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源济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原创 2017-01-14 叶芳 凤凰网文化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撰稿人叶芳为凤凰文化回顾了周有光的一生，期望更多的人去阅读周有光先生的著作，因为那里可以发现的真知灼见远远多于人们的传说。

周有光

洞

323见

《洞见》第323期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作者 | 叶芳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保持心灵睿智最为长久的学者，每年有更多的报道在他生日前后出现，就像一种习惯性反应，多半匆匆一掠，难以深入。因为他是“名人”，有很多光环，而且如此长寿，自然会吸引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唯有非常理性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异于常人之长寿，或如寂寞花开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就如周有光先生认可的学生、北大教授苏培成先生所说，与周有光先生同时代的人大多已经故去，与他曾经一起工作并且相互了解的人也越来越少。前几年还相谈甚欢、称得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多已体弱多病，出门不易，谁解个中寂寞？谁能真正理解周有光先生所思考和探求的一切？对于周老经历的大时代，出生于1949年以后的人，也只能通过想象还原周有光先生与他同一代人交流的胜景。

所幸，就在2013年，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同意将周有光先生在1996和1997年间口述录音带记下的文字用于出版，这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在周有光先生109岁生日前夕问世，使得再现周有光先生的百年人生有了比较可靠的资料。

有救国抱负，但保持政治上的疏离感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很早他就与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受到五四运动中科学和民主思潮的熏染。周有光先生自己说，17岁他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

周有光先生年轻时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振兴中华已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为迫切的诉求。优秀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时代大潮所裹挟，一定程度上投身革命成为学生中的时尚。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两年书的周有光虽然不是最冲动的学生，但也因五卅运动离开这所颇负盛名的学校，转入光华大学。到他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常常在赞美圣约翰大学的教育体系的同时，非常理解圣约翰大学的外国教师为什么反对这些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冲出校门：无论如何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

但是，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周有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同样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着。以至于大学毕业，已经有了待遇不错的工作，有了一点余钱养家糊口，且刚与张允和结婚，周有光就与新婚妻子东渡日本。日本著名的左派教授河上肇把《资本论》翻译成了日文，成为最早影响日本及中国留学生的学者，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周有光一心想要报考河上肇任教的京都大学。

周有光先生和妻子张允和，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张氏四姐妹”中的二姐，出身名门世家，是才思奇拔的一代闺秀。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

在那个时代，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意味着更深入地参与了那段大历史，转向“左翼”也就意味着介入了一个更为广泛而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圈子。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看上去，他对各种党派的印象，远不如对身边的朋友所从事工作的正当性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更像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同时从事着另一份非常专业的工作。

抗战时期，是周有光先生精神极为振奋，投入精力最多的几年。1937年周有光先生带着全家离开上海，经过长沙、成都，最后到达重庆。这一时期，他主要为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农本局工作，“因为跟日本人打仗，要有后方经济的支持”。抗战前夕，鉴于“复兴农村工作”和“加强农业金融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农本局，在以重庆为大本营的抗战后方起到了流通农村资金、调整农产运销、支撑后方经济的巨大作用。按照周有光先生的描述，就是要尽快解决从东南沿海转移到重庆几十万人的吃穿问题。

后来周有光先生儿子周晓平回忆，说那个时期爸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很“神气”，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周晓平去他办公室也体会到了那种气氛，觉得他爸爸像一个镇定自若、意志坚定的指挥官，指挥着无形中的千军万马。

在重庆，周有光先生见证了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有一次周有光去打网球，赛后方知对方就是蒋经国。而蒋介石那时经常出现在重庆街头，有一次年幼的周晓平遇到蒋介石，模仿他看到过的镜头对蒋行军礼，蒋介石停下来摸摸周晓平的头夸奖了他几句。

1946年，三连襟与张氏三姐妹于上海合影(前：张元和、顾传玠。后：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那个时期周恩来很有影响力，在当时重庆的知识分子中声望很高，周有光先生是经常与周恩来见面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不仅包括工商、银行业人士中的杰出人士如何濂、蔡承新等，也包括许多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仁人志士，如许涤新、徐特立、沙千里等等。显然，周有光是深受革命者影响的，他在感情上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支持在未来十多年里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革命运动。

但是，在行动上他却与许多革命者很不相同，他似乎始终关心的不是观念本身，而是一种更为实际层面的工作或研究。抗战期间，在长沙，他与徐特立见面，两人谈的很投机的话题是文字改革，他们都对拉丁化运动很感兴趣，而徐特立告诉周有光，他在延安已经开展这样的实验，但有阻力。他们同样关心如何更快地将文字教给大众，普及教育并开发民智。

这一时期的周有光，主要工作还是金融服务，但对文字发展及研究方面的兴趣已经很大，不然他不会将与徐特立谈论的这个话题专门记录在他60年以后的口述中。他的业余爱好，与政治并无直接关联，但其中政治潮流中折射出来的革新精神十分符合他本人的兴趣，同时这种革新精神与社会大变革前夕的思潮息息相通。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借助这种兴趣爱好，周有光此后与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这是否意味着在直觉上，周有光在政治活动的最终分界处始终将止步不前？或者某种吸引他的政治理论，如果不与具体可见、并能积极促进社会进步的实践发生密切联系，他会自动避让？      

          

从美国回国时的矛盾及度量

1949年以前，周有光主要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在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的这段时间，他享受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美国的进步与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晚年，他对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之自由和免于恐惧之自由仍念念不忘。

他的口述里记录下来的在美国三年左右的生活内容，很多方面与文字学有关。例如那个时候，他就想利用Gregg速记原理发明一套“能记录四种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厦门话”的速记符号。这些与文字改革有关的研究，一直是周有光先生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业余娱乐活动”，他的口述提到与这一爱好相关的细节比比皆是，这些爱好将伴随他一辈子的工作与生活。

周有光晚年说，有两个原因促使他很快回国，一是母亲不可能去美国生活，二是认为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对中国最有价值的工作。最初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很快回到中国。1948年，在赴伦敦的游轮上，他经历了一番认真的思索，得出了上述结论，加上他的中国朋友如老舍、罗常培、刘良模、杨刚、刘尊棋、丘唐等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成回国，就使他下了回国的决心。周有光回忆说“很多人认为回到中国，就可以对政治、经济、文化发挥作用，而留在美国相对来说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却不能兼济天下，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深深引以为遗憾的。几乎所有周有光接触过的知识分子都相信，共产党必然将掌握政权，此后中国就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那时将需要大批人才。

回国之前，周有光游历了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看到整个欧洲都变得左倾。在意大利，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共产党不久就有可能执掌政权。他在回忆中说道：“当时不仅中国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欧洲也是非常明显地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自己应该站在政治的哪一方面。”

 

1949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思索与游历，周有光最大的热情仍在于报效祖国。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了香港，等待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持久的变革到来。

即便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选择的时候，周有光也没有忘记满足自己的控制不住的爱好。在1997年的口述中，周有光详细记叙了他在游览大英博物馆时对“罗塞塔碑”等古代埃及文字的迷恋，以及他在卢浮宫对拉丁文及此后欧洲语言文字演变的兴趣。他尽其所能买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出版物，但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此后一个时期内，这是他用于世界文字发展史研究的唯一可以凭借的外国资料。1948至1949年的游历丰富了周有光观察西方世界的知识，也形成了他在混乱世界中冷静和多角度观察事物的视角，尽管此后他并没有太多公开表露他独立思考的想法。但自此，周有光对世界的看法转变为世界性的、多角度的，而不仅仅从中国角度出发。这与他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直至退休回家后关注的重点是一致的，是长期内在思考和严格逻辑论证后的必然结果。

在动荡不安的年月里，知识分子还能有所作为吗？

回到上海的周有光进入自己的老本行，就是研究经济工作。但随之很快发现这些经济研究机构已经形同虚设，不断的运动不仅让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更大的精神危机潜伏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背后。周有光所在的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一位副处长在紧张的局势中跳楼自杀，更让他感到运动的严酷和无情。即使不做对抗也像是在束手待毙，但周有光还不能去否认运动的正当性，他承认当时他还是拥护这些运动的。

不过经历“三反五反”斗争后，经济领域一片哀鸿，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已不可能进行，僵硬的计划经济只与苏联挂钩。周有光的兴趣由此更多转向拉丁化文字运动，这个领域一直由共产党人为主导，瞿秋白、徐特立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拉丁化运动的坚定倡导者。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对于文字改革就产生了两种有影响的方案——“国罗”和“北拉”。从学术上说国罗更成熟。而北拉是从苏联舶来，受左翼的支持，和政治结合更为紧密，但在民众推行中已经有成果。1954年文改会成立后，研制拼音方案，在国内的“国罗”和“北拉”有影响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一工作由吴玉章这样的党的骨干直接领导。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实际上周有光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简陋的书房和认真阅读的周老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建立一个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个时候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有趣的是，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似乎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最终同意让罗马字母成为汉语拼音方案中的成功的拼音字母的最终选择。

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人曾经暗示，周有光对政治运动具有的免疫力可能来自他的胆小谨慎。但这并不是一个很站得住脚的理由，对于周有光漫长的一生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无所事事。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头脑处于停滞状态，但又不喜欢做徒劳无益的事情。这时，他找到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他的业余加之专业精神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周有光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且他利用在国外时并不长久但很有效的文字研究资料的收集，加上他对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研究，发挥了自己在语言文字研究和实用性方面的特长，在政治窒息的时代找到了不仅有利于生存、更有利工作的空间。

十平米的书房，四周挤满了高高低低的书架，周老生前坚持在干干净净漆面剥落的书桌前读书看报

幽默感、随遇而安使他免于在非常时期陨落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他不得不将眼光投注于他并不很熟悉的农村——极其贫穷的西北荒漠。不过，在他的记忆中，这段历史留下的故事一点不少，还很有趣。生活的贫乏对周有光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是饮食而不是精神。他的口述中叙述的总是吃烂白菜的故事，表现的是饥饿年代的节俭，极为荒诞却很有戏剧感。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粗糙的食物让他期望获得坚硬的牙签，于是他研究沙漠中芨芨草的用途——这是一种坚韧程度出奇好的野草。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不过最好玩的还是宁夏栖息在湿地中成群结队的大雁，它们并不在乎飞翔时身影下的干校人群，一起落下粪便如暴风疾雨；在夜晚它们的哨兵如此警觉，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发出的叫声像滚滚的雷声惊天动地。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但这是一个有效的过滤机制，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幽默固然是他的天性，也是他在如此漫长而动荡的年代得以自我保存的良方。我猜想，这也是周有光先生长寿的一个最易解释的原因。即使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也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

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暂时休息。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幽默感大大延续了他的智力活动。1971年以后，干校紧张空气有所缓和，周有光又开始了他的文字学研究，或者作为一种娱乐或智力训练的方式——他利用《新华字典》对汉字进行检拆，分析“‘字’里面有多少个‘文’，”“经过这样的分析，就能知道平时用的《新华字典》7000多个字中的基本符号、基本部件有多少个。”所以“如果认了这1000多个基本符号，就比较容易认那6000多个字，不过读音不行。”回到北京后，他把这个材料进行了整理，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叫《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后来，他研究正词法，正词法的目的是将汉语从以字为单位逐渐过渡到以词为单位，这一方法不仅在拼音的使用上可以有效分割句子中引起歧义的字词关系，还可以让外国人掌握汉字的效率提升。但遗憾的是，正词法最终没有像汉语拼音一样作为一种标准的语言文字规范加以颁布。

但汉语拼音最终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标志着这一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以后汉语使用的标准化提供了一种国际上确认的读音标准，也为混乱不堪的不同文字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清晰的表音标准。

周有光教夫人使用中文打字机

语文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

一般人容易理解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功，以此敬仰这位年事已高的学者，这并没有错。但周老自己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这个拼音方案是许多人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夸大自己的工作成果，也不喜欢“汉语拼音之父”这个含糊不清的赞誉。但他对这个方案的用心，是在具体而微的细节研究和制定上，这个方案的成功更多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鉴别其中合理及最为有效的成分加以运用。

从拼音文字研究和对世界文字发展史的探索，使周有光考察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角度也在不断深化。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正词法的使用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研究不脱离社会，更不孤芳自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令人惊叹的是阐述这些思想成果的文字是如此精湛，称之为隽句格言毫不为过，因此反过来又有很多人忽视了他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作品，更多阅读的是他80多岁以后的作品，当读者读以下文字时，确实很容易被迷住：

我们现在处于文明的“双文化”——国际现代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互容互补的时代。正是传统文明的精华的相互流通，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产生了没有地区差别的世界性文明。

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认可，还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另一种是统治集团的开明程度。

如果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就不能分什么阶级性，也不能分中、外、东、西。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应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而福利制度是资本腹内的社会主义。资本养护福利，经济就兴。福利销蚀资本，经济就衰。

20世纪是一个光明的世纪，但是又很黑暗。20世纪是一个智慧的世纪，但是又很愚昧。遗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

我们有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就是扩大视野。扩大视野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要改为从世界看世界。

做一个地球村的新村民，需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

周有光先生早年留影

对未来，如何持有信心

2013年资中筠先生和周有光先生见面，并作深谈。事后周有光先生说资中筠过于悲观。这是许多人都深切体会到的近乎绝望的感受。对于他所深爱的国家的前途，周有光先生抱着乐观以待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也终将回归到世界主流中去。至于多久，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世界公民，你看到和认同的将不再被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

抵御内心的失望、不良反应既是长寿之道，也是听命于自然。如果一个人长寿，自然将看到更多死亡和不幸。就在他刚刚度过109岁生日以后，不期而遇的痛苦还是在无法料及的时刻袭击了他，许多人为此忧心忡忡。

在承受了最沉重的压力之时，周老告诉他的至亲，他需要安静地呆在家里，不想有更多干扰。他说：我对别人说我很健康，但我要对你们说实话，我已经体弱多病。的确，如果他能保持内心的澄明，就需要避免因现实纠结带来的疲惫感。

周有光先生晚年

这些年我经常光临周有光先生的小屋，听他讲故事、谈论他感兴趣的问题。现在去的时候，也会遇到他正在打瞌睡。毕竟是进入110岁高龄的人了，而且腰椎的弯曲造成的伤痛使得他睡眠并不规律，他比以往需要更多的安宁和休息。大多数时间里，由于保姆事先通知周老，他会要求保姆在约定时间里扶他坐好，戴上助听器，然后坐在小沙发上等着来客。如果他开心，眼睛自然像一轮弯弯的月亮一样迷人。

因为出版他最后一部完全未发表的作品《逝年如水——我的百年口述》，2014年前后我还是请教过周老许多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这部作品并不完全满意，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1997年迄今已经17年过去了，期间失去了周有光自己可以亲自修改的最好时机。其次，就纯粹的记录文本而言，显然需要一些作者自己进一步澄清、补充或调整的地方，但他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工作。因此他告诉我，他提倡“出错主义”，让读者的批评指正有可能校正与事实有出入的部分，这是他的愿望。

周有光先生是一个极其谦虚、平和的人，这也是他过人的地方。今年1月，他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回应外界认为他很有成就的看法，他再三坚持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对扫除文盲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强调，100多年前就有人在做拼音方案的研究，这是许多人的工作。如果谈到理想，他始终如一，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

当看望他的人说是他的粉丝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把粉丝都吃进肚子里了。有一次当话题再次绕回涉及到他个人问题时，他打断说：我们还是谈谈世界吧，个人的事情微不足道。

每次看望周老，最难的是离开这个小屋的时刻。无论你怎么祈愿，你还是发现年复一年时光留下的刻痕。我们知道他已经难以独自行动，这意味着他坐着或躺着的时间将可能延长。但你似乎已经熟悉他的一颦一笑，习惯他告别时双手合一的作揖动作。走出房门后回首，看到他微微向前的侧影，这个场景已经固定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成长于1949年以后的几代人，真的能够穿越时空，把握周有光先生这一辈人，还有比他年轻但也已经是80开外的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真髓吗？是不是我们终将停留在肤浅、无知和冷漠的时代，难以承继一代又一代人最珍贵的思想财富，包括他们独特的经历、思考、反省，从而羞愧于自称是他们的后代呢？

我希望彻底打消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与他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精神高度的，更包含对一个世纪回眸时的诸多陌生印记。但我们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智慧高度。周有光离我们很近，又很遥远。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还是一个始终没有停止思想的老人。当我们试图通过他的故事回溯往事、究其成因时，我们面对的却是重重历史帷幕，直到他的《逝年如水》发表。虽然有诸多遗憾存在，这本书仍不失为一个大历史的重要例证，这使得让我们有可能完成一次漫长的旅途跋涉，看到遥远的过去那一张张或近或远的生动脸孔。

我期望更多的人去阅读周有光先生的著作，那里可以发现的真知灼见远远多于人们的传说。

作者简介

叶芳

叶芳，1981年初从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时间从事的工作都与书有关。近年来与周有光一家关系密切。2013年策划及参与编辑《周有光文集》；2015年1月策划并编辑了周有光先生《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现居北京。

文章来源

凤凰文化

原创栏目《洞见》

源济

“我对中国是抱有希望的” 周有光百年心灵语录
2017-01-14 凤凰文化 凤凰网文化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

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凤凰文化特别整理了周有光百年心灵语录，与大家一起怀念周有光先生。

源济

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启蒙、人性和常识 

原创 2017-01-14 王自亮 凤凰网文化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凤凰文化特约王自亮回忆拜访周有光的经历。在他看来，启蒙、人性和常识，是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从早年的实业救国、经济救国和革命救国，到研究文字学，倡导平民教育的教育救国，再到晚年强烈意识到启蒙、常识和理性，用一个不那么确切的词，就是进入“启蒙救国”的阶段，完成了思想的螺旋式上升。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最终走出“专业的深井”，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他晚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建，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一元性”（不分东西方、国家和阶级）、“双文化论”（地区传统文化和国家现代文化并存），用“三分法”代替“五阶段论”，所谓三分法，就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启蒙。

周有光

洞

324见

《洞见》第324期

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启蒙、人性和常识

作者 | 王自亮

一

这是北京一个极为普通的院落。普通到只有冬青丛、楼宇的影子和寂静。一阵微风掠过，从树梢传来耳语般的响动。偶而从某个角落传来孩子们的嬉闹与哭喊声，在空中飘荡，恰如历史的残响。就在这个院落的一个公寓里，住着一位名叫周有光的百岁老人。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者，文化史家，当今中国最高龄学者，跨世纪证人，还有很多名衔。其实所有这些称谓，都无法概括他的学识、经历和智慧。用李锐的话说，周有光是个“先知先觉”，这等于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启蒙者”。

那一刻，他就坐在我面前，不时注视着我。我们交谈起来，一种恍若奇境的感觉紧紧攫住了我，仿佛“历史”正在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几圈轻微的思想涟漪。

2013年4月28日下午，我和《周有光文集》策划人和责编叶芳，经济学人、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一起，走进了周老的书房。说是书房，其实这只是一间9平方米的斗室。放了一个上接天花板的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一张沙发和茶几，空间甚为狭小。眼前这位著名的长者，正坐在蒙上蓝布的沙发上，后背有点佝偻，看上去行动不便，但眼睛依然很有神采。当我们说话时，他会专注地倾听，等到他开口说话，却屡屡使人吃惊，缓过神来却觉得大有深意。

谈到这个国家，周先生很认真地说，“我对中国是抱有希望的，只是不能急，要慢慢来”。他说别人不懂，以为美国只有二百年历史，这是不对的，美国继承了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说来，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美国是五千二百年历史。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要有耐心，中国的进步也是明显的。只是别的国家可能三十年就能达到的目标，我们或许需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久才能达到。

见到周有光先生，不管我事先有多少思想准备，仍然在心中生出一份惊奇、慨叹和钦慕：无论是他思维的敏捷，还是记忆的清晰，更不要说他的幽默和自嘲了。听叶芳说起，上次她和唐师曾拜访周老，周老说自己年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思维还没有衰退。如果思维衰退就会得老年痴呆，那生活质量就很差了。“不过老年痴呆者大概最后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痴呆症患者，我也认为自己不是，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痴呆了？”一席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啊！这就是周有光式自嘲。自嘲，乃最高之幽默，往往代表着智慧、勇气和深刻的内视。

1906年，清朝离它的灭亡已经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了，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前途未卜。这一年，周有光先于末代皇帝溥仪在同一年出生。江苏常州青果巷传来一阵哭喊，似乎预示着新与旧的交替，还有世纪之初的蕲望。这个叫周耀的人，后改名周有光，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代，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8年抗战和10年文革。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华尔街工作，游历了几乎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与许多世界名人交往过，他与爱因斯坦交谈过两次，与蒋经国打过网球，与周恩来有直接交往，还参加接待达赖喇嘛，无数著名人物对他抱有深深的敬意。

周有光，正是因了他的名而存在。110年来，他时常生活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织之中。纵观他这一辈子，不仅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早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参与者，也主持和拟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不仅是就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身兼两职进入江苏银行和光华大学，任教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还为抗战期间的新华银行和重庆农本局作出了贡献；不仅对本土的社会经济有着深刻认识和深度介入，而且还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精神—物质世界有着周详认知和细致观察。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被他的连襟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但他却非常谦虚，推崇波普尔的“试错”理论，认为自己的回忆录和著作“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这就是周有光。我们总是把这样的老人称为“人瑞”。在我看来，“人瑞”者，人中龙凤也。不仅长寿，而且智慧、敏锐，充满了道义的力量，以及为真理而战的勇气。1927年光华大学颁发给周有光的毕业证书上，正好写着李石岑的一句话：“为人格而战，为人道而战，为真理而战”。收获赞美，更在意有价值的反对声音，这是他的一贯精神和行事风格。

那一天，我们在周老家收获了机智、爱和平和，也得到了永久的教益。我发现，周老说话时语速较快，语调柔和，有时停顿片刻似乎在征询你的评价或意见。在交谈中他更多的是倾听。不管怎样，他都会注视着你。最难忘记的就是这位百岁老人的眼神和声音。这目光是柔和的，也是坚定的；是单纯如婴孩的，也是历尽沧桑的。而这声音呢？在纯正的“国音“中，却带有江南杏花雨的甘美与急促。

这就令人想起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烧毁了的诺顿”一章中的诗句：

可能发生过的和已经发生的

指向一个目的，始终是旨在现在。

脚步声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我们没有走过的那条走廊

朝着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那扇门

进入玫瑰园。我的话

就这样地在你的心中回响。

二

启蒙、人性和常识，是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从早年的实业救国、经济救国和革命救国，到研究文字学，倡导平民教育的教育救国，再到晚年强烈意识到启蒙、常识和理性，用一个不那么确切的词，就是进入“启蒙救国”的阶段，完成了思想的螺旋式上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最终走出“专业的深井”，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他晚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建，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一元性”（不分东西方、国家和阶级）、“双文化论”（地区传统文化和国家现代文化并存），用“三分法”代替“五阶段论”，所谓三分法，就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启蒙。

关于启蒙，康德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话：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康德还说，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不认为如下说法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一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康德：《答复一个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江怡主编，东方出版社）。

这些话与周老的思想和实践如此契合，只不过一个是西哲，一个是忧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语言使用上，一种是语义深奥的哲学语言，一种是明白畅达的日常语言。

周有光先生从1956年开始，从经济学和金融行业转向了语言文字学。表面上看，这个转向有点突兀，其实包含了他长久以来的思考。在他看来，开启民智的关键是识字，在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是无法进行思想启蒙和社会建设的。平民教育、知识传授和思想启蒙是三位一体的。1958年，他收集了几百种文字改革方案，主导创立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得更多的普通人上学没有障碍，使大陆在统一文字改革方案、白话文普及、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四个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在85岁之后，竟然对历史、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重读《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英文版的《资本论》就通读了三遍，还大量阅读科学、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著作，亲炙世界文化史和民族史。他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周老发觉17到18世纪中间，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最重要的事件。纵观一部世界现代史，启蒙既是发端，又是动力，还是指向。周有光在兹念兹的，始终是启蒙的要义、延展和结果，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周老的公子，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学家周晓平先生曾告诉我们，“父亲要求我多了解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还批评我搞不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区别”。

晚年的周有光先生，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渊源、发展和流变下了不少功夫，从康德、培根、洛克到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甚至是一些不太著名的启蒙运动人物，他都烂熟于心。周有光对陈乐民和资中筠夫妇的启蒙思想研究工作极为欣赏，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对中国现代化功德无量的好事，很了不起。比如陈乐民提出，“启蒙”即对一个公正、文明、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启蒙和学习依然是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资中筠则认为，启蒙的本质就是消除谎言、把握真相。这些说法都是把问题看得很透了。周老觉得，中国应该有一部像样的启蒙主义史，“你把启蒙问题搞清楚之后，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他还对儿子周晓平谈起，欧洲在搞启蒙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呢？是满清攻打汉族，落后的游牧民族统治了汉人，成为一个加强专制的时期，而启蒙是讲民主、自由和理性的，这两者刚好背道而驰，那时的中国很可怜，被海洋、沙漠和高山包围，成为一个孤岛。

周老还曾谈起，二战之后为什么日本不道歉，而德国却道歉了？因为日本尽管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却是一个很专制的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发生社会改革，所以到今天不道歉。马克思为什么在英国写出《资本论》，而不是德国？德国经济发达而思想落后，实验科学时代还在搞经院哲学，当时德国是欧洲启蒙最弱的一个地方。德国参加和发动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来为什么又加入欧盟，德国总理还为纳粹的暴政而下跪道歉，原因在于它到底是在欧洲，启蒙思想容易接受。总的来看，整个亚洲国家启蒙不足，所以导致现在这个状态。周老还回忆说，“我的母亲出生于1868年，四川人，在逃难时还说：‘没有皇帝怎么行？’”     

不惟如此，他始终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看待世界的眼光，把国际政治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与启蒙思想的传播结合起来认识和研究。在他看来，所谓启蒙，除了康德所说的“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承认常识”。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某些“掌握权力的人自己没有常识，也不允许别人有常识”，大炼钢铁“不就是没有常识吗”？周老还回忆说：“改革开放后，新加坡的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我跟一位英国教授在公园散步，我问他，许多人都说新加坡搞得很好，是一个奇迹，你怎么看？他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就是国际成功的先例，第一要走民主的道路，第二要开放。按照常规来办就会成功。”

现代化的社会标志，就是“人的身体从限制行动到自由行动，人的头脑从不许思考到独立思考，从此历史开始了现代化”（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19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周有光先生看来，承认并回归“常识”，坚持累积性的改革，坚持科学的“一元性”，释放精神创造力，在再认识本土文明的过程中，加入现代世界文明体系，这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功课。周老告诉我们，“回到常识，就是遵循历史的规律性，孟夫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哪个对的，哪个错的，每个人都有天然鉴别能力”。

三

如今，我手头有了两本周有光老人的“百年口述”。

一本是老同学、周老“百年口述”策划人叶芳送我的，实际上是个根据原始文本整理和初编的打印稿，加上索引有600页左右，封面设计也极为明快、简朴。著名编辑吴彬女士对这个口述的最初原始文本作了最初的审读和编辑工作，并加上了各章最初的标题，同时经过周老的公子周晓平先生核实原文。去年拿到这个文本之后，就开始贪婪地阅读起来，做了很多眉批，在书角书后写了很多带有感想性质的话，有的只是片言只语，字迹潦草，今天翻开一看，竟然漶漫不清了。为了参加去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这本口述史的研讨会，我还在书后留下了几十个条目，包括心得、感想、疑问和题外话，后来整理成扼要的文字，用作发言提纲。

二是刚刚出版的正式书籍。在写作这篇文字时，需要正式的出版物，就到工作室对面街上“晓风书屋”买了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根据上述文本编辑出版了周老这本口述，书名为《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说实在，我对这个书名并不感到过瘾，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有点接近，又跟贺拉斯的那句话：“抓住！快抓住那似水流年”也意思相仿。问题在于，篇幅上似乎压缩和精简了，叶芳征集订正意见之后（听说邵燕祥先生对打印稿的订正就达上百处），错讹肯定大大减少了，语言上比原本更加文从字顺，但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极有可能“过滤”了一些体现周老思想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文字。我还没有来得及核对这两个文本，也没有向出版社核实过，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愿不会损失太多。

这是一本个人史，更是一部百年民族史的折射。

周老的这本“百年口述”，从自己的家族渊源开始谈起，细数从清末至今日的历史变迁，透过敏锐的眼光和极强的个人记忆，讲述曾经亲身经历或耳闻的情节和故事，从太平天国、救国会、抗日战争，到西迁大后方、国共合作、思想改造、文字改革，直至“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松访华和改革开放，集中表现中国百年历史的各大关键时刻及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涉及的中外现代史上大量有影响力的人物。周有光先生善于在描述当时现场、事件、人物命运时，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形成比较和参照，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在必然历史中的吊诡和回转。当然，作为一部个人史，必然要面对个人命运，他在口述中毫不掩饰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从民国初普遍左倾、充满活力的年轻知识精英分子中的一员，向一个力图保持清醒思考，在有限的条件下为祖国服务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所有这一切，在书中始终能得以客观的叙述，在叙述主体与政治事件以及社会波动之间，既保持一定距离，又置身其内。仅就这一点来看，除非具备一种大智慧，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本百年口述是豁达的、客观的，也是幽默的、自嘲的。对一些伤害过他的人，他并不存有什么芥蒂，总觉得是这个社会土壤和时代风气使然，而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他是念念不忘的。周有光先生对自己的成就，往往付之一笑，对自己碰到的一些奇人趣事，或生命中意想不到的结果，总是穿插上一些自我调侃的“画外音”。

而对那些最重要的事件和变故的处理，他的基调是：悲悯、达观、平和。包括对战时逃难、粮荒灾难、饥饿时期和文革动乱，人民所受的折磨、洗劫和困顿，他时常抱有巨大的同情心，而对自己和家庭遭受的磨难，则采取豁达的态度对待之。当然，抗战期间幼女小禾夭折，给他留下了不可弥合的创伤。在“五七干校”中，他最难受的事，是陈光垚吐血去世、“走资派”的悲惨遭遇和倪海曙的赶马车受伤，而不是自己的境遇。这正是周有光能度过多重劫难的精神基石，也是他将声望、赞誉和成就视为芥末，将正义、人性、自由和民主奉为圭臬的因由。

依我的理解，其实周老之所以要做这个口述，并不仅仅是为自己“立此存照”，留下一幅个人和时代的精神肖像而已。做百年口述，就是以个人经验和经历作为启蒙的工具和材料。启蒙，仍然是启蒙！对家国、社群和行将消失的事物，周有光先生以启蒙之光打亮它们，赋予万事万物以人性、常识和精神的意味，不至于听凭它们在万劫不复的黑暗中沉沦与湮没。这使我想起张洁一篇小说的标题：《爱，是不能忘记的》。

于是，我们在这本周老的口述史中看到，他是如何做这些启蒙工作的。如果说，他的《文集》中的那些有关语言文字学、文化学和经济社会随笔组成了一个开启民智、引领世界文化之潮的“交响曲”的话，那么，这部“百年口述”就是个人经验被中国和世界现代化之光激活的，与读者极为亲近的启蒙精神“室内乐”。

就世界与中国，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言，虽然有了五四以来的各种论争，各种观点的碰撞也大体有了不少结论，但周老在晚年的独立思考中，我们还是能得到不少新的启迪。而有关社会制度、历史阶段和经济规律等等讨论，在“反右”至“文革”的某些严酷现实干预之下，变成非常沉重的话题，甚至让顾随、孙冶方等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周有光先生在耄耋之年的思索，更为我们平添了一份悲喜交集的感觉。

翻阅《周有光文集》，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华夏一脉的历史文化正在周老这一辈人的持续努力下，称得上“薪火相传”而且大有汇合中西文化于一炉的希冀。比如，对于中西文化“河东河西”之论，周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是“双文化时代”，把文化分为两个层次：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周先生说：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是全世界“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

周有光先生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国的儒家文化，先秦诸子的经典思想，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热爱甚至崇拜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产生，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灭。“河东河西”论是典型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周先生还告诉我们，现代文化的出现，使民族文化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文明古国不得不考虑传统文化的价值。弘扬华夏文化，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不能革新和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

读着周老的这本百年口述，我突然感到，他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作为读者，我的人生就包含在他的生命内部，我的个人史在某种意义上就由这个“他者”的个人史书写出来了，我们之间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不可分割。比如，我出生在1958年，正好是周先生等人推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元年；我不可能直接了解自己年幼时的社会环境，周老的口述史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因为周先生所述的是他亲历的“信史”。他生命中经历的大事件，从“打麻雀”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与粮荒，文革和“牛棚”，“破四旧”与破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林彪“自我爆炸”、唐山大地震，编织了我所能真正理解的时空之网，恰好标明了我所降临的人世，是怎样一种已经预设好的“史无前例”的境遇。

而周老对未来的信心，恰恰是建立在长时段、大尺度和长远眼光基础上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他总是抱着顺应历史进化和达观的态度，充满了内在的激情。关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曾对人说：“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人家说中国实现民主还需要30年，我说30年不算长。有人说，中国已经发展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水平了，慢了150年。慢了15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5000年也等过来了，不在乎这点了。”他看待天下大势，就是将世界与本土互为参照，使之彼此穿透，获得新的坐标。他说：“我为什么不悲观呢？用世界的眼光看，没有悲观的理由。假如是国家的眼光，可能是悲观。全球化很重要，全球化必须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周老在百年口述中引人注目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在这百年变化莫测历史中的“定力”，他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无论是政治运动，战争灾祸，重大转折，还是自身转型中的种种变故，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他始终保持生命的底色，保持相当稳定的精神状态，对他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价值，从不轻易改变而又有所灵活运用。正如资中筠先生说的，周老“完全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周老已经彻底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与不公，都能付之一笑”。（见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资中筠“代序”，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0月）

作为百年的时代证人，同时又是参与者和观察者，周有光既是积极介入的，又是超然的。这部“百年口述”的叙述基调，是将热心肠和冷色调参合在一起。文革期间，周有光先生在宁夏平罗住“牛棚”，环境十分恶劣，水电和燃料十分匮乏，他的任务之一是烧炉子，对于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仍是很繁重的活计，但他在口述中依然细致地描绘周围的环境，农民的生活状况，干活的程序和诀窍，说“我烧的这些煤钎石，烧了以后就把它一块块弄出来，弄得很好。有一次我还受到表扬，说我烧炉子没有灭，还省了许多煤”。他在种黄瓜和经济作物时，又想到了国际市场的行情，把它与厄瓜多尔的香蕉、以色列的农作物联系在一起，还经常思考宁夏这样一个艰苦地区的的经济发展问题。种完稻子之后，他居然还有心情研究芨芨草的特性和用途，观察大雁粪雨奇观，对大雁拉屎时的军事化、集体化程度做了详细的记录。无事可做的时候，带一本《新华字典》做字形分析，做音韵、偏旁和复合字研究，最后还幽默地说：“因为我用一本《新华字典》做材料、做研究，是不犯法的。”后来他把这样的研究材料整理成一本书，书名就叫《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翻阅这本还飘着书香的《逝年如水》，当我读到346页中这一段时，内心五味俱陈，最后不禁为之动容：

在平罗种田，我做的最困难的就是挑秧。秧是湿漉漉的，全是水。田埂很窄，大概只有五寸宽，有的地方还不到五寸，滑得不得了。没有办法穿鞋，因为都是泥巴。你穿了鞋，这个鞋就陷在泥里，没有办法走路，一定会跌跟斗。挑秧，要从田埂上走过去，挑到插秧的地方，这一段路是非常困难的。我做这个工作大概做了三个半天。走这个又软又滑的小田埂，要有技巧。走快了不行，否则没有踩稳，人到跌倒的，那就满身都是泥浆了，而且还会被骂。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了你的脚就粘住了。所以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脚踩稳赶快往前迈，这样维持身体的平衡，不会跌倒。我呀，居然没有一次跌倒在田里。这件事呵，我到今天觉得还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还能挑秧，在又滑又烂的小路上田埂上走。

在阅读周老“百年口述”的原始文本过程中，始终有喜悦、凝重和会意等诸多心情伴随着我。在这里，最大的感触是周老是个行知合一，同时具备思想和行动激情的人，也是将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结合得极为到位的人。当然，他身上的首要特质依然是“科学”，在书中我每每感到他对事物感知之精细，可以用“洞悉幽微“来形容。他从不忘记以事实、细节和数据来说话。记忆的凹槽之所以那么深刻，总是与记忆过程中的“用心”有关。对于七、八十年之前的人和事，他都能挑检出来，从幽昧不明之处移向阳光朗照之所，这完全得益于“所思”的深刻，或者“举一反三”之到位。

在周老那里，科学精神是骨骼，人文关怀是其内心景观。他的叙述又是那么从容，简直到了异常平静的地步，不能不使人发出一声喟叹。一般而言，最为自信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出奇的冷峻或平和。周先生在叙述个人史的过程中，确实有极其冷峻的一面，有时甚至会觉得不近人情。如他在“百年口述”中“不断的运动和改造”那一段，讲到五十年代上海滩不时有人跳楼自杀的情景，特别是那位副处长在开会前将外衣挂在衣架上，开会时却不见人，被发现打开窗户跳楼，脑袋摔碎，血肉模糊的叙述，几乎是将那种惊怖的情景再现了一次。但我们仔细一想，这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那个时代的特异氛围，政治运动中的无情冷酷，怎能用一种温情脉脉的口吻去加以表述呢？而周老对底层百姓的生活，边缘人物的命运，亲属邻居中的小人物遭际，却充满了关怀、同情和施以援手的坚定。

我们在周老的口述中，看到了一种包容、宽厚和正义感，看到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不妥协，而又注意抗争的策略。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温和、温情和“温良恭俭让”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尽管从根本上讲，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是个接受现代国际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从来就倡导躬行亲历，从来就不以激进为乐，从来就在历史的深处寻找因由和答案。他的个性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阅人无数而从不炫夸，与无数人共事而从不无端挑剔，经历无数事件却从不照搬经验，自以为是。他对世上万物永远有好奇心，对专业哪怕是自己最精专的汉语拼音和语言文字学，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也从不孤立地研究各种专业：从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到文化学。他的人格力量还在于能够严格检视自己的内心，承认自己在一些问题上没有很好把握尺度，甚至还有不少错失。本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一个百岁老人的本真与透彻，足以影响千百万人。

在我看来，周老的通脱，来自他长期独自开凿“精神隧洞”，一旦贯通之后的豁然开朗，更源于他对于心智、勇气和个人经验的完整熔铸。在痛苦思索人、社会和历史，特别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变故之后，眼界和胸怀更为高远。他已经站在文明和世界整体性历史的高地来观察事物。他将普遍人性中最为宝贵的成分，加以淬炼和提纯，升华为精神之尖顶，指示着我们在跋涉途中寻找的新的目标，这正是他在“启蒙”工作中发出的最迷人的光芒。

同样是在《四个四重奏》（小吉丁）中，艾略特这样结束他的诗篇，借此我们可以向杰出的启蒙者周有光先生致意——

有了这种爱和这种召唤声在心间和耳边

我们不会停止探索

而我们探索的终端

将是我们启程的地点

我们生平第一次知道的地方。

穿过未知的、记忆中的大门

留待发现的世界最后的那块地方

就是我们过去的出发点；

在最长的河流的源头

隐蔽的瀑布声

苹果林里孩子的欢笑

这些欢笑声不被人们所知

因为人们没有去寻找

只是在海潮间隙的寂静里

听到，隐隐约约地听到。

啊，快，此地，此时，永远——

一种极其单纯的境界

（付的代价不比一切东西少）

当火舌绞成火结

烈火与玫瑰合二而一时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世界万物也会平安无事

作者简介

王自亮

文章来源

凤凰文化

原创栏目《洞见》

源济

周有光：我与“合肥四姐妹”的缘分 

2017-01-14 周有光 凤凰网文化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先生是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他从童年生活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游历欧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的百岁人生。

在本书中，周有光回忆起与张家四才女的交往。凤凰文化整理于此，与大家分享。

张家四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流水式”的恋爱，没有大风大浪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还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结婚七十多年，始终“举杯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合肥四姐妹”，婚恋皆有趣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

我们有一个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拜访，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后来，他们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发生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了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百科”,连襟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百科”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说来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源济

周有光对话李泽厚：我的天下小的不得了，一间破屋子 

2017-01-14 凤凰网文化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凤凰文化为大家奉上几年前李泽厚先生看望周老时发生的对话。

李泽厚：我叫李泽厚。

周有光：你好，我是聋子。你写个名字，写个电话，单位。

（看到名字后）周：你大名鼎鼎的，一向景仰。你的书我都看了，真是了不起啊。

李：你最近的书我都看了，我讲你是个奇迹。

周：我的不行，我的肤浅，你的深奥。

李：你牙齿好像很好？

周：我还有两个真牙，不喜欢假牙，就靠着两个真牙吃东西。

李：那了不得。

周：假牙不舒服。

李：一直没坏？

周：我不行了，再有4个月我就108岁了，人不行了。

李：你要活120岁。

周：一个人过了100岁就自然退化，耳朵聋了，就要装助听器，眼睛瞎了，换了两个晶体，就跟好眼睛一样。

李：你能看清楚这个字就很不简单啊。

周：我什么都能看，因为换了晶体的呀。不然我耳聋目盲，科学是了不起的。

李：对对，所以你在书里大讲科学是对的。

周：否则一句话也不能讲了。

李：活到你这岁数就是奇迹，你的脑子还这么好。还能出书，真是奇迹。

周：人糊涂了，因为你看不出来，100岁以后的衰退自己知道，人家看不出来。最糟糕就是记忆力衰退了，好多事情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一步步退化的，自然规律。

李：我80岁就已经在退化了。

周：你那个是退一点点，100岁以后退得不得了。我实际上已经离开世界了。

李：你能活到100岁是先天因素多，还是后天因素多？

周：退化是后天的，100岁以前我比较好。100岁，活到100岁人变成废物有什么意思。

李：你能讲话，还能写书，就不是废物。

周：不行了，你表面上看我活着，实际上根本没有用了。

李：有用有用。

周：睡眠最重要，我之所以还有活动能力，就是每天睡得多，每天至少10个小时，有时还不止。

李：你现在吃东西怎么样？

周：什么都吃，只要软一点就行，就靠两个真牙。

李：好啊好啊，很难得。内脏什么都好吗？

周：现在医生说我满身都是病，但没有重要的病，所以医生说我可以活到108岁。

李：活到120岁没问题。

周：那不行，上帝不同意，你同意，上帝不同意。

李：上帝不同意活到140岁，120岁是同意的。

周：我说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

李：你现在还能看看字，看看书吗？

周：什么都看，什么都能看。人工晶体装了就跟好眼睛一样。听力不行。

李：很多人装了助听器都不行，你已经不错了。

周：我戴着助听器，但打电话就不行。我买了一个手机，可耳朵不灵不能打，就给保姆，保姆天天发短信，我问她怎么发，她说用拼音，我问她拼音谁教你的，她说我小时候学的拼音就不用人教。

李：这就是你的功劳啊。

周：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发挥作用了，现在没有人反对了，以前反对拼音的人多得不得了。

李：对对对对。你的转行是个大胜利，你不转行就麻烦了。你原来学经济的么，转到语言就好了。

周：那个是偶然的。1966年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要把我调来，我说我是外行啊，领导说新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之后我就不搞经济了。

李：搞经济麻烦的很。

周：那个时候还要重视苏联的那套，实在有点不好干。

李：你现在客人很多吧？

周：常有人来。有的人带着名片来就不用写在这个小本子上了。

李：我没有名片。你了不起啊，还要接待这么多客人。

周：我没有事情啊，我是无业游民啊，谁来我都欢迎的。

李：你的这个房子住了好多年了吧？

周：有人问我愿意不愿意搬家，搬好的房子。我不搬了，新房子是好，但太远，这里方便。我年纪大了，住老房子没关系。这个房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造的，叫简易楼，后来越造越好。

李：对，不要搬，老人换房子不好。

周：我说我不在乎破房子，我人都破了。

李：哈哈哈哈。你讲话还那么风趣。

周：现在就是靠科学，全靠助听器，这是新式助听器，老式的不行，听不清。

李：你眼睛晶体什么时候换的？

周：换了好多年了。中国从美国引进人工晶体，他们说我比毛泽东幸福，毛泽东那时候就没有这个，我们是第一批。当初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新技术，后来学这个美国新技术的医生是我朋友的女儿，所以我最早就知道了这个技术，在同仁医院做的手术，做得很好，科学是真了不起。现在我看对面房间里的树都看得很清楚。以前真眼睛都没这个假的好。

李：现在能下楼吗？

周：保姆搀扶着，我能下楼，但只能走几步，有时候坐着轮椅下去走几步，还是要做运动。

李：你做什么运动？

周：就扶着这个架子做运动，小运动。上下楼是大运动。

李：你吃饭能吃多少？

周：吃的比较少，大半碗饭，还要吃一顿点心，还要吃水果。接近正常。荤素都吃，软一点就是。我还到外面的烤鸭店吃烤鸭，水饺店吃水饺。

李：还能看书，那不得了，能看多久？

周：每天看书，因为没有事情干嘛，又不能去看朋友，又不能参加活动。看书倒反而比人家看得多了。

李：血压也不高？

周：我就是血压不高，没有严重的毛病，还有我没有很麻烦的糖尿病，所以医生说我满身都是病，但没有重要的病，所以可以活到108岁。

李：血脂也不高？

周：不高。和生命有关系的重要毛病都没有，但有很多小毛病。

李：那你有什么小毛病？

周：我会忽然全身发痒，皮肤发毛，看医生，医生弄错了，给我杀菌消毒的药，后来说我是因为毛囊缺少脂肪，不是细菌性的，擦点凡士林就行了，也建议我中医治疗，我说我不相信中医。

李：我看你超过110岁没问题。

周：电视里我还看到超过100岁的老太太在表演。我没有健康之道，可是人家老问我健康之道，我从年轻到年老，向来不喝酒，不抽烟，这恐怕是重要的。以前应酬，别人喝酒，我只喝啤酒，啤酒不是酒嘛。抽烟是最不好的。我买最好的烟是专门害朋友的。

李：你这辈子吃不吃中药？

周：我补药一概不吃，我不相信中医。

李：人参也不吃？

周：不吃，人家说西洋参好，我也不吃，什么都不吃。我吃酸奶，比补品还好，上午下午都吃。牛奶早上喝一大杯。我现在就是不能出去看朋友，也不能打电话，跟世界已经隔断了。

李：这么多人来看你……

周：真不好意思，我不能出去看人家。现在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个手机。

李：我没有手机。

周：现在我们又换新的政府了。

李：是，中国恐怕要再过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好，现在还只是经济发展……

周：改革开放能够开放一半已经是了不起了。中国你只要有好的政策，中国就有希望。可是有好的政策很困难。

李：对对，只能慢慢来。

周：对，有耐心就是了。

李：你经历的事情比我们更多。

周：是的，抗日战争是生死交关，日本人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把我人炸到阴沟里去了，我旁边的人都死了，我没有死。后来人家问我为什么没有死，我其实是掉到阴沟里去了，那是个壕沟啊，有人说我命大。还有个命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从美国回来，我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后来搞文字工作就调来北京了，这让我逃过一个反右运动，不然我没有命。上海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一个个都是大右派，最起码坐牢20年，我都不知道，隔了三年，我才知道，我在复旦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博士生后来都自杀了。所以我一生逃过了许多困难，最大的就是这两个。

李：所以我刚才说你改行搞语言学是好了。

周：是的，但是当时不知道。

李：这是很幸运的事。

周：变化是很大。最大的变化是苏联自己瓦解了。赫鲁晓夫到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誓要埋葬帝国主义，结果自己被埋葬了，说明苏联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李：所以你的记忆力很好啊，脑子很清楚。

周：有说现在越南在改革，老挝就可能会跟上来，假如它们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剩3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古巴的情形不是像我们宣扬的那么好啊，《新京报》上有两篇文章大家都不注意，我没事情所以关注了，两篇文章都讲古巴的情况很不好。报纸登出这样的文章也很不容易，跟过去讲法很不一样。

李：你的头脑清晰之至。

周：我的头脑已经落后了，已经不灵了。人家问我一些东西，我说我知道啊，但我要想想不起来了。

李：有的人头脑不清楚，他们不知道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周：我每个礼拜都能看到香港的东西，网上的消息也不少，还有笑话，好玩的很。网上说做官的都把家庭和财产搞到美国去了，做生意的人也把家庭和财产搞到美国去了，还有知识分子也都想到美国去，他们调查北京的大学生毕业了想干什么，也是要到美国去。笑话就说做官的有钱的有知识的都想去美国，就一个人不想去美国，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这是很有趣味的。

李：你是看到这100年了，变化好大啊，就中国没有变。

周：这是时间问题，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是一定会进步的。

李：对，挡不住。

周：我认为社会发展只有一条轨道，你跑出这条轨道了，还得重新跑到这条轨道上去，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是乐观的。

李：你现在能看书还能想问题，很好啊。

周：我的天下小的不得了，一间破屋子……

李：但能知天下事。

周：很有意思的。你是了不起啊。

李：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告辞了，半小时已经到了。活到120岁。

周：下次我来看你啊。

李：不不不，我来看你。

周：很高兴。谢谢你。

李：好，我们走了。

（2012年9月23日李泽厚拜访周有光，录音整理：卢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