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奥威尔五年的缅甸岁月成书后，英国出版商不敢出版

源济

周成林：奥威尔五年的缅甸岁月成书后，英国出版商不敢出版 

原创 2016-05-06 周成林 大家

摘要ID：ipress  

去缅甸前，他自认是个既有等级偏见的势利者，又是反抗一切威权的革命者。等他离开缅甸，“整整五年，我是一个压迫体制的一分子，这让我良心不安”，也让他不仅想逃离令他憎恶的帝国主义，更想逃离人主宰人的所有形式。

▍一

在描写英国劳工苦境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书中，奥威尔短暂回忆自己在英印缅甸当警察的岁月。那是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七年。初到缅甸，奥威尔还没二十岁，也没真正开始写作。去缅甸前，他自认是个既有等级偏见的势利者，又是反抗一切威权的革命者。等他离开缅甸，“整整五年，我是一个压迫体制的一分子，这让我良心不安”，也让他不仅想逃离令他憎恶的帝国主义，更想逃离人主宰人的所有形式。除了九年后志愿参加西班牙内战反抗法西斯政权，缅甸五年，是对奥威尔思想演变和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重大影响。一九三四年，奥威尔的长篇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出版，故事发生地，正是他当殖民警察的最后一年所在，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畔的偏远小镇卡塔（Katha）。

《缅甸岁月》的主人公弗洛里（Flory），是个三十多岁的单身木材商人，经年在卡塔周围的荒郊野林工作，不时回到镇上休假，跟为数不多的英国殖民官员和其他商人流连于白人才可踏足的网球场和俱乐部。奥威尔把这个格格不入郁郁寡欢的英国人写成自己的化身，因为在缅甸愈久，弗洛里就愈觉孤独苦闷，“他现在的所有想法，都集中于对他身在其中的帝国主义氛围的憎恨，这一憎恨荼毒一切”。

《缅甸岁月》虽是虚构，但是奥威尔把一众自以为是的殖民者写得太真实太不堪，英国的出版商担心惹上官司，最初不敢出版这本书。小说初版是在纽约，过了一年多，才有英国版；为了“避嫌”，作家只得把故事发生地卡塔（Katha）改成科塔达（Kyauktada）。

▍二

奥威尔时代，卡塔（或科塔达）的人口大约四千人，而今也不过一万两千。如同当年，从缅甸第二大城曼德勒去卡塔，你可乘船而上，也可坐火车；两者都不轻松，都要十来个小时。下午四点开始颠簸，我坐的普通座（Ordinary Class）火车，远比中国的硬座列车简陋。路基很差，火车就像醉汉跳舞，翌晨六点，终于晃到卡塔附近一个小站。这是一月初，缅甸的干爽“冬天”，白天虽然烈日高照，早晚却让你冷得发抖，尤其是在北部。然而，我不是《缅甸岁月》女主人公伊丽莎白（Elizabeth），没人专门开车来车站接我。在冷清站外叫了一辆摩托车，将近半小时，穿行于空空荡荡的黎明山野，我来到卡塔，站在薄雾环绕红日初升的伊洛瓦底江畔，脑袋飘忽，浑身冰冷，不由自主，牙齿打战。

《缅甸岁月》很多故事，都发生在镇上的英国俱乐部和网球场。多少“得益于”缅甸军人政权将近半个世纪的闭关自守，这些场地还在。上个世纪初，殖民地白人专属的俱乐部，远远不止“上等人”的休闲会所。用奥威尔的话说：“在印度（笔者注：缅甸当年是英属印度一个省）任何一个城镇，欧洲人俱乐部是个精神堡垒，是英国势力的真正所在，是土著官员和百万富翁徒劳向往的涅槃。”另一位爱尔兰裔英国作家Maurice Collis，与奥威尔同一时代，也在缅甸做过好多年殖民官员。Collis的回忆录Into Hidden Burma写道：“缅甸的英国俱乐部很少让非欧洲人成为荣誉会员。”而在奥威尔笔下，卡塔小镇的英国俱乐部，虽然远远不如仰光的勃固俱乐部（Pegu Club）气派，但也傲慢无比，因为他们从未让任何一个东方人入会。

▲ [英]乔治·奥威尔/郝爽、张旸/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1

卡塔镇边，从前的“欧洲人区”绿荫宜人，点缀数栋殖民时代旧宅。将近九十年过去，浩荡江水改道，不再流经这片“高尚”区域。上午九点，太阳已把你晒得肌肤刺痛。我站在大树遮阴的网球场门口，铁丝网团团围住，木栅门刷成蓝色，上方窄栏，写着“卡塔，一九二四”的白色英文。《缅甸岁月》的男女主人公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在这里打过网球，伊丽莎白和她的新欢骑兵军官也在这里随着留声机薄暮起舞。不像多年前来此追寻奥威尔踪迹的美国作家Emma Larkin所写，卡塔网球场现已整修一新，球场刷成蓝白红，高高的裁判椅和低低的白球网亮得晃眼。一个浅色睡衣裤的中年男人，从后来修建的工作房兼更衣间内走出。他当然知道奥威尔，知道这是奥威尔小说一大场景。网球场现有二十名会员，都是当地人，每月会费六千缅币（不到三十元），打一场球只要八百。“黄昏这里有人打球，很热闹，你可以来看。”他说。

英国俱乐部，就在网球场后方。走过一片不到两百米的杂草空地，没标牌，椰树掩映，斜对一排货仓，一幢低矮的两层砖木楼房，斜斜屋顶铺着瓦楞铁皮，漆成黑色的墙板、窗户和阳台木栏早已泛白。我踱上阳台，门开着。不像仰光俄国大使馆对面残破的勃固俱乐部铁门紧锁，一个瘦小老者迎上前来，圆领汗衫，围着纱笼。是的，我可以看看，可以拍照。他带我穿过摆满老旧木椅、茶几和写字台的大厅。“这是从前的阳台，从前的酒吧……”他用英语一一指点。然而，面对一堆灰扑扑的木床、木柜和杂物，你很难还原当年情景。“地下是桌球室。”老者指着一截残旧木梯，下面空空如也。“地板和柱子是当年的？”我问。“对，橡木。”他说。英国俱乐部现是本地一家合作社，两个灰白头发盘成圆髻的老妇围着写字台忙碌。透过后窗铁丝网，我远远望到一片青绿水田，那该是从前江道，土壤肥沃。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应对印缅民族主义，英印当局更多怀柔。让“有资质”的少数本土官员加入白人俱乐部，即是一大“安抚”。但这只是官方指令，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在多数白人心中，印度人或缅甸人，仍是低人一等的黑鬼（nigger）。在《缅甸岁月》书中反角艾里斯（Ellis）眼里，让大腹便便喷着蒜味的小黑鬼在桥牌桌边跟白人平起平坐，这简直不可忍受。要不要让“黑鬼”加入卡塔的英国俱乐部，是《缅甸岁月》一大叙事主线。主人公弗洛里虽然鹤立鸡群，想让他的印度朋友、为人正直的威拉斯瓦米医生（Dr. Verasvami）成为俱乐部会员，最终还是敌不过种族偏见与阴谋诡计。可惜的是，奥威尔在缅甸的书信或日记现已不存，小说叙事，尤其俱乐部内那些针锋相对的争论乃至辱骂，究竟多少基于真实事件，读者只能猜测。但你可以想象，正如上面提到的美国作家Emma Larkin所记，一位父亲和丈夫都在缅甸做过殖民警察的英国女士回忆，奥威尔的白人同事几乎都不喜欢他，“做了五年你全无认同的工作”，他肯定格格不入。

▍三

弗洛里的孤独，或者奥威尔的孤独，也许只能回到自己住处才可短暂消解。小说中，弗洛里靠酗酒、跟缅甸女人上床和阅读来排遣苦闷，因为你不得独立思考与众不同，不得公开表达你对大英帝国的异见，“你只有做一个醉鬼、懒汉、懦夫、背后中伤者和通奸淫乱者的自由”。缅甸五年，奥威尔究竟有没有像弗洛里那般跟众多缅甸女人纠缠，这方面毫无记录，读者也只能猜测。但你同样可以想象，这位年轻瘦高的英国警官，每晚喝得微醺，跟几个也为帝国效劳的“体制内”白人聊完无关痛痒的话题，从卡塔俱乐部回到警官寓所，他一定深感郁闷。也许，坐在暑热还未散去的房内，就着缅甸或印度仆人点亮的煤油灯，燃上一支烟，不顾蚊虫叮咬，他会翻开笔记，记下周围的人和事，记下五年来，身为“一个压迫体制的一分子”，他的羞愧、沮丧与愤怒。

几经询问，我找到奥威尔住过的那栋房子，就在网球场和俱乐部斜对不远的大路一侧，右边是铁皮屋顶小小的圣保罗教堂，左边是一排简陋商铺。半开的木栏门内，一条土狗对我狂吠。一个中年女人走出隔壁汽配商店，把狗喝退，示意我可推门进去。院内杂树，红褐泥地，两辆警车停在楼前。半岛电视台二零一四年三月有则报道，这幢两层楼的柚木房子，是缅甸一位历史爱好者和奥威尔迷多番考证，最后确认奥威尔在此住过。如同卡塔的英国俱乐部和网球场，这幢旧楼也没招揽游客的醒目标牌。脚步放轻，我迈上浅浅的阳台木梯。一楼室内，一个中年男人埋首写字台，似乎毫无留意。这是当地警长；时隔多年，这里仍是警官寓所，阳台晾了几件衣服。“明格拉巴。”我用缅甸话打着招呼。身为“公家人”，警长没笑，不冷不热。“我可以上楼看看吗？”警长只是点点头。我脱了鞋，踩着阳台一侧的楼梯上到二楼。

出乎意料，二楼几个房间是空的，既没住人，也没不知哪里搬来几件旧家具假扮名人故居。正午的猛烈阳光透过窗户，把近百年前的柚木墙板和地板照得晃眼；地板和一半墙板刷了白漆，地上很干净。穿过两三道间隔木门，我竭力想象，这里也许是二楼前厅，这里也许是卧室，这个角落也许是洗手盆和厕所。奥威尔的仆人，殖民地每一位“有身份”的白人都有那么两三个，也许就住楼下或楼外平房。我想起Emma Larkin在她书中所写，奥威尔从卡塔回英国休假，他的姐姐发现弟弟变了，头发更黑，留了胡须，把烟头和火柴棍随手扔在地板上，指望别人打扫，显然习惯了仆人侍候。尽管内心已有根本转变，痛恨人主宰人的一切形式，渴望跟所有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但他的确一度变成“压迫体制的一分子”。

回到一楼阳台，警长还在办公，当我这个仅有的访客不存在。赤脚站在阳台，我看了一阵木板墙上的招贴，十来张图片，关于卡塔和奥威尔；说明是英文，也许这两年才有，得力于那位缅甸历史迷的“发现”，尽管专程跑来偏远卡塔的西方人还是很少（在卡塔，我也没见到一个外国人模样的亚洲面孔）。介绍奥威尔的一段文字让我失笑，它提到《缅甸岁月》、《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它说《动物农庄》的出版令国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愤怒和震惊，这本书在俄国和中国依然被禁。若非警长不冷不热，我其实很想告诉他（或是让他转告招贴制作者），这段话应该改写：就像缅甸，俄国和中国现已买得到《动物农庄》，不过，奥威尔那句名言（“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在这两个国度，或在世界不少地方，依然适用。

▍四

小说《缅甸岁月》以悲剧结束，主人公弗洛里万念俱灰饮弹自戕，他的朋友威拉斯瓦米医生也没能加入卡塔的英国俱乐部，反而是一个贪腐奸诈的本土官员吴波金(U Po Kyin)如愿以偿飞黄腾达。一九二七年六月，奥威尔回英国休假。他后来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写道，回英国时，“我已半下决心抛弃我的工作……我不要回去做那个邪恶的专制主义之一分子”。不久，奥威尔告诉家人，他不回缅甸了，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也许，放弃了常人眼中养尊处优的殖民地警察一职，奥威尔那时想做的作家，已经不是通常意义的作家，因为“我想让自己沉下去，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的一员，跟他们站在一起反抗暴君”。

我在卡塔江边一处简陋的“涉外”客栈住了五天（依照当局规定，我填写的外国人入住表，肯定报给了当地移民官），除了去看《缅甸岁月》的故事发生地和奥威尔的房子，也在伊洛瓦底江畔流连，在远离从前“欧洲人区”不那么“体面”的镇上晃荡。这么些年过去，江边有了不时停电的路灯和中国制造名为轰轰烈的农用三轮摩托，但是卡塔似乎变化甚微，仍是一个昏昏欲睡的边远小镇。入夜，江边两座佛寺闪着零星彩灯，广阔江面和对岸荒野一片漆黑。白天，缠着纱笼的本地男子，蹲在江边垃圾堆中小便；他的身旁，鸽子、狗和麻雀各自觅食。我一直没去围观黄昏的网球会，而是走到镇外一处露天啤酒屋，坐在一株巨大的雨林树下，对着远处几泓静水和收割后的农田，那里也是从前江道。

邻桌两个缅甸人也在吃喝；发福的中年男子身穿迷彩服，另一个比他年轻，两人跟我一样黑（我晒得很黑，殖民时代肯定也是“黑鬼”）。“你从哪来？”中年男子突然用英语问我。我告诉他。中年男子绽开笑脸。“我在镇上见过你。”他说。这不出奇，尤其小地方。然后，仿佛表示自己见多识广，中年男子说：“我去过中国，云南。”他接着冒出一堆像是中国话的古怪杂音，我笑着摇摇头。“你叫啥名字？”他用英语重复，然后又是那堆杂音，原来他说的不知云南哪里的土话。中年男子很开心：“我们丽江。”这次我听懂了，想着丽江各类奇葩，咧嘴陪他傻笑。“我是这里的移民官，这是我的助手。”他终于掀开迷彩服，亮出代表权力的制服，一边指着跟他一起的年轻人，神气得就像《缅甸岁月》里面的本地官员吴波金。

作者：周成林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译者，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