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晚清政局大变动的“甲申易枢”

源济

姜鸣：晚清政局大变动的“甲申易枢” 

原创 2016-03-31 姜鸣 大家

摘要ID：ipress  

谁也未曾料到，经过七天思考之后，盛昱的奏折，被慈禧太后用来罢黜了全班军机大臣。自打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全体改组的事儿，这是第一次，所以在政坛上，不啻是场极具震撼的风暴，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1884年4月3日，盛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引发“甲申易枢”，这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在慈禧太后一手策划之下，恭亲王奕訢退出中枢，转用醇亲王奕譞主政，还带动远支宗室庆王奕劻的崛起，对晚清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

2016年4月3日正值“甲申易枢”发动132周年，本文采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力图复原事件的过程。

▍恭王其人

恭亲王奕訢和嫂子慈禧太后，均是晚清皇室中最重要的政治家。

咸丰十一年（1861），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两宫皇太后与二十七岁的皇叔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罢黜先帝指定的八位顾命大臣，改由太后垂帘听政。恭王被封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直至1884年前三个月，清政府行政中枢的领头人物，一直是恭亲王。

▲ 恭亲王奕訢

恭王是宣宗第六子，也是文宗诸兄弟中最有能力和眼光者。那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仓促逃走，联军火烧圆明园，全靠留京处理残局的恭王与洋人谈判议和退兵。湘军初起，满清执政层中赏识和支持曾国藩的，是“八顾命”中的肃顺。恭王柄政后，依然支持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此外，他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看到了剧烈变化的世界，努力推动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工业技术和近代教育，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渐渐前行，引领出“同光中兴”的局面。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曾说：

“作为一名执行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鹤立鸡群。恭亲王比任何人都更加明了清帝国将来的命运和当前存在的自身的弱点。现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像他那样阅尽沧桑，重任在肩。”作为一个精于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恭亲王“既骄横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既暴躁又耐心——所有这些特点他都能根据需要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他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种角色进入到另外一种角色”。

曾国藩对恭亲王的评价是“聪明”。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1867.8.8），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与幕僚赵烈文私下议论恭亲王。赵烈文说：“我在上海曾见过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说：“虽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两年后，曾国藩以直隶总督身份入京觐见，第一次面见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小皇帝和军机大臣。回保定后，他悄悄将自己的观感告诉赵烈文：“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鋆则不满人口。”

曾国藩早年任京官时，曾随大学士倭仁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对倭极为崇敬。此次又见倭仁，觉其才薄识短，其他官员更是庸庸碌碌，甚觉可忧。面对错综复杂的变局，曾国藩感慨万千地说：“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

中国处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具有新观念的领导者却产生得艰难而缓慢，保守势力极为强大。恭王办事果断，不拘小节，在处理政务时往往独抒己见，集大权于一身。从内心说，他也未必看得上在他的援手之下方才获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主政后不久，双方即产生了矛盾和正面冲突。最著名的，是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3.30），翰林院编修署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奏恭亲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慈禧藉此对恭王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王回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慈禧盛怒，亲写懿旨：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骄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宣布“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 军慈禧太后亲笔撰写的罢免奕訢的懿旨，白字连篇

这篇懿旨，不仅白字连篇，而且语气也不贯通，第一人称在小皇帝与太后之间随意跳跃，一会儿说“看朕冲龄”，一会儿是“朕归政之时”，显示太后缺乏上层政治生活经验和文字表达能力。此事后来在王公大臣的调解下得到转圜，先恢复了恭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不久又重新任命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议政王的称号被免去了。

恭王在同治十三年七、八月间（1874.8-9）还与刚刚亲政的穆宗发生冲突，议题是反对复修圆明园，由此还引发出对皇帝微行出游的批评。穆宗震怒之下，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还准备以“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将恭王及其支持他的悙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重臣尽皆革职。在这场冲突中，宗室亲贵和满汉大臣都站在恭王一边，两宫太后只能出面干预，撤销上谕，将修复圆明园改为修缮三海，以作太后归政后的休憩之所。在朝中，恭王就是这样，不仅处理日常政务，还以他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伦理的原则性，承担着制衡君权的作用。

▍南北政争

恭王推动的洋务事业，包括派考察团了解西方，兴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推动同文馆教授西学课程时，派幼童留学美国，大多发生在他炳政的前期。在经历了同治朝诸多风雨之后，恭王渐有倦政之态，亦开始自保，逐渐将国务管理的日常工作交给军机大臣文祥办理，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后，汉族军机大臣沈桂芬在决策中取得很大的话语权。

▲ 军机大臣沈桂芬

沈桂芬，字经笙，祖籍江苏吴江，当时人常以此简称他为“吴江”，将他以及追随者称作“南派”。《清史稿》说：沈桂芬“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大体说来，沈桂芬所奉外交方针，就是主张隐忍、韬光养晦、力保和局。

光绪七年除夕（1881.1.29.），沈桂芬病逝。此后，军机处由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隐执权柄。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他的名字与李鸿章有一字之别，但没有亲戚关系，时人将其视作“北派”代表人物。他是“清流”的后台和支持者，亦用“清流”的力量来达到控制朝政之目的。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上的一批言官，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许，以议论时政、纠弹大臣而出名，是光绪朝前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批评沈桂芬主政，对外政策过于软弱和用人不当，造成钦差大臣崇厚在收回伊犁谈判中的失利，主张对外更加强硬。而在内政上，则是抨击官场大僚昏庸贪腐，治国无当。

▲ 军机大臣王文韶

沈桂芬死后，另一位南派军机大臣王文韶作挽联云：

知弟莫若师，数年来昕夕追陪，方期沆瀣相承，艰难共济；
忘身以报国，十载间行神交瘁，竟至膏肓不起，中外同悲。

同属南派的翁同龢对沈桂芬的评价是：“清、慎、勤三字，公可以无愧色。”而“清流”张佩纶（字幼樵）则对朋友说：“吴江除夕即逝，予谥文定。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南北两派对于沈桂芬评价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在治国路线上的不同见解。

李鸿藻在这一时期里，依靠“清流”力量，对朝中旧派人物进行调整，又开展人事布局，外放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提拔宝廷任礼部右侍郎，张佩纶署理左副都御史兼总理衙门大臣，黄体芳任兵部右侍郎，陈宝琛任内阁学士，起用已经退隐的前工部左侍郎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破格擢用徐延旭和唐炯任广西、云南巡抚。甚至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亦暗结同盟，在政坛上彼此呼应。

▍反目成仇

光绪朝前期“清流”气盛，不仅有李鸿藻的支持，也有慈禧太后的默许，将其作为整饬官场风气的重要工具。这样，“清流”在政坛上就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大人物都争相与他们结交朋友。人们一般将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称作“翰林四谏”，也有人用谐音，管李鸿藻叫“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叫“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此外牛皮、牛毛甚多，还有人将奔走于“清流”与疆吏之间的著名“官二代”、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霭青），叫做“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

光绪五年三月（1879.3-4），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入京料理同治帝安葬差事，亲自登门拜访三十一岁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到了夏天，张佩纶丁母忧去官，经济上颇为拮据。李鸿章给张华奎写信，拟邀张佩纶到北洋担任幕僚。张华奎就在张、李之间积极牵线。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早年担任安徽按察使，与回乡办团练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张李之间有书信往来但不真正稔熟。秋天，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藻又替他向李鸿章写信请予关照，张李之间迅速走近。

▲ 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

光绪八年三、四月间，李母去世，李鸿章回安徽老家奔丧并丁忧，张树声被清廷委派署理直隶总督。张华奎期望张佩纶调往天津，辅佐其父，以壮声势。张佩纶从李鸿藻的内幕消息中得知，慈禧有意要李鸿章“夺情”复出，就回绝了张家父子的盛情邀约。他告诉李鸿章，“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谁知张树声却径行上奏，点名请调他帮办北洋水师事宜并加卿衔。那天恰逢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作选拔考试，参加者有京官二百八十余人。张佩纶因故未去，监试的贝勒奕劻在考场大呼“幼樵”，想告诉此事，却发现他没来参考。不知底细者，猜他早得消息，此时正在等待降旨。这使秉性清高的张佩纶勃然大怒，遂商由陈宝琛上奏，弹劾张树声擅调天子近臣，使得本怀善意的张树声受到罚俸处分，颜面尽失，张家父子私下与张佩纶结起仇来。后来，光绪九年四月，张佩纶以日本觊觎朝鲜，法国谋吞越南，倡言请召李鸿章仍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命张树声返回两广本任，上谕立即允准。张树声行前致函张佩纶告别，提到“鄙人举名世之英而不得，公举衰朽之余而遂行，令我大惭”，可见彼此关系之微妙。

张树声不知道的内幕是，李鸿藻为了笼络李鸿章，从《国朝先正事略》中找出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故事，去与恭王商量——康熙三十二年，李天馥丁母忧回籍，帝谓：“天馥侍朕三十余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而在此刻，李鸿章丁忧，空出文华殿大学士位置，身为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决定放弃自己晋级顶缺机会，“留揆席以待”。还力主夺情，“百日后并直隶总督疆符一并奉还”。恭王认为，《国朝先正事略》是同治年间官员学者李元度的新著，《实录》及官书均未见到记载，故不能当典籍来应用。但李鸿藻坚持此意，并做了慈禧的工作，恭王也就不反对了。在这样一个大布局之下，张树声焉能安位天津？张佩纶亦据此反问李鸿章，李鸿藻“苦心经营如此，不审公意如何耳”？

▲ 张佩纶

光绪八年底，张佩纶还借清查“云南报销案”的腐败内幕，连上三折，将王文韶逐出军机处，彻底扫除沈桂芬的班底，改换翁同龢、潘祖荫入值军机。不久，潘祖荫丁忧，军机汉大臣仅剩李、翁二人。这一时期，恭王因病请假，前后达八个月之多，太后命毋庸拘定假期，一切差使毋庸派署。李鸿藻的权势益大，张佩纶更是风头独盛。李鸿章为此写信规劝：“近有都中来者，佥谓太阿出匣，光芒逼人，不可向迩。仍祈少敛锋锷，以养和平之福，至为企祷。”李鸿藻、张佩纶此时在官场上顺风顺水、却也结得颇多仇家，得随时提防暗箭射来。

与从前沈桂芬对外力保和局的宗旨相反，李鸿藻和“清流”主张对外强硬，只是这种主张既缺乏军事上的支撑，也缺乏人才上的准备。张佩纶化精力联络手握军队的李鸿章，但只要涉及对外用兵，李鸿章却并不真正予以响应。当时，中法在越南冲突日益加深，在南线对法作战部署上，却一直没有觅得真正的主帅，没有可以打仗的军队，因而在实施时无从下手。加之李鸿藻一系在用人路线上又藏有门户派系之见，随着前线战事失利，军机处的和战决策开始受到朝野抨击，连“清流”内部，也有后起之秀表示强烈不满，因而酝酿起内部的激烈政潮。

▍北宁战败

光绪十年二月十七日（1884.3.14）中午，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法国加强了对越南北部中国军队的攻势，援越清军与黑旗军坚守的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晚间，李鸿章又补充报告，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日本驻津领事来谈，他也接到东京电报，看来消息是确实的。

十八日早上，慈禧太后没有召见军机，军机大臣们读罢李鸿章简短的电文，觉得缺乏详细信息，决定暂不上递，待到明天再商办法。但翁同龢感到，消息预示的前景显然不妙。这天北京阴沉欲雨，竟日昏昏，夜里又刮起大风，高层官员的心中也充满忐忑不安。翁同龢回家后写了封短信，将消息通报给醇亲王奕譞。同时在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同日，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也给李鸿章写信：“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信中所提徐延旭系广西巡抚，他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从信的内容看，张佩纶似乎对徐很是失望，早有换徐打算，而在实际上，起用徐延旭，却是张佩纶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

十九日，慈禧召见军机，决定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其收拾败军，尽力抵御。如再退缩不前，定当从重治罪。

北宁之败，北京官场震动。当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因遭法国侵略，向中国求援。清廷暗助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又部署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出境援助。徐延旭是近期督抚中的火箭式擢升干部。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张佩纶上奏，称许他“久守梧州，屡出关治群盗，得交人心”，又说四川建昌道唐炯“知兵，可任艰巨”。认为若以徐、唐分领粤西、滇南军队，所益必大。半个月后，徐延旭就由正四品的湖北安襄郧荆道直擢从二品的广西布政使，次年九月更升任广西巡抚。唐炯亦在当年二月升任云南布政使，八年六月出任云南巡抚。

▲ 张之洞

张佩纶与徐、唐其实并不相熟，但他俩均是张佩纶的密友、山西巡抚张之洞裙带上的人物。徐延旭乃张之洞姐夫鹿传麟（时任河南巡抚）的儿女亲家，唐炯则是张之洞的大舅哥。张之洞在徐、唐二人获得重用之后，曾向李鸿藻表示：“今日中朝举动，滇事付唐，桂事付徐，可谓得人。”至于所谓“知兵”云云，仅是“清流”小圈子内部的吹嘘，徐延旭以往最大军功，不过是镇压本地农民造反和出关捕盗。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如此破例地提拔巡抚，是绝无仅有的，既反映出军机大臣李鸿藻一系在掌控官员使用上的影响力，也显示清廷对中越边境反击法国势力入侵的高度关注。

二十日，张之洞在太原给张佩纶写信，他听说唐炯前因擅自从越南撤退回国，有人主张将其杀头，感到骇然。认为唐已受朝廷严谴，“此时只有责其后效自赎，岂有中外战事未开，遽戮疆臣之理？”他此时尚不知北宁之变，故还反问，若按这种说法，假如北宁失陷，难道还要诛杀徐延旭不成？其实早在光绪六年，清廷派崇厚担任出使俄国全权大臣，谈判收复伊犁事项，崇厚擅签《中俄里瓦几亚条约》，划失新疆土地，消息传回国内，“清流”一片痛斥，张之洞本人就上奏，要求将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回头来看，因军事失败杀大臣和因外交失败杀使臣，均属中世纪的野蛮做法，与现代政治不相符合，但当年“清流”责他人以严苛，待己人则宽恕，党同伐异，却也是普遍的通病。

▍暗潮涌动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又报告越南太原失守，对垒华兵死伤甚众，法国拟索六百万镑赔款。朝廷震怒，二十九日颁旨，指出镇南关外军情万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现派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驰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将徐、唐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

前一日，张佩纶心怀忐忑地私信李鸿章：“误荐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公谓何如？”李鸿章回复说：“徐延旭作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执事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执事为言官，论列贤否，向无严谴之例，枢辅壹意信任，则不可解。我与李鸿藻及执事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

从李回信可见，他对徐延旭很不以为然。这种看法，其实也代表其他大员对李鸿藻及其“清流”派用人路线上的不满。但话讲得如此坦率，则表现出他与张佩纶在私交上非常亲近。

▲ 张佩纶致李鸿章信函

张华奎仍是北京政治圈的活跃者，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张佩纶。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王仁东（字旭庄，他是王世襄的祖父）、其兄王仁堪（字可庄），因姐夫陈宝琛之故，而与张佩纶、张之洞友善。其祖父王庆云，曾任工部尚书，王仁堪还是光绪三年的状元，与盛昱（字伯羲）为同年。他们虽科名较晚，却也都以才学和刚直著称，当初都是走动密切的朋友，也是新一茬崛起的“清流”俊彦。光绪八年四月，张之洞奏《胪举贤才折》，推荐京官14人，第一名为张佩纶，其后有吴大澂、陈宝琛、王仁堪、盛昱；推荐外官29人，第一名为广西布政使徐延旭。这份名单，显示出圈子内的认同。

盛昱是满族宗室，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父亲恒恩，官至左副都御史。祖父敬徵，曾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光绪九年，盛昱官居翰林院侍读，迁左庶子，半年之中，迭次上奏言事。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州土匪黄金满，盛昱劾何璟等长恶养奸，请予严惩，发黄金满往黑龙江、新疆安置。兵部尚书彭玉麟数度辞官不受职，盛昱劾其抗诏鸣高，开功臣骄蹇之渐，请饬迅速来京。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后未行，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陈宝箴疏辩，盛昱责其哓哓失大臣体，再请交部议处。这几份奏折，使得盛昱名声大振，异军突起，士论推为正直敢言。

与此同时，这批后起之秀在对越作战观点上，与已进入核心政治圈的前辈出现了很大分歧，王氏兄弟以李鸿章主和，张佩纶依附李鸿章从不弹劾为耻。听到太原失守，法索赔款的消息后，王仁东致书张佩纶予以谴责，要求他自请罢斥，并以此书作为绝交。

张佩纶虽然屡次私下与李鸿章讨论自请严谴，也做好免冠而去的准备，却不容后辈指斥教训，所以他写了措辞强硬的回信，回应王仁东的挑战。表示前方失败的根本，在于军事准备不足。贸然出师，实中兵家之忌。“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以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绝交与否，听之中散。”

大家这样说话，已经不像朋友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王氏兄弟早已被张树声买通，作为他安插的“坐京”(专指受外省督抚委托，在京打探消息的人)。

▍盛昱弹劾

三月初八日（4.3）是清明前的寒食。这天，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为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

盛昱提出，北宁等处败报纷来，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等拿问，军机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又说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唐、徐既经拿问，即当另简贤员，却就近于湖南用潘鼎新，于贵州用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而依其愚见揆之，是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如此存心，是诿卸之罪也!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

盛昱奏折写得尖锐而恳切，这种义正词严的笔法，站在为太后和皇帝谋划的角度，将道理层层剖析，正是“清流”们惯用的。细读可见，他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张佩纶，和张的后台李鸿藻，罪名是“滥保匪人”，其余恭亲王、宝鋆，是“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景廉、翁同龢，是“才识凡下”，虽然用词犀利，但只是捎带批评，重举轻放。

▲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当日见到盛折，自然意识到这是扳倒政治对手恭亲王的难得机会。对着军机大臣，她感慨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却将盛折留中不发，谁也不知道折中讲了什么。盛昱弹劾大臣是个突发事件，慈禧要细想想怎么用好这份奏折。

次日清明。恭王在东陵普祥峪（今河北省遵化市）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典，为了祭典，他几天前就离开北京了，这给慈禧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上午，她亲自到西直门内大街后半壁街寿庄公主府赐奠。寿庄是宣宗第九女，醇王的同母妹妹，二月十四日去世。赐奠之后，慈禧在公主府传膳，并召见醇王，奏对甚久。北京的圈子里，各种谣言开始流传。

三月十一日，张佩纶密函李鸿章谓：

“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王仁堪之弟王仁东遍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其意以论者多咎张树声，而张王之交方睦，故归狱鄙人以为树声解纷。日来盛庶子、赵尔巽均有封事，盛文并及张之洞，至今不下。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公及吴大澂均不免，深文周内，不解何意。真伪不可知，其自言如此。朝局一纷，越事更无结煞。”

张佩纶还说：“以白简相诒，所谓班门弄斧耳，一笑。”平日擅长弹劾别人的张佩纶，这次也要尝尝被别人弹劾的滋味了。

从盛折的实际内容看，其实并没有牵涉张之洞、吴大澂和李鸿章。但张佩纶获悉的情报大体还是正确的。

军机大臣翁同龢也流露出忐忑不安的担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次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

三月十三日，恭亲王已经回到北京。这天早上，慈禧太后按照昨日的传旨，召见在京大学士和各部尚书，却不召见等候许久的恭王和军机。显然，这预示将有重大事件发生。待军机大臣散直之后，慈禧又随即颁发懿旨：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谁也未曾料到，经过七天思考之后，盛昱的奏折，被慈禧太后用来罢黜了全班军机大臣。自打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全体改组的事儿，这是第一次，所以在政坛上，不啻是场极具震撼的风暴，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同日还有新任军机大臣的安排：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任军机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注】此文为复原“甲申易枢”系列之一，未完待续。

作者：姜鸣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

源济

姜鸣：复原晚清政局大变动的“甲申易枢”之二 

原创 2016-04-02 姜鸣 大家

摘要ID：ipress  

慈禧先以礼王代恭王，又将绝不可能出现在政治前台的醇王推上前台，这种打破常规的用人布局，明摆着有很大的不对劲儿。

“甲申易枢”，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对晚清历史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2016年4月3日正值“甲申易枢”发动132周年，本文采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力图复原事件的过程。完整阅读，请点击查看复原“甲申易枢”系列第一篇。

▍各方反应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坛风波，官场各方都措手不及。

被罢斥的军机大臣翁同龢记录，那天散值后他去书房教小皇帝读书。未正一刻退。回家后军机章京送来谕旨，“前后数百字，真洞目怵心矣。焚香敬告祠堂，省愆念咎，无地自容。”

比较有意思的，是新任军机大臣阎敬铭的态度。十三日早上，他给儿子写信说：

“越南事大坏，法人连得数城，我兵似闻风而溃，刻已到滇粤边界。徐、唐皆逮问，解京治罪，以后事不知如何了结，亦无主意也。我虽专司度支，而无一筹一力之匡时，悚愧何如。故为此番出山，深以为悔，俟时局稍定，仍遂初志也。”

阎敬铭所说“遂初志”，即为辞职回家。接奉懿旨后，他更感惶恐，傍晚提笔再写家信：

“今晨寄发六号信后，突奉上谕，命为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五人入军机办事。恭邸、宝、李、景、翁全行退出军机，宝令休致，李、景降二级调用，翁以尚书仍在毓庆宫行走。闻多日以来，参劾甚众，以法越事，故我万分惶恐。时事至此，虽智能亦难为，况我本无才，更不知洋务乎。实是老运不好，必将陨越，他日必不能如宝与李、景收场。况年力大衰如此，劳碌怄气怄心，是速之死也。然我实以早死为幸，省得丢底误事，并为子孙不留体面。”
因是家信，当言心声。这样心态的军机大臣，焉能临危受命，解决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困局？

李鸿章获悉易枢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写信向张佩纶打探内幕：

“阅钞轩然大波，惊骇无似，与同休戚。更事较多之亲旧一朝同罢，汲引乳臭陋儒，更何足搘此危局?醇亲王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物先腐而蠹生，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

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也记录其听到易枢消息后的感受：

“始知十三日朝廷有大处分，枢府五公悉从贬黜，而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所不解也。余濒行时，寓书常熟师，言时局可危，门户渐启，规以坚持战议，力矫众违，抑朋党以张主威，诛失律以振国法，不料言甫著于纸上，机已发于廷中，晴天振雷，不及掩耳，可深骇矣。”

文中“中驷”即中等之马，“驽产”则为劣马。“芦菔”即萝卜，“柴胡”为清虚热的中药，意思是指用更差的货色去取代中等品质。这种观感，和李鸿章之“更事较多之亲旧一朝同罢，汲引乳臭陋儒”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但李鸿章直接提出“醇亲王用意殊不可解”，则显示李鸿章似另有情报，一开始已将醇王列入易枢的谋划者之中。

河南巡抚鹿传麟获得消息后，写信询问京官张曾敭：“时局大破坏，不知如何要挟？设有万不能堪者，何以应之？醇王总摄，果能振作，亦大佳。否则国事家忧将有不堪设想者。”

所有的人自然都想起当年慈禧罢免恭亲王的往事。所不同的，是慈禧的从政经验现已成熟老辣，而慈安太后也已去世三年。显然，慈禧借对越作战失利的机会，调整军机处，此后，她要独掌朝政了。

▍待解之谜

“甲申易枢”，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对晚清历史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由于缺乏第一手史料，以往学术界对此课题研究甚少，只能顺着野史笔记的说法和家族后人的隔代回忆做揣测。这些野史和回忆录，虽然也透露些许真相的蛛丝马迹，但仔细推敲，又存在很多未解之谜。近年来，随着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的发掘，我们对于易枢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仍然存在许多待解之谜需要探索。

▲ 盛昱

首先是慈禧太后对易枢的谋划。史学家孔祥吉曾经查考清宫《召见档》记录，发现从二月初一日起，到三月初八日盛昱奏折递上之前，慈禧没有见过醇王。这可以印证，易枢机缘来之偶然，而非早有谋划。盛奏递上后，初九日，慈禧在寿庄公主府与醇王进行了初次密商。十二日又在宫中召见一次。在此期间，恭王去祭陵，和慈禧去祭奠寿庄公主，都是早已预订下的礼仪程式，与弹劾无关。但盛奏恰在这个时点上提供了问责的理由，引出慈禧一直对恭王存在不满情绪的爆发。慈禧十三日发动易枢，她的思考和谋划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次，醇亲王在易枢时扮演什么角色？一般认为，醇王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是甲申易枢的积极参与者。他又是光绪帝亲生父亲，为求避嫌，不应参与朝政，但慈禧接到盛折，首先与他密商，显示出格外倚重。李鸿章听到易枢消息，也说“醇亲王用意殊不可解”，显示信息灵通的高层官员对他早有预判。李鸿藻的孙子，史学家李宗桐说，醇王对新政素持反对意见，对恭王之权早思染指，此次趁盛昱参军机之便，与太后合谋，已偿夙愿。他还说醇王久已预备上谕，只候机会下手，这些都是李氏家族的回忆，但拿不出“久已预备上谕”的证据。

翁同龢的后人翁万戈，前几年发布了易枢后第四天，醇亲王致翁同龢的信函：

“日来瞢腾昏恍，如在云雾。昔有拙句谓：“天如四时备，人以一身当”，竟成今日之谶。昨谒北城，得悉讲筵握留况之，不禁感而泪下，目前仅资启沃，异日仍赖匡襄也。宏才未竞，遽被牵率，局外静观，眼光益明，万望随时随事示我南针，俾免滥竽伴食之诮，拜恳拜恳。少暇当躬候请教。”

从此信看，醇王对突然直接参与核心政务，其实也是措手不及。对于他深为信任的帝师翁同龢退出军机处，还给予抱歉和慰问。这封罕见的通信可作分析醇王当时心态的重要依据。

第三，易枢懿旨由谁起草？目前共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领班军机沈源深所拟，李孟符在《春冰室野乘》中记载：

“是日,诸公皆已至直庐，方预备入对；忽奏事内监传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见；而单召领班章京沈源深进内独对。于是诸公始知有大处分，前数目固毫无音息也。是日，承谕拟旨述旨，皆沈一人为之。”

二说系醇王幕客赵某所拟，见李鸿藻之孙李宗桐称：

“醇王久已预备上谕，据家表兄祁君隐所言，甲申所下上谕出自醇王之门客赵某，只候机会方下耳。”

三说是孙毓汶所拟，黄濬在其著名笔记《花随人圣庵摭议》中，引徐沅《白醉拣话》称：

“相传慈禧太后屡欲兴修离宫，皆为恭王所阻，既蓄意予以罢斥，而醇亲王亦与恭王不洽，授意孙毓汶密先拟旨，遂成此变局。”

黄濬认为，这段记录，“前半皆诸家笔记所详，与外传无殊。唯其云醇王奕譞与恭王不洽，授意孙毓汶一节，则稍探秘要。这个说法，为不少后世史家采信和发挥。

分析以上说法，李孟符将沈源深奉旨独对，写成当着所有军机大臣之面单独进入养心殿，但据翁同龢日记，军机大臣当日上午未获召见，只能散去。虽知必有大事发生，毕竟未见沈之行踪。此外，李宗桐说密谕是醇王门客赵某所拟，徐沅则归于孙毓汶所拟，均为孤证，无法坐实。

▲ 醇亲王奕譞夫妇。醇王福晋为慈禧的妹妹。

▍孙毓汶辨

前面提到，以往史学界对于“甲申易枢”研究甚少。在这方面下过功夫的，倒是非学界出身的高阳（许晏骈）。高阳是我喜欢的台湾小说家，他对晚清历史的理解和对典章、史料、掌故的纯熟运用，常常超出专业学者。然而高阳在《同光大老》（1983年出版）一书中，对于孙毓汶在易枢事件中的作用，却有大大的考证失误，并对史学界产生错误引导。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与翁同龢分获丙辰科状元和榜眼，时任工部左侍郎。其父孙瑞珍，先后担任过礼、工、吏部尚书，祖父孙玉庭，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从其出身看，是与盛昱、翁同龢、潘祖荫等人相仿的世家子弟。咸丰八年，孙毓汶丁 忧回籍，后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王以孙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易枢前之二月二十七日，他奉旨与内阁学士乌拉布赴湖北查案。

高阳断言：“孙毓汶是爱新觉罗皇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所谓‘同光中兴’之局，结于此人之手。以醇代恭，出于他的一手策划；李宗桐所谓醇王幕客赵某，不知何许人；度有其人，亦必为孙毓汶的代表。至于孙密谋掀起此一大变局，其动机有二，一是借此为进身之阶，得以大用；二是报复恭王。后一动机为孙私下结纳醇王的由来。因报复恭王，除却利用醇王之外，别无他途。”

高阳的依据，是翁同龢三月十一日日记：“盛昱封事，四日未下，疑必有故。济宁电线皆断，杳无消息，闷闷。”

据此，高阳脑洞大开信手发挥：

“时孙毓汶往江南按事，归途顺道回乡；所谓‘济宁电线皆断’，则知在此以前，孙毓汶固与醇王有密电往还，为醇王的谋主。在京大僚，关于政局变化须向济宁打听，可知孙毓汶此时的分量。孙毓汶与醇王通信，固有辗转递交的电路，可达北洋。其时盛宣怀方署津海关道，与马建忠同为李鸿章朝夕相处的亲密幕僚；以醇代恭，盛宣怀亦极可能参与密谋。光绪初年，醇王曾主张以左宗棠代李鸿章，后知其不可，与李结纳，信任益专。李鸿章其时方以张华奎结纳清流，感到张树声对他已形成威胁；因为通过盛宣怀的关系，助孙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谋，就其个人利益而言，固为上策。电报局为盛宣怀一手所创办，各地电报局的技术人员，尤其是从事译电的‘电报生’，皆负有为盛宣怀探听政情、传递消息的任务；孙毓汶人在江南，而能遥为策划，倘无盛宣怀之助，是件不可能之事。”

高阳将孙毓汶奉旨赴湖北查案说成往江南按事，顺道回济宁老家，期间还在隐操醇王倒恭王之阴谋。连翁同龢也要向济宁拍电报打听消息。由此又牵扯出盛宣怀、甚至李鸿章，均参与密谋，真是小说家的天马行空、恣意汪洋。

另一位台湾学者林文仁在其著作《南北政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也做探究。他认为：

“二月廿七日经明发上谕，与乌拉布往湖北查办事件。……则所查之案必不在小，而须用以醇王亲信。有清一代派查钦案之例，向是虚指地点，为保密故。孙之往查实非湖北，而应是西南的唐炯与徐延旭。有一事实可以证明：孙、乌查案之明发在二月廿七日，而孙亦确已出京，方有翁同龢‘济宁电线皆断’之记。但在三月十二日，孙已返京，且蒙召见，足见孙之任务中途而辍，半道折返。否则以二月廿七至三月十二日，短短半月，岂能南北往返？半道而归，正因三月初二，军机已请旨将唐、徐二人革职，并由张凯嵩、潘鼎新调补，孙毓汶省了一趟路。事实上，孙走此趟目的为何？依作者之推测，应即去找题目，好为发动朝变开个头，不意军机先有举措，但更不意的是，三月初八有盛昱一摺也。”

林文仁继续推断：“其时电报已然开办，以翁同龢为在京之枢臣，犹指望自孙毓汶处打探消息，醇王势力渐成主流的情势，应确已甚显了。但十一日孙毓汶中断联系，以大事已发动，迅返京师，亦无可再奉告矣。更令人感有深味的是，电报事业乃由李鸿章之能员盛宣怀主掌，一切电信往来，由密码而译文，盛乃至李，不可能不知。此是否表示在朝变倒恭之前，李鸿章实已默喻，甚且可能已表示过支持了？以李在朝政决策上所占有之重量及向来与恭王之亲近，新权力结构岂能不虑及李之意向及表示一定之尊重，争取未来之合作？慈禧、醇王若有类此举措，李在固权保本为优先考量的情况下，因应现实，也甚符合其为政特质。三月十二日，大事已进入具体细节的议定阶段，此日中，孙毓汶及醇王俱有起，军机仍只匆匆一刻，盛摺仍未发下。本日醇王与孙毓汶之入见，应即已商定对军机之最后处置。”这段文字，显然借鉴了高阳的错误想象。

▲ 清末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右起：孙毓汶、徐用仪、庆王奕劻、许庚身、廖寿恒、张荫桓。

其实这全是没有史料支撑的乌龙。其关键，是高、林均未搞清孙毓汶的真实行踪。高阳说易枢是孙毓汶回济宁时操持的，林文仁断言孙毓汶其实没有出差，但他们都从“济宁电线皆断”想到盛宣怀，甚至李鸿章也参与易枢密谋。好吧。真实情况却是：孙毓汶二月二十七日奉旨赴湖北查案后，随即在各部物色出差随员。三月十二日见驾，十五日启程，四月十八日抵达武昌。他先查湖北郧西县廪生余琼芳身死案，而后又据朝中即时出现的各种参奏，奉旨核查湖北学政在考取进士生员中收取“书价银”案和湖北应城县收取盐斤石膏税课中存在弊端案；又去安徽调查候补道刘传桢结交院幕，潜通声气，纳贿招权，侵蚀帑项案；又查寿州代理知州沈庆立庸懦无能，不理民事案；又往江西，调查巡抚潘霨庸暗浮夸、办事乖謬之案；又转河南，查巡抚鹿传麟刚愎贪腐、属员讳匿命案，幕友揽权纳贿，本人颓唐衰老的情形；又查东河河务贪腐，实际到工银两不及三分之二，霜降后官幕各有分润，中饱私囊；又以河南汝宁破获王觉一教党（即后来的一贯道）张怀松等谋袭郡城案，前交鹿传麟审理，坚称实未谋逆，命孙、乌再查具奏等等。

这番奔波下来，回京已到年底（十二月初七日，1885.1.20）。试想若孙毓汶真是参与易枢谋划的亲信，在醇王首次走到政治舞台中央，亲自处理政务的关键时刻，焉能为这些琐碎的事务离开中枢岗位九个月？我由此推断，关于孙毓汶在易枢中之作用，显然存在误判。

更要指出，“济宁电线皆断”，其实是句大白话。光绪七年，清政府建设了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路（早期电报通信尚不是无线传输），从津到沪，在山东济宁设有电报分局。前些日子，因北路大雪，跨越黄河的水线中断，翁同龢为得不到前线消息而焦虑。三月十四日《申报》报道说：“闻济宁电局已饬洋匠出修，先于黄河两岸安设机器递报，故津沪电信已可通信矣。”则知盛宣怀、李鸿章乃至“电报生”云云，均为无稽之谈。

▍醇王参政

作为弹劾事件的发起者，盛昱绝未料到自己奏折在政坛掀起了惊天巨浪。张华奎当初要求参张佩纶而盛昱不欲，说不如参军机大臣，军机倒则张佩纶必无办法。但盛其实并未想扳倒军机，也不知慈禧会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于易枢懿旨下达的次日，再次上奏，为恭王缓颊辩解，力图挽回狂澜。盛昱奏称恭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尚为谙练，若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事或虞从脞。况疆事方殷，他族逼处，更虑大局。还说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龢小廉曲谨，惟恭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他本人前日弹劾，请严责成，并不敢轻言罢斥。可否请旨饬令恭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如再不振作，即当立予诛戮。如此于大局不为无益。

清朝职官制度中的荐人问责制非常严厉。盛昱五岁时，其祖父敬徵因涉滥保驻藏大臣孟保，与睿亲王仁寿一起受到降职处分。下引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1845.3.29）上谕，可见一斑：

“谕内阁：前因仁寿、敬徵滥保孟保等堪胜副都统，有旨交该衙门议处。兹据该衙门照滥举匪人例，议以降二级调用。副都统为二品大员，该王大臣等遵旨特保，宜如何加意遴选，核实秉公，以期收得人之效。乃仁寿等不知慎重，滥选劣员，率行充数，部议降调实属咎无可辞。仁寿著退出内廷行走，革去宗正、领侍卫内大臣，仍折罚王俸六年半，不准抵消。敬徵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都统，以内阁学士候补，仍留总管内务府大臣，以为滥举匪人者戒。”

作为世家子弟，盛昱对于“滥保匪人”的指控，应有超越旁人的切身感受。但他却莽然上阵，无意中成为慈禧改组政局大棋盘上的一枚卒子。尤其是庸碌的礼王上位主政，使他更感失望，被迫将礼王与恭王、张之万与李鸿藻作比较，写出“弗如远甚”的结论，将两方人物都得罪了。学者吴相湘和高阳将盛昱此举归为“系铃解铃”，其实却是他自悔失误、企图挽回局面的无奈之举。

同日上奏的还有监察御史赵尔巽，他奏称“枢机重地，政务殷繁，礼亲王世铎等甫经入直，何能事事熟谙，是以历来军机大臣尚有学习行走之文，况现值边疆多事，更未可概易生手”，恭亲王可否予以自新之路，使之戴罪自效？

但慈禧不予理会，兀自打出另一张王牌，颁发懿旨：

“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

在以往的岁月中，慈禧、穆宗两次罢免恭王，惇王、醇王、礼王等近支王公皆站在恭王一边，最后均以太后皇帝方面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此次事变，事发突然，慈禧的夹袋里其实没有干部准备。事态发展下去，是否还会峰回路转，连远在伦敦的中国海关税务司金登干，也忍不住写信询问赫德：“恭亲王和李鸿藻肯驯顺地甘愿被黜吗？或者明天会下道谕旨又让他们重新官复原职？”

▲ 礼亲王世铎

▲ 庆亲王奕劻

礼亲王世铎是清初铁帽子王礼烈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九世孙，此次主掌军机处，源于醇王的推荐。此人缺乏对世界的了解，有个著名的笑话：某年京城大雪。其子侄从欧洲游历回来。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闻者掩口而笑，答曰：“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这样庸碌无识之人，此次居然上位，从1884至1894年，主持国家最高核心机构军机处整整十年。

醇王是当今皇帝生父，有“太上皇”之嫌。他又是恭王七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最后一个身份算是“外戚”，现在全部叠加在他一人身上，看似尊贵，实则微妙，在宫廷政治中易招猜忌。十年前，慈禧立载湉为帝时，醇王曾上《豫杜妄论》的密奏，称“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独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施恩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纯无才之子”，请求免去自己一切职务以避嫌疑。

现在，慈禧先以礼王代恭王，又将绝不可能出现在政治前台的醇王推上前台，这种打破常规的用人布局，明摆着有很大的不对劲儿，如何表态，是摆在所有大臣面前的艰难选择，犹如俄罗斯轮盘赌的左轮手枪，这一下扳机摁下去，难保不会打中自己的脑袋。

（未完待续）     

作者：姜鸣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

源济

姜鸣：复原晚清政局大变动的甲申易枢之三 

原创 2016-04-03 姜鸣 大家

摘要ID：ipress  

易枢懿旨下后，表面上看，恭王没有聚集力量反抗，也没有更多的大臣像上两次那样站出来为他争取和辩护。显然，慈禧太后的力量已非昔比，且已用手段分化各位王公亲贵，恭王只能默默地离去，回到自己府第后面幽静的花园里，阅读唐诗。

“甲申易枢”，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对晚清历史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2016年4月3日正值“甲申易枢”发动132周年，本文采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力图复原事件的过程。完整阅读，请点击查看复原“甲申易枢”系列第一篇、第二篇。

▍枢、译分置

三月十五日，上谕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印钥著麟书暂行佩带。

原先总理衙门大臣，一直由恭王领衔，包括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和不兼军机大臣的工部尚书麟书、顺天府尹周家楣、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宗人府丞吴廷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兼差。所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诸多事务，都在恭王、李鸿藻手中一并处理。随着军机大臣的罢黜，总署一下子失去了决策人物。

这天，醇王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开会，事后他这样告诉翁同龢：“阎敬铭初次谋面，朴而不华，论亦甚当。与诸君约三事：一谓和而不流；一谓不可求速草率；一谓共戒文饰，佥谓不谬。枢廷、总署分为两家，亦以为然。”这里他特别提到枢廷、总署分为两家的安排，还说“麟书岂胜此任，是以请加‘暂行’字样”，证明此时谁任总理衙门领班大臣，他和慈禧尚未商定，暂以麟书执印，出自他的建议。

枢廷、总署分为两家，就是说，今后不能出现恭王执政时期一人既主军机、又管外交的局面。这是醇王思考已久的一个办法。早在同治年间天津教案发生后，恭王同意曾国藩以惩官员杀首祸遣使赴法道歉了结，使得主张对外强硬的醇王深感不满。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71.3.16），他亲缮密折面呈太后，提出“我朝制度，事无大小，皆禀命而行，立法尽善。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

在密折中，他提出这是“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第一次提出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的权限叠加问题，主张分治。甚至说：“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徇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锋芒直指恭王专权。这次建言，大大加深了他在慈禧心中的分量，使他成为太后手中隐藏的用以遏制和平衡恭王势力的重要砝码。自己要独揽朝纲，手下要分权制衡，着是一切封建统治者的基本信条。醇王关于“枢译分置”的建议，当年慈禧沉住气，并没有拿出来，但她显然记住了，并在十三年后用上了。

又过两天。十七日，太后命郡王衔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原先地位较低、资历不足的奕劻被突然启用，走上主管外交的重要岗位，从此进入晚清政局的核心层。

奕劻是高宗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的孙子，永璘死后，其三子绵慜袭封郡王，后晋亲王。道光十六年（1836）绵慜死，奉旨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綵为嗣，承袭郡王。道光二十二年，奕綵因在孝服中纳妾被夺爵。同时，永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因觊觎王爵，行贿谋袭，事发遣戍盛京。道光二十九年以绵性之子奕劻继绵慜为嗣。奕劻属于远支宗室，早年家道衰落，又属罪人之后，但他天资聪颖，擅长书画，住在方家园一带，与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为邻，走动较多，文化程度不高的桂祥与宫中通信，多请奕劻代笔。奕劻靠着这条特殊途径，渐渐与慈禧搭上关系。同时，他对恭王奕訢甚为恭敬，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大家长（宗人府令），恭王对奕劻也有提携。同治十一年穆宗大婚时，奕劻获赏郡王衔，并授御前大臣。后来，奕劻与慈禧越走越近，地位越来越高，光绪二十年获晋封庆亲王，且以贪婪著称天下。时人文廷式说他“以疏属承嗣而骤封亲王，近代罕见”。又说“恭邸退闲时，知庆王之贪黩，尝与侍郎志锐言：‘奕劻当日貌为清节，凡有人馈送，不得已收一二小物，余别束置之。谓予曰：“此皆可厌，勉为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贪劣如此，若国家责以滥保匪人，余实不能辞咎’。”呵呵，这里恭王将自己援用奕劻，也说是“滥保匪人”。

▲ 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外关系激烈冲突的时代，外交在当时牵扯着国运安危。甲申易枢后，奕劻被任命管理总理衙门，地位骤升，但毕竟地位和外交经验均严重不足，整个总署团队的人望亦与原先相去甚远，显示枢、译分家后，连合适的领衔人选都选不出，这给期望营救恭王，转圜局面的大臣看到了一种进言的角度和希望。

▍阻击醇王

醇王出山，打破原先的政治结构，亦使朝臣议论不绝。醇王在诸王中，洁身自爱，但观念保守，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皇帝的亲生父亲，早就表示不参与政治。现在，太后命他过问军机处“紧要事件”，怎么避免引发将来的宫廷矛盾和风险，这对于讲究纲常秩序的士大夫官员，极为敏感，需要谨慎斟酌。

十八日一早，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再次上奏，表示反对。

盛昱奏折说：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王等决难振作，以礼王等甫任枢机，万不得已，特以醇王秉性忠贞，遂被以会商之命。惟醇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当日请开去差使，情真语切，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现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抑且任怨，醇亲王骤膺繁巨，怨讟易生。伏读仁宗睿皇帝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年初因军机处事务较忙，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体制未符，成亲王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恭王参赞密勿，本属权宜，况醇王又非恭王之比。伏恳皇太后恪守祖训，收回懿旨，遇有紧急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醇王如有所见，亦可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容召对，虚心延访，不必有会商之名。

锡钧、赵尔巽的奏折也持同样观点，理由都是强调醇王的身份不宜与军机处会商事务。这些抗声议论，引出慈禧太后新的懿旨：

“本日据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现办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使，醇亲王奕譞再四坚辞，碰头恳恩，当经曲加勉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折，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再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显然，对于盛昱等人的谏言，慈禧并不太放在心上，早上，她召见醇王之后，颁布懿旨，发出“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再多渎”的训诫，就轻轻松松将他们打发了。

▲ 醇王奕譞朝服像

▍再论枢、译

在对局势进行密切观察的大臣中，张佩纶扮演了继盛昱之后第二波营救恭王的角色。

张佩纶这几日因患感冒请假，他私下告诉李鸿章：

“十三日大波，固上有积怒，实盛昱一疏激成；盛昱一疏，又王仁东因袒张树声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李鸿藻罪，以任李鸿藻为恭王、宝鋆罪，不过逞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恭、李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

张佩纶还向李鸿章提到，阎敬铭“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滿即出。似此內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靦颜涕泣一陈，冀回天听”。易枢事件起于弹劾推举徐延旭的张佩纶，波及李鸿藻，但慈禧太后真正要打倒的对象是恭王，所以张本人在易枢之后圣眷并未受到影响，这是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但张佩纶所具有的耿介、忠直、敢言性格，又驱使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为恭王抱不平，认为替代恭王的新团队还不如恭王的老团队，希图调解太后与恭王的矛盾。在举朝大员沉默以观风向的时候，张佩纶和弹劾张佩纶的盛昱一起，站出来为恭王争谏，堪称是晚清“清流”的一曲绝唱。

▲ 李鸿章

此时国家正处在战争边缘。十八日，亦即在盛昱提出醇王不宜会商军机大臣的同时，张佩纶上奏《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借论军机大臣不兼总署大臣会贻误时机为由，指出：

“臣维总署向由枢臣兼管，诚以今日急务无过于洋务军务，是以立法之初，恭王及军机大臣均兼总署，取其机密迅速，遇有要务，可以随时奏闻，禀承训诲。恭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率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今事阅五日，枢臣无兼理之命而总署特派贝勒重臣，是枢廷译署画为两截。就法越之事而论，电报不能迅达天听，译署不能参预戎谋，已多扞格。就各国交涉而论，既骤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亲王，又不能见朝廷倚重之军机大臣，顿生疑忌之心，转启刁难之渐。现在正与法国坚持，必使各国群起而猜，殆非万全之计。臣近日彻夜彷徨，感冒甚重，本拟请假调理，因关系太巨，力疾陈辞，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这天，醇王再次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于隆宗门外造办处讨论枢、译体制问题。翁同龢注意到，讨论持续到下午2时1刻他离宫时仍未结束，可见会议之冗长。

▲ 军机大臣翁同龢

张佩纶在会议上侃侃而谈。据其友人张曾敭的说法，“君以恭邸有大勋劳，系中外望，不宜弃置。于广坐规醇王甚切。坐中皆感动，王亦无忤，而内不怿。”

张佩纶本人则告诉李鸿章：“十八日与醇王纵论，据阎敬铭、张之万十九、二十日见过之语，均言醇王大为感动。吴廷芬从署中来云，劻贝勒言，鄙人之说甚是，复极力与醇王密谈。现在醇王复促译署具折，以便力请于上。”

张佩纶坦承：“阎、张于洋务隔膜，请枢兼译为起恭王，並非为阎、张。”但醇王听后会“大为感动”吗？后来，张佩纶执笔奕劻领衔的奏折确实上递了，并在太后处碰了大钉子，醇王是否在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呢？以张佩纶之聪慧，他看不透醇王真实的想法吗？未解。

▲ 许庚身

这天，上谕还任命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许庚身是作家高阳的叔祖）。许庚身上奏请辞，奉旨著毋庸固辞。

十九日，张佩纶有一函致李鸿藻，颇值玩味：“今日请假矣。许庚身疏辞，此举当为兼译署计。阎、张工于避就也。陈兰彬来言，法云中国有内蠹，可乘以瓜分之。一墙相近，恨不能开一便门出入，现在公可以薄暮访谈耳。”

当时张佩纶住在宣武门外的北半截胡同，李鸿藻住在丞相胡同，两家仅相隔一道院墙，故张有“破墙开门”之说法。显然，易枢后他仍与李鸿藻保持密切联系。张函提到许庚身担任军机大臣后将在总理衙门兼职，这个情报也是准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阎敬铭“工于避就”，阎敬铭原是“清流”通过张之洞大力援引入局的合作伙伴，张佩纶与他曾颇有联络，此次易枢后进入军机处，似乎与张佩纶在私下沟通中多有闪避，引起张的严重不满。

▲ 李鸿藻

▍谏言失败

沿着枢、译分置的思路，张佩纶继续谋划挽回局面。二十一日，他在致李鸿章函中提到：“恭王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这个提法非常值得关注。甲申易枢，在张佩纶的观察中，竟与恭、醇两王的矛盾无关吗？

张佩纶很直白地说：“时局纷纷，急萧墙而忘外患。日内张人骏具疏，请召公入决策，以为止沸救燎之计；鄙人虽求去，亦未敢忘天下也。李鸿藻与鄙人交而非党，及其事棘时衰，避贤乐圣，人即垢为私党而亦不辞，犹之与公交亦无私，但患难之际，则鄙人亦必与公同之，而不独求自解也。”

二十二日，张佩纶又函李鸿章：“时事如此，果得贤才辅世，诚宜舍旧谋新，奈阎敬铭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张之洞召入，闻将属于译署，若鄙人所请不行，谨当拜手稽首，让于夔龙耳。”在信的结尾处，张佩纶还说：“醇王既欲转圜，劻、礼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李鸿藻誓不再出，阎敬铭颇有兴致，锐意以天下自任。”

信中张佩纶提到醇王欲转圜，奕劻和礼王世铎皆愿调处，他在谋划张之洞进入总署，希望李鸿章公开发声，以作支持。而阎敬铭“锐意以天下自任”，颇有跃跃入局的意思，这些细节是否准确且待验证，但也是长期未被人们知晓。

二十三日，张佩纶用隐语密函李鸿章，又透露新的信息：

“鄙人明日出山，意在祷佛。闻乐道旧疾又作，兴以方药，怀入乞怜，佛寂然。或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欲强鄙出，以此饰观耳。然鄙人之念，百折不回，断不于人骨肉新故间求捷径也。小阮之说已得请述，后忽云再商，至今未下。据云主刚畏公之柔，或云本有谣，公当入，不愿应谣也。”

信中“佛”指慈禧，“乐道”指恭王，“兴”即“兴献”，指醇王，“虞”即虞山，指翁同龢，“小阮”指张人骏。这封信至少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明日出山”，指张佩纶已经起草并由奕劻领衔总理衙门各位大臣联署的奏折，力陈枢、译不可分划，再次向慈禧陈情，以枢臣兼总署大臣，将于明日拜发；二是恭王与醇王矛盾爆发，慈禧却不表态，据称翁同龢在为醇王谋划；三是醇王争取张佩纶出头任事，张却不想趁机为自己谋划利益；四是上日说定张人骏奏请李鸿章进京参与决策，现在太后变卦，奏折迄今没有发下。

二十四日，张佩纶按预定安排，偕总署王大臣上《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列举六大理由，力证枢、译断不可分。翁同龢一针见血地说：“总署递折，请以枢臣兼总署，意在恭邸而未敢显言。有夹片撤去。醇邸见时，上切责总署，以为非恭王不能办。”旋颁布懿旨称：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枢臣宜兼总署行走一折，虽系为慎重公事起见，然于条分缕析之中，语多失当，迹近要挟。奕劻等均著传旨申饬。第念该衙门事务较繁，本日已降旨，令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嗣后该衙门应办各事，责成奕劻等同心合力，务臻妥善，毋得意存诿卸、再行渎陈。倘有贻误，惟该大臣等是问！”

张佩纶策动枢臣兼总署行走，其致李鸿章密信所透露的各方态度，屡有变化，而整个操作的结果，完全未按原设计的路线图进行。当日，他又告诉李鸿章：“今日空听金钥，未谒珠帘。闻乐道处昨有赐予，恐已心回耶。”这隐指什么变化，不详。而结果是，张佩纶他为恭亲王复出所作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事后，醇王对翁同龢说：“子房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挟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所谓“子房”即张良，此处指张佩纶，他对张佩纶的藐视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张佩纶外派帮办福建海防，军事失败，无法东山再起，也与醇王对他在易枢后所采取行动的的看法有直接关系。

▍恭醇对诗

甲申易枢后，醇王上位，恭王是最大的失败者。但史料对于恭王的态度、应对的策略和谋划，却未留下记载。在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中，处理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正是作家施展想象力的大好时机。多年前我读高阳作品，近看《芈月传》、《琅琊榜》，惨烈的宫廷斗争、绝妙的谋略策划和精彩的人物对白，令我对作家们虚构情节的能力心向往之，可我却不能。这就使我关于甲申易枢的叙述，保留有很大的空缺，需要坐在冷板凳上继续搜集资料、发现秘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易枢懿旨下后，表面上看，恭王没有聚集力量反抗，也没有更多的大臣像上两次那样站出来为他争取和辩护。显然，慈禧太后的力量已非昔比，且已用手段分化各位王公亲贵，恭王只能默默地离去，回到自己府第后面幽静的花园里，阅读唐诗。

易枢之后第七十九天，闰五月初三日，醇王去恭王府拜访，恰好恭王去离家不远的西海普济寺，游览日下第一楼未归。醇王留下七绝两首相赠：

涤尽嚣尘十丈埃，衔杯坐待芰荷开。
诗情画意兼禅悦，第一楼中第一才。
封逐劳薪袖拂埃，胸襟无复旧时开。
羡他松影茶烟里，衲子青年亦辩才。

恭王有很好的文学底蕴，回府后，集白居易诗句依元韵奉达：

试将袖衫袖拂埃，君手封题我手开。
两幅彩笺挥逸翰，高阳兴助洛阳才。
幽芳净绿绝纤埃，白藕新花照水开。
且共云泉结缘境，甘从人道是粗才。

醇王收到后，再步原韵赋诗送呈：

天衣不染世间埃，丹府奇葩次第开。
自愧解嘲嘲未巳，濡毫空慕子云才。
曾从人海荡繁埃，曾拨疑云日月开。
一枕北窗清梦罢，翛然高咏玉泉才。

两兄弟间，环绕着醇王诗原韵，开始不断往复唱和。醇王诗均为原创，恭王诗均集唐人诗句，虽说应酬文字，却也暗藏机锋。比如恭王集句中有“人间步步生尘埃，长啸一声天地开”，“沉沉烟雾压浮埃，半锁楼台半复开”，“昨夜雨凉今夜月，言情不尽恨无才”，“老我不堪诗思杳，谪仙依旧是诗才”。醇王和诗，更有诸多暗示，有一组诗，题曰《六兄又以集唐八截句仍用前韵见示，再依韵赋呈，以志自春徂夏之杂感云》，其中写道：“闲身保国愧涓埃，多病心花倦不开。”另作注云“自去秋病至新正始愈”。“云影无心舒卷幻，宏才高蹈胜辁才。”另作注云“三月间被会办之命，固辞弗许”。在一些诗句的旁注中，还提及九妹寿庄公主之薨，和自己的儿子载洸四月殇故，“只余沣儿甫二岁”。这些皇家骨肉生死离别，为兄为父心绪情感，和整个宫廷争斗风云波澜，中法战争和战谋划交织在一起，片言只语，引人掩卷遐想不已。

易枢之后，前军机大臣宝鋆则赋一诗，取名《甲申季春中旬作》，直抒胸襟：

邯郸一枕笑匆匆，年近耄期心自童。
鱼藻关切仍北阙，莺花满眼又东风。
钓鳌乏术惭龙伯，失马澄观等塞翁。
寄语同升诸硕彦，不须咄咄学书空。

他是在说，回首往事，陪伴恭王，叔嫂联手执政，不过是邯郸一梦。展望未来，远离江湖，满眼东风。慈禧启用的新人高明如何，历史的演进将做出证明。

▲ 军机大臣宝鋆

▍十年一梦

“甲申易枢”之后，在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最高统治层，形成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贝勒奕劻联合执政的“三驾马车”，处理日常政务。执政伊始，他们就感到处理国务之艰难。在对法交涉中，开始倾向议和。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朝廷上下政务松弛，腐败加剧。醇王尽力迎合慈禧，甚至为她精心修建颐和园，但仍然难逃慈禧的猜忌。陈宝琛曾作诗婉讽，谓之“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即是当日政坛的写照。

十年光阴匆匆过去。斗转星移，岁月翻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894.9.27）。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双方宣战不到两个月，清军海陆两线的作战一片败绩。北洋海军在十天前的黄海海战中沉没五舰，陆军也从朝鲜全境撤退。这天上午，慈禧太后和德宗在西苑的颐年殿东暖阁，分别召见庆王奕劻、军机大臣，以及户部尚书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

十年前，翁同龢、李鸿藻均为军机大臣，因“甲申易枢”而与恭王奕訢一起去职。这次他们奏请懿旨，请求在国家的危急关头，重新启用恭王。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

翁同龢所记的“上执意不回”，是指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他没有明说。次日，翁同龢奉懿旨前往天津，代表最高当局，向李鸿章面询战局和联络俄国的谋划。

同日却另有重要事情发生。根据曾任清末军机章京和民国高官的许宝衡先生所作《恭亲王奕訢甲午入枢事札记》，有如下描述：

“先日，礼亲王世铎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笔者按：翁同龢此时赴津，刚毅是十月才补授军机大臣的，故名单不准确）同诣邸请谒，恭王辞以病，拒不见。礼王等于次日奏闻慈禧太后，乃遣李莲英往问疾，王不能拒。莲英先传太后闻王病，并述平时殷念之旨，又问王之饮食起居，琐屑备至。言次渐及时局之艰难与两宫之忧劳，又言及枢廷辅佐之无能，远不如甲申以前，王大为感动。然后，莲英又述慈圣待见之殷。王遂谓：吾明日当挟病入觐，莲英即叩头谢曰：王爷如此，实为国家之福！即当归奏以慰慈意。于是次日入见，遂奉枢直之旨。”

礼王是否曾率领这干人马前去拜访恭亲王，以及李莲英是否二十九日再去面请，现在未见其他史料佐证。但据档案记录，二十九日，太后命传谕宗人府，安排次日召见恭亲王。

九月初一日，慈禧太后召见了被她革去一切职务，在家闲赋十年的恭亲王奕訢。旋发布懿旨称：“见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衰，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又谕著在内廷行走（十一月初八日补授军机大臣）。

许宝衡还记载：恭王退下后，来到军机处，“礼王迎见，跪安，称‘请老爷安’。王曰：‘汝如何亦称我老爷？’又曰：‘汝在军机如许年，何以弄得如此之糟？’礼邸及诸公皆噤不敢声。”礼王为人庸碌而无作为，本来就是醇王的傀儡，光绪十七年醇王去世，庆王奕劻崛起，颇得太后宠信，礼王依旧主持日常工作，国家却是每况愈下。

恭王在甲午战争作战失败之时得以复出，但胆略、谋划和责任心均早不如从前，他伴随着大清王朝，伴随着慈禧太后，渐渐走向末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5.29），病逝于戊戌变法发动之前。[完]

作者：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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