯定有很多误区,这是要培训的。第二,“一带一路”既然要做,就会涉及到这些地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这个要培训。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企业在穆斯林地区,居然不知道斋月在什么时候。正好楼要封顶了,人家碰到斋月了,那你怎么办?太阳出来以后,他连水都不能喝的,你叫他全勤劳动?就是法律允许,你这样也是做不到的。


▍(七) “一带一路”与我们每个人


主持人:从2013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一带一路”,实际上普通人在抱怨说这个“一带一路”似乎跟我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您觉得在未来“一带一路”一种国家层面宏大的发展构想,和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这种福利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共鸣?


葛剑雄:世界上任何项目、任何战略,(即使规模)再大的话,也不可能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从宏观上讲,我们整体国家的国力提升了,文化提升了,那么执行“一带一路”的能力就更强。所以从间接讲,跟每个中国人甚至世界上好多国家的人都有关。但是直接的话,的确在不同的阶段,实际得到或者能够出力的人是不同的。


比如当时中央曾经提过,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这个我请大家理解,这只是说在历史上它曾经是出发点,但它是不是今天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呢?在今天,哪里有海,对方有需求,都可以建设。比如从北海到越南,我为什么非要走福建,不是(可以从)海上直接走了吗?还有,我就在面前,他不要你,就要绕道,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所以,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方,能够对“一带一路”做什么贡献,大家要实事求是,秉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做。



 楼主| 发表于 2017-5-13 08: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5-20 12:46 AM 编辑

余秋雨:“丝绸之路”上,有着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理由 

 2017-05-13 余秋雨 大家

【导读】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日报网联合腾讯网推出系列高端访谈《一带一路,大家三讲》,邀请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作家余秋雨、经济学家陈凤英,从历史、文化、经济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解读。在本期对话中,余秋雨先生畅谈了“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过程,以及他者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以下为对话精彩实录,主持人:何润锋。



“丝绸之路”上,有着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理由


(一)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就是“丝绸之路”


主持人: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在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人是把目光转向了西部,重新去审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以及它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但实际上在这股热潮之前,三十多年前您就开始关注西部,只身一人去了甘肃高原,开始文化之旅。在您的创作生涯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种面向西部的心态?


余秋雨:是的,这个话题真是牵扯到我这一生的文化选择。


三十年前,我做了一个最大的行动就是辞职,辞职到哪里去?到西部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对中国文化的走向做了一个大思考,我其实是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开始进行这个思考的,为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立场呢?我们确实要向西方开放,确实要接受西方的各种文化来打破我们过去的保守狭隘,但是我们在不断请教国外同行的时候,我产生一个疑问:他们的这一切都产生在近两百年前,两百年,但是我所立足的文化,那是几千年了,我们有诸子百家,有大秦、大汉、大唐、大宋,这时候西方文明还,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还没有走入近代的辉煌,都还没有。


所以我们和西方同行交谈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们要寻找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个情景,就是不断问:我是谁?这个时候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就是穿越百年的苦难,去寻找千年的辉煌。我们要寻找到我所立足的这个文明的根基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辞职,远行。我觉得千年的根基是在于大汉、大唐是怎么起来的,这个一定和“丝绸之路”有关。它让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梁启超先生讲,中国一开始是中国的中国,后来变成亚洲的中国,后来变成世界的中国,其实从汉到唐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一开通的时候,中国就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了,这了不得。那么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或者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继承者,首先要继承的就是大汉、大唐这种思想,这非常重要。


另外也有一些人,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开始走上正轨了,要把传统文化拿出来,譬如把京剧说成国粹。我是研究戏剧的,京剧也确实是不错,但是京剧产生的时候,是清朝的中后期,中华文明整体已经衰败,你把衰败时期的一个文化产品当成我们中华文化的最高代表,显然我是不服气的。


譬如当时还有人说,要重寻民国学人和民国文化的辉煌。民国学人和民国文化当中是有很多不错的成果,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的学人虽然很艰难,但是他们吸取了西方文化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来做了一些介绍,难能可贵,但是有多大的成就,真的谈不上。而且,他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文化整体转型几乎不了解。他们对文化人类学,对于存在主义,对于接受美学,几乎是不了解,当然有的是在他们身后的事情了。但我们如果把民国时期的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典范,又不对。


如果完全成为西方文化要研究的一个对象,我们会有愧于千年辉煌,如果我们要把我们身边所谓琐碎的传统文化拿出来的话,就第二度有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必须要去寻找真正的辉煌的理由,这个理由毫无疑问,是和“丝绸之路”有关。


我(在行走中)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就是“丝绸之路”。一个英国人写的一本书里边提出,本来人们都把地中海当作第一通道。现在我们认真研究以后发现,第一通道是在亚洲的中心。也就是 “丝绸之路”通过的地方。我当年为什么要亲自去呢?我光这么喊也可以,亲自去呢,第一就是我们所有的文化界对这个结论一般都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方面。第二,我也缺少考察的团队和考察的能力,但是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散文被大家接受,把注意力转移到那儿去,我相信,只要读过我《文化苦旅》的读者都会向西北仰望,觉得那儿有中国文化的大文章。


现在两三年,联合国有关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的演讲,一般都叫我去,理由就是我对这条路的关注和我对这条路的发言,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理由。


▍(二) “丝绸之路”是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理由


主持人:去西部地区,穿越百年的苦难,去寻找千年的辉煌,这句话您说过很多次,现在在“一带一路”这样的背景之下去听,别有一种意味。从文化地理上来看,您刚才说的这个“丝绸之路”或者说我们广域的西部地区,是远离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区,很多人把它形容说是一种边缘文化,马背文化或者骆驼文化,但是“丝绸之路”在地理上恰好把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和西部地区很好地衔接在一块,所以现在,我们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时候想说,“丝绸之路”到底对于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余秋雨:这里牵扯到我非常重要的观点。


提到传统文化的核心,我们会想起诸子百家,但是我坚定地认为,靠诸子百家的学说是建立不起唐代的。因为中国真正在实践上让这个民族走向灿烂辉煌的,是伟大的唐朝。我们非常尊敬的孔子、孟子他们能建立起这样一个朝代吗?即使不是年代有差异,他们也没这个能力。理由很简单,两个东西缺了:第一,缺少马背上的雄风,他们缺少我们现在所说的执行力,强大的执行力。他们坐着牛车到处去讲学,人家还不听他。第二,缺少对自己文明之外的另类文明的关照,他们不了解世界上还有别的文明。而这两点,一个就是马背上的雄风,一个是对其他文明的关照,“丝绸之路”都给予了,所以中华文明就大了,就变得有赫赫雄风了,就成了能够和其他文明交往的这样一种文明。


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个弊病,还是钻在原来的学理上,这个学说,那个学说。我当年为什么离开书房去走,就是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局限性。我们要感谢“丝绸之路”,它让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新的质地,新的雄风。


到今天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去,你会看到,世界文明在那儿集合了。不仅有佛教文明,有印度文明,还有巴比伦文明,还有波斯文明,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了印度,在巴基斯坦,曾出现过一个叫犍陀罗的艺术,犍陀罗艺术就是把世界文明集中在那儿了,而且后来传到中国来的佛教,是从犍陀罗那儿传过来的更多。在山西云冈石窟最后一块碑上,我写了这几个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 余秋雨先生


▍(三)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


主持人:我们可以从现在的一些文化遗址中很明显感觉到,千百年以来世界文化或者“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一种影响,但是反过来,中华文化对丝绸之路沿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文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余秋雨:我走了那么多地方,看到那么多的文明都很辉煌,但是现在都衰败了。往往是越灿烂的文明,衰败的越彻底。比如在伊拉克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那儿曾经如此的辉煌,它的辉煌程度甚至超过中华文明,但是现在是一片破败,无论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尼罗河,这个河边的情景都和长江和黄河边上的情景都不一样。


走了一圈以后,我想到的是,中华文明在“丝绸之路”时代是个强势能的文明。如果说胡人给了我们赫赫雄风的话,那么中华文明给他们的就是一种气度,就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的气度,包括里边以人德为耀,以中庸作为思维方式,他的理智、他的格局、他的管理方式,包括他的税收制度,这些加在一起以后,构成一种非常大的格局,这个格局对于丝路边上其他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懂得了一个大的国家要和平,要用中庸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想,只要在中国长安待过一段时间,在中国洛阳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回去以后他们的心态总体来说会变得更大气、更平和,更着重于生态,更着重于一种正常的生活,而不再用极端主义的方式在马背上(思考)了。


我在走出去的时候,严格讲起来是一个中华文明的批评者,但回来的时候,我感到了中华文明的了不起,我从此当然还会批评,但我更多地要面向世界来论述中华文明。


我可以读一段话,我当时在《千年一叹》里提到过的:


“我们一直偎依着她,离不开她,却又埋怨着她,看不起她,她花了几千年的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嘲笑她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她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嫌她皱纹太多,一会嫌她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她,远远近近看了一圈,我们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有一个日本评论家加藤千洋先生采访我,问起我作为文化人,冒着生命危险,走了那么多国家,一路的感受是什么?我就给他讲了三个感受:一,我重新认识了中华文明;二,文明世界要警惕恐怖主义;三,我肯定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


在2005年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我曾经反驳中国威胁论,我说中国是非侵略文明,我从我走的沿途和中华文明做比较,还举了像郑和下西洋的例子,他们走那么多地方没有一丝一毫的领土侵占念头是。中华文明本质上是非远征、非侵略的文明。我曾经反驳过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我说我走了全世界以后发现,最根本的冲突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不要强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肯定是错误的。


四)今天的中华文化太胖了,必须减肥


主持人:您最早进入大众视野的是《文化苦旅》那本书,在1992年出版,而在2013年的时候您又出版了《中国文脉》,这两本书中间相隔了21年,在这21年当中,您对于文化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秋雨:文化的变化当然很大了,过去是在一个文化人角度思考,这个范围非常小,文化是一个界。但是现在,我认为,文化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两者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在大文化当中的文化人。


因为文化很重要,大家都很重视的时候,文化也变成流行,文化也变成炫耀,文化也变成某种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文化突然膨胀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找它的根脉了,它的脉络在哪里?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身体要经常减肥,为什么要减肥呢?就是膨胀,我们过去以为营养多,膨胀是好事。现在我们给文化的营养很多,这儿也搞文化,那儿也搞文化,结果文化变得非常肥胖,开始走不动路了,处处细节都是文化,枝枝节节都是文化,这就有点问题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给文化减肥,让它的筋骨显露出来中华文明现在遇到了问题,就要是把他的经脉找到,把它的脉络梳理出来。


主持人:那您觉得中华文化长胖的根源是什么?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它到底面临着一种怎么样的威胁或者挑战呢?


余秋雨:我们需要靠真正的有文化良知的人让最有价值的文化显露出来。现在文化的问题是:第一,追求利益;第二,追求流行;第三,追求炫耀。一个企业家曾经送给我十本他的合集,内容是他在公司里边讲的话,听来的段子等等,装帧比《莎士比亚全集》还漂亮,这就属于炫耀。我们到书店里看,乱七八糟的书一大堆,这会让我们感到,有时候灭了文化的往往是文化本身。比如说在戏剧方面,让一个剧种走向沦落的往往是戏迷,而不是不爱戏的人,戏迷到了疯狂的程度,使它成了不可动摇的遗产,这就表示它无法改革了。一个无法改革的剧种,也就是说是没有观众的剧种,就会快速走向死亡。现在那些狂热的、不问理由的,不知批评的,不知道做减法的文化热爱,会让中华文化走向虚胖。所以不要坚信我们的文化都是好的,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在做减法的问题上出点力气。



▍(五)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靠舞龙舞狮,而是要靠中国人的形象


主持人:无论是当年的“丝绸之路”还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经济属性,它也有文化属性,您觉得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当中,文化交流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


余秋雨:我是坚信中华文化是可以对周边文化带来启发的文化,是一种友善的文化。这不是说我们中国文化全部都是最好的,但它非常友善,以礼相待,对他人没有根本上的侵略性,这使中华文化很容易融入各个地方,而且创造出很好的成果。中国人的刻苦耐劳,本性上的善良,整体上的遵守规矩,是我们能够在新的“丝绸之路”沿途产生很好效果的一个文化原因。


我在法国见到过一个学者,他跟我说,他觉得中国人比中国文化更可爱。他说他不喜欢中国文化很多审美记号,比如大红大绿的餐厅,他也不喜欢舞龙舞狮,不喜欢低俗的艳丽的色彩,喧闹的大聚会,我说这其实不是你所概括的“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你为什么觉得中国人更可爱呢?你认识了一群中国朋友,这群中国朋友让你感到可爱的地方,恰恰就是中华文化的本心所在。


主持人:我对您刚才说的有一点印象非常深刻,您是质疑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其实很多人也在围绕这个话题在重新进行探讨。很多人甚至说你看当年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似乎在成为某种常态,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太乱了,很多看上去似乎就是文化之间的一种冲突,在这样一种乱象之下,文化真的能够起到一种润滑的作用吗?


余秋雨:其实,古代的“丝绸之路”就证明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只是一小部分现象。“丝绸之路”证明是可以把这些文明带动起来,和睦相处,虽然丝路周边上也发生过战争,但整体上它是一条和平的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宗教之路。多少食品的交流,歌舞的交流,宗教观念的交流,都在这儿完成的。


亨廷顿先生的思维,是把确实存在的现象变成了一种学理本质。更多的事实证明,文明和文明交流性要比冲突性大得多。南非大主教图图讲过一句话,文明和文明之间有差异,人和人之间有差异,正是差异使我们更美好,我们享受差异,因为有男女的差异,我们才有爱情。因为有差异,世界才变得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有期待,非常有悬念,因为差异。差异是我们生活美好的原因,而不是冲突的根源。


主持人:但是在文化的交流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一种有意的错读或者无意的误读,比如说中华文化在过去经常会出现被妖魔化的情况,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余秋雨:不仅仅是文明和文明,人和人之间也是如此,对于一个陌生的文化,总会产生一种(类似)弱者的防范心理。人们对陌生的东西的防范,会造成的对立,而对立一开始以后,就会层层加码,变成冲突,变成战争,变成千年难解的怨恨。我讲过这句话,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很少对不起外国人,中国人妖魔化别人不多,我们被别人妖魔化的时候多。既然如此,现在我们有一定的自主的发言权的时候,就不要把别人妖魔化,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底气,可以不把别人妖魔化。有一句古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我一直感到非常温暖的一个中华文化传下来的东西,它对四海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已经可以断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一种思维可以不断地延续下去,也是我们现在去走新的“丝绸之路”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在经济措施上可以警惕一点,但在文化思维上不能这样。


(六)如果世界上许多土地都与你有关,你会变得不一样


主持人:“一带一路”在2013年提出来之后,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国人重新去审视、去欣赏我们的“丝路”文化,我这边有一个数字,去年的12月27日到今年的4月10日三个半月的时间,在成都举行的敦煌展就吸引了108万人参观。您如何去评价现代人对于这种“丝路”文化的热情?


余秋雨:这个我觉得非常棒,我写《文化苦旅》第一篇就是敦煌,我们在那儿看到了唐代之美、佛教之美、艺术之美,但是它却离我们的中原地带那么的遥远,这其实又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文明之大。


主持人:但是文化本身它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边的一些展出的一些具体的古董,它也包括一些散播于民间,比如说大街小巷、亭台楼阁,甚至是寻常物件,我自己个人的感觉,虽然说很多年轻人去参观敦煌展,但实际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对于散落在民间的一些东西,热情似乎就没那么高了,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呢?


余秋雨:现在我们对敦煌的如此大的热诚,和我们整体生活水准提高有关,我们更有能力去关照它,更有能力去欣赏它,更有可能用平静的心情来面对它。但它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这是不能那么快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审美记号,要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言谈举止,需要漫长的过程。我觉得不要着急,只要有很多人经常去参观这样的展览,去访问一些洞窟,去寻找那些遗迹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素质慢慢会提高的。


我走“丝绸之路”时有一种感觉,在那个荒凉的道路上,你见到任何人都会产生一种亲切感,会打招呼,会问询。平时上班、下班我们可能都板着脸,但我们去旅行时,看到陌生人都要打招呼,都要聊天,到底用汉语交谈还是用波斯语交谈,都不要紧。我非常希望一些年轻人多去冒险,走走路。你走过的地方都会成为你心灵的一部分。现在,我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某个地方又发生战争死亡多少人,而那正是我去过的地方,我心里会心痛,好像这块土地和我有关了。如果世界上很多陌生的土地都和你有关的话,你就会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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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9 05:4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余秋雨:一个校长读错一个古文字,没什么可耻的 

 2017-05-19 余秋雨 大家

【导读】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日报网联合腾讯网推出系列高端访谈《一带一路,大家三讲》,邀请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作家余秋雨、经济学家陈凤英,从历史、文化、经济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解读。在本期对话中,余秋雨先生畅谈了“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过程,以及他者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以下为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主持人:何润锋。


(七)对传统怎么能真的做到既保护又创新


主持人:一方面,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非常的珍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当中,有一些胡同的拆迁或者一些旧城区的改造等等,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现代化建设之间应该怎么去平衡呢?


余秋雨:这个平衡,我们讲空话很容易讲,既要保护又要创新。有一些文化人喜欢讲这个空话,颠来倒去都可以讲。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树立典范。比如我最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建筑家群体到了贵州山区去,改造少数民族在山坡上的民居,这就很好。


贵州少数民族这些民居,世界各国考察者都觉得是美不胜收的,非常奇特的传统文化,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一切都在那儿了,但它们也存在一些大问题,譬如防火的问题,防病的问题,用水的问题,用现代的标准看起来他们非常麻烦,没有自来水,没有防火的设备,也缺少交通。这些建筑学家都非常厉害,(知道)怎么样把现代的生态要求和传统的东西的保护连在一起。如果那儿有几幢水泥建筑,就把整个村寨都破坏了。但村寨也不能顽固,你一定要加固,你一定要加入现代化的防火设施,现代化的健康的用水的系统,如果这个不接受的话,你就很难存在下去。


这等于是一个妥协,一个谈判,传统和现代有个非常好的妥协谈判,妥协谈判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优秀的人物在那儿,这此些优秀的人物就是当代的,有传统观念,有现代思维。当他们做出典范以后,慢慢地就成为(其他人)学习的一个榜样了。


我曾经做过上海的城市顾问,上海有一种叫石库门的房子,有的人认为这不能拆,老上海要保留住,有的人认为必须拆,为什么必须拆呢?就是刚才讲到的防火的问题,煤气管道的问题,还有老鼠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隔壁邻居都能互相听话,这很糟糕的事情。结果我们是保留了四千多幢老建筑,就钉了铜牌,说这个不能拆,它有代表性。后来罗康瑞先生他们做新天地的时候,就恢复了石库门房子的最好魅力,他们通过重新打地基,重新加固墙,重新把防潮的设备都加进去,等于新造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石库门的房子,这一下就树立了典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这种交接,需要有一种生命化的典范,比如保护五十年代工厂区,把他们变成一个很好的艺术中心,就做得非常好。


▲ 余秋雨先生


▍(八)今天的中国很少见到文盲,有简体字的巨大功劳


主持人:我们在说到文化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器物,同时也是它所承载的一种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那这当中就包括我们说的琴棋书画,还包括像儒家思想等等。那我们该如何去对待这些思想方式或者是生活方式呢?比如说,您在您《中国文脉》这本书当中是花了很多篇幅去叙述汉字这个言块,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同样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一种载体的一种繁体字,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能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或者它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余秋雨:繁体字当然是我们中国文化长久的载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后来简化字却是必须的,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从汉代以来,代代都在简化,有的规模很大,有的规模很小,不断地在简化,日常的用语简化就更多了。在上海的郊区嘉定一个牧场里边。曾发现了一个明代的剧本,叫《白兔记》,我们很惊讶地发现,里边有两百多个字是和现代简体字一模一样的。可见简体在当时是人们已经在日常当中使用的。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一代非常有文化的人提出中国的文字要罗马化,简体字都不要,就直接拼音了,罗马字来拼音。当时决定用简体字的都是比较保守的人,没有人说全部要用繁体字,因为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在研究技术上,中国文明为什么近几百年落后于西方文明,有好多原因,有体制上的原因,各种原因,在技术上的原因就是文字太难了,他们26个字母。我们按照鲁迅的说法就一个小孩子要把一个繁的字写在一个小鸿沟里边,要练多少年了,太花时间了。比较保守的人就说,不要用罗马字,还是把它简化吧。我们学日本的方法,学韩国的方法,用了简化。所以这个简化呢,其实是很早就做了,大家以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做的,这搞错了,1936年就简化了200多字了。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我知道简体字推广的主要任务是扫盲,文盲太多了。有一次我和杨振宁先生一起到日本去演讲,他讲中国科技,我讲中国文化。杨振宁先生讲的时候,放了一个影片,是他出生的这一年的合肥街头,他说,那个时候在合肥街头,想抓一个识字的人,两个小时都抓不到。现在在合肥街头要抓一个不识字的人,两个小时也抓不到。我妈妈就是一个扫盲老师,把不识字的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扫盲太重要了,当时九十几,百分之九十几,这就要命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我们反对简体字的朋友们想一想,这个巨大的一个功劳,就是扫除了文盲,使我们的现代化有可能


我要感谢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一些优秀人物,虽然新文化运动也有好多片面性的局限,就是把传统文化否定过多的一个局限,但是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就是把白话文写美了,像鲁迅、沈从文、冰心,林语堂,这些人把白话文写得非常漂亮,使我们懂得了以为原来是拉车、扫地的人用的那个白话文也可以进入美文的行列,而且他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未来学习传统文化,认识繁体字很好,尊重繁体字也是对的,但是在日用当中,我们用简体字也很好,也是对的,这么大的国家应该容得下两种文字。其实是说到底,这就是汉语的两个派生的东西。我们同时予以尊重,但在生活当中,我希望大家还是多用简体字。现在,新加坡也在用简体字了。


▍(九)一些该淘汰的方言,就让它淘汰算了


主持人:汉字的简化有它很大的合理性,那除了汉字之外还有一个是语言,比如说我们的口头的语言,他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可以说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像您刚才所说的和文化是有同样的一个功效,但问题是很多人在担心地方方言怎么办,甚至是有的方言可能濒临灭绝,您怎么看待地方方言逐渐消失的这个问题呢?


余秋雨:我不希望方言消失。中国这么大,就像我们的各个地方都有美食一样,如果有统一的美食图谱,导致各个地方的美食消失了,我们是不是会感到很遗憾?语言也是这样,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叫做交流和沟通功能,这个我们用标准的方法比较好,譬如你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当然用普通话就很好。但是它确实有一种和乡情连在一起的文化功能,和不同的生态,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态还是有点不一样,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方言希望能够适度的保留。但是在保留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关方面的研究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机构,包括各个省的机构,可以有选择地保留,不要全部保留。我们小的时候,会感觉隔壁村子(的语言)我们都听不懂了,为什么呢?就是陈家和张家是世仇,世仇隔了一条河,你如果不用我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就不孝,结果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方言越多,层层叠叠的方言就造成了沟通上的障碍。有一些该淘汰的方言,就让它淘汰算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经过语言学家的认真考察,(某个方言)它确实具有丰厚的历史,又具有比较多的人口的覆盖面,而且又具有相当的内涵,这个内涵也不一定是书面内涵,就是生态内涵能够保留的话,就一个时间,一个体量,一个内涵,根据这三个能够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一部分。而且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安排一些演唱,一些戏曲段子一起保留下来,能够有一些生活方式,有的地方广播电台也可以用这种语言广播。但有一些呢,淘汰就淘汰了,我们也要宽容一点。


和方言连在一起,就牵扯到我非常熟悉的戏曲。在我当时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我知道,有172个地方剧种,主要靠方言来演出,如果全部保留的话那就不对了,不对的理由就是,没有人养活他们,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喜欢了,所以年轻人和爷爷讲一样的话可能性很少,他的语言已经变了,变成一种新的方言,这是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过认真的思考,有过一个说法, 20世纪到21世纪以后,中国传统戏曲能够认认真真,漂漂亮亮保留十种就够了,你看172种变成10种,数字好像是少了,但是我作为一个戏曲史的作者,我觉得21世纪保留10种中国地方戏曲已经相当了不起。我现在估计10种都很难了,方言也是一样,能够保留几种,不要太多。


主持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戏曲的问题,地方方言的问题,还有语言的问题,文字的问题等等,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时代一直在改变。


余秋雨:对。


(十)文化必须形成代谢,要有死亡才有新生


主持人:像您从事文学创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最大的改变是互联网的出现,智能手机的出现,您觉得这些新生事物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哪些?


余秋雨:它可以帮助传统文化减肥。


它可以去掉一些东西,快速地交流,快速地沟通,快节奏地生活,这个能够让一些完全跟不上的时代的某些东西消失,一些优秀的文化人把最好的文化坚持下来。无论是方言,习俗,包括戏曲当中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认为不属于文脉之列。文脉,是中国文化中最要害的,是我们精气神始祖的东西。我现在感到有一点遗憾的是,在文脉之外的一些表皮现象当中,我们争论太多。包括简体字和繁体字,也不属于文脉之列。


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文脉》,把中国文化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东西,从文字开始,一直说文脉的上升与低落。有的朝代里边,优秀的人物特别多,文脉旺盛,有的时候文脉已经不行了。因为我研究书法,所以我会知道,一看清朝的书法,就大体知道文脉已经衰了。


我们现在遇到在互联网的时代,需要重新对中国文化进行选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文化以前一切多好。我在联合国反复地讲,我们中国文化,为什么在其他文明都衰落的时候,我们活得像模像样,这是讲我们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接受21世纪的挑战,一定要换一个新的姿态。中国文化从来不生硬,它从来在转变自己的身形,这就是它活下来的原因。


一个人很僵硬的话,他生命就不长了,一个人比较肥的话,他寿命就不长,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比较精简。现在越讲越大,讲错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是精简的,这一点我一直讲到我们的伟大的老子,他用三字句、四字句,一共写了五千来字。由于他这么简单的方式,句子也短,文字也短,他成了第一思想家,后面的思想家都不好意思写长了,这是中国文化不断地流传下去的原因。


我看到有的学者说,唐代是一个比较平庸的时代,为什么呢?他没有出哲学家。我说我不知道你想的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李白、杜甫就超过很多很多哲学家了,他们也有他们的哲学思维,也有他们人生的感悟,就把一个伟大的朝代支撑起来了。简约、灵动的文化,是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庞大的、僵硬的,哪一点东西也不舍得丢掉的,是死亡之兆。所以今天也是,这个不能丢,那个不能丢,这个要保存,那个要保存,保存太多是不合适的,大家都以为过去丢掉了太多,现在要保存下来,这个心态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明白,文化必须形成代谢,文化必须轻装上阵,文化一定要有死亡才有新生,如果没有淘汰就没有新的一切,就没有新的一切。


回到我的专业,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元杂剧,但是它在历史上只活了几十年,它死亡的时候都像英雄,哐,倒下,把我的地盘让给昆曲。不是躺在床上打强心针,半死不活,一直要延续下去,盼望着哪一天会振兴,这只是盼望,不要振兴了,把你的地盘让给新一代的艺术多好。所以,对于元杂剧,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演唱的了,但是我们知道它出了关汉卿,出了《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出了《赵氏孤儿》的作者纪君祥,这是了不起的一群作者,他们也一起在短短的时间里边,放弃了这个舞台。我们走了,我们留下非常美丽的声音就走了,这是英雄。中国文化也该这样,该走的时候就走,该创新的时候得创新,要留下更多的创新空间。


主持人: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精简”,就是您刚才说的“减肥”。


余秋雨:只有减肥,才能充满生命力。现在小细节考虑太多,连一些非常年轻的人都在考虑这个细节不对,那个细节不对,搞来搞去搞错了。


▲ 余秋雨先生


▍(十一)不要轻易地说一个城市有文化没文化


主持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城市有文化,那个城市没文化,这种有文化或没文化,您觉得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余秋雨:这个判断没有标准,这叫乱讲,炫耀吧。上次我在凤凰卫视做节目的时候,深圳有一群中学生说,余老师,我们多么羡慕西安,他们有几千年历史,长安多么厉害,我们深圳才二十年。我说:深圳的同学们,你们口中的李白和西安同学的口中的李白是一样伟大,而且你们可能比西安的学生解释得更透彻,所以你们心中的李白有可能超过西安学生心中的李白。所以,这个说地方有文化,那个地方有文化,这是一大误区。有种说法,譬如我们这里边出了两个才子,说这叫人杰地灵,特别有文化,这是完全错了。


文化它非常自然的过程。譬如我家乡浙江,应该是很有文化吧,但是你看看唐代以前它有哪种文化?当时的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所以当时出的非常大的文化人都是河南、山西这一带的,长江流域很少出什么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后来由于不断的战乱等原因,人口慢慢的迁移迁移,迁移到了长江以南,好,于是浙江,江苏,安徽,这文化就多了。这是一个客观的转移问题,而不是说你那个地方就是天生的人杰地灵,这完全是不对的。


譬如大家都在讲李白是哪儿人,我作为一个李白的研究者,我说李白出生地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但不能说吉尔吉斯坦就是出诗人的城市。所以,很难说哪个城市一定有文化或一定没有文化,在你以为没有文化的地方出现一个文化大师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出了很多文化大师的地方,后来突然荒凉,也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主持人:这个非常有意思,其实因为一直有人在说,从苏州到杭州,从绍兴到余姚,那是人杰地灵,所以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才子地域分布,用了一个概念叫做文化的地域现象,地域分布现象,所以在您看来这种现象不是那么回事。


余秋雨:不存在。


特别是现在人才大交流,交通大发达的时候,完全不存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我们用的完全是统一的文本。我小的时候在浙江农村长大,我们那里出过一个大哲学家叫王阳明,但我在那儿读书的时候,方圆多少里只有我妈妈一个人识字,因为她是从上海回去的,(其他人)都不识字,都没有什么传承,大量的愚蠢,大量的愚昧都在那儿发生。连血缘都不见得,不要说地域了。我们辛辛苦苦地寻找过李白的孩子,他的儿子叫李伯清,李伯清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可能都不认字,又嫁给了两个不识字的农民,那李白的后代也就在文化上失去了。我们当年纪念唐宪宗,找唐宪宗的后代,他的远房亲戚里面好像有一个人读过中学,这就比较勉强。


主持人:所以不要轻易地说一个城市有文化没文化。


余秋雨:对,不能,不能,完全不能。


主持人:不过现在有一种现象,不管你这个城市被称作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很多的城市或者是地区都在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包括像文化地产,文化旅游等等,这种文化和资本在逐渐地集合这样一种现象似乎是越来越普遍,您认为这样一种现象,会对文化造成一种扭曲的问题吗?


余秋雨:我觉得是好事,总体是好事。文化不要拒绝资本,它是,资本因为是和人的生存方式有关,它既然要借文化的牌号了,也就是说证明文化是有吸引力的,文化有吸引力,那么它可能做的有一些东西有点不伦不类,但在十个不伦不类当中也可能会冒出五个还比较象样的东西,哪怕是一个也可以,它就保留下来了。有一些企业家,譬如有一些房地产商人,他为了让自己的产业能够有文化色彩,找几个文化人来,找一些有文化的设计师,提了一些很好的楼盘的名字,甚至有的还在楼盘的边上有一些碑,写一些唐诗写在那儿,这其实都很不错。这一些唐诗很可能对这里边的几个小孩起很好的作用,等等。文化不是让我们想象的是直接法,它转了很多弯以后,能够在后来产生很大的爆炸作用,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全部都在讲文化,按照最高的规格在讲教育,做教育之后,他一定又是成了个文化人,文化人又怎么样对社会推动贡献。直接的方法,往往做不出太大的文化来。


当年我做上海戏剧院院长的时候,我们这些校长都组合在一起,当时很难,因为多少年没招生,突然成了一个校长,又是从各方面写了很多书,而且有很大影响的人,其中有一些还有很大国际影响的人,大家都突然发现,我们中学里边或者大学里边读书读的最好的人都不能做校长,读的最好的人往往在做系主任,做教授,做校长就未必,他很特殊,他需要用非常特殊的经历,非常奇怪的一种组合,未必是埋头苦干,多读书的人。


我有一次去哈佛演讲,好多已经拿到学位的中国学生来找我聊天,他们也有的未必出自于我们中国的名校,也不一定出生于大城市,也不是出自什么“有文化的城市”。他们也很平和,他们也在认真地找工作,而且找工作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哈佛博士在美国也未必找得到工作,不是我们想象的直线,他是读书读得好,家学渊源,然后名校,名校以后到了国际,国际里边又得到最好的学位,以为这就是文化的全部,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搞错了。


(十二)一个校长读错一个古文字,没什么可耻的


主持人:白先勇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您,他说您是唯一获得全球华文读者欢迎而且持续几十年持久不衰的大陆作家。您的所有著作在海内外畅销三十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您和您的著作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大中华地区所有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想象,一种期待,一种肯定,一种信心,当然同时也是一种焦虑,对在这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去把握这些读者心态的?


余秋雨:白先勇先生去年在台湾的新北市有一个演讲,专门讲我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余先生的书为什么能够让台湾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到了美国,到了华人社区,人们都在读我的书的原因,他找了一个原因叫做:余先生紧紧地把握了中华文化的DNA。他说文化有基因,不是生理基因,是文化基因。这个东西他说和时髦的流行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一定时候,总有一批人会进入这个DNA,他的DNA被唤醒了。我一直坚持这个,所以我的作品是不赶时髦,你看得出来,从来不去追求刺激,也不玩弄什么花样,只安安静静的叙述着中华文化一种内在秘密,只要是中国人,一讲就能讲得比较通的这个东西。


尽管我写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的路,其实还是得好好寻找。所以希望下一代人,也还是要找下去,从诸子百家、司马迁,一直到魏晋名士,到唐宋的一些大艺术家,他们心中所隐藏的,所描述的那个东西,正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的畅销,是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做这件事。我不处于一个保守的态势,我永远在往前走,不断地往前走。我觉得我比较诚恳,大家说你是写美文的,但是大家一定发现我的文章当中几乎没有形容词,也不用成语,我就很诚恳地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这个可以是能够持续畅销的原因。


当年我们有两条路,要么到国外做访问学者,要么像我(一样)去走“丝绸之路”。现在我很高兴的是,根据邮政系统的统计,说这三十年来国内的家长向国外的留学生的子女寄得最多的书是余秋雨的书,这点我很高兴。


主持人: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中华文化这个根。


余秋雨:这个根,我觉得第一不要简单化,就是用几句话概括出来。第二,不要排他性,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第三,不要琐碎,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在找很琐碎的东西作为中华文化的特征,搞错了。上次,有一次台湾的访问团来,到清华大学,他们的一个领导把他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写的一个字,他没有能够当场读出来,因为是篆书,我们都觉得很丢人,但是台湾和国际都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一个科学家读不出来用古文写的东西太正常,而且证明这个领导没有预先准备,这个仪式是正常的,反而是一个好评价,而不是一个坏评价。我们可能太在乎了,在乎一个字读音对错,这个完全是不必要的。减肥,还是要减肥,抓住中国的脉,中国文化的脉。我这个文脉的“文”不完全指文学,是指整个文化。


文化的脉要把握住,就是中国人可以堂而皇之的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不嚣张,但是又不萎缩的,可以一代一代的从孔子、孟子一直活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种的脉。


主持人: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坚持创作和研究,接下来您的创作生涯怎么规划的?


余秋雨:我现在已经大体差不多了,我的规划是非常明确,就比如做官不能超过几岁我都做到了,然后演讲不能超过多少,我现在演讲也不演讲了,今天的访谈因为是要讲 “丝绸之路”,这个和我的一生有关,我就接受。所以,老写,我现在也不用电脑写,我手写。


坚持手写,已经差不多了,今年大概他们会出我的大集,二十几卷,一箱纸,这些自己都感到讨厌了,读者讨厌,自己也讨厌,一个人到一定时候就可以了,我以后可能会在书法上多做一些文章,但做书法呢,我要告诉网友,好多网友来问,余老师的字卖多少钱,我肯定不进入市场,书法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是一个对我和我祖先的,我们文化祖先的一种心灵沟通。


在塞纳河边,我和一个法国的学者讨论的时候,他说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就是太俗气,太艳俗,他讲的是我们的装潢,我们的餐厅,还有包括我们的各种楼的设计,他觉得太艳俗了,颜色太多。我说这位先生我想告诉你,世界上这有一个民族,几千年来,他最高艺术只有一个颜色,黑色——书法,它用线条贯穿了几千年,没有用过其它颜色。这个民族的几千年前的一个大师说过,五色令人雾茫,就非常讨厌花花绿绿的颜色,这个人叫老子,在2500年前,思想家。在全世界到处存在思想家们的时候,只有他这个思想家对颜色做过判断,他反对花花绿绿,艳色,所以书法就是用一种黑色的线条把中华文化贯穿下来的一种神奇的艺术。我呢,在我生命晚年,来接受这种线条,继续在书法上做点事情,是我的荣幸,这个肯定不卖钱。


【作者简介】 

余秋雨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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