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里莫·莱维来说,《这是不是个人》是必须写的书,他只有写出来,才能活下去。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侥幸活了下来,但是在精神上,他已经被摧毁了。他行尸走肉,急切地抓住了写作这根救命稻草。不是他写书,而是书在写他。
这本书的书名翻译成中文有点拗口,但却非常精确地表达了莱维对自己的拷问。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被送进了毒气室和焚尸炉,而侥幸活下来的人,都经受了非同一般的折磨。这种折磨不但是肉体上的毒打、挨饿和超负荷劳动,更包括精神上的摧残。莱维的拷问,更多不是针对纳粹,而是针对受害者,这让他充满了争议。但是,在奥斯维辛,为了活下来,人们使劲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在正常社会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这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却也是一种人性的沦丧。你没有别的选择,或者死掉,或者沉沦。
奥斯维辛是罪恶之地,但也是人类能够设想出来的终结邪恶场所,在个场所中,人类几千年历史所建构出来的人性——文明和道德准则,脆弱得不堪一击。那些遇难者,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灵魂的安息,而侥幸活下来的人,却面临着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莱维的写作,就是重新建构人性的努力,也是给自己活下去的希望。读这样一本书就是灵魂的历险,放到那样的环境下,我将会如何?
▍数字、语言和音乐
在奥斯维辛,莱维的编号是174517,这个数字被刺在左臂上,这是一种命名方式,囚犯到死都会带着这个烙印。刺字是真正的入营仪式:只有亮出号码,才能领到面包和菜汤。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这些号码的德语发音,每天的点名和报告,囚犯都要报上自己的号码,这是他们的“新名字”。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主体性逐渐消失的过程,你将培养起对新名字的习惯,最终认同那个数字就是你。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伴随着拳头和耳光。
▲ 《再度觉醒》,[意] 普里莫·莱维 著,杨晨光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1月
这让人想起1920年代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里面的主人公都没有名字,而是使用数字编号。没有名字,就不会有真正的自我。但是,纳粹对囚犯的数字编码还不仅于此,这些数字中还内含着一种秩序,它体现着欧洲犹太人被毁灭的各个历史阶段。数字越大,进集中营越晚,每个人对佩戴着从30000到80000的号码的人都会肃然起敬,这是波兰犹太人,莱维进去的时候,他们只剩下几百人了。意大利犹太人的编号从17400开始,在集中营里属于“新人”。和老兵欺负新兵一样,新来的囚犯也是被嘲笑的对象:编号那么大的人,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
为了强化囚犯新的身份认同,集中营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一切在自由人看来是正常的事情,都是禁止的。除了自己的编号,每个人还必须学会一个词,“是!”永远不要提什么问题,要总是装作已经明白的样子。对新人来说,语言的混乱是进集中营后首先面对的课题,人们被一种永恒的巴别塔包围,大家都用从未听到过的语言大声喊着各种命令和威胁,谁一下子没明白其含义,就会倒霉。在这样的混乱和威胁之中,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最简单的德语,而这些词汇都强调着命令和服从,这将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犯人以往的人生体验进行格式化。
当然,这种消灭自我的过程,还有音乐相伴。集中营的旋律很少,只有十二首,每天早晚都是那几首:有进行曲,也有德国人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这些乐曲深深地铭刻在犯人的脑海里,和集中营有关的一切事情中,它们将会是犯人最后忘却的东西,“那是集中营的声音,感性地传达出其疯狂严酷的治人理念,它们决心先泯灭我们作为人的意识,然后慢慢地毁灭我们的肉体”。这是用无休止的节奏所施行的催眠术,用来扼杀思想和缓解痛苦。等到莱维最终获得自由后,当天回想起那些单纯的歌曲的时候,“血管里的血仍然会停止流动,并深深意识到能从奥斯维辛活着回来并非小小的幸运”。
数字、语言和音乐,这些看似客观的东西,对塑造人格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教育工作者知道这一点。所以,语文、数学和音乐在现代社会都是最基本的课程。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以及50年代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都是力图创造出某种新的人性,但是,只有在奥斯维辛和纳粹那里,这一改造才做到了绝对化。莱维写道,他和认识的几个意大利老乡,最初会想办法找机会会面,后来就不愿见了,因为不但每次人数都会减少,而且彼此都觉得对方变化太大,不但是外形上的摧残,在精神上也已经难以辨认了。
▲ 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门上挂着德语:Arbeit macht frei标志,意即“劳动带来自由”。
▍卫生学和筛选
集中营的墙上贴着大标语,上面是各种格言和赞颂秩序、纪律和卫生的诗句。洗漱间的墙上涂有奇怪的图文并茂的壁画,比如,上面绘有“好样的囚犯”,半裸着上身,在悉心地往剃得光亮发红的脑袋上擦肥皂,而坏囚犯则是青绿色的鼻子,体态臃肿,衣服污迹斑斑,一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浸入洗脸池的水中——这种对比我们并不陌生,很像幼儿园教小朋友正确的洗脸方式,事实上也是如此,前者的画像下方写着:“这样你就干净了。”后者的画像下面写着:“这样你就会走向毁灭”。再往下,是一句口号:“干净即是健康”。对面的墙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虱子,集白、红和黑三种颜色于一体,上面写着:“一只虱子会置你于死地”。旁边还有两句话,我们更熟悉:饭前便后,莫忘洗手。
纳粹在集中营特别强调卫生,是耐人寻味的现象。希特勒“清洗”犹太人,目的就是让雅利安种族更纯化,这也是一种“精神卫生学”。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包括化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秉承客观精神不带价值偏见的工程师,会很好地执行大屠杀的命令。种族“清洗”与在集中营强调卫生并不矛盾,甚至在内在结构上是高度一致的。集中营特别重视防范“虱子”,要搞定期的检查,把这种害虫清洗掉,这让人想起在纳粹党员心中,他们同样把犹太人看做是人类的害虫,而予以灭绝。
集中营严格地搞卫生,并不是在意犯人的身体健康。尽管纳粹也需要这些犯人劳动(他们还有一句口号:劳动使人自由),但对犯人的死活是毫不在意的。对犯人自己来说,要努力保持健康,才能不被送进毒气室。“筛选”和“淘汰”无处不在。莱维那一趟火车,装有600多人,到达德国后,只有95个男人和29个女人被转送到集中营,他们都是壮劳力,剩下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直接送往毒气室消灭。这种以是否有劳动能力来筛选,已经算是比较认真,后来,纳粹采用更直接的办法,列车两边的车门同时打开,这边的去集中营,那边的去毒气室。
在集中营内,最初的“筛选”也是看是否有劳动能力,那些生了重病的,直接送毒气室,而病情较轻的,能得到到医疗室治疗的机会。莱维曾经被砸伤脚,但是万幸,他没有发炎,如果发炎,就是死刑了。后来,这种筛选也变得极为随意了。纳粹需要处决一批犯人,就把所有的人喊到一个房子里,脱光,让这些犯人从前面跑一趟,一些人就进毒气室,而另一些人则可以继续活下去。犯人们努力让自己奔跑的样子看上去更矫健一些,而实际上,由于长期超负荷劳动和饥饿,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健康的。但是大家仍然努力奔跑,并不知道纳粹其实只是在随意记录号码。
所有的筛选当然都是一种对人性的侮辱和践踏,但是犯人们慢慢就习惯以至于麻木了。每个人多少都已认同自己是必死之人,被选中去毒气室,不会有恐慌和悲伤,暂时活下来,也不会有人庆祝,因为可能第二天就去死。但是对纳粹来说,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麻木的服从,不管生死,人都波澜不惊,这时人性也就消失殆尽了。
▲ 通往集中营的铁轨
▍被淹没还是被拯救?
莱维在写《这是不是个人》的时候,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要把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写出来,而不去构思什么篇章机构。但是,正因为这样,这本书有一种自然的结构,它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但是也会进行横向的展开。不少篇章,都成为他日后继续深入写作的主题,其中有一篇《被淹没和被拯救》的,集中体现了莱维对人性的拷问,后来他也以此为书名,写出了一部杰作。
▲ [意] 普里莫·莱维 / 沈萼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在这一篇中,莱维写了几个他所知道的幸存者的故事,他要直接拷问幸存者的灵魂。谢普谢尔,偷盗高手;工程师阿尔弗雷德,总是把自己弄得很干净,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借此可以取得纳粹的重视;艾利亚斯,身高不到一米五,但是却强壮无比,在体质上是摧不垮的,而在精神上又是错乱的,为人又非常残忍;亨利,善于利用人的怜悯(在集中营有怜悯心的人并不多),为自己挣得一点生存空间……按正常社会的道德标准,这些人都已经堕落,但是他们却正因为这堕落,而比别人活得更久,最终,在苏军占领奥斯维辛后,他们终于活命。
人有多少不同的性格,路子就有多少。所有的路子都蕴含着一种个体跟众人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许多路子都要付出不少越轨、屈服、妥协和背叛的代价。那些能坚持到最后的,往往极端自私,性情孤僻,麻木不仁。霍布斯的《利维坦》,开始描绘出人类在原初社会为了生存而斗争的场面,霍布斯的描写,多半是一种建立在推论基础上的想象,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则在20世纪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荒原。莱维写亨利的求生技巧时感叹道,不知在亨利心中,是否还把自己当人,他知道亨利幸存下来了,但是却永远不愿意见到他。非常荒谬的是,这些犹太人,似乎又特别符合希特勒对犹太人群体的指控,而那些善良的、脆弱的人,在集中营早已死掉了。在集中营里,每个人都是绝对的、极度的孤独。一个人踉踉跄跄倒下,绝对不会有人扶,而被推一把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如果要为幸存者画像的话,莱维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耷拉着脑袋,弓着双肩,从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看不到一丝思想的痕迹。”眼睛里看不到思想的人,某种程度上已经死了。对奥斯维辛的“犯人”来说,死亡是否就意味着“被淹没”?而侥幸活下来,是否就是“被拯救”?莱维很难给出自己的答案。
▲ 法国记录篇《浩劫》,情节取自大屠杀的幸存者,前纳粹和证人面谈所发生的事件。
【注】本文原标题为《眼睛里看不到思想的人,就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