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原本是个日本词语。我并不教条反日,但是一直觉得,科学此一借自日本的汉词,比诸经济、逻辑、哲学等汉词,影响更深更远,更主要的是有潜在负面影响,不得不说。
一般知道,“科学”最早是由日本翻译“science”而来,创者是日本学者西周(Nishi Amane),大概是1874年首用。西周是日本近代哲学创建者之一,有称他为“日本现代哲学之父”,他和19世纪几位重要的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创建者,除了游学西方文明萌起的欧洲,浸润西学,也多习中国道家思维,熟稔老庄典籍,日本哲学代表的京都学派,有所谓“格物观心”之说,其中思想意境很深。
▲ 西周(1829 – 1897)
回看科学的进入我人文化,其实与近代欧西文明的外侵扩张,亦步亦趋。欧西文明之得以进入拉美、非洲、中东与我人文化,并非因此些地区的欣羡欧西理性思维,近悦远来,欧西文明的优势地位,得自倚仗近代科学而来之坚船利砲,面对此种“兵刀强虏”,只能“屈服勉从”,唯此数百年历程,便让欧西文明生出唯我真神信仰,理性进步的优越感,也造就出我人自惭形秽之自卑情节。
科学一词之借自日本,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关系密切。清季面对日本的崛起,是一复杂心理,一方面长久以来日本不过东瀛虾夷之国,汉印“汉委奴国王”,可说道尽其中的尊大心态,未料19世纪日本脱缰而起,很快成为东亚强权,1894年甲午清日海战,大清两艘德国造的七千吨以上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一艘沉没,一艘后来遭日军虏获,北洋舰队全面溃败,日本强起的印象,深入人心。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许多道理,日本天皇体系的神道统领,日本当时幕府结构以及过往长久历史经验的影响,都让日本在心理上比较容易走上变革之道,再加上欧美帝国的扩张重心,是资源丰足、市场广袤的中国或印度,不在意地瘠人寡的扶桑岛国,日本也充分利用欧美强权的彼此矛盾,甲午战争之后,到1905年再在英国暗助下,一举战胜帝俄,坐实亚洲强权的地位。
中国虽也曾经败于日本,然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打败俄国,是一个黄种人国家首次打败白种人国家,其带来的刺激,难能比拟,起而效尤之心,应势而起,一时负笈游学者络驿于途,到20世纪初留学日本者已逾万人,文化思想的影响层面甚广,而日本之新用汉词,自然援引借用,蔚为先进之风,此中科学最是代表。
科学这个名词的进入我人文化语汇,是在1900年以后,在此之前文化社会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是用“格致”称之,1900年之所以成为用词转变的年份,与1901年清廷的采行新政有关。从八国联军引致的新政,给清末带来许多制度变革,科举废除,学制改新后,已然有“格致”与“科学”的并用,1912年民国新元教育改制,原来的格致科改为理科,自此自然学科便是“科学”,“格致”全然地销声匿迹。
▲ 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技期刊:《格致汇编》
这个变革,其实是历史巨变,不只改变制度,也根本颠覆了一个文化传统的价值。接受新思想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数目增加很快,根据周策纵研究,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受过新式教育影响人数已有一千万,新的知识思维也渐渐占上社会主流地位,这些发展的背后道理,一是来自当时社会面对着自己落后深感屈辱的事实,另外新时代知识分子也有一种教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出自他们自己面对新文化环境时受到的挫折,以及因之而有的一种优越意识的错纵纠葛。这种心理不独那时显然,到了今日依然未去,君不见我们文化学界中人,许多见到西人便矮了半截,谈起问题不觉中的口述心思,常谓在西方如何如何,似乎那就是楷模典范,无人不该尊效景从。
科学是西学中最深刻,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思维知识体系,因此我们的援引科学,由其名称而至思维,无一不以科学为尚,所谓思想启蒙,当然更是无限上纲。科学进入我人文化的时刻,是一个狼烟四起,家国残败的局面,当时知识中人,眼见如此困境,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那时的文化虚无、种族低能论调,蔚为风潮,总之,国之不国,民不聊生,皆是传统文化贻害,在这其中却忽略掉了,在整个不合理困局的背后,是那蛮不讲理的帝国主义。
现时谈论科学,不能不谈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肇因,正是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侵踏之反抗,运动揭示的思想标的,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提出“科学”与“民主”并列,“民主”所谓“以民为主”,其意较明,“科学”借自日本已用之词,所谓“科学”乃“分科之学”,词意其实无深内涵,然此一词汇之沿用,却蔚然成风深入人心,当时振呼的口号是“救亡”与“启蒙”,“救亡”一路走来已见其效,但是“启蒙”的思想再造却没有深入其事。
五四运动后四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科学进入我人文化的一次深化辩论,但是如果探究其辩诘之内容,则多着墨于名词表象意涵,没有深及对我传统文化之启蒙意义。“科玄论战”起自那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给留美学生的演讲《人生观》,北大教授张君劢演讲的要旨,是对当时所谓“科学人生观”的驳斥,他以科学的客观因果律,与人生的主观自由意志,主张科学支配人生观的不当。最先出而批评张君劢的丁文江,很快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位中国地质学先驱人物甚至认为,不是用科学方法得到的结论都不是知识。
后来许多论者认为,那一场由科学与人生观起始的论战,论战双方都流于唯心主义论辩,对科学有批判也有瑜扬,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深化探究科学传统与我人传统的对峙与融合。
以当时那些试图建立所谓科学人生观的论点看,此一论战的着重焦点,是对于改造社会方案的抉择,面向的是救亡问题,启蒙问题没有着力,甚或以为援引外来新思想便是启蒙,因此造成丁文江批评张君劢等人为玄学鬼,反成为留下印象深刻的论点,坐实“科学”与“玄学”对立的提法,也从此成就科学在我人文化中的无所挑战地位。
其实张君劢不但不是钻研魏晋玄理的玄学家,他对于儒家思想与法哲柏格森之直观哲学,颇有深研,曾撰文讨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学的复兴,在“科玄论战”中与张君劢同一阵营的梁启超,早是清末民初思想界代表人物,梁启超1919年游欧回来发表的《欧游心影录》,直陈他在欧洲所见西方文明悲观前景,而有要恢复自我文化传统的倡议,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甚至西方思潮的认识深度,比诸科学派诸人,事实上是更胜一筹的。
▲ 张君劢(1887-1969)
如果以历史进程作一对比,在一般认为是近代科学萌生的英国,也曾发生科学与传统人文的论辩。19世纪初,先有英国浪漫文学诗人柯勒律治与法学和社会改革家边沁的辩论,被称之为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19世纪晚期,则有文学评论家与诗人阿诺德和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人文与科学论战,这两次论战,人文传统站在强势地位,科学的功利主义只能奋力以搏,也因为这个道理,对于科学,欧洲,至少在英国,一直有着较为强大的质疑与挑战传统,反观我们对于科学,则只有奉为圭臬的信仰。
科学在我人文化中的启蒙深化,有论者以宋明理学的常识理性,与科学的工具理性对比论列,另外有拿“科学”与“格致”的使用与意义变化作讨论,认为科学在语词上虽摆脱宋明理学的束缚,在使用中却撷取了格致在理学中的一些特点,从而论证20世纪中国的思想革命,就某方面看只是“一种语言幻觉”。
这些以科学中心论点的思考,是以科学为张本,衡量我人文化的适趋程度。我人文化中被科学取代的格致,一点不错是《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的起始环结,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揭示的万物观照,正是自然宇宙思维的基始,虽与近代科学之大传统不相同,却有其天人一体、物我同源的襟怀。
“科学”取代“格致”生出的一个大弊,是“科学”此一词语,我人用之习焉不察,已视为同体一词,其实“科学”也者,其意乃是“分科之学”,是一无内涵意义之词语,此种无内里涵义词语,产生出的是一种符号化效果,符号化词语便易于符咒化,我人语境中常出现的“此事多么科学”“此理多么科学”,甚至说出“理盲”之语,诸般种种,皆源自其中所谓“理”,无一不只识“科学”为唯一之“理”,其他非“盲”即“愚”,这正是百多年前一些思想先行者眼中对落后中国的定调。
科学由“符号化”而致“符咒化”的效应,似可类比于诵念“阿弥陀佛”梵语之追求佛慧广被,此种以科学为绝对衡断标准之话语情境,不独未见于其他语境,亦显出以无旨意的符号化“科学”取代内蕴深意“格致”的语词错置,以及给我人面对宇宙思维所带来的局限。
在历史上,近代科学在西方一直面对着强势人文传统的质疑,近年更多有哲思与伦理的辩诘匡正,如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体观照思之,此不正是一个面对宇宙思维的伦理与人文取向,不正是近时科学体制内所大谈的科学伦理以及社会责任吗?
年前曾撰一文《由科学回归格致》,倡议文化的复古更新,现下我们需要的,也许不只是“科学”这个名词语句的辩正,更需要一种“格致”思想的新局。百年前的西风东渐,有其历史上的形格势禁因素,而其中居关键之科学,内里固有近时一些学界尝谈的,所谓新教伦理的重商主义或创新精神,此或多有吻合于现代思维之合理性,然科学作为的“实征致用,立竿见影”特质,以及倚此而致的“船坚砲利”,才是成就西风东渐的最主要道理,也是使我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根本道理。
今时代新起,世势再造,重新省思“科学”的词语蹙境,开展“宇宙思维”中的“格致”新意,此其时矣。
【注】本文原标题为《好好一个格致,怎成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