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尔汗：文人筹边——陈毅的外蒙古生涯

源济

班布尔汗：文人筹边——陈毅的外蒙古生涯（上） 

原创 2016-09-14 班布尔汗 大家

文 | 班布尔汗

公元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2月3日。

这一天的外蒙古首府库伦城（今乌兰巴托），炮声如雷，弹飞似雨。守城部队的防线已经崩溃，街上到处是四散奔逃的兵民，爆炸声与哭喊声此起彼伏，一幅末日来临的景象。

而作为中华民国在外蒙古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见大势已去，也不得不放弃职守，在卫队的保护下离开自己的官署，乘车出走。

看着被硝烟笼罩，渐行渐远的库伦城，陈毅除了丧城失地的懊恼和不安，更多恐怕是悲凉和无奈：

自己任职外蒙古近五年，从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一直做到库乌科唐镇守使，在外蒙古刚放弃“独立”，俄国势力盘根错节的困难时期，还能够和外蒙古的库伦政府协调融洽，安定地方，更在沙俄倒台，俄国大乱之际，一力促成了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然而，当自己终于不再有国内掣肘，正式成为外蒙古的最高长官，可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时，却仅189天便落得个弃城出逃的结局。

也许稍可安慰的是，自己的失败并非自己不够努力，而要归结于时势，中央政府衰弱不振内讧频仍，而外蒙古又是俄日等列强都觊觎的要地，何况正赶上一战之后混乱不堪的世界大环境，个人的失败又如何能避免？

然而，陈毅并不知道，自己这次失败不仅是民国北疆的重大失败，而且是再也无法挽回的失败，而他自己，也因为这次失败，从此在历史中消失，泯灭无闻。

▍（一）

俗语有“同名不同命”之说，陈毅与日后声名显赫的十大元帅之一陈毅同名，但命运却判若霄壤。元帅陈毅出身行伍，爱舞文弄墨，功成名就；而他出身书生，却戎马边疆，身败名裂。

元帅陈毅出生前的二十八年，1873年（同治十二年），书生陈毅出生在湖北黄陂，字士可，清朝附生。附生即附学生员，是廪生的一种，虽然不能如廪生一般领取廪米，但也算是生员，也就是国家认可的读书人。功名不高，但陈毅的官运还算亨通，清朝还在时，他便历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宪政馆统计科员等职。到中华民国建立后,又任大总统府秘书、蒙藏院参事。

陈毅书生出身，所担任的又大多是文墨清贵的职位，按说本该与边疆、战事之类的远离才是。不过陈毅精通边疆舆地之学，而清末民初，正是边疆尤其是蒙古地区的多事之秋，陈毅也便有了书生戍边的机会。

辛亥革命时，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了库伦的“博格达汗”政府，并派兵南下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民国北京政府一面派兵反击，一面与支持库伦政府的沙俄谈判，最终沙俄逼迫库伦政府放弃独立，实行“自治”。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即《恰克图协约》。

《恰克图协约》规定，北京政府派遣大员驻扎库伦，该大员之下，设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扎库伦办事大员及各佐理专员的职责是“总监视外蒙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使其不违犯中国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古之各种利益”。第一任驻库伦办事大员是福建福州人陈箓，而陈毅被委任为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1915年12月初，四十二岁的陈毅抵达乌里雅苏台任所，开始自己在外蒙古的政治生涯。

沙俄虽然承认了民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也促成了外蒙古的“自治”，也就是库伦政府虽“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再加上沙俄在外蒙古驻军派员，实行全面控制，使得“蒙事殊难措手”。陈箓为首的民国官员虽号称“大员”、“专员”，实际权力仅相当于“大使”、“领事”。作为陈箓属员的陈毅，在乌里雅苏台也没有多少实权可言，但陈毅并非囿于环境无所作为之人，他很快便利用职权之便，在沙俄所控制的唐努乌梁海钉进了一颗钉子。

1914年7月，沙俄趁外蒙古独立风起云涌，民国政府应接不暇之际，派兵进入唐奴乌梁海，强行确立了“保护”关系。陈毅任职乌里雅苏台之时，沙俄已经占领唐努乌梁海一年有余，征税征差、殖民夺地的行径已经使当地民怨沸腾。1916年3月，唐努乌梁海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派代表来乌里雅苏台，向陈毅申诉“俄人苛虐情况”，并表示全旗官民“仍怀内向之忱”，请求中国政府设法援救。陈毅立即将情况转报北京政府,同时复函巴总管,对他“仍怀忠诚、倾心内向”的行为予以赞扬，指示他“务始终抱定宗旨,固守印信,招抚旗众,静候政府办理”。

陈毅深知民国对于沙俄侵略唐努乌梁海的行为无力阻止，但沙俄的这一作为不但让民国政府无法接受，也让视唐地为自己辖地的库伦政府甚为不满。因此与库伦办事大员陈箓商议，与库伦政府商定了在唐努乌梁海设置佐理专员的协议，因为按照《恰克图协约》，唐地本该归库伦政府管辖，这么一来，中央政府便有了在唐地措手的可能。不过，当民国政府委任陈毅兼领唐地专员时，他认为沙俄在其地有驻军，而民国若不能派兵进驻实际管辖，委任一个空头专员只会“滋生轇轕，益于前途有碍”，因此建议“缓办”，静待时机。

20世纪初的世界，到处都很乱，而乱就会有机会。1917年3月，俄国沙皇退位，临时政府虽然成立，却无力管理全国，唐努乌梁海的俄军逃散几尽，只剩“非精练”的百余残军。而在5月，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箓辞职回京，北京政府晋升陈毅为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到任后，立即电请北京政府，以“保卫旗商”为名，“简拨卫队”进入唐努乌梁海，做成驻军的事实，然后逼迫俄军撤出。

然而，北京政府仍然忌惮俄国，不敢采取陈毅的意见，只是用外交手段要求俄国允许派驻专员。没有武力支持，俄国自然不会让步，一连几个月的交涉毫无效果。眼看唐努乌梁海回归无望，俄国内乱又起，十月革命爆发，唐努乌梁海更成为无主之地，俄国红白双方在此激烈斗争。1918年2、3月间，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再次派人到乌里雅苏台，请求中国政府设法救护该旗官民。

陈毅急电北京政府，建议中央迳选可任佐理专员之人，随带卫队，以调查名义，由科布多以北的乌兰固木进入唐境。这一回，因为俄国已经无世所承认的政府，北京政府终于不再谨小慎微，采纳了他的意见，于1918年5月初任命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长严式超为调查员,率兵一个连前往唐努乌梁海。

严式超被任命时，其人尚在北京，得到任命后便筹备赴海调查事宜。虽然严式超并没有拖延，但唐努乌梁海的局势已经不容耽搁。就在严式超得到任命不久，巴彦巴达尔呼再次向陈毅送来呈文,报告“现海地并无俄官兵士,其乱民决不敢抗中国”的情报，请政府“俯念边民,速来援救”。

陈毅知道此时唐努乌梁海处在俄国内战双方的争夺之中，随时会有难测的变化，能否收回主权，全在与时间赛跑。于是再次急电北京政府：“海事延搁数年,迄未解决,正宜趁此俄国新旧无主之际,前往收回。若延误时机,后更难图”,请外交部催严式超刻日起程。北京政府于是不再让严式超“筹备”，而是立即赶往库伦。

严式超到达库伦后，陈毅已经将卫队组织完毕，并规划了进军路线。唐努乌梁海有两个地方在战略上非常重要。一是唐努乌梁海中部的克木必齐尔,这里是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的大本营；另一个是西部的加大,是克穆齐克旗总管驻地。陈毅命令两路并进，西路由严式超率中央政府军一连向加大前进，东路军由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黄成垿率中央政府军一个骑兵排、库伦政府部队五十人组成,向唐努旗进发。同时，还由库伦政府派遣部队二百人作为后援。

两路人马开拔后，东路军行进顺利，于1918年12月到达唐努旗总管住所,受到唐努旗官民的热烈欢迎。而严式超率领的西路军却遭到挫折，被俄军拦住去路。严式超无奈，只得让西路黄成垿前来会和，合兵一处前往。1919年2月28日，黄成垿率先头部队进入加大，随即遭到俄军袭击，士兵多有死伤,部队被迫退回唐努山南。

进驻加大的失败，使得唐努乌梁海的俄军更为嚣张，地方局势也出现混乱。巴彦巴达尔呼总管这次亲自来到库伦,“痛恳援救”。陈毅与库伦政府磋商，由库伦政府派精通军事的玛克苏尔扎布为驻海大官，率官兵三百名,“并选炮手五十”,会同中央政府军再次向唐努乌梁海进军。

1919年6月初，克穆齐克旗官民“聚集数百人，持猎枪木械”，将在加大的俄军团团包围。严式超闻讯，下令加快行军速度，进入加大，配合克旗官民猛攻俄军。遭到内外夹攻的俄军死伤惨重，乘夜逃走。7月12日，严式超来到加大,在此正式成中华民国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公署。

这样，被俄国侵占达五年之久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终于重为民国政府管辖。而陈毅居中调度，审时度势，并能与库伦政府协调一致，可算收复唐努乌梁海的首功。

收复唐努乌梁海，虽然有功，但毕竟是身为库伦办事大员的陈毅分内之事，而另一件大事，却是他秉承书生谋国的意气，对分外的国事也尽了心力。这便是对阿尔泰地区行政规划的筹措。

阿尔泰地区在清代一直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著名的土尔扈特东归发生后，土尔扈特蒙古一部分被清政府赐牧居住在这里，组成了新土尔扈特盟。外蒙古“独立”之时，阿尔泰的新土尔扈特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不愿跟随库伦政府，率所属部民南迁，求庇于新疆督军杨增新，对杨增新击退外蒙古进攻新疆的部队大有贡献。外蒙古取消独立后，阿尔泰地区被划为中华民国一个独立行政区，设阿尔泰办事长官管辖。

阿尔泰地区地广人稀，孤悬于新疆、外蒙古之外，而俄国又历来虎视眈眈，一旦再出现变乱，仅靠本地军民是不足以御敌于外的。因此，陈毅主张将阿尔泰地区划归新疆管辖，以增强防务。他于1918年8月和1919年1月两次呈文北京政府，洋洋数千言，详细论证将阿尔泰改隶新疆的“十利”，以及阿尔泰面临的内衅外患“二危”。因为陈毅的一再坚持，北京政府最终采纳了建议，1919年6月1日，宣布裁撤阿尔泰办事长官，所辖区域归并新疆省，改设阿山道尹。

阿尔泰地区划归新疆管辖，这对阿尔泰的防务至关重要，日后，外蒙古再次出现变乱，阿尔泰地区也被波及，所幸有新疆的防务，阿尔泰才得以保全在中华民国版图内。

收复唐努乌梁海和拱卫阿尔泰，是陈毅在任库伦办事大员时两大事功。以库伦办事大员名惠实虚的现实而言，陈毅已经做到极致了。不过，他并没有时间品味自己的功劳，因为另一件大事在等着他，而他则要因这件大事蒙受大委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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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布尔汗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源济

班布尔汗：文人筹边——陈毅的外蒙古生涯（中） 

原创 2016-09-15 班布尔汗 大家

文 | 班布尔汗

▍（二）

相对于唐努乌梁海和阿尔泰，最让陈毅头疼的，是自己的职守所在外蒙古。

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关系到国家北疆安危，“自治”之后，沙俄凭借《恰克图协约》权益独享，民国在此毫无主权可言。身为办事大员的陈毅，虽然能与库伦政府有较好的关系，但也无力改变现实。

随着沙俄的倒台，外蒙古的现状也并没有出现好转，反而更加衰乱。

先是经济出了问题。沙俄在外蒙古投资设立银行，将金融归于俄人垄断之下。随着俄国内乱，卢布大幅度贬值，外蒙古受其影响“物价奇昂”，发生金融危机。而因为俄国一直限制外蒙古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建设，使得物流不畅，外蒙古的畜产品失去了俄国市场后，又无力开辟中国内地市场，经济更为困顿。

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政治上的危机也如影随形。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发生红白内战，世界列强纷纷出兵干涉，其中日本最为积极，向西伯利亚地区出动近八万大军。沙俄时代，俄国与日本原有协约，瓜分内外蒙古，外蒙古属俄国，内蒙古属日本。如今沙俄倒台，日本立即视协约为无效，准备染指外蒙古。1919年2月，日本西伯利亚干涉军支持白俄军官谢苗诺夫在乌金斯克召开由布里雅特、内蒙古、呼伦贝尔部分王公会议，组织“大蒙古国临时政府”，拥立第八世内齐托因活佛为政府首脑，商议所有蒙古地区独立事宜，并力邀外蒙古库伦政府参加。虽然库伦政府认为谢苗诺夫不足成事，而且也不愿受日本掌控，没有参加大会。但谢苗诺夫在日本的支持下，陈兵数万在外蒙古边境，威言恐吓要以武力解决。外蒙古人心惶惶，一时不知如何进退。

陈毅作为办事大员，对诡谲迫切的局势自然感同身受。对于经济危机，他与库伦政府磋商，以免除外蒙古各盟旗及沙毕纳尔（活佛官府）所欠中国国家银行旧债利息为条件，在库伦设立中国银行分行。通过这家分行，中华民国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发行货币，所有收支都用中国银元和纸币结算。这不但收回了民国在外蒙古地区的金融权，也缓解了地方的金融危机。同时，陈毅又召集内地商人景学铃等人，集资购买汽车十辆，成立“大成张库汽车公司”，专门经营张家口至库伦的运输业务，改善了内地与外蒙古的交通运输状况。

经济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也并不十分迫切。但谢苗诺夫的“大蒙古国临时政府”却实实在在是巨大威胁，何况俄国红白双方在贝加尔湖以东以南地区激战不休，更让恰克图等地被战乱所笼罩。陈毅深知，这等乱局，绝非自己这个几乎孑然一身的办事大员，或者兵微将寡内部混乱的库伦政府所能应付，为今之计，只能要求中央政府派兵进驻外蒙古，回复完全主权，才谈得上拱卫防务，长治久安。

于是，他不断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出重兵安定外蒙古，其急切之情，被形容为“声嘶力竭”。

让陈毅感到欣喜的是，一向对外事迁延犹豫，不到紧要关头难以做出决断的北京政府这一回却甚为积极，中央实际掌权者段祺瑞十分支持陈毅，要求他尽快与库伦政府达成协议，尽早实现“撤治”，并邀请中央在外蒙古派驻重兵。

原来，段祺瑞虽然有“北洋之虎”之称，在北洋军阀中门生故吏颇多，成为袁世凯之后北洋领袖，但自己并未有实际掌握的军队。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促成中国参战，组建了一支“参战军”，总算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而在一战结束后，参战军的名义不再能使用，便被改编为“边防军”。既然要搞边防，那就要有边防的事情可做，而安定外蒙古岂不就是最重要也最容易获得成功的边防么？

有了中央的支持，陈毅开始与库伦政府商谈撤治和驻军的问题。此时的库伦政府，早已不复当年宣布“独立”时的意气风发。不断的挫败和内忧外患，使得无论是僧侣集团还是王公集团都只希望维持一个安定的环境，保住自己的利益。经过陈毅“晓以利害，解释种种疑虑”的努力，库伦政府终于在1919年6月28日答复陈毅，认为如果谢苗诺夫和日本得逞，外蒙古官民“将来必受其残毒手段”，所以“惟有一致依赖中央，求发大军援救”。

得到库伦政府的肯定回答，陈毅立即电告北京，指出“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恳求北京政府“力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古。

北京政府这边早已将驻军事宜准备停当，得到陈毅电告，陆军第25混成旅便誓师开拔。1919年9月，该旅一个团到达库伦。10月上旬，全旅抵达库伦。这么一来，中央驻外蒙古的部队便有四千之众。

驻军完成，接下来，便是撤治了。

按照陈毅以及北京政府的初衷，所谓撤治并不是要废除外蒙古各旗从前清便延续的高度自治权，而是针对《恰克图协约》，将俄国当年所占有的权益收回，让中央政府在外蒙古有驻兵、铁路、册封、垦矿之权，并恢复蒙古王公对中央政府的固有礼节。而此时，库伦政府内部，因为僧侣集团一直把持大权，排挤王公集团，使得王公集团也希望撤治，恢复他们在清代时的传统权力。于是，库伦政府便分成赞成撤治和反对撤治两派。

陈毅得知王公集团有“取消自治官府，恢复前清旧制，完全统一中央”的要求，便与他们频频磋商，提出只要撤治，中央绝不会干涉外蒙古自治权力，只是明确各自的权限，“不令从前弊政复生”。王公集团欣然信从，按照陈毅要求，拟定了请求中央撤治的请愿书，以表示并非遭受胁迫。

不过，王公集团只算是库伦政府的一半，而且是弱势的一半，强势的一半是僧侣集团。无论是“独立”时期还是“自治”时期，僧侣集团都执掌大权，因此虽然他们也希望能和中央政府协力抵抗外敌，但担心一旦撤治会丧失对王公集团的优势，因此百般推诿。陈毅做起了和事老，在两集团之间穿针引线，多方协调。为了使各方满意，他草拟了多达63条的《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指出外蒙古自行呈请取消“自治”后，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军负责，但驻扎的军队数量要有所限制，中央政府拥有任免重要官吏、制定法律的权力，拥有在外蒙修筑铁道、办理邮电事业、开采矿产等权利，外蒙古王公、僧侣对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照例奉行年班、觐见等礼节。

这个《条例》是陈毅的苦心孤诣之作，不但解决了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行使主权的问题，而且保证王公集团享有他们在清代时就享有的权利，对僧侣集团的利益也给予了充分照顾。可算是圆通周到，满足各方需求。僧侣集团虽然仍不肯最后认可撤治，但也同意将《条例》呈报北京政府核定批准。

条例上报中央，核定需要时间。陈毅便在这期间继续游说僧侣集团，可任凭他舌敝唇焦，也没能与僧侣集团达成共识。

后世一些学者认为陈毅在劝说僧侣集团的过程中过于持重软弱，但实际上，政治问题的解决，如果不想用激进手段，本就是反复磋商最终妥协的结果。以当时外蒙古的局势来说，外有谢苗诺夫大军威胁，内有中央驻军的威慑，僧侣集团的扯皮不过是想多争取一些权利，并无根本推翻撤治的可能。只要中央政府批准了《条例》，撤治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让原本看似平和的撤治过程发生了突变。

这个人便是皖系四天王之首，人称“小诸葛”的徐树铮。

▲ 徐树铮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信任的心腹谋士，在外蒙古撤治过程中，徐树铮被委任为西北筹边使，主管增兵外蒙古事宜，于1919年10月29日来到库伦视察驻蒙军队。

徐树铮的职权是负责驻军，并未负有处理“撤治”问题的使命。但这位小诸葛一向以恃才傲物眼高于顶著称于世，除了主公段祺瑞，谁也不放在眼里。他希望由自己主持完成外蒙古撤治，将此不世之功揽于皖系之手，哪里愿意眼看着无依无傍的陈毅主持其事？到达库伦伊始，徐树铮便将陈毅架空，全部接手撤治事宜，并且提出陈毅所拟定的《条例》有七不可用，全部推翻，而自行拟定了八条《条例》。

徐树铮的八条完全不提外蒙古地方权利，只是一味强调尽快撤治。陈毅知道此条例一旦通知库伦政府，必定会有极大反弹，便婉言相劝，可徐树铮置若罔闻。无奈之下，陈毅电告北京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制约徐树铮。

此时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是皖系靳云鹏，虽也是皖系四天王之一，但一向不满徐树铮的跋扈。接到陈毅电报后，立即回电，表示自己对徐树铮的做法“不以为然”，徐树铮的职权应该“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而撤治事项，“政府交陈都护专办，不必他人越俎”。

总理是政府首脑，有总理撑腰，陈毅以为可以对抗徐树铮。岂料，徐树铮根本不理睬靳云鹏，直接宣布，自己是在外之将，“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他将陈毅软禁起来，回电国务院，说自己“无暇与钧院哓哓不已”——我没空理你们。

解决了陈毅，徐树铮直接与库伦政府接洽，将“八条”甩在案前，强迫接受。这不仅使原本就对撤治很不积极的僧侣集团愤懑不已，连一向支持撤治的王公集团也大为震惊，一直明争暗斗的两派“联合一气，抵死不认”。可徐树铮可不是讲究策略的陈毅，见对方不认，便提出要将反对者全部羁押回京。在他“手握重兵，恐吓蒙人，譬持刃以吓家儿”的威胁之下，库伦政府只得违心同意，于1919年11月17日，递交了要求取消“自治”的呈文。

虽然北京政府的靳云鹏等人对徐树铮不满，但毕竟这是明确收回了外蒙古主权，于是收到呈文后很快11月22日批准。至此，外蒙古撤治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政府对外蒙古的主权完全恢复。

自清末以来，中国对外总是割地赔款，屈辱重重，鲜有扬眉吐气之事。外蒙古撤治可谓难得的振奋人心之举，舆论界一片赞颂之声，《大公报》等媒体称之“历史未有之盛事”。徐树铮包办撤治，也因此声名大噪，煊赫一时。

而相对的，对撤治殚尽竭虑，本该居于首功的陈毅，却先是饱尝排挤软禁的侮辱，接着又被无端撤职。1919年12月1日，北京政府宣布“责成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一切事宜”，将驻库办事大员予以裁撤。陈毅凄惶惶奉调回京。

举国欢庆之中，没人会关心陈毅的感受，也不会有人真的关心外蒙古僧俗人等的感受。在徐树铮的蛮横之下，原本与陈毅相处融洽，还有一半真心内附的库伦政府，彻底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只是迫于军事压力，暂时蛰伏而已，使得“自愿撤治突变为强迫撤治，不仅摧残蒙人向华之心，使外蒙撤治的意义亦全然消失”。参与其事，写成《外蒙交涉始末记》的毕桂芳便言道：“今以一旅之众，仓促从事，威吓蒙人则有余，以言对外，适见其偾事耳。与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时，反贻后患，曷若稍施以笼络手段，徐徐图之之为愈耶。”

果然如毕桂芳所言，不过数月之后，外患陡起，一支孤军进入外蒙古，要将“历史未有之盛事”扫荡的风流云散。而已经被排挤出局的陈毅，也得以重新回到库伦城，继续他的筹边生涯。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班布尔汗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源济

班布尔汗：文人筹边——陈毅的外蒙古生涯（下） 

原创 2016-09-16 班布尔汗 大家

文 | 班布尔汗

【编者按】历史作家班布尔汗，将20世纪初外蒙古的一段历史与“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的个人经历相结合，并梳理出来，作《文人筹边——陈毅的外蒙古生涯》一文，为读者呈现了一段民国初年的纷争离合。文章的前两部分（上）、（中）已发表在腾讯·大家，以下是该文的最后一部分：

▍（三）

撤治之后的外蒙古，徐树铮成为一言九鼎的地方大员，他虽然目空一切，行事急躁，但毕竟是北洋时期难得的干练之才，执掌权柄后之后，雷厉风行的推行了一系列措施。

外蒙古先是“独立”后又“自治”，期间长达八年。库伦政府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国中之国”，要想将之迅速转变为民国地方行政单位，是颇有难度的。徐树铮首先将其财政收归，命库伦政府所存四十万卢布的现银移交，之后遣散库伦政府所辖部队，“器械、枪刀、弓旗，并皆接收保管”。接受了财权和军权，行政权的收归便是水到渠成。作为政府首脑的八世哲布尊丹巴及其所属各大臣，将所有印信、文件“亦皆呈缴”，原有的内务、司法、外交、陆军、财务五大衙门，也归并为总务厅、兵卫厅、财计厅三厅。

接下来，徐树铮又将司法权和电信权收归，在库伦暂设承审局，清理库伦政府司法衙门移交的案件。并且裁撤原电政局，将库伦电报电话局改为电报电话总局，将叨林、乌得、恰克图等处的电报电话局改为分局。

一番操作，库伦政府解体，外蒙古“内附”之局更为牢固。徐树铮再接再厉，于1920年5月拟具了《治蒙要略》，呈大总统徐世昌、边防督办段祺瑞审阅。

徐树铮的《治蒙要略》是其全盘治理外蒙古的规划书，规模宏大，分为庶政、官制、军事三个部分。从扩增驻军，实行屯田，到制定刑律，发展实业；从加强教育，鼓励定居，到重征烟酒等奢侈品的捐税，可说无所不包。

客观而论，徐树铮的《要略》不失为收归外蒙古后，将之逐步内附的良方。虽然其中重征烟酒等奢侈品的捐税以及屯田等项必定会加重蒙民负担和造成土地冲突，但只要措施得法，在推进中逐步修改，也未尝不能得其善果。

但是，《要略》的实施前提，必须得是中央政府的稳定，以及在军事、财政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可北洋政府一向是派系斗争的舞台，稳定只是奢望，军力财力应付内斗尚不暇，能有多少精力顾及外蒙古的建设呢？就是徐树铮本人，作为皖系智囊，段祺瑞的股肱，也不可能常驻外蒙古推行自己的《要略》。他以西北筹边使身份管理外蒙古半年之久，真正驻在库伦的时间不足六十天，就算有满腔抱负，也是有心无力。

1920年夏，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矛盾陡然激化，直系联合奉系向皖系宣战。徐树铮交卸西北筹边使职务，成为皖系大军的参谋总长，与直系大打出手。徐树铮虽然自诩知兵，但皖系的部队都是组建不久的新军，未经历练，战力不强，所面对的又是军事才能在当世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的吴佩孚，结果交战不过五日便全面溃败。段祺瑞下野，徐树铮逃到日本使馆，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

皖系倒台，徐树铮流亡，外蒙古没了最高长官。重新改组的北京政府便又想起了赋闲的陈毅。是年8月15日，北京政府特任陈毅为西北筹边使。9月10日，又颁布新的外蒙古官制，取消西北筹边使一职，另设“库乌科唐镇抚使”，统管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外蒙古各部的军政民政事务，陈毅被任命担任此职。

去年黯然去职，不过数月，又重新出山，陈毅大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感慨。而他前次出任驻库伦办事大员时，因为外蒙古尚且“自治”，有库伦政府存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蒙古最高长官。而如今的“库乌科唐镇抚使”，却是撤治之后外蒙古最高军政首脑，统揽一切权力。一介书生，虽受了些委屈，也成为“封疆大吏”，陈毅不免有些得意。

这一得意，陈毅便犯了自己曾经反对的错误。他编制了库乌科唐镇守使官制，内容完全仿照内地行省官制，这是将徐树铮所定的蛮横撤治方针更进了一步。当时便有人批评道：“外蒙前受徐筹边使之逼迫，已蓄异志，今陈镇抚使所定官制，又有似将外蒙全境改为行省之势，蒙人心理恐有种族及宗教消灭之虞。”

虽然是错误，但陈毅制定的官制，不过是徐树铮所划定的格局的延续。外蒙古此时的局势，其实不会因陈毅制定的官制更恶化，也不会因为陈毅不制定官制而转好了。那里已经上下离心，一片混乱了。

和清末外蒙古“独立”时的情形一样，此时外蒙古的乱局一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内乱，二是外人的强力介入。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外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日本支持的白俄军队，其二，是苏联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造成外蒙古撤治的诱因，是那位谢苗诺夫组织的“大蒙古国临时政府”。随着外蒙古的撤治，苏联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这个临时政府垮台，谢苗诺夫也被迫率残部撤入中国境内，成为流亡白俄。可是，一直希望能在西伯利亚地区有所作为的日本军方并不甘心就此放弃，他们又支持谢苗诺夫的部下恩琴，组织了“亚洲骑兵师”，直接进入外蒙古境内，打算驱逐中国驻军，将外蒙古变成白俄反抗苏联政权的基地。

恩琴全名是罗曼·费奥多洛维奇·冯·恩琴-斯腾伯格，他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出身于波罗的海贵族家庭，世袭爱沙尼亚男爵。恩琴-斯腾伯格家族有悠久的历史，其祖上是条顿骑士团的成员，而据恩琴自已的说法，他的祖先与当年曾经横扫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有血缘关系。

少年时的恩琴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教育，并在少年时代进入彼得堡海军学校学习。不过，恩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很快便被开除。为了前程，他自愿参军，参加了日俄战争。

战场的环境很适合恩琴，使得他如鱼得水，磨练了自己的意志。战争结束后，他进入俄罗斯著名的保罗一世军事学院学习，这一次他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骑兵部队服役，并被派到了外蒙古，成为俄国驻科布多领事馆的卫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恩琴在克里米亚地区参加作战，因为作战勇敢，5次受伤，因此获得过5次嘉奖，其中有俄罗斯军界最高荣誉的圣乔治十字勋章，军衔也升为上尉。当沙皇倒台时，仍在克里米亚服役的恩琴还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而和自己部队的司令谢苗诺夫一起接受了临时政府的任命，一起前往西伯利亚远东地区。

谢苗诺夫失败后，部下们大多跟着老上司去中国流亡，只有恩琴留了下来，在日本军方的援助下，组织起八百人的“亚洲骑兵师”，于1920年10月直接攻进了外蒙古。

直皖战争于7月爆发，恩琴10月便率兵入境，行动不可谓不快。而另一股势力行动也并不慢，当年11月，两个年轻人从苏联回到了恰克图，开始招兵买马。这两个人，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

苏赫巴托尔出生于1893年，乔巴山出生于1895年，两人都是出身穷苦牧民家庭，此时是二十多岁的“九零后”。苏赫巴托尔早年在库伦当排字工，参加过库伦政府的部队，和一些有着左翼思想的俄国军官交往紧密，从而吸收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而乔巴山更是曾经到俄国的伊尔库斯克上过学，更为系统的接受了红色思潮的洗礼。1918年和1919年，两个人分别组织了类似于“共产主义小组”的团体。

“十月革命”苏联建立后，苏联政府曾经发表过一个特别声明，宣称“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国内一切权力当属于蒙古人民。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古内政。”并且希望和库伦政府接洽，库伦政府并没有给予回应。不过，这个声名却对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影响甚大，他们分别到苏联取得了联系，正式成为外蒙古的共产党人。1920年6月，在苏联的帮助下，两人的组织合并为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统一的集中组织”——蒙古人民党，这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前身。

外蒙古撤治之后，苏、乔二人前往苏联，向苏联当局提交了一份请求书，提出：“我们人民党的同志以及人民党的名义向伟大的俄罗斯请求援助，我们和我国服役分子同盟，指望他们的军事力量，力图恢复蒙古的自治。”这份请求书很快得到了苏联当局的回应，按照日后乔巴山的说法：“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处在内战、破坏和饥馑的困难时期，却向受难的蒙古人民伸出了兄弟般的援助的手”。

在苏联的援助下，苏、乔二人来到恰克图俄城（恰克图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俄中两国控制），组织了游击队，开始“准备全民武装起义”。

两股势力都打算在外蒙古一展拳脚，而从上任的8月起，作为库乌科唐镇抚使的陈毅却一直没有到任，他忙着为驻外蒙古的军队洽商派遣援军、筹办饷需各事。因为自从徐树铮离开库伦参加直皖大战以来，外蒙古的驻军一直没有补充给养也没有发过薪饷，士气低落，军心浮动。陈毅知道自己若不能带着援军和饷银回去，完全于事无补。

然而，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北京政府还在混乱期，各派人马安抚自家都来不及，谁会关心边疆情形？陈毅奔走数月，一无所获，而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库伦方面的急电：白俄匪军攻打库伦，形势危急。

身为最高军政长官，陈毅已经不能再拖延，只得两手空空的于11月赶到库伦。

来到库伦的陈毅，发现局势远比自己估计的要严峻得多。他曾经费尽心力使其回归的唐努乌梁海，已经被恩琴占领，民国唐努乌梁海参赞公署秘书长以下官员全部遇难。同时，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东部地区也都落入恩琴掌控。所幸恩琴进入外蒙古后，开始并无章法，“强迫各王公供给枪弹及牛羊马匹等甚众，到处裹挟蒙人，勒令充兵，编成先锋各队。各王公间有报告及求救者多被惨戮”。因此在10月26日、11月11日两次进攻库伦，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陈毅才得以进入库伦。

可恩琴到底是转战各地的枭雄，很快改变了策略。打出了拥护哲布尊丹巴复位，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以此收买人心。

当初徐树铮撤治时做事蛮横，早已埋下了不满和反抗的种子，无论僧侣还是王公均心怀异志。而身负守卫库伦职责褚其祥又治军不严，对驻军时常纵容，其所部军士对库伦城内的居民骚扰不断，蒙民对守军怨声载道，民心已失。尤其是库伦驻军逮捕了达木丁苏隆，将其刑讯而死，更是激起了普通蒙民的愤怒。达木丁苏隆是外蒙古“独立”时期蒙古军总司令，曾奉库伦政府之名率部南下欲图占领内蒙古。其人是军事天才，几乎每战克捷，被誉为“芒来巴特尔”，意为“前锋英雄”。军事行动失败后，外蒙古“自治”，达木丁苏隆赋闲，但仍是蒙古百姓，尤其是青年人心中的英雄。他死后，民间很快便传扬了他宁死不屈，站立而死的传说。

新仇旧怨在外力加攻之时有了总爆发，恩琴的旗号一打，众多王公主动提供给养，各旗壮丁成群结队而来，他的部队迅速扩张到5000余人。在库伦周边设立了据点。

陈毅点算手中的实力，计有25混成旅储其祥所部2000余人，绥远骑兵团高在田所部1000余人，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派来的袁天顺团数百人，外加自己的镇抚使卫队，共4000人。不过高在田一直与储其祥不睦，而且不愿听从陈毅的指挥，坚持自己的部队护卫库伦与恰克图的粮道，不肯参与库伦的防守。陈毅能够指挥的部队，实际只有不到3000人。

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是正规部队，陈毅一度想主动出击，“分兵出剿，以战为守”。可在军事会议上，军官都提出，在兵力单薄的情形下出击，会导致敌人趁虚而入。而且此时天气严寒，“防兵久守力疲，冻伤者多，强令转战于冰天雪窟之中亦非逃则死耳”。无奈之下只等放弃出击。

出击不行，而在弹药给养匮乏的情形下一味死守，就如盾牌任人敲击，早晚也会被攻破。要想挽回局势，必须有援军。陈毅急电北京政府：“现弹药款项粮草三者，均以罗掘将穷，接济不来，后援阻碍，孤城悬处，业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况毅只身空拳，何以挽此危局？！”希望援军速来。

此时的北京政府根本无暇他顾，直奉两系掌控政权，互相勾心斗角。对于外蒙古的危局，认为“不妨大局，只要不闹到内蒙来就好”，完全不当回事。

在北京的麻木不仁和库伦的坐困愁城中，1920年悄然过去，时间来到了1921年。

1921年1月9日，聚集了更多部队的恩琴率所部兵分三路包围了库伦，并进行试探性进攻。库伦守军死守至14日，伤亡惨重。陈毅再次向北京发电求援：“俄匪裹胁各旗蒙兵，拟于日内再增兵进攻库伦，形势日急，职部担任库防，除卫队在防卫使署，高团任后地粮道外，所部兵力无几，万难持支，迫恳速催各处援队前进，值此军务吃紧，实难再以空言搪塞。”

民国内阁总理靳云鹏收到急电，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手中无兵，只能向直系曹锟和奉系张作霖周旋，希望他们以国事为重，出兵救援。可直奉两家却各怀心腹，口惠而实不至，虽都表示要出兵，但也都提出要中央拨给大批军火、粮饷。此时的北京政府财政早已捉襟见肘，惟以举债度日，哪里拿得出钱来？于是两系大军都坐视外蒙古炮火连天，一动不动。

2月1日，恩琴对库伦发动总攻，分别向中国守军各防区进兵。进攻储其祥驻地的恩琴部队使出诈术，打着五色旗前进，储部官兵以为是袁天顺团前来换防，疏于防备，遭到突然袭击，机枪、火炮均被夺走，部队死伤惨重，防区失守。与此同时，另一路恩琴部队击败陈毅的卫队骑兵连，突入城中，猛攻哲布尊丹巴的住所。陈毅身边只有一连士兵，仅能保护公署，而其余部队防守都要自己防区，无法回援，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保护哲布尊丹巴住所的两个连被恩琴歼灭，哲布尊丹巴被劫走。

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最高活佛，又是“独立”和“自治”时期的政府首脑，他落入恩琴手中，恩琴更有名义号召民众为他效力。2月2日拂晓，恩琴加紧了对储其祥所部的围攻，双方反复拼杀，难分胜负。一直驻扎在库伦北部，保护库伦与恰克图粮道的高在田所部却迟迟不来增援，经过一天战斗，储其祥所部已经筋疲力尽。

2月3日，恩琴的攻势更为凌厉，储部不支，退入城中，又遭到驻扎在哲布尊丹巴住所的恩琴部队夹击。此时，高在田团所属的两个营和一个骑兵连终于赶到，这本是合兵一处实行反击的好机会。岂料，高部见储部退却，竟然望风而逃，城中汉商百姓随之奔逃，“炮声震天，兵民狂奔”，秩序彻底混乱。恩琴大军基本控制了全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坚守在公署内的陈毅也知道无力回天，在卫队的保护下乘汽车向西出城，逃往恰克图，储其祥、袁天顺等部残部也陆续退往恰克图，高在田则率部脱离陈毅指挥，自行撤退。

至此，库伦城陷落，中华民国在外蒙古的控制区，仅剩下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

在逃往恰克图的途中，陈毅并没有彻底丧失希望，库伦失守必然震动国内，北京政府怎么也该有所行动，只要能派兵救援，到时自己还可以与援兵一起，重夺库伦。

可是他哪里想到，在恰克图，另一路人马已经枕戈待旦，准备做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四）

逃到恰克图的陈毅，收集残军，与恰克图守军一起驻守恰城及其附近。并再次电请北京速来援救。

北京的援助仍然没有，但却有人向陈毅发出想来援救的请求，可陈毅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更为忧虑。这个请求来自于苏联，他们提出可以出兵帮助中国消灭恩琴。从陈毅到外蒙古的第一天便是与俄国人周旋，哪里会同意苏联的请求？他回信拒绝，只是同意将边界线两侧25公里地区划为协防区域。

可是，苏联军队仍然派兵进驻恰克图西方和南方两个地点，并且将已经整训完毕的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的部队送到了恰克图城下。摆出了一副不让帮忙也要帮的强硬态度。

这一回陈毅彻底绝望，北京政府不能指望，恩琴即使不会马上前来进攻，苏联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部队也不会放过自己，彻底丢掉外蒙古已成定局，自己这个最高军政长官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于是，他以患病为由，住进恰克图俄国医院，电请北京政府以科布多参赞李垣代理库乌科唐镇抚使职务。

陈毅绝望了，而北京政府此时倒积极了起来。库伦失陷，给中华民国以重大震撼，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上书府院，希望“征调爱国军士会师北伐，以冀复国土而全责任”。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迫于压力，邀请直奉两系首脑一起商讨出兵方案。1921年2月22日，方案被拟出：援库军四路出兵，以黑龙江吴俊升部为北路，新疆杨增新部为西路，张作霖为东路，冯玉祥为南路，以曹锟抽调军队担任后援。

方案公布后，舆论稍息，国人只等着再一次“历史未有之盛事”的来临。

然而，各系军阀当初没有立即出兵救援，就是因为各怀心腹迁延扯皮，现在要有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又岂能协调一致？各系大佬在谁来担任援军总司令，粮饷军火调拨的问题上互相推诿，整整两个月，没有一兵一卒北上。

而就在北洋大佬扯皮之时，苏联终于按耐不住出手了。3月18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武装在苏俄红军支援下向恰克图发动进攻，民国军对付恩琴的部队都难以取胜，面对苏联红军又哪里能够坚守，稍一接触便弃城而走。恰克图被苏蒙联军占领，不久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也先后被苏蒙联军攻陷，中华民国在外蒙古再无立锥之地。

彻底心灰意冷的陈毅北走俄国城镇上乌丁斯克，虽然已经跌倒谷底，但做官的操守他还没有放弃。在上乌丁斯克，他与北京政府、东北地方政府协调，成功促成了一万一千多难民取道俄罗斯返回内地。

之后，他经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绕道东北回京，虽然没有收到严重的惩处，但库乌科唐镇抚使的职务被免去，再次赋闲。

这是陈毅的第二次去职，虽然看似再无起复的可能，但民国政坛，政治人物几起几落都是常态。陈毅丢官第一次是因为官场倾轧，第二次的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如果外蒙古能够再次回归民国版图，谁又能保证，熟悉蒙情屡有建树的他不会第三次出山？

而在当时，这也并非全无可能，因为北京政府还真的要出兵了。

1921年4月25日，由总理靳云鹏代表中央，召集曹锟、张作霖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召开了“天津会议”。会议的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外蒙古问题。

靳云鹏为了能够促成顺利出兵，答应了张作霖出任蒙疆经略使职务的要求，亦即收服外蒙古后，其地为张作霖地盘，并由政府拨发军饷、弹药。张作霖虽对蒙疆经略使一职感到满意，答应出兵，但仍提出需由政府拨发军饷500万元，由奉系自行拟定出征计划、路线，并再扩军以防内部空虚等要求。靳云鹏为尽快完成出兵，全盘答应。

于是，5月20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征蒙令”：“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充蒙疆经略使，所有一切剿抚计划付以全权便宜行事”，并授予“指挥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的权力”。

这一次张作霖倒没有完全虚应故事，开始调防所属奉军，扬言调十五万大军入关，经热河奔赴张家口、滂江，然后大举入蒙。

可惜，这规模浩大的调兵很快便又偃旗息鼓了。原因是热河都统姜桂题站出来阻挡。这位北洋老将本就瞧不起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徐世昌将自己的地盘热河交给张作霖节制，他已深为不满。现在听闻奉军要取道热河征蒙，更感到威胁。于是一面下令属下部队严防奉军，一面致电中央，说热和治安自己可以处理，不要派奉军前来，且发出警告：“否则主客两军因事发生冲突，桂题不负其咎”。

而直系曹锟也认为张作霖取道热河是有吞并其地扩充实力的企图，于是也出来为姜桂题讲话，致电中央云：“查奉天出兵，以粮草、弹药接济计，东蒙方向最为便捷，今反取道热河，实有违军事常理，岂不为舍近求远乎?”

这么一来，张作霖也大发其怒，不管中央怎么催促，一律都以“热事不决，断难从命”为由，按兵不动。

这边按兵不动，而外蒙古的局势却是一日千里：

1921年3月21日，在恩琴拥立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宣布再次“独立”，恩琴成为摄政王。可不到三个月，6月5日，恩琴与苏蒙联军在阿拉坦布拉克与托洛茨郭萨辅斯克展开大战，恩琴大败亏输，主力几乎丧尽，到7月4日，苏蒙联军占领库伦。6天后，7月10日，“蒙古国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立宪君主，苏赫巴托尔为军事部部长，乔巴山为副部长，苏联红军在这个政府邀请下大举进入外蒙古。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与苏俄订立《苏蒙修好条约》，双方互相承认为合法政府。

沙皇时代，俄国对于外蒙古，只是希望让自己权益独享，并不谋求彻底吞并。而苏联直接派兵护航“独立”，并与之签订“国与国”的条约，完全将外蒙古纳入自己羽翼之下，无论此时的北京政府，还是之后的南京政府，都再也不可能有机会收复其地了。

而陈毅，也就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能，从此湮没在历史之中，之后有何作为，何时辞世，都再无记载。这个两次任职外蒙古，以明达边事，谨慎忠勤著称的边疆大员，彻底成为时势的牺牲品，不会有事需要他，也不会有人想起他了。

（全文完）

【作者简介】

班布尔汗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