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怕过年。
并不是怕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催生催买房。
比起那些，我更害怕过年回家，推门见到的，是一年老似一年的父母。
尤其是父亲。
我的父亲，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香肠的父亲，会把小时候的我高高举在头顶的父亲，会为我讲瓦岗寨好汉和五鼠闹东京的父亲，会偷偷塞给我零花钱买肯德基的父亲，已经花白了头发。
每次回家，他都会异常地忙碌。忙着给我做一碗豪华版放了虾皮紫菜小葱花的鸡汤小馄饨，记得撒一点我喜欢的白胡椒。忙着把家里过年置办的年货一一展示，猪头肉香肠腊肉蛋饺肉皮黑洋酥汤团白切羊肉。忙着把一年没用过的遥控器找出来，调试客厅里的电视机（平时他们都在房间里看电视）……
但真的坐下来，我们吃饭，我们喝酒，我们看电视，然后我们忽然不知道，应该聊什么。
父亲从来不逼我，他没逼过我一定要考一所“211”“915”的重点大学，也没逼过我一定要找一份年薪丰厚的工作，甚至没逼过我一定要在三十岁之前嫁一个有房有车的男友。
有时候，他也显得有点着急，望望我，张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最终，不过是夹给我一个蛋饺，有点讪讪的。
这几天，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我写了那么多人的故事，可我真的了解自己的父亲吗？
他在年轻时，有过怎样的故事？他爱过怎样的女孩？他的梦想是什么？
我一无所知。
对于母亲，我们总是无话不谈；但对于父亲，我们总容易沉默。
这个问题，这几个月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
这大概是因为我一直在看一本书，看了好多遍，总也看不够。
这本书，是一个儿子，写的父亲的故事。
△程维德和妻子
这个父亲，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曾经有过领带飘飘的少年时代。也和所有的父亲一样，一天天地衰老了。
他的两颊早就长了老年斑。他会把择好的豌豆苗扔进垃圾堆，摘剩下的却放在菜篮里。即使是看他最喜欢的“地下党”电视剧，他也会在沙发里颓倒，迷迷糊糊昏睡过去，只是有一次，看着电视，他忽然转头问妻子：
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这是儿子听到的父亲唯一的不满。
父亲的不满，源自他自己正是电视剧里演出的，那些角色中的一员。
但他不是演的，那是他曾经有过的真实的人生。
一
少年程维德是从一枚“铸有镰刀斧头交叉图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制钱”中，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
那时候，他还在嘉兴读高中。
那时候，他还不会想到，不久之后，他将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在江西上饶，他接受了特训，然后，开始执行各种任务。
“一九三九年冬夜，群雁落余脚下，声闻数里，诚为奇观。”
这是他给自己的旧诗写的注脚。写着这样的诗句的程维德，和登上楼拔枪击毙汉奸后涌入人群，飘然离去的程维德，是同一个人吗？
和他一起参加刺杀的小伙伴，都牺牲了。他细心藏好他们的照片，撤退到了上海。
在上海，组织上给他的新任务，是协助一个叫程和生的人。
当然，程和生是假名字，程维德也是。
他们乔装成一对兄弟，可他们对彼此一无所知。
等真的入住，他才知道，所谓协助程和生，其实是因为程和生当时的房东，一直想要把他赶走，程和生向组织汇报自己不善言辞，所以程维德入住。
住进来才发现，其实房东并没有那么凶神恶煞，当时另外再租房子也并不难。
但程和生确实是不善言辞的。
有一次，程维德对程和生说，要考虑到万一查户口，应当如何对答。他问他在哪里工作，他只回答：
我在钢铁公司。
这当然是组织纪律的一种，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上级领导，互相没有工作关系。程和生不愿多说，程维德也不再问。
1942年7月29日深夜一点，程维德忽然在公寓被捕。
宪兵当场拿出程和生的照片，问这是你什么人？
他回答：哥哥。
他去哪里了？
回答：南京。
迎面而来的是耳光，而他心里想着的，是如果程和生也被捕，他们究竟应该如何对答口供。
他们其实一无所知。如果分别编制故事，假兄弟的身份很快会被揭穿。
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总部，他被严刑拷打，心里想着的仍旧是口供的事情。但究竟怎么打的，他没有说。很多年之后，程维德和妻子谈起这件事，只是说：“让我坐到浴缸里……”
然后呢？
然后，程维德就沉默了。
二
程维德编造了一套尽可能周全的谎言，比如自己刚从金华来，并不知道“哥哥”在做什么，只说“哥哥”去了南京。
宪兵对他说，你“哥哥”全招了。你快点说吧！
他什么也没说。
宪兵又说，你是你“哥哥”的“联络员”。
他心里顿时明白，“哥哥”什么也没说。
过了三天，审讯人带他去医院。在那里，他见到了“哥哥”——面色苍白，头部包了很厚的纱布。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他被捕的当天夜里，程和生也被捕，车开过北四川路桥上时，他从敞篷车上跳下来，脑部受了重伤。
在医院里，程和生捏了捏程维德的手，说了一句话：“完了。”
程维德事后回忆，这句“完了”，是表示自己决定牺牲的意思。
互相凝视了几秒钟，这是他们最后的回望。
之后，程和生找到机会，跳楼，自杀，死亡。
程和生的死，使得程维德的口供天衣无缝，他说什么，都是孤证，没有任何破绽。
他以“妨碍社会罪”，被判了七年。
在监狱里，他给朋友写信，说得最多的，却是食物：
Row-miam就是一种你我爱吃的炒面。
现在的饭同浆糊一样厚。
中秋节晚饭是吃骨牌大小五块豆腐和菜脚。
……
印象最深刻，是他回忆一个狱友，刚进来的时候穿着貂皮大衣，每顿饭要叫外卖，带热手巾把的那种。一顿顿吃下去，渐渐地，他只得脱下一件件衣服，用以换取越来越粗粝的食物——最后，他穷困潦倒，穿着单薄的秋衣，就那样死了。
人的命，如同草芥。那个人，连名字也没有。
1944年底，朋友萧心正经组织同意，帮助程维德“保外就医”。随后，他去了淮南华中情报部，接受组织上的谈话审查。最终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你在被捕后的表现是好的，经过了党的考验。
这是一句口头结论，没有任何书面证明，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并不是最终的结论。
在监狱里，他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因为年轻，他很快恢复了身体。在日本投降当天，他和朋友们在马路上高谈阔论，误进一所大宅，灯火通明，主人却已逃匿不见踪影，他们喝光了宅子里的洋酒，倒在“细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
后来才知道，那所宅子，位于美丽园——汪伪政府的要员们都住在那里，包括胡兰成。
程维德这时候想起了什么？他会不会想起一齐刺杀汉奸、最终被击毙于池塘的战友？会不会想起不知道真名不知道家乡的“哥哥”程和生？会不会想起探监时劈头盖脸一句“戆伐”然而回家不久即去世的老父亲？会不会想起监狱里那些不知名的死囚？
……
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这时候早已经不记得，在审讯时，他的回答。
△程维德的审讯记录
那最后几行，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被人反复提及，他会被按上一个新的帽子——
叛徒。
三
1967年，15岁的儿子和48岁的父亲程维德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十五岁，问过当时四十八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记得那是一个早晨，他穿着带有补丁的中山装，戴了袖套，正准备出门赶去某校——他已在那地方扫厕所半年。他定然看着我，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1955年，程维德因为“潘汉年案”受到了审查，而后，因为他在被捕之后的供词被披露，审讯者根据供词里最后几句话，认定他当年叛变。
接下来，是无穷无尽的申诉和审查。
一开始，他还欺骗妻子，说自己正在“外地”工作，长期不能回家。1955年8月8日，他给妻子的信中说：
不要老记挂着等我回来。请想想他们吧：那些远离家人去戈壁沙漠的地质勘探人员；那些正在享受甜蜜初恋的，而决然选择报名去边陲从事建设的青年们；那些告别了妻儿和家中温暖的壁炉炉火，在东北冰原上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们。他们是那么的伟大，令人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暂时的离别就显得是多么的平常而有愧，这不只是对你说的话，也是对自己说的，有时候太想念你时，一想到这些，心境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但敏感的妻子，却忽然注意到信里“听到窗外一声暴雷”的细节。凭着这一点，她觉得，丈夫并不在外地，而是在上海——因为8月8日这一天，上海也打雷了。
△程维德和妻子
妻子的直觉是正确的，程维德在很久之后，在写检查交代时无意听到窗外小贩叫卖，才意识到，这小贩的声音十分熟悉，以前也在他家门口游荡过——
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唯一的欣慰，是他得知“哥哥”程和生的真名，叫郑文道。
郑文道因为被定为“生死不明”，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在审查中，程维德这样说：
虽然我的问题尚没查清，但程和生同志的表现是坚定的。
一直到1979年，程维德才被平反。他被通知去领取抄家时的书籍，在龙华机场里的大仓库里，无数人埋头翻阅着那些被抄走的旧书。他没有翻到自己心爱的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却找到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给初学画者的信》，扉页上有主人的签名——
王坚强。
程维德想，王坚强，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四
程维德并不和儿子谈论自己。
他宁可和老友互寄明信片，在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即使是那样亲密的老友，曾经在他入狱期间给他寄过粮食又营救过他的老友，他们还是不讲自己的故事——这是最初的约定，组织和他们的。
程维德的儿子第一次写他的故事时，不得不把“父亲”改为“伯父”。
曾经抱怨过父亲没做工人的儿子，后来写了一本特别厉害的书，叫《繁花》。《繁花》出版之后，金爸爸看了看，没发表意见。
嗯，写书的这位儿子，就是金宇澄老师。
这本让我两个月里哭了五六次的书，是金老师的新作《回望》。看了《回望》，《繁花》里许许多多的故事都能找到更恰当的注解。
另外，我只讲了他的父亲的故事，里面还有母亲的故事，欢迎大家去看。
看完这本书，我最想要做的，就是回家，在这个新年，和我爸爸，聊一聊他的故事。
一切还不晚。
爸爸，我回来啦！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部分来自《回望》截图
参考资料
金宇澄，2017.1，《回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21 08: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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