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1983-1984年，中国有一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大讨论——纪念托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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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1983-1984年，中国有一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大讨论——纪念托夫勒 

原创 2016-07-05 柳红 大家

文 | 柳红

2016年6月27日，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逝世。他的生命传奇，一方面发生在那具想象无限的大脑中；另一方面则是在对人类与世界由预言继而推动的改变中。然而，有一点是他没有料到的，那就是他对中国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大陆，也发生在海峡对岸的台湾。特殊的人或有特殊需求的人，从他那里不仅接收信息，而且付诸行动。这里，受影响最大的是一批知识和政治精英；那边，则是一位名叫唐凤的少年，辍学，进入自由软件王国。单说这里，那是1980年代初，中国面向现代化刚刚起步。

▍未来学会邀请托夫勒访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没几天，一家带有民间自组织意味的中国未来研究会就成立了，那天是1979年1月16日。它是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等单位联合发起，由钱学森、于光远、童大林、茅以升、汪道涵、聂壁初、于若木、李宝恒、蒋顺学、江泽宽、马宾、秦麟征、刘振元、糜振玉一、徐孝纯等先后担任顾问的研究会。阵容不可谓不宏大，官方背景加“民间”运作，在体制的缝隙之间搭起了一座平台，既有资源优势又有组合优势。他们要做什么呢？其宗旨有三：第一，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第二，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第三，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研究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前景。一时间，未来学会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科学，领风气之先。

人们最早知道托夫勒这个名字是从1981年《读书》杂志第11、12期上连载的《第三次浪潮》摘译中。译者是董乐山先生。该书所描述的人类进程和方向，令国人眼界大开，震撼、兴奋。有人敏锐地发现了我们的机会——不必亦步亦趋，走西方现代化老路。于是，未来学会决定出面邀请托夫勒来华，亲自交流探讨。经过董乐山先生从中牵线搭桥，1983年1月2日，托夫勒夫妇抵达北京，[注1][注2]受到极高礼遇。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杜大公设宴招待，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出席。

京津地区八十余位未来研究学者和专家参加托夫勒的学术报告会。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于光远还专门主持了一个座谈会，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于若木、田夫，理事长杜大公、副理事长罗劲柏、查汝强，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三联书店主编冯亦代等二十余位学者与托夫勒进行深入交流。托夫勒夫妇带来一台电视机，给大家播放《第三次浪潮》影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也与托夫勒夫妇作了交谈。他们去上海、苏州等地访问时，受到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接见。

1983年1月6日，几位年轻人金观涛（1947年生，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朱嘉明（1950年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唐若昕（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工作人员）等一同前往北京饭店与托夫勒见面；1月18日，金观涛、贾新民（1946-2002，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和朱嘉明去向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1920-2007）作了汇报。此时马洪是一位关键人物，身兼数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3月，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限国内发行。同年10月，《读书》杂志又介绍了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从1983年6月到年底，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也不断报道有关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信息，发了310篇稿件。其中5篇最为突出：《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大趋势”一书介绍》《美科学界人士谈第四次工业革命》《托夫勒谈“信息化社会”》，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社为“新产业革命”大造舆论》和系列报道《日本“新产业革命”介绍》之《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该报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系列报道在1983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被授予“特别奖”。[注3]中国学界也注意到这一世界浪潮。在1983年6月编辑定稿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的第八章中国技术发展战略问题中就提道“目前国际上议论将要兴起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动向我们应给予足够重视。利用好这一时机，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的经济，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注4]

很快，马洪就把对策研究小组组织起来了，从11月1日起，开始编辑《“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

1983年11月5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地点在计委礼堂，也就是红塔礼堂，参加人数有1600多人。国家科委主任方毅（1916－1997），国家科委委员、政策局局长吴明瑜（1931年生）发言，马洪作了题为《抓住机会，迎接挑战》的报告。之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了两次讨论会。

▍1983年11月“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一次讨论会

第一次讨论会于1983年11月24日在北京开幕。[注5]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有马洪、张寿、朱镕基、吴明瑜，上主席台的还有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副总干事张磐、常务干事王慧炯等。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务院各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各高等院校、各科研部门、各研究会、驻外使馆、新闻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北京市等部门和单位，共计120多人，还有青年研究人员和研究生。

会议集中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对于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看法。

第二，标志着“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一些新产业和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中的应用及其发展的具体情况，对这些国家当前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影响和今后发展趋势的分析。

第三，这种发展及其趋势，对世界、对我国将会发生什么影响，提出什么挑战。我们应当主动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措施，着重研究哪些技术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而直接采用新成果。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四，从哪几个重要方面提出对策，并对下阶段研究提出意见。

在大会上，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林自新报告“新的产业革命情况综述”，介绍丹尼耳·拜尔的《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主要观点；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王慧炯则介绍长波理论，等等。

11月24日下午，开始分组讨论，涉及问题十分开阔，由下例可见：

1.中国科协李宝恒：要意识到微电子技术的挑战。

2.国家海洋局杨金森：关于海洋开发问题。

3.中国科学院计划局顾问邓裕民：应选择知识密集的一两个城市作为开发信息产业的试点。

4.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技局副局长林志群：建议把城镇化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研究，抓紧一些城市集群如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抓好乡村型集镇的规划。

5.教育部规划研究室助研王佩君：必须教育先行。

6.国家经委综合运输所所长雷汀：如果运输方式不改变，将阻碍现代化的控制设备的使用。

7.人民大学管理系统工程室教授李国纲：要抓信息管理，包括人工信息管理和计算机信息管理。

8.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冯康：采用遗传工程和新技术，对农业发展会有很大促进作用。

9.国家经委科技局局长高卢麟：要建立专利制度，要弄清家底。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李国友：介绍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诸如硅谷、硅岸、三角研究区、波士顿128号公路等新产业中心。大学是这类工业区的核心；创业公司等。

11.航天部五院总工程师杨嘉墀：空间技术到了实用阶段。运用这项技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如通信卫星可以用来取代地面微波站，进行大地测量及发展教育等。

12.电子部计算局顾问郭平欣：建议计算机工业从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0.05%提高到1%，制定政策，改组计算机工业，颁布信息振兴法案，实行技贸结合等。

13.农牧渔业部科技司王之琦：开发生物技术，促进农业经济振兴。

14.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王慧炯：介绍世界产业新发展和西方经济学派，比如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

15.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把海洋开发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

16.邮电部科技局局长梁健：发展信息处理系统与发展电信传递系统同一发展，在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采用程控交换和光纤通信等技术，建立综合数字网和信息传递网。

17.城乡建设部科技局林志群：城镇化进程与住宅问题。

18.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郑绍廉：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学科之间界限逐步消失；科学与技术高度结合。

19.宦乡：建议中国以微电子、生物工程为主，发挥优势，例如稀土元素。

在11月28日朱镕基主持的闭幕会上，吴明瑜总结时讲道：

1956年周总理抓长期规划，……后来组织力量搞了几项“紧急措施。”……56年那一次主要是在科技工作领域研究这些问题。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作为国家总体战略来考虑这一问题。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融合在一起来考虑。我们这次研究战略决策就是采取网络结构。纵横交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研究战略问题。

会上对不同对策研究小组进行了分工，还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计委、经委、科委、社科院等单位抽调人建立起临时办事机构。随后，马洪组织出版《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编辑《对策研究》。

▍1984年：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二次研讨会

1984年3月24日，第二次讨论会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有关省市领导、专家、学者共270多人参加。经过几个月分头工作，各个对策研究小组做报告说明，例如：国防科技大学慈云桂、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黄云德谈光纤通信技术；电子部副总工程师童志鹏谈加速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谈生物技术；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所所长师昌绪谈材料与材料科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蒋新松谈机械电子技术；国家经委技术改造局总工程师孙宗灏谈传统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魏瑚谈上海对策，等等。

3月30日上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对策研究汇报会。出席汇报会的约70余人。马洪汇报了六点有关对策的说明：一是对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的认识；二是新兴技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三是关于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四是改革问题；五是怎样起步的问题；六是对策研究的后续行动。

历时一周的对策讨论会，印发了50期会议简报，可见其认真细致的工作。这种会风如今也是历史陈迹了。会后，研究小组又对各项报告草稿进行讨论修改，代国务院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连同8个附件，4月28日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

注意：两次讨论会的“主题词”有差别，第一次是“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第二次是“新的技术革命”，为何如此？据吴明瑜先生说，在当时，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就其意义和影响范围，远不止于技术革命，而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原本叫“新技术革命”好还是叫“新产业革命”准确属于学术讨论范畴，但是，它受到了有些党内理论家的指责。理由是，称新产业革命是美化西方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观点。他们不能容忍新产业革命的说法。于是才有了第二次会议名称的改变。这个插曲提示了人们那个时代背景。

▲ 阿尔文·托夫勒

不可阻挡的是这项研究演化成一场对国民的启蒙教育，空前绝后，显现出一些突破和成果：

首先，它把科学技术进步提到了国家经济社会技术发展的战略高度，事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一条什么样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其次，改变领导意志，拍脑袋决策方式，实践民主化、科学化决策，以大规模、跨学科、跨部门、网状结构的研究为决策基础；第三，是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现代管理等多方面内容的启蒙运动；第四，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尺度，比如，提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还将加强，科学技术发展的背后是制度问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制度和技术创新。第五，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第六，最大限度地介绍发达国家的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包括硅谷经验、中小创业企业、风险投资等等新兴技术和企业融资和运行形态。

回到开头，值得一提的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对两岸人物的影响一官一民，最后导引出两种样式。此地，历史一度中断，很多探索付诸东流；彼地，35岁的唐凤，在自由软件程序上不断进取，完成一次又一次开发和超越，正指向未来的方向。

注1：董乐山先生从中牵线、安排。
注2：未来学会：托夫勒应邀来访，载《未来与发展》1983年第01期
注3：张可喜：“我与日本科技报道”，人民网，2005年3月23日
注4：田江海：中国技术发展战略问题，载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注5：“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一期，1983年11月24日

【作者简介】

柳红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