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同性恋曾是日本寺院的千年风景线

源济

张石：同性恋曾是日本寺院的千年风景线 

原创 2017-04-04 张石 大家

文 | 张石

佛教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与“禁欲主义”相联系，特别是对性欲，一般都是回避和禁止的。

但是佛教传到日本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代的日本佛教，虽然表面上禁止女色，但是和尚们不大遵守，像亲鸾、一休等历史上有名和尚，都近女色并有后代，到了明治以后，法律上明确规定日本和尚可以结婚生子，就更谈不上什么禁女色了。

而对于男色，也就是所谓“同性恋”，日本佛教在近代以前也不采取禁止的态度，甚至有时会作为一种“美德”加以赞赏，提倡。

▍日本寺庙的男色传统

日本和中国一样，关于男性同性恋以及男性间性行为的记录可追溯至古代，日本有关男色最初的记录在《日本书纪》的“神功皇后”项目里就存在。《日本书纪》成立于720年，是继《古事记》之后日本第二古老的书籍，但是其中的记载并不是十分明确，因此是否真是有关男性同性恋的记载在史学上有争论，比较明确地记载同性恋行为的书籍，可追溯到平安时代（794—1185）的一些达官显贵的日记。如平安时代末期的朝臣，曾官至左大臣的藤原赖长，曾在1142年、1147年、1148年的日记非常明确地记录了他与男性舞者之间的性关系。

而一般认为，男色在日本的盛行，是随着佛教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94）以后于日本不断推广，在寺庙中首先展开的。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真言宗门、天台宗的寺庙中出现了许多不剃发的少年修行僧（12—18岁），他们被称为“稚儿”，其中的皇族和高级贵族的子弟被称为“上稚儿”，他们在寺庙里主要是学习佛法和佛教礼仪；一些看起来很聪明，很有前途的普通人家的少年，被选入庙中，学习佛法，也负责照顾前辈和尚，他们被称为“中稚儿”，一些穷人家的孩子，在来庙里以前从事卖艺等活动，以后被人卖到庙里来的，叫“下稚儿”，在禅宗中被称为“喝食”。

他们进入庙里，并不像僧侣那样剔光头，穿僧衣，反而打扮得和女性一样，留着过肩长发，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也学女子化妆，看起来简直就和少女一模一样。

“上稚儿”是皇族贵胄，一般的资深和尚不会去动，而“中稚儿”和“下稚儿”一般会成为资深和尚发泄性欲的对象。

这种宠爱“稚儿”的风尚，在奈良以后的佛教界颇为流行，在日本天台宗等宗门里，僧侣和“稚儿”的“初夜”之前，要举行“稚儿灌顶”的仪式，在这些宗门看来，接受灌顶的“稚儿”，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僧侣可以和接受过灌顶的“稚儿”性交。

这种男色风俗在平安时代以后愈演愈烈，甚至大大扩展到公卿贵族、武士以及全体社会阶层，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据日本室町时代的故事集《嵯峨物语》所记，平安时代末期的著名武将源义经在鞍马寺期间也曾经作过稚儿。

现代作家水上勉曾写过《男色》这一作品，作为具有自传意味的作品，主人公回忆了自己在少年时代时，曾在京都的寺院里一边念书，一边修行的经历，那个寺院里年长一些的修行僧侣有让年纪小的僧侣同寝的习惯，并称这种习惯为“夜伽”，“夜伽”会发生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男色在日本寺庙不是偷偷摸摸的行为，而是“美德”

在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佛教迅速发展，进入中世纪以后，更加红火，据说寺院达到9万之多，虽然大多数的寺庙比较小，但是也有千多人的大寺庙，天台宗的比叡山一时达3000多人。

古代的寺院里不许女性进入，而且从表面上看，国家对犯戒的僧侣也是有罚则的，如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开始实行的《养老律令》中，有由27项条款构成的《僧尼令》，禁止僧侣近女色（其实这一禁令总的来说是有名无实的），佛教的戒规也有不近女色的说法，但是无论从日本的法律或是日本佛教的戒规来看，对近男色却很宽容的。

从法律上来看，明治维新以后，从明治五年（1872年）11月开始在刑法中定有“鸡奸罪”，但是到了明治十三年（1880年）重新制定刑法时，取消了这一罚则，明治十五年（1882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一刑法，实行以后“鸡奸罪”在日本法律中消失，因此在整个日本历史中，只有这一暂短的时期，男色成为惩罚的对象，在其余的历史时期，对男性之间的性行为都没有罚则，这也促使在寺院与深山修行，长年见不到女性的僧侣们大开男色之戒。

不仅如此，而且在明治维新以前，男色有时还被作为一种“风雅”行为提倡，在所有的阶层流行。日本幕府将军中，镰仓幕府的源赖朝、室町幕府的足利尊氏、足利义满、足利义持、足利义教、足利义政、足利义辉，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德川家光、德川纲吉、德川家宣、德川家重、德川家治、德川家齐等，都是男色爱好者。

世间也给男色行为起了很多“雅名”，什么“众道”、“菊花之契”、“若众道”等。

古代文艺也经常表现和歌颂男色同性恋行为，如能乐与狂言的代表性作品《菊慈童》、《花月》；故事集《幻梦物语》、《嵯峨物语》、《鸟部山物语》、《松帆浦物语》，随笔《梧窗笔谈》、《叶隐》及诗词、春画等，其实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寺院的“稚儿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 狩野秀頼[高雄観楓図]

而在日本寺庙里的男性同性性行为，一般也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而是作为一种“高尚的风雅行为”而进行的。

按照日本流传的说法，把男色文化带到日本来的，是被日本人尊为“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774—835年，平安时代僧人）从中国的唐朝带回日本的。

中国的唐代确实男色文化相当发达，中国有关男色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1到前7世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人们认为，《诗经》中部分篇章为“两男相悦”之作，但是中国佛教是禁止男色行为的，北魏时翻译成汉文的佛经《正法念处经》，认为口交、肛交、恋童、畜生淫邪、同性恋等都将入地狱受苦报，有关中国寺院的男色行为的文献极其少见，而日本人之所以把男色文化的源头追溯到空海那里，可能是要给男色文化找一个体面的“源头”。

日本中世成书的《往生要集》中有关地狱的说法，主要来源于《正法念处经》，但是日本人似乎忽略了这个经典中对男色行为的指责。美国日本史专家Gary P. Leupp认为：“日本远离其他佛教文化中心地区，在9世纪末期，日本宫廷又决定停止与中国定期的交流，由此弱化了谴责男性之间性行为的文献的影响力。”（《男色的日本史》（日译本），作品社，2014年，54页）

在寺院里，少年“稚儿”和年长的僧侣的性关系，不是见不得人的关系，而往往是受到赞美的“光明正大”的、“高尚”关系，少年被称作“若气”，年长者被称为“念者”，他们的结合被称为“结为兄弟”，有时要写“相互忠诚”的契约书，“念者”要时刻关怀、照顾“若气”；“若气”也要心疼“哥哥”，尽量满足“哥哥”的欲望，没有“若气”的年长僧侣，会由于无处发泄欲望而苦恼，而没有“念者”的少年，也会因为“没人疼”而寂寞，禅林的僧人们把这种交友关系称为“交义”，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肉体，更有精神的因素。有很多著名的僧侣留下许多著名的诗篇歌颂他们契兄契弟之间的“金兰之好”。

室町时代诗人、曾任日本著名的禅寺建仁寺和相国寺住持的东沼周岩在他的诗集《流水集》中写下了如下的诗作歌颂他的男色之欢：

昨夜同床残夜窗，

鸳鸯帐底影双双。

只应长贺梦云去，

寺似金山扬子江。

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室町时代禅宗对日本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同性恋诗文的发达，当然，这种倾向也为16世纪末到德川时代的武士社会继承。”（《加藤周一作品集之四》，平凡社，1979，346页）

室町时代的僧人、连歌诗人宗祗著有写给一名男色的著作《儿教训》，还有为男色爱好者所写的“稚儿指南”之类的书叫做《西明寺殿和歌白首》，一方面宣扬耽于男色的好处，一方面提醒人们在行男色时要注意“礼仪作法”。

日本室町时代临济宗大德寺派的著名禅僧一休，不仅娶妻生子，而且迷恋“稚儿”，人称“两刀兼用”，他公开说：“玩腻了稚儿就去抱妻子。”

▲ 一休和尚

▍在日本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独特佛教

日本是在固有的神道文化土壤上接受外来文化——佛教的，因此与其来源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都有很大的不同，神道教在对待生存状态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否定人的自然欲望，总是给这种自然欲望一个发泄的途径。佛教在日本佛教的源头——印度和中国都呈现了衰落的趋势，而在日本生根开花，茁长成长，日益兴盛，这些都与日本佛教淡化戒律，肯定人的欲望，使其生活化、日常化、世俗化、简易化有关。

日本的神道对各种形态的性交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在江户时代，人们把神道中的八幡、神明、天神等都看做与男色相关联的神，江户时代的作家井原西鹤认为：在《日本书纪》中，初期三代的神中没有女性，这就是男色的起源。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法律观念，开始认为男色是“异常”。不仅在明治以后的一个暂短时期里将男色课以刑法，现在也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同性结婚，而在明治五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太政官布告第133号》，废除《僧尼令》，在法律上允许和尚、尼姑结婚，从此一般的寺庙成了男女夫妻的家庭共同体，曾经是带动日本男色风俗、男色文化、男色产业的“先驱”的寺庙里的“稚儿文化”，也随之消失。

本文题图为舟木本[洛中洛外図屏風]

【作者简介】 

张石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