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第一天,我的班上有两名同学非常引人注意,一名男生的脖子上有很深的烫伤痕,还有一名女生是斗鸡眼。连红领巾都还没系的年龄,自我介绍当然是没有的,但是两名同学的家长都特别征得班主任的同意,说孩子身体有残疾,希望老师同学们都能予以照顾。
男生家里是个大家族,堂兄弟几个都在我们学校,他最小,有两个堂兄一个堂姐,他的父辈经常是一辆三轮车过来接好几个孩子,搞不懂哪一次来的是他的家长,女生家里做生意,钱应该不缺,但基本都是母亲来接孩子,据传父母关系不和,想来也是孩子残疾导致家庭不睦吧。
刚开始,孩子们之间互相都不熟,天真无邪的一年级学生确实都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去照顾这两名学生。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戴红领巾的人多了起来,这种关爱的气氛却开始慢慢变了。男孩被起了外号叫“癞子”,女孩被起名叫“斜眼”。
一两年后,有一天刚刚放学,男孩的两个堂兄过来等他,偏巧有个同学喊了一声“癞子”,男孩的两个堂兄不由分说,进了教室就把那孩子暴揍一顿,幸亏老师就在隔壁,赶紧过来拉架。后来了解情况之后,两个堂兄所在的班分别给了处分,但是我们班主任也强调,同学之间不允许起外号,并且被写到值日手册里,每天值日生还要记:谁又叫谁坏名了……
不过事后,男孩在学校里和同班同学越发生疏,而总是和他的两个哥哥形影不离。直到他的两个哥哥后来念了初中又辍学,小学的校门已经不能随便进的时候,还是会在放学的时候跑到学校门口,这时候我们已经念到五年级了。他们聚到一起后,兄弟三人便合伙欺负我们的同班同学要零花钱,不过,没有打劫过我。
但有一天我还是和他们起了冲突,因为他们居然拦了个女生(无巧不巧还是我的个远房亲戚,人长得比较标致,不过同学们并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家族纽带),于是我揪住男生,质问他怎么能这么不要脸,不过他们居然没有对我动手。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们三个人不一起上,我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打完我没什么好事,毕竟我也有几个伙伴能替我出头,事情他们又不占理。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学着武侠剧里的腔调说,跟我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读书这几年,我没有取笑过他,还帮过他什么事(实在想不起来说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哥仨没打算动过我。
这个事我触动很深,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小霸王团伙,其实学校的老师也都知道,见到他们欺负人的时候也会阻拦,但是没有用,因为两个哥哥因为被处分得太多干脆辍学,完全无法无天。不过有一次碰巧听学校训导主任说了一句,别看他们兄弟三个 XX 最小,但是主意都是他出的,叫家长也没人来,真是拿他没办法。我当时还不信,心想他是比较机灵,何至于两个哥哥还听他的,经过这次冲突才明白,原来打劫的对象确实由他确定,而他筛选的标准就是曾取笑过他的人。
念到初中没多久,他也辍学了,兄弟三人一起干一些零活,打劫的事也依旧没少做。
那名女生呢?
她没能和我们一起念到五年级。
尽管同学之间不许外号相呼,但又有一种新的取笑方式上线了——学斗鸡眼。
我大概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学会了扮斗鸡眼,大多数男生也都是同时期练就了这门技能,有的人甚至还会同时用一种智障的口吻念几句台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比拼的游戏,尽管那个时候连赵本山都还没能把斗鸡眼搬到春晚屏幕,尽管演的最像的人并不会被颁发个什么金马影帝啥的。
后来,有一天有个同学灵机一动,觉得自己已经能够做到以假乱真了,就站到那名女生背后,扮出斗鸡眼,动作什么的都模仿着那名女生。
好笑吗?现场简直笑成了一团,说是前仰后合,一点都不夸张,其中也包括我。
只有一个人除外。
女生拿起书桌上一本书就砸向那名同学。
但这个事,并没有人捅到老师那边,我们只是把它当做学习生涯中的一种调节,毕竟就连平时狐假虎威板着个脸的班干部们(这其中没有我)都笑得那么开心,谁还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呢。
后来,在那名女生面前扮斗鸡眼就变成了一种日常,我觉得这事无聊,倒是没参与过,但也没太往心里去,有时候看到有人演得不错,也会哈哈一乐。其实,对于那名男生,我虽未取笑过,但也从未阻拦过别人的取笑。
女孩姓朱,于是虽然鲜有人在学校当面再叫她“斜眼”,但还是有人开发出一个新的玩法:因为女生越来越警惕,没办法躲到她身后学她,却可以把瞳孔聚到中间,问身边的人,你看我像不像猪?
四年级的一天傍晚,我印象很深刻,女生的母亲过来接她,恰好看到了几名男生围着她闺女,扮演着各种类型的斗鸡眼。护女心切,她把自行车一推,从附近公厕的门口抄起一把扫帚,轰开这群男生。女生愣在那里,半晌没有动,然后哭得黑天昏地。那天轮到我们班扫厕所,被轰开的那群人有几个就一直躲在男厕所假装干活,一直等到母女俩离开。
几天后,女生转学了。
初中毕业之后,我再没有这两名同学的任何消息,除了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回想起来,我倒是很希望上面这些文字不过只是小说而已,我也未曾一起作恶。
The mass of man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What is called resignation is confirmed desperation.
《瓦尔登湖》里的这句话,通常被翻译为: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所谓的听天由命,不过是一种绝望。抛却原文的韵律不谈,我感觉这句话的中文还是欠那么一点意思,resignation 实在是一个很不好把握的状态,说是顺从,可到底是向天顺从,还是向周围的人顺从?
那个男孩,他身负幼年的伤痕,他没有办法不听命于天,不少职业都将是他的禁地;对于周围同学的嘲弄,他没有顺从,人生轨迹也许因为他的伤而被改变,但我想他并不绝望,至少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个满脸稚气,却果断放弃继续欺负弱者并认错的侠者模样,而没有沦落为纯粹的瘪三。
而那个女孩,我永远记得她呆若木鸡站在母亲面前的样子。也许是先天残疾的关系,她的智力水平也有些问题,学习很努力但却总是在中下游徘徊,但感情却是真挚的。对于她来说,天命似乎并未让她屈服,可是周围人的幼稚与冷漠,恐怕才是压迫她,让她绝望的主要原因。
也许因为身体上的某些烙印,很多人从小就承受着与一般人不同的压力,但所谓“童言无忌”,儿童时代的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曾讥笑过身边身体有恙的人?也许回头想想都会希望和曾经那个残忍的自己分手吧?
我很庆幸自己的父母有着正确的三观。小时候村里有个智力缺陷的大叔,逢年过节我妈会让我给他送点吃的穿的以及家里没人会抽的香烟,而我的父亲在我一年级第一天警告过我不要歧视那两位同学。不过,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自觉?村里那位大叔独身生活,几乎每天上午都叼着根烟一瘸一拐地走到村头一个厂里干苦力,几乎每天都有小孩子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瘸腿走路的模样,一直跟到村头,他也只是回头和孩子们笑笑,可孩子们的家长难道就没有看到过?(大叔身体还不错,偶尔回趟老家还能遇到,很多邻居认出我都困难,他却一眼就能认准。)
孩子们总会长大,也许受过教育之后会有所改变,但既然知道生理有残疾不该歧视,为何对心理问题却总是容易视而不见?
某一年春晚,本山大叔对着崔永元说,你这心眼儿啊,活该抑郁。我的父亲是赵崔的双重铁杆粉丝,但看到这里说,这个玩笑开得不好,要是真有神经病的人,看了多不舒服。他那个岁数的人,区分不开什么是抑郁症、精神病与神经病,就连阿尔茨海默病在他看来也叫神经病。前排邻居有一位老太就是这种“神经病”,之前有一年走失了,作为村里为数不多有驾照的人,他与几个人分头开车寻找,一路打听直到 40 公里以外才找到。
而我当时已经遇到过前文里说到的那位姑娘,因此对这个小品的这个笑点,不仅感到尴尬,更感到刺耳。
我一直觉得,与其说什么样的春晚造就什么样的观众,倒不如说是观众的素养决定了春晚的水平,彭宇案过去多少年才出的《扶不扶》,同样这两年的春晚创作对女性不尊重,可男权社会势头的抬升可不是这几年的事。这和知乎的生态是一样的,大 V 们常常有种错觉,是自己引领了知乎的品味,殊不知,决定这个网站水准的,是那人手一个赞同、反对和感谢的普通网友。所以说,当年的春晚敢这么调侃,不也是因为太多人觉得所谓的精神疾病就是一种矫情,太多人觉得如果自己心理方面有点另类,还是一件挺值得自豪的事?
假如有这么一个调查,要看看一群大学生的眼睛是否存在斗鸡眼的毛病,如果有毛病学校会安排矫正,而检测方法就是简单地目测,我想这种情况下,应该很难有人会扮一个对眼,被筛查到的时候对检测人员说:我就是要证明你们的检测方法有问题,太小儿科,我一个眼睛正常的也会被筛进来;再以此作为谈资,吆喝说:还有谁?
每个人要走的路都不易,生理或心理方面挣扎在绝望边缘的人尤甚。当我们畅想“高等”阶级的衣食无忧时,可曾想过,他们的路是很宽,可一不留神,昔日里自己指挥的枪就会射来面向自己的子弹,更何况,这样的人又能有多少?他们在剥削我们的路,但因为惧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总不至于无路可走,可要是我们因此就去借道那些绝望者异常凶险的垂壁之路哭惨,只会让他们因此落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