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刊文谈DNA与历史学

源济

《自然》刊文谈DNA与历史学 

2016-06-04 Nature 知识分子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Geary）在北大。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按：       

       《自然》杂志最近一期刊出一篇讨论历史学与DNA技术的文章，我们特地介绍此文，以反映历史学所面临的多种当代挑战，既有理论方法上的，也有技术手段上的。文中提到的格里（Patrick Geary）教授，今年四月在北大讲学期间曾专场报告基因技术的历史学应用。我们把他的一篇文章也附在后面，供有兴趣的朋友进一步了解他的思路。

翻译 | 单敏捷、胡鸿

来源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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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摧毁了罗马帝国？很少有比这更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了。那些将大帝国改变为战国型中世纪的入侵者，他们是源于邪恶蛮族的远距离移民，还是涌入日益衰弱的首都以填补其力量真空的各种当地武装？抑或二者皆有？

《自然》杂志并非提出这个问题的典型场所——毕竟历史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但是在学者们继续讨论历史的同时，一些新型的科学家正在努力参与进目前的研究工作中。这些研究者们想要利用现代基因科技回答历史问题，而他们如此做却冒犯了人文学科的同仁。遗传学者们承诺给出这样的解释：利用对DNA的分析得来的客观确凿的数据，看青铜时代和维京时代“真正”发生过什么，用以取代“有偏见的”历史描述。

►《遗传学者和历史学家需要携手运用DNA探究历史》，Nature  533,  437–438  (26 May 2016)。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拥抱这一新世界。他们抱怨说，很多这类研究采用的是“先测基因序列，再予以历史化”的思路。比如，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先发现一个地区居民基因构造的转变，然后假定是某个历史事件导致了这样的人口学上的变化。

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本刊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感到不安，该文发现5000年前的俄罗斯草原居民的基因组和4500年前的西欧人非常相似，并猜测这是草原居民向欧洲大规模迁徙的结果，正是他们带来了印欧语（一种几乎涵盖了如今整个欧洲大陆的语系。（参见《自然》第 522期, 140–141页，2015年）

所以，可能有人觉得历史学家也会对最新的基因测序努力怀有敌意。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分析来自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1100处古代遗迹中找到的DNA样本，以便探究是什么人填补了罗马帝国崩塌后的空白——或者至少解释帝国怎么样变成了公元六到八世纪统治部分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

而在这个工程的领导者中，有一位正牌中世纪史学家，他就是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高等研究院（IAS）的帕特里克·格里，正是他确定了一些该项目所力图解决的问题及其方法。格里说，他的同行们必须为本学科的灵魂而战，以免它被蚕食和侵吞，“如果历史学家对基因科技袖手旁观而不是认真参与，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者的研究，而历史学家在其中贡献甚微，或者坦白地说有的也只是二流历史学家的贡献”。

他说：“如果不能将基因技术吸收进历史学研究之中，历史学家将会落伍。”

本周，在德国耶拿市的Max Planck人类史科学研究所，格里将要主持一个工作坊，届时会有大约20名左右青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聚在一起，了解正在改变传统历史学面貌的古DNA和其他量化工具。

令历史学家小心翼翼的一个考虑是个体的基因构造可能与其族群身份产生双向影响。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盎格鲁-萨克逊或法兰克这样的族群看作流动可变的分类，主要是个认同的问题，个体认同一个族群，同时拒绝其他族群。因此，在伦巴底人基因测序的工作中，不会用DNA确定王国建立者们的遗传学概貌，而是要探寻一些细微问题，如有关迁徙，关于早期居民和晚期居民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他们的血统是否与埋葬方式和埋葬地有关。

为了让遗传学者和历史学家能相互理解的其他努力也在进行中。哥本哈根大学的古DNA研究者汉内斯·施罗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最近获得了120万欧元（合13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名为CITIGEN的合作项目，目的是使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们了解和熟悉这一领域。和格里一样，施罗德也担心，历史学家如果不把遗传学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就会落伍。“列车飞奔，你要么跳上去，要么错过这班车”，施罗德说。他还致力于用古DNA数据研究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那些在本周将要首次品尝分子遗传学的年轻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也许把这个新工具带进他们的研究之中。然而他们需要做好准备——不仅仅要对遗传学有足够的理解以读懂论文，还要对古DNA数据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见解，走出一条用现代科技解读历史的道路。无论如何，蛮人已经兵临城下，你必须选择怎么办。

（单敏捷 译）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Geary）在北大。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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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

帕特里克·格里（IAS，普林斯顿）

“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原本是对拉丁语“民族迁徙”（migratio gentium）的一个18世纪的德语翻译，由奥地利人文主义者沃尔夫冈·拉兹（Wolfgang Laz）使用于1557年。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该词在德语中业已获得了非常复杂的意义和内涵，以至于成为又一个无法翻译的德语词汇。毫无疑问，无论英语的“蛮族迁徙”（Barbarian migrations）还是法语的“蛮族入侵”（Invasions barbares），均不能准确捕捉该词在德语中的共鸣，而字面意义上“诸民族的漫游”（Wandering of peoples），听起来更像是说夏日圣马可广场的旅游者，而不是阿尔博因（Alboin）带领着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

沃尔夫冈·拉兹当然不会知道他将要开启的麻烦，或者他将引入一个“民族大迁徙”的悠久传统。拉兹的本意并非去描述罗马帝国的衰亡，而是想要描述一个新部族（gens，我们敢说“民族”Volker吗?）的诞生：奥地利人。他简要概述了这一新民族（people）的起源：当罗马人被蛮族，尤其是条顿人，驱逐出那片将要成为奥地利的土地时，罗马人的风俗与加拉太人(Gallograeci)、凯尔特人(Celtae)、陶里斯人（Taurisei）、卡尔尼人（Carni）、博伊人（Boii）、塞农人（Senones）、苏维人（Suevi）、马科曼尼人（Marcomani）、夸迪人（Quadi）、汪达尔人（Valdali）、哥特人（Gothi）、格皮德人（Gepedes）、赫鲁利人（Heruli）、勃艮第人（Burgundiones）以及伦巴第人（Longobaidi）的风俗相混合，创造出一种新秩序，造就了全新的奥地利族（Austriadumgens）。该族被法兰克王子统治着，其支配范围几乎扩张到了黑海，南到地中海以及更远处，到达那些前所未闻的岛屿和陆地。

这样的“民族迁徙”（migratio gentium）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民族大迁徙”（lange Völkerwanderung）大相径庭，后者是伴随着浪漫画面的：“像一场洪水，无数的山间溪流汇集起来，在一个高大山谷中被阻截了很久，或被引导向四处脆弱的堤坝，终于无可阻挡地爆发，泛滥到低地：一浪跟着一浪，一股接着一股，直到一切都变成广阔的海。就在那里，逐渐被淹没的地方，荒残随处可见。然而，最终那些波涛汹涌的河流平息下去，陆地重现且更加肥沃。北方民族进入罗马帝国诸省的著名大迁徙就是这样发生并发展的。”这种“民族大迁徙”的图像难以翻译，就因为它是如此意识形态化，哪怕在它需要修正的时候。

然而，修正也不会在民族迁徙或蛮族入侵的另一种流行图像中找到，那种图像在欧洲的反移民言论中已沉渣泛起。看看下面这段对五世纪历史的简述，是由荷兰第三大政党的领袖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今年夏天在罗马提出的：

在5世纪，罗马沦陷于日耳曼野蛮人。毫无疑问罗马的文明远远高于那些蛮人。然而，罗马灭亡了。罗马灭亡是因为它丧失了对自身文明的信念。它已失去了挺身为生存而战的意志。罗马不是一夜之间崩溃的。罗马逐渐地走向灭亡。罗马人极少察觉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直到一切都晚了，他们才看出野蛮人的迁入是一个威胁。数十年间，日耳曼野蛮人被帝国的繁荣吸引，不断越过边境。最初，帝国对新来者的吸引力，或可看作是罗马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优势的一个标志。但是后来，在406年12月31日，莱茵河结冰了，数以万计的日耳曼野蛮人跨过了莱茵河，潮水一般涌进帝国，狂暴地横冲直撞，毁灭了每一个他们经过的城市。410年，罗马城被劫掠了。

这段对中世纪移民历史的简述，其用意当然不在于描述过去而是预言未来：不受控制的移民演变成入侵，由此带来的罗马世界的剧变，在此被理解为欧洲的未来，如果当下从伊斯兰诸国进入欧洲的移民不被立即终止和逆转的话。同样地，跨文化互动成了威尔德斯所憎恶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又一个术语，在他和一些人看来，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从内部毁灭欧洲的悖谬意识形态。

迁徙是否曾经发生过？

提出这个问题时，博戈尔特教授追随了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的足迹，后者最近的《野蛮潮汐：大迁徙时代和晚期罗马帝国》更为激进：不管是迁徙还是扩散，都没给欧洲历史带来任何影响。古典时代终结时的转变，是一系列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制度问题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是在帝国内部产生的，而且大多在罗马传统中耗到尽头。蛮族充其量只是该剧的一些演员，他们的台词是由罗马的法官、财政官僚以及皇帝们写下的。然而，无论是博戈尔特以扩散替换迁徙的努力，还是沃尔特·戈法特更加激烈的反传统立场，都未能阻止中世纪学家们继续将蛮族迁徙写成后期古典时代历史中的主要因素。想想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Perkins）对蛮族入侵之后果的通行论述的标题：“罗马的覆灭与文明的终结”。

那么怎样穿越这些水火不容的看法间的雷区？最简单的大概是说：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一场“民族大迁徙”，因此它也不可能是一场跨文化互动。请恕我不能完全自在地接受如下看法：虽然可能没有如浪漫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所描述的那种民族大迁徙，但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包括从帝国边境线向西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人群移动，在4-7世纪间确实发生了。我们要小心地不去误解这些事件，与此同时，忽略它们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还须非常谨慎，以免掉进语言和学术传统设置的陷阱，那种学术传统夸大了进入帝国的移民对后来欧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因此我关注中世纪早期的移民作为一种跨文化（transcultural）现象。首先要问，5-7世纪是否存在跨越西欧的重大人口移动？然后再看，相对少量的哥特人、伦巴第人或汪达尔人是否对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帝国居民产生过任何真实、持久的文化影响，以至于在欧洲文化与社会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关于徙入欧洲的人口数量，极多与极少的争议由来已久。坦白说，对于古典后期在欧亚大陆西部迁徙人口的数字，还没有任何研究提供有意义的说法。当时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献记录，是出了名的夸大其辞。考古材料可能有一些文化扩散的证据，但无法单独证明真正参与迁徙的人口数字。有关迁徙的争论中，唯一被某种接近科学调查的方法处理过的，就是从大陆到不列颠的迁徙问题，但即便是这些研究也是极具争议的。

在1998年一篇重要论文中，德国出生但就职于英国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哈尔克（Heinrich Härke）毫不掩饰地对比了德国和英国考古学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迁徙的不同态度。哈尔克自己的考古工作让他得出如下结论：大陆日耳曼人进入后罗马时代不列颠的一场真实迁徙的确存在，同时不列颠原住民也真实地生存了下来。

他的发现遭遇了极大的质疑，有时是露骨的敌意，既在英国也在德国：英国同行们怀疑迁徙的重要性，德国同行则怀疑不列颠人的继续存在。他没有将这种分歧归因于历史和考古研究中不同的研究方法，而是归于英国和德国学者间文化上的差异。对英国方面，他用当代的孤立主义、对欧陆语言进而对欧陆学术的无知，来解释英国最小化盎格鲁-撒克逊迁徙规模的倾向。对德国人，他看出了数代“民族大迁徙”神话未经批判的延续，以及一直持续的假想（在德国被供奉于公民法中）：“文化共同体等于生物共同体。”

怎样评估如此巨大的分歧，特别是如果像哈尔克指出的，分歧并非基于证据而是反映了文化偏见？在哈尔克的文章问世之后，由迈克尔·威尔（Michael Weale）领导的一组遗传学家试图找到一种解决此问题的新方法，即通过检测单核苷酸多态性（简称SNP）以及Y染色体微卫星，样本为313名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男性、以及94名挪威和夫里斯兰男性。

结果显示，在中英格兰内部单倍体频率的差异极小，并且在夫里斯兰和中英格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在威尔士和英格兰间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差别。

他们于是提问，什么样的人口迁移模型能够解释这些发现？在排除了一些备选的解释，如新石器时代以来连续的、低规模的移民说之后，他们接受了曾在距今60代人之前（约当公元500年）发生大规模迁徙的假说。假设一个0.1%（仍是非常高的估算）的背景性移民加上一场一次性的大规模迁徙，这次大规模迁徙在东英格兰对男性DNA的贡献便在50%至100%之间。这个模型倾向于确认一场发生于公元500年左右，可能约有50万人的大规模迁徙，的确会是一次赫尔德式的迁徙。但考虑到早期中世纪的考古证据，这个假说极荒唐地脱离真实。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于现代英国基因库中的这一大规模Y染色体替代，这批科学家的一部分，加上哈尔克，试图寻找一种不同于上述巨大移民数字的机制加以解释——根据物质上的证据以及我们对中世纪早期人口状况的了解，那个数字完全不切实际。

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他们用电脑进行模拟实验，假定不同的移民和土著人口的初始规模，但给作为东部和中部不列颠新征服者的移民设定了15代人口增殖的优势，15代人粗略相当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给予萨克逊人比本土不列颠人更高价偿命金（wergild）的时代。

他们假设，即使一小批移民，如果他们享有更高的政治及经济地位，较之数量更多但处于劣势的被征服人群，他们能更加成功地将遗传概貌（geneticprofiles）传给以后的世代。不列颠人，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缺少特权，较之他们的高偿命价撒克逊领主，他们接触女性的机会要少，而且由于他们相对贫困，他们的儿子——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比撒克逊人的孩子有着更高的婴儿死亡率。他们的模拟实验设定了一个在1.2至1.8之间可选择的优势系数，并且假定移民人口在10%至20%之间。其结论是，当初始移民仅占10%，可选的生殖优势为1.5，在社会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撒克逊人，能够在15代之内达到Y染色体基因库至少50%的水平。10%的移民人口大概不能构成一次赫尔德式“民族大迁徙”，但它已足够去解释一次可观的人口与文化上的转换，尤其是当这10%代表一个地位高贵、军事化的人群时。

这些结论确实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它如此依赖于采样技术、关于古代和现代移民的假说、关于生殖优势的假说，以至于该理论受到英国历史学家们的强烈反对。

据我所知，欧洲大陆还没有进行类似的尝试。考虑到在迁徙时代之前、之中以及之后穿越西部欧亚的持续基因流动，为了估算1500年前的DNA图谱而对当代欧洲DNA进行分析，是不可能有意义的。

不过，我本人正在组织一个项目，用一种不同的方法，由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英国的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参与，尝试分析来自北意大利和潘诺尼亚两地6世纪遗迹中的古代DNA，以期创建一个古典末期跨越欧洲的基因差异的数据库。

我们研究的起点，是最近由约翰·诺文布雷（John Novembre）所做的一项对当代欧洲DNA的研究，它确凿地证明了：除了巴斯克人（Basques）和萨丁岛人（Sardinians）这类极为罕见的孤立社群，与现代欧洲人基因差异相关性最强的，不是语言，不是文化，也不是移民迁徙，与基因的集中与分歧相关的唯一关键性预测变量是地理。该研究抽取约1300位欧洲人的基因，检测了每个基因组中20万个位置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应用一种被称为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的数学技术，将大量的SNP缩减为仅仅两个变量，可以被绘制成简单的图表。其结果是令人惊异的：当该图被叠加到欧洲地图上时，它与欧洲地图一致到了惊人的程度。研究得到的欧洲基因地图由跨越欧陆的渐变群组成，结果无论语言或推定出的历史如何，地理上的接近才是基因相近的最重要指标。简单地说，基因流动发生在邻近人群中——当代欧洲基因地图的绘制，未能揭示任何证据表明发生过一次留下了基因足迹的大规模人口侵入。

另一方面，这一深入细节层面的分析，的确使得辨识在倾向于内部通婚的社群中即使非常少数的基因孤立成为可能。举个例子，一项我参与的后续研究，将获取自约200名现代索布人（Sorbs）的30000个SNP制成图表，并将其结果与来自德国、波兰、以及捷克共和国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这一在今德国东部地区的斯拉夫语人群，他们的基因更加接近波兰人和捷克人，而非说德语的邻居们。这与索布语和其他西斯拉夫语支的亲缘性若合符契，尽管如此，在地图上他们还是处在诺文布雷的宏观研究可能会预言的位置上。

我们团队尝试弄清楚，即便在所谓的大迁徙时期，同样的地理模式是否能够成立，或者是否有可能识别出能标示近期（距今约1500年）迁徙的基因孤立人群。因为从活着的欧洲人提取DNA作为1500年前人的替身，需要太多无法验证的关于人群连续性的假设，所以我们集中精力去分析从6-7世纪墓葬中获取的古代DNA。目前我们正在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一些据物质文化特征被判定为“伦巴第人”的遗址，同时也从其邻近的带有不同文化标志——推定为罗马人或格皮德人（Gepid）——的遗址获取标本。利用新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s Sequencing, NGS）技术，我们将力求对每个墓葬中样本全部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SNP以及常染色体基因座（loci）进行基因分型（genotype）。我们的目标是要判定：在伦巴第与非伦巴第墓葬中埋葬的个体之间，有什么样的生物学关系？是否在群体之间存在真实的基因流动，即使他们的物质文化暗示了文化差异？如果这些群体之间存在基因流动，是否有得自线粒体和Y染色体的证据显示这一过程具有性别偏向？我们还想进一步判定，在潘诺尼亚和意大利被识别为伦巴第人的墓地之间，是否存在基因连续性？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该连续性同样地显著？抑或男人与女人拥有不同的迁徙历史？

这是一个试验性项目，非常依赖可用样本的质量，也依赖我们团队中遗传学家的能力去克服样本降解、损坏以及污染等无可避免的问题，以对结果做出有效的分析。即便我们在这一小项目中取得成功，要想累积成一幅坐标清晰的5-6世纪欧洲基因地图，还需要很多其他研究。或许到那时，人们才能开始就“民族大迁徙”的人口数据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不过，新问题将不会是赫尔德式的或威尔德斯式的。如同盖伊·哈萨尔（Guy Halsall）已警告过的，不应该用21世纪的技术手段去试图回答19世纪的提问。较之回答现代早期浪漫派或当代排外主义者的问题，我们更期望能够提出并回应关于人口移动、迁徙与性别、以及文化相异社群间的相互关系等更有意义的问题

当然，即使我们能够对人口史做出一点贡献，这种分析也丝毫没有回答我讲话标题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在古典末期某种跨文化转移是否真实发生过。关于文化认同、宗教与社会价值观、或者政治与法律制度，遗传学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对于欧洲的形成，前往西欧的斯拉夫、日耳曼移民，在文化上、社会上以及政治上发挥过何种正面的或负面的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且备受争议，甚至超过了对迁徙的人数与人口概况的争论。

罗马世界和其邻人的互动，在边境之内和边境地带，当观念、价值观、制度以及社会行动互相接触，是否带来共同的转变？蛮族社会通过接近并最终融入罗马世界而发生的深刻变迁几乎无人怀疑：一个远过边境线以外的商业经济；在罗马军队中的世代服役，教会了他们战术、组织纪律以及指挥结构，同时罗马薪酬让蛮族领袖积蓄了新形式的社会和政治资本，得以实现更强的集权、更大地域的政治控制。基督教，主要是但不限于阿里乌斯派，在匈人到来之前被广泛奉行于哥特联盟；基督教传教士在斯拉夫世界的活动已见于6世纪，表明作为接触罗马的结果之一，文化传统也经历了重大转变。军事精英永久性地进入帝国，仅仅是加速了这些进程。很有可能，除了在最偏远的地区如不列颠岛之外，可以说在西欧的小规模移民完全地、迅速地被融化进了当地人的社会和文化中。

有人也许会说，博戈尔特所提出的斯拉夫人或法兰克人的扩张就不是这样的。法兰克人扩散的证据，如果基于在所谓“行列式墓地”（Reihengräberfelder）中的特定类型人工制品，暗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扩散方向。如果跟随那些墓葬物品的扩张，包括扣针、带饰、以及曾被视为典型“蛮族”或日耳曼文化传统之明证的纹饰，这些实际上首先出现在帝国内部而非其外。追寻这些物质文化作为法兰克文化扩张的证据，就是假定法兰克人扩张始于帝国内部并向外伸展至日耳曼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斯拉夫人的扩散。弗洛林·科塔（Florin Curta）曾根据考古证据以及对稀少的文字史料的仔细重读，指出集合名词“斯拉夫”（Slavs）是拜占庭人的发明，Sclavene和Slav都是外界使用的标签，以简化一种复杂的族群与政治状况，即沿多瑙河边境线的土著人群的转变，该转变主要响应了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们的政治决策。从这一视角来看，很难去讨论一次斯拉夫人迁徙/入侵或扩散。如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那么在罗马式的社会组织、农业、政治结构以及宗教大半随着城市文明一起消失的地方，这些变化可能不是入侵或扩散的结果，而是内部的转变造成的。

可是，那些确实进入了帝国的移民们，为他们在罗马帝国居住的地区贡献了什么——如果有所贡献的话？是否这一过程并非一场跨文化互动，而是罗马文化对于蛮族的一次单方向吸收？在为衰朽的罗马世界带来“新鲜血液”之外，传统日耳曼学家的论点还集中在法律传统（特别是偿命金）、政治制度（日耳曼王权与领主权）、以及近期关注的社会关系（女性较重的公共角色、较不烦重的劳役）等等。但是，从19世纪开始，罗马学传统已经指出古典末期西方的转变是内部发展而非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一切看起来非常“蛮族”的事物，实际上都能在晚期罗马的地方社会或军人社会中找到。

的确，罗马学家关于罗马文化尤其是制度的基本连续性的宣称，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证实：偿命金？在晚期罗马诉讼程序中可以看到一种相似的赔偿系统，作为罗马刑法命名的证据；王权与领主权？一旦除去了两百年来日耳曼理论的外壳，有关“西日耳曼人革命”和军事王权（Heerkönigtum）出现的证据是异常薄弱的；蛮族的王从罗马元老院获得他们的王权，而围绕着日耳曼王权的仪式诸如将新王置于其盾上举起，最先可见于罗马皇帝的登基仪式，比如叛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的那次；“蛮族的”军事习惯，如Michael McCormick等人已经说明的，在它们出现于日耳曼武士之前，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备受珍惜的观念如“附庸”（Gefolgschaft），可能更应归功于罗马的扈从关系，而非从日耳曼尼亚森林出现的某种盟约。

那么，说民族大迁徙从未发生过因而也没有任何跨文化互动，是否妥当？赫尔德意义上的民族大迁徙当然是没有的，但政治上和军事上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的移居进入帝国，不应该被不假思索地排除——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证据。也不应该假设其人数太少不足以对接受他们的社会造成任何持久的影响：首先，我们不知道数字；其次，在文化上也在人口上，精英优势可以盖过数量的劣势。我们也不应太快地赞同说，这些移民被后期罗马文化完全地吞没了，以至于对早期中世纪文化他们除了基因之外毫无贡献。

不过，如我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蛮族世界的罗马化，以及罗马世界的蛮族化——尤其是其军事制度，在传统所称的“民族大迁徙时代”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沿着西部边境的跨文化互动是一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1世纪，而5-7世纪扩散式的迁徙，只是那个创造了欧洲的更长历史进程的一小部分。我们要学习的仍有许多。

（胡鸿 译）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Geary）在北大。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