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英]狄更斯《双城记》
▍一
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无所不在的噪声，覆盖了世界本初的声音——风声雨声、关雎鹿鸣；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见蓝天，由于霾的存在，我已无法分辨白昼与黄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间也需要开灯，当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颜色定位为“雨过天青云过处”，那样的颜色，也只能从旧日瓷器上寻找了；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三聚青胺，这些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被“发明”出来，让我们的生存时时处于险境；更不用说各种诈骗手段加深了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场合，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面对他人的求助，大多数人都会装聋作哑，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比如登月、填海造陆、武器不断升级……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把无理变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别塔）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连作家都对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信心，文学似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世界失去了最真实的声音与光泽，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流行的网络文学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对此，大多数作家都持抵抗的态度。所谓“纯文学”，除了用“纯”字来表示自身的纯度外，几乎要在市场环境中沦陷。我听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说，发表即终结，也就是说，一部精心构筑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阅读文学刊物，所以对于一部作品，连骂的人都没有。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雷区限制着他们的笔，让他们无法真实地表达，只能避重就轻，把他们与国外大师们放在一个平台上比较，那才是国际玩笑。
▍二
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曾参加北方同盟会，参与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梁济则是保皇党，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俩，真是一对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在儒家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对于孔子，理想的时代，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梦见周公”、“吾从周”。同理，在当代，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代。他们把那个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公寓电车、报馆书局、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必定如鱼得水，岂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战乱不已的时代，一个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当然，对过往朝代的眷恋往往被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谈判策略，这就另当别论了，与那个朝代本身无关。
▍三
相比之下，喜欢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对于宋代，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于是，这样一个发达的朝代，就成了许多人向往的朝代。很多年前，有人做过“你最愿生活在哪个朝代”的网络民调，宋代位居第一。有网友说：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从微信视频里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说“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学？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辞赋酎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环节。比如吃茶，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它取代了书籍以“卷”为单位的形态，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而不必把全“卷”打开。我们今天最广泛使用的字体——宋体，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这是因为在宋代，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
更不用说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都在宋代达到高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老翁，刚好六个“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也编了一本书，叫《宣和博古图录》。
▲ 《宣和博古图录》书影
但这只是泛泛地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比如，在苏东坡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我们就拿苏东坡来说事儿吧。
▍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东坡的第一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1059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东坡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正坐在逆光里，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东坡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蜇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东坡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只是当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东坡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东坡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东坡的窃窃私语。
▍五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苏东坡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眉州，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 苏轼像，元赵孟頫绘
第二年，苏东坡、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东坡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有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东坡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东坡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了。这幅字，书法端庄劲秀，即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 《灼艾帖》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东坡、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的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目光，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东坡因此名列第二。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东坡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宋代开国之初，力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科举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这使得像苏东坡这样没有家世背景的读书人能够更公平地为政府所用。如钱穆先生所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苏东坡、苏辙、张载、吕惠卿，都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由欧阳修主持的那次考试中中第的，但也造成了欧阳修的那次误会。
欧阳修就这样在试卷上认识了苏东坡。很久以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还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苏氏兄弟的才华，挑动了欧阳修与张方平的爱才之心，使这两位朝廷上的死对头，步调一致地荐举这对年轻人。但他们掌控不了苏东坡的命运，朝廷政治如同一个迅速转动的骰子，没有逻辑可言，而它的每一次停止，都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与荣辱。
▍六
有人说，苏东坡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东坡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东坡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上，宋代官僚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东坡，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过小人的纠缠。指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对苏东坡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有失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东坡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46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
那一年，宋神宗19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 宋神宗像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奏见帖》）；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 王安石《过从帖》
苏东坡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他“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东坡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付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东坡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东坡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东坡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东坡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对策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东坡、宋敏求两位考官都认为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东坡大为光火，上书警告皇上说：“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东坡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20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东坡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东坡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东坡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东坡。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东坡。
那一年，苏东坡34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东坡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东坡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东坡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东坡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东坡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东坡，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东坡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东坡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东坡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东坡的手脚。
但苏东坡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东坡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东坡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但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有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而急转直下。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20 05: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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