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常会甩你一耳光。比如在这样的时刻,你前脚刚津津有味看了三星发布会,一群人如科幻电影般,戴着高科技装备,讨论虚拟现实技术,你觉得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后脚眼睛一滑,就看到这样的标题《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忽然一夜之间回到蛮荒时代,什么?这样的事情还需要拿出来做文章?
作者形容,老婆小孩不上桌,是种规矩,“规矩”使得家族“像个人家”。不知为何,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本书,《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大致就是一本农村妇女自杀史,只有摊开真正的数据和历史,才知道在那些看似喧腾的大馒头一般饱满的幸福后,有多少悲伤而又无力挣扎的女人,最后只能一死了之。
上桌吃饭是一种幸福吗?未必。正如某些女人的选择一样,我不想听男人们瞎聊,不如走开。但不上桌吃饭,这个规矩,一定是一种不幸福。它死死地规定,女人只有在厨房忙碌的义务,只有那里才是你的天地,不管你是否乐意这件事情,那是你唯一的使命和安排。
我当然不高兴,别说我,我相信这世界上除了那部分天生就爱厨艺爱烘焙,心灵手巧心思缜密的传统妇女外,一定也有这么一部分女人,天生的,并不爱做饭,对进厨房这件事有着深恶痛绝般的嫌恶,好比其实很多男人,也并不喜欢像个大老爷们一样,非要抖着腿抽烟喝酒一般。我们该有选择的自由,这不该是一个规定。
没有选择,也很好地解释了我为什么对过年聚会这种事,越来越不起劲。即便在上海,女人从未有过不能上桌吃饭的规定,甚至这是第一个女权主义化的大都市,上海男人被冠之以小男人的称号,永远都有骑着自行车去买一毛钱葱的蹩脚笑料。不少男人会在家买汰烧一条龙,说出“因为老婆上班很辛苦,所以我多做点是应该的”这种话时,不少外省市男人们都会嗤笑:上海男人,真不容易。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做男人总是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大部分从小城镇跑出来的女青年,很难再回家。可大城市的妇女,就真的获得了自由吗?
恐怕这自由还远远不够。即便今天上海女人不需要买汰烧,我们只需要光鲜亮丽出现在年夜饭餐桌上,不管家里做还是外面吃,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但大多数女人,都会承担司机这个责任。喝酒,喝大酒,还是只属于男人们的特权,他们兴高采烈人人喝到神志恍惚,一群依旧清醒的女人负责买单,各自送自己的老爸老公儿子们回家。能喝酒,对男人来说,是长大成人的标志:对女人来说,“这么能喝,一定不是什么好女人”。
同样,在香港铜锣湾,你很容易看到巷口年轻女生驻足抽烟,三五成群,比例和男人大致相同。但在上海,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场景,只有那么零星几个不怕别人眼神的勇敢女性,在街头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我当然不是鼓励抽烟,而是抽烟这事即便坏到十足,女人抽不抽,也该由自己决定。而非当你点出一根烟的同时,已经有无数轻蔑的眼神看过来,判断你肯定是个放荡的女性。
几个同行曾经说,目前女性的权益正在越来越糟糕,我们会越加被束缚。我本来不同意,心想这难道不是女人最自由最富裕最美丽最不可一世最好的年代吗?我们从来没有比以前更昂首阔步向前进过。
直到后来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整容广告,越来越多的减肥产品,或许的确在默默调教着女人,用一种不那么“不许上桌吃饭”的方式。一本名叫《卡路里与束身衣》的书,前言有这么一句话:尽管女性在现实世界中赢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与更高的社会地位,理想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却显得更为渺小,更骨瘦如柴,也更加病态。
只要你点开最近正流行的米兰时装周中国明星走秀,会发现那些中国影视界小花们,甚至比T台上的模特更加纤瘦,但又有对似乎连细幼的腰肢都支撑不起的巨胸。我们正在失去某种自由,某种可以不美的权利,某种可以不瘦的权利。
因为全世界都在说:今天的女性,应该更高,更快,更强,既然你们比以前的女人获得更多自由,理应做出更多奉献。
可以上桌吃饭,就该拼命赚钱,努力工作,养育小孩,孝敬父母,同时保持较高的美貌和火爆的身材,只有这样,才是人生赢家。
男人只需要有钱,或者结婚生子,任选一种,即可被人称作人生赢家;女人却需要七十二般武艺全部上手,才值得别人鼓一下掌。
于是,有男人说,还不如回到那个老婆不能上桌吃饭的年代,那起码我们还有个很稳固的结构,你看你们女人现在都在瞎折腾什么?
不不,宁愿折腾到百转千回,女人的胜利,都在于,我们有那个选择的权利。让老婆重回不能上桌的年代,有点像几年前我去肯尼亚时,参加马赛人部落,一个族人用英文兴致勃勃地介绍,他们可以一夫多妻,也可以换妻,彼此关系都很融洽。
这种事情,当成奇观来参观可以,非要让我进去做那个看似幸福无比,笑眯眯的妇人,恐怕只会像被绑架一般,发出最撕心裂肺的吼叫。