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步冲：X光与新秩序——纳粹德国的癌症消灭运动

源济

朱步冲：X光与新秩序——纳粹德国的癌症消灭运动 

原创 2016-04-01 朱步冲 大家

摘要ID：ipress  

1933年至1945年，在拜恩州施内贝格铀矿中因肺癌和其他工伤死亡的15至20万工人中，德国劳工只占据1%左右。在战争爆发后，更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在“癌症研究”的幌子下展开。

1933年9月28日，刚刚移民至美国9个月，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实验室主任病理学家的威尔海姆·胡珀，就致信纳粹德国文化部长伯恩哈德·卢斯特，要求回国效力。这一颇具玩味的事件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学史研究专家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放在了《纳粹与癌症的战争》的开头提出：一个被美国医学界誉为“职业环境致癌研究之父”，并且被《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称为主要启发者的科学家，为何固执地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权将为他，及其代表的科学研究提供某种前途广大的机遇？

“尽管使得许多无辜者付出了权利，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并不能看简单看作与这个政权沆瀣一气。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研究外，它仍然对人类的健康福祉创造了某些影响深远的结果。”普罗科特对本刊记者说。

他表示，在完成那部质在揭露第三帝国医学研究内幕的《种族卫生学——纳粹德国医学与反人类罪行》后，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为历史学家长期忽视的领域：

“纳粹德国对于癌症的兴趣根植于它的历史与意识形态之中，在这个工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几乎半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祖国，当一种带着歇斯底里热情的集权统治出现时，它必然要瞄准某个科学技术方面最难取得成就的领域来彰显自己的伟大。”

30年代初，被誉为“纳粹医学之父”的但泽市外科医生埃尔温·雷克，曾写过两本关于癌症的著作，在《癌症的传染，预防与控制》中，他声称癌症，是一种“属于现代文明的疾病”，只有回到传统社会，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中，人类才有彻底战胜它的希望。

确实，当时的德国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饱受癌症的困扰，在癌症肇因的研究上也远远超过任何邻邦。早在1895年，德国人首先发现了苯胺染料与膀胱癌的关系；1906年，有关X光照射可能导致白血病的看法已经被提出；1911年，铬酸盐生产与肺癌的高度相关性在德国被确认。“除此之外，德国人还是药物剂量反应潜伏期，肿瘤移植，荷尔蒙分泌与细胞癌变等新领域的研究先锋。” 普罗科特说，“1906年，首届国际癌症研究论坛在法兰克福举行，德语似乎成了欧洲癌症研究的官方语言。”

▍预防与“一体化”

从纳粹上台一开始，对于癌症的研究和其他任何德国科学研究领域，乃至社会活动一样，迅速被纳入了规模空前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即在纳粹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变成一种高度集中控制的国家运动。

1933年秋，《德国癌症研究月刊》问世，然而它的出版商却是臭名昭著，出版反犹读物的慕尼黑J.L.莱曼书屋。当年，德国每年为治疗癌症投入的开支即达1500万帝国马克，“为了确保德国人民组成一支健康，高效的劳动大军，癌症成了第三帝国最痛恨的敌人之一”。纳粹对于整个德国社会生活的监管和渗透，和迅速建立的庞大统计分析机构从某种意义上帮了大忙。

1933年10月至1938年9月，慕尼黑大学病理学研究中心和其他44所类似机构联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情况普查；1934年，研究中心的恩斯特·多尔曼斯教授对手头1925至1933年之间，因癌症死亡的125000名成年男性的尸检报告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是，胃癌与肺癌占据了德国总癌症发病量的3/4；1935年中叶，“癌症预防资讯中心”已经在德国大部分城市建立，而负责的纳粹德国卫生部，也开始系统统计每个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并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

1934年2月，德国抗癌协会要求所有德国癌症医学研究者，将目光从“抽象科学”立刻转移至临床治疗，病理学与预防——首当其冲地是对所有成年女性进行X-光透视与阴道窥镜检查，以图尽早发现乳腺癌与子宫癌症状。这项工作在纳粹党属下的女性组织中最先展开，截至1942年，仅仅在歌尼斯堡，就已经有25000名妇女接受了此类检查。著名癌症病理学家罗伯特·霍夫斯塔特于1939年，提出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要求每位德国妇女都要参加一项半年一次的癌症检查，每年预算为3500万德国马克。

▲ 在工厂工作的女性

较之妇女，对于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业化至关重要的产业工人在第三帝国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地位更重。1938年在机械制造，汽车，航空，化学工业与金属冶炼等产业中遭遇工伤，职业病的工人数量1938年已经达到150万人。德国放射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加入纳粹党的弗里茨·林茨声称，放射线与其他职业病所造成的危害，应当被提高到危害整个德意志种族未来的生理健康与基因优越性的高度。

1936年12月，德国国会通过法律，对因工作需要而接触石棉纤维，铬酸盐与聚合胺等引发石棉沉滞症、肺癌、结肠癌、膀胱癌等职业病，列入工伤赔付。5年后，德国劳工部规定，对接触放射性物质的产业工人必须每年进行两次X光体检， 立法禁止石棉开采、加工企业雇佣18岁以下工人，并接连颁布《放射线法》与《保护母亲法》，前者规定企业应确保工人每天遭受的放射量不超过0.025伦琴，几乎是美国标准的十分之一；后者则勒令企业不得让孕期妇女从事暴露于放射线或其他有害物质（石棉，水银等）下，位于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作，并不许加夜班。

“这些措施的根源，不但来自普鲁士时期优良的社会福利保障传统，也是纳粹党维持自身群众基础的需要。” 普罗科特表示。确实，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中获得的300万张选票中，大约40%来自产业工人。1933年至1939年，帝国劳工部向感染肺癌、胃癌与硅肺病的产业工人支付了大约6000万帝国马克的医疗赔款，并为大约50万工人提供了呼吸器、风帽、特种工作服、真空抽风设备等劳保设备。在各地工厂生产车间配备的“工厂医师”，数量由1939年的467人，飞速增长到1944年的近9000人。

▍香烟：最危险的敌人

在纳粹德国这场声势浩大的癌症预防运动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就是禁烟运动，希特勒本人曾于1941年称香烟为“毒害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将肺癌致病原因直指吸烟，是纳粹德国时代最重要的医学研究成果之一”， 普罗科特表示。“虽然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欧洲香烟的消费量翻了五倍，并引发了对烟草危害的普遍注意，但只有在德国，当重视社会公众卫生的传统，与纳粹力图将公民生活纯洁化，保持种族优越性的主张相重合的时候，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1939年，科隆一所医院的弗兰兹·穆勒医生在96个肺癌患者与同等数量的健康人对照组之间，进行了详尽的生活习惯分析统计，发现16%的健康者为非吸烟人群，而这个数字在患者组中只有3.5%；而在吸烟者中，癌症患者每天的吸烟量平均是健康者的两倍。3年后，耶拿大学医学研究中心的埃里希·施隆格则通过同样，但规模更大的试验证明吸烟与胃癌也存在相关性。

▲ 1943年，德军前线的空降猎兵成员在吸烟。维基百科

自此，整个德国以惊人的速度投入到对烟草的斗争中去：1938年，德国空军宣布所有人员禁止在执勤时吸烟。1941年，60座德国最大城市都颁布法令，禁止在工厂、医院等公共场合吸烟，长途列车上开始设立无烟车厢；所有私营杂货店，饭店与咖啡厅，禁止向未成年人与妇女销售香烟。在德国反成瘾药物局的授意下，德国广告经营者联合会通过了香烟广告公约，条款包括“禁止在广告中将吸烟描绘或暗示为一种健康举动”，以及“吸烟者禁止以异性吸引者，运动员，军人的面貌出现在广告中”。第三帝国母亲联合会（Reichs Mutter Dienst）则于1942年发出号召，禁止任何孕期妇女吸烟。1930年，德国每年人均消费香烟数为490支，而美国的数字则为1485。到了1944年，数字比例变成了743比3039，尽管随着二战结束，这场禁烟运动也被当作纳粹暴政的一部分而被中止，但它的作用却绵延长久。

“1950年至1990年，德国癌症发病率在整个发达世界中呈现不可思议的下降态势，经年龄校正后的妇女肺癌症死亡率下降了12%，很难把这个（趋势）归咎于除禁烟和大规模癌症普查系统外的其他东西。” 普罗科特说。

▍恐怖的另一张面孔

然而，如果从历史的另一面看，纳粹德国对于癌症的漫长战争，并不值得过高的评价：从研究基础到实施，这场对于疾病的斗争不过是希特勒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劣等种族，实现“新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 现今夏里特医院的马路

根据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颁布的《重建专业行政部门法》，德国医学界也和其他机构一样，将一切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各级研究机构中驱逐出去。在柏林著名的夏里特医学院癌症研究所，13名研究员中的12名被迫辞职，埃尔温·雷克将这些基础实验室研究者蔑称为“老鼠医生”。2年后，它被更名为“肿瘤疾病中央研究院”，由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医用放射学专家海因里希·克莱默独揽大权，禁止在医学研究论文报告中使用一切犹太、非德意志的名词。

“毋庸置疑，这一举动使得德国癌症研究界丧失了它最精英的一批大脑，其中包括移居至英国牛津的海德堡癌症试验研究中心的血清学与免疫学专家汉斯·赛克斯，”普罗科特表示，“如果纳粹德国支撑足够长时间，那么它就会懊恼地发现，自己很快将丧失在这个研究领域长期的领先地位。”

比人才流失更致命的，是德国癌症研究者们自觉地秉承了《我的奋斗》中关于血统与种族理论的种种荒唐观点。1927年，美国遗传学专家赫尔曼·J·穆勒发现，X光照射能够使果蝇染色体发生突变，在穆勒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德国医学研究者认为，癌症同样一种遗传疾病，并且基于种族与血统的差异，发病率将呈现显著不同。

尽管最激进偏执的德国癌症病理学家，也未能从试验中获取有关犹太人更容易患有某种癌症的数据证明，但整个德国研究界仍然一致固执地宣称，基于某种基因优越论，德国人的基因不允许遭到任何危害——无论来自其他种族或者“致病基因”携带者。

放射线不仅是一种治疗手段，也被纳粹“优生学”专家当作控制低劣人种与缺陷人群增长的必要手段。在1936年2月，法兰克福举办的医疗放射学研讨会上，汉斯霍法尔德博士在幻灯片演示中，将癌细胞形象地描绘为一群群卡通犹太人形象（与之相对，X射线则是一群手持利器的冲锋队员）。基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卡尔·H·兹克，这位癌症病理学的先驱，率先意识到荷尔蒙在细胞癌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几种罕见癌症遗传性的科学天才，居然将癌细胞扩散形容为“一场身体中的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暴动”。

耶拿大学成瘾药物研究室在劝阻全体德国母亲远离吸烟的同时，也宣称犹太与斯拉夫妇女更容易染上烟瘾。这一切听起来异想天开的论证，最终导致了1933年7月14日，被后世德国史学家称为“绝育法”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颁布。

那套曾宣称为德国公民健康出力的统计机构在1938年后，愈发开始为系统的犹太人迫害与清洗运动，以及镇压政治异见分子服务。在斯皮尔伯格赞助修建的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中，陈列的成千上万张健康卡片成了甄别的重要依据：35万名被认定有致命病症遗传基因——从癫痫、眼癌到哮喘的德国公民接受了绝育结扎或放射性照射，另有20万精神或身体残障人在集中营里遭到杀害。

即便是健康的德国公民，从这场运动中所受的益处也极为有限。德国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最萧条的1932年每小时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6.1分降低到13分，全部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从1932年的56.9％减少到1938年的53.6％。

一句话，他们所获得的卫生医疗与劳动保护统统是自己买单，并且这些有限的权益只适用于完全拥有公民权，与“纯正德国血统”的第三帝国劳动者，被纳粹德国劳工部长弗里茨·沙克尔博士和党卫军强迫移入德国境内的750万外籍劳工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健康保障。

更遑论其他，1933年至1945年，在拜恩州施内贝格铀矿中因肺癌和其他工伤死亡的15至20万工人中，德国劳工只占据1%左右。在战争爆发后，更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在“癌症研究”的幌子下展开。

1942年秋天，纳粹德国研究癌症的最高机构，帝国癌症研究中心，在波兹南附近的小镇Nesselstedt成立，然而它主要的任务却并非癌症临床研究，而是从事生物武器研制。阴道镜的发明者，汉堡阿尔托娜全科医院的妇科医师汉斯·亨塞尔曼在其门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席医官爱德沃德·威尔茨的协助下，在集中营内对女性囚犯进行强制绝育试验，并收集样本，用以研究早期女性子宫癌病变，大约有超过800名受检者在研究后被立刻处决。

那么，这一段被刻意简化，甚至屏蔽的历史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这是一场针对疾病的战争与一场针对‘低劣种族’的战争混合在一起。” 普罗科特说。一面是为德国妇女提供免费的X光扫描，另一方面是门格勒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这场第三帝国时期最大规模医学研究向我们证明，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非真理或人类幸福为终极目标的科学研究——无论拥有多么天才的研究者，或者先进的武器与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与死胡同。

作者：朱步冲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